第三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一般都把宰相制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君主与宰相的权力之争，即君主感到相权发展过重，“威胁”自己，于是有意采取措施，削夺相权，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制度的变化。
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恐难说反映了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本质。
第一，从理论上说，在封建统治机构中，或者说政治上层建筑中，君主和宰相是不可或缺的两个主要环节。
首先必须要有君主、皇帝，实行君主专制制度，使之享有至高无上权力，对一切政事做出最后决断，方能统一地主阶级不同集团、派别的意志，调节相互利益冲突，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对广大农民的有效统治。否则必然发生纷争、战乱，整个地主级的利益便将遭到危害。《荀子·致士》：“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都反映封建思想家很早已总结出了这一经验。
其次，还必须要有统治经验丰富的宰相，来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这也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因为除了特殊情况，皇帝都按嫡长继承制即位，无法选择。他们有的固然雄才大略，是历史上的贤君，但绝大多数是中才、下才，没有宰相的辅佐，便无法有效地行使君权，统治好国家。16而且即便贤君，一人的才干、精力毕竟有限，也同样必须信用得力宰相，方能大展宏图。唐太宗曾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17朱熹也说：“臣闻人主以论相为职，宰相以正君为职；二者各得其职，然后体统正而朝廷尊。……且以唐太宗之聪明英特，号为身兼将、相，然犹必使天下之事关由宰相，审熟便安，然后施行，盖谓理、势之当然，有不得而易者。”18由于此故，皇帝往往把宰相比喻为“腹心”19“股肱”20。甚至说：“朕……注意宰辅，劳怀梦想。诚以得失之效，邦家所系。”21“天地之道，运一气而施生；帝王之功，须元宰而凝化。”22当然，宰相也可能用非其人，但他们是可以随时撤换，另行任命的。这样，君主基本无法选择的缺陷，便得到宰相可以“尚贤使能”制度的弥补、调剂、平衡，从而保证整个统治的质量和效率。
这些都说明，在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君主、宰相是不可或缺的。君主固然最重要，但如果缺了宰相，对国家的治理便无法有效地进行，同样达不到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之目的。所以，二者虽然存在权力之争和种种矛盾，但基本方面应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从而可以总结统治经验，改进和发展各种制度包括宰相制度。过于强调君主与宰相之间的权力之争，而忽视它们的基本方面是协调、统一，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如果在封建政治上层建筑中，最重要的两个环节君主、宰相基本上处于相互冲突、斗争之中，便无法完成其保护经济基础的使命。
第二，从历史事实看，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有的确实导源于君主对宰相权力的有意限制、削弱。如东汉光武帝吸取权臣王莽西汉末篡位的教训，“矫枉过直，政不任下”，从而促进了尚书机构的扩大、发展和三公鼎立制度的固定；23南朝宋孝武帝鉴于不久以前宰相（录尚书事）彭城王义康权重，几乎酿成祸乱，以及随后宋文帝遇弑的教训，大权独揽，信用寒族出身的中书通事舍人，削弱和废除录尚书事，导致了这一制度在南朝的衰落。24可是更多、更重要的发展、变化，其原因却并非如此，而是出于在新形势下加强统治，提高效率的需要。
如汉武帝时中朝官的萌芽，三公与尚书制度的某些变化，是汉初社会经济恢复到一定阶段，地主阶级要求最高统治集团将政策由黄老清静无为改为积极有为，大展宏图的结果，而原来宰相制度的某些环节已经不能适应这一新任务，因而不得不对它加以调整。又如汉成帝末年宰相制度由丞相权力独重演变为三公权力平等，“鼎足承君”，原因则是为了以此弥补当时政事繁多，宰相才干不足的重大缺陷，想通过“分职授政”来挽救统治危机。25东汉灵帝时出现侍中寺，西晋又演化成门下省，当时基本上并不存在君、相权力之争，而是在尚书台得到极大发展，特别是尚书长官开始被视为宰相之后，主要想用门下官吏平省尚书奏事制度，帮助皇帝更有效地处理日常政务。实际上就基本方面言，也起了相互制约，使尚书奏事的错误得到及时纠正，减少宰相——尚书长官罪责的作用。26曹魏初年设立中书省，当时同样基本上不存在君、相权力之争，只是因为三国鼎立，战争不已，各地（特别是边地）统治不很稳定，形势迫使皇帝“政自己出”，要对某些重大政事迅速做出决定，因而在左右设立中书官吏，草拟诏令，及时下达执行（甚至是密诏，连尚书也不经过，便直接下达州郡及边将），以保证统治效率。27蜀国后主无能，政自丞相诸葛亮出，是变例。然正因此故，中书几乎没有发展。
不仅如此，即便出于君主有意削夺相权而实行的措施，也只有能够同时适应巩固整个封建统治的需要，方得以坚持下去，形成制度，否则便得调整或废除。如东汉初年光武帝防范大臣，政不任下的结果，是形成“事归台阁”之制，章帝以后防范大臣的指导思想基本上已不复存在，28但“事归台阁”之制因适合新情况下的统治需要（如皇帝游宴后宫，很少上朝；或皇太后临朝，不便多见朝臣等），便继续存在下去，并进一步得到发展。29相反，南朝宋孝武帝以佞幸为中书通事舍人，凡重大政事皆与商议，侵夺宰相权力的措施，在当时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带给整个封建统治的弊大于利，所以在制度上中书舍人权力始终限制在“掌诏诰”上，没能向参与政事发展。30
总之，无论从理论或历史事实看，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在这发展、变化过程中，君主、宰相的协调、统一是基本的；二者的权力之争确可导致某些变化，但归根结蒂，仍要以是否有利于整个统治作为标准来衡量，决定坚持、调整或废除。
把两千年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主要视为君主、宰相权力之争的结果，视为君主防范宰相，削夺相权的结果，我以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