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如所周知，自战国开始，两千多年间，封建地主阶级先后推出了各国国君，以及全国统一以后的皇帝，作为最高政治代表，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以保护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为使君主能有效地行使这一至高无上的君权，又根据奴隶主阶级统治的经验，建立了宰相制度。

宰、相之名分别见于殷周及春秋之时，1但连称则始于战国。《庄子·盗跖》将“宰相”视为贵人，与“天子”并列。《韩非子·显学》提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吕氏春秋·制乐》又说：“荧惑者，天罚也……祸当于君，虽然，可移于宰相。”宰相之名一再出现。自此以后，一直沿用于整个封建社会。

但是，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除了辽代之外，“宰相”一直只是一个习惯用语，用以指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官吏，而从来不是一个正式官名。在两汉魏晋南北朝究竟哪些官吏是宰相，哪些官吏不是宰相，往往没有明确的法令规定，因而当时和后来也就存在不同看法。大体说来，西汉的三公是宰相，从无争论；东汉的三公虽然当时已有人把它视为“备员而已”，2但一般仍不否认它基本上是宰相。如《文献通考·职官三》案语：“自后汉时虽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尚书始为机衡之任。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可是涉及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则分歧颇大。

有的说，魏晋的中书监、令是宰相。

《通典·职官三》：魏晋“中书监、令常管机要，多为宰相之任”。

《文献通考·职官三》：“至魏晋以来，中书、尚书之官始真为宰相。……盖是时凡任中书者，皆运筹帷幄，佐命移祚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备员高位，畏权远势之人。而三公之失权任，中书之秉机要，自此判矣。”

有的说，南北朝的侍中多为宰相。

《通典·职官三》本注：“侍中职任机务之司，不必他名，亦多为宰相。”

《宋书·王华传》：为侍中，“及王弘辅政，而弟曇首（侍中）为太祖所任，与华相埒。华尝谓己力用不尽，每叹息曰：宰相顿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

《历代职官表》卷二宋齐梁陈条按语：“侍中参掌机密，亦为相职。”

同书后魏条按语：“侍中称为宰相。”

有的说，魏晋南北朝的尚书令、仆射或录尚书事是宰相。

《晋书·贾充传》：为尚书令，荀勖曰：“公，国之宰辅。”

《晋书·何充传》：以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居宰相，虽无澄正改革之能，而强力有器局”。

《历代职官表》卷二宋齐梁陈条按语：“宋齐而降……惟尚书任总机衡，为宰相之职。”

《北史·外戚胡长仁传》：为北齐齐州刺史，派人谋刺尚书左仆射和士开，未成，敕“责长仁谋害宰辅，遂赐死”。

以上众说，也有交错。如《文献通考》承认魏晋之时中书、尚书长官都是宰相；《历代职官表》则认为宋齐而降尚书长官、侍中俱为宰相等。但也有排斥。如《通典》《文献通考》俱不言魏晋侍中，北朝中书监、令为宰相等。总之，纷纭混乱，莫衷一是。

据此，《通典》概括出一种巧妙的调和说法：“按自魏晋以来，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无有常官。”3就是说，不像汉代固定以三公为宰相，而视皇帝委任谁知政事，参掌机密，谁就是宰相：或中书，或尚书，或侍中，甚至其他官吏，变化甚多。4

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否！

举一个最明显的反证。《南史·恩幸传》：宋孝武帝“亲览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无所委寄”，信任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按照杜佑的标准，岂非孝武帝在位十年中宰相是戴法兴、巢尚之？依此类推，不但南北朝许多宰相桂冠将归诸恩幸、阉宦，而且连两汉三公的宰相地位也保不住了。《汉书·佞幸石显传》：汉元帝信任中书令石显，“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石显前后得宠十余年，直到元帝死去。是否可以说这一段时期的宰相是石显，而不是丞相于定国、韦玄成等人呢？或者退一步说，是石显与于定国、韦玄成等人并相呢？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这种主张，包括杜佑自己。

可见，或者是杜佑此说贯彻到底，则举凡皇帝身旁大小臣工、佞幸、宦官、小吏，都有可能随时转化为宰相，同时一不合皇帝心意，又可随时转化为非宰相，恢复原来身份，如此则实际上等于没有宰相，宰相制度变得极不稳定，失去了意义。或者是杜佑此说在某些人身上不能适用，这些人虽参掌机密，被委知政事，也不算宰相，如此则杜佑此说便不具备普遍性，蕴含着内在矛盾，因而也就没有多大价值，不足为据。二者必居其一。

那么，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宰相究竟是谁呢？特别是，如何在理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理解古代宰相制度，以及种种矛盾现象（如既设三公、录尚书事等为宰相，又赋予他官或佞幸以某些相权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