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东方有三条河
在古老中华大地的腹地，流淌着长江、黄河、淮河三条大河，三条大河形成广袤平原，是孕育文明的理想场所。新石器和农业革命以后，城市开始出现。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较早的古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现。河南安阳后岗古城、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面积都比较小，大约1万平方米，最大不过3万多平方米，且分布散乱、缺乏规则，只能算作城市的雏形。
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崖子城古城，年代上约为公元前2000年或者稍晚，已经属于夏朝（夏朝纪年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间）。崖子城古城面积达到17.5万平方米，居民估计达到2000人左右，已经小有规模。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古城，面积达到375万平方米，有两座宫殿，以及相当数量的房屋、窑穴，俨然已经是规模可观的政治中枢和工商业中心。时间上，二里头古城横跨夏、商两代（商朝的纪年为公元前1600—前1046）。
商朝的古城遗址，分布在河南的偃师、郑州、安阳一带，规模已经较大。安阳的殷墟是商朝晚期的都城，总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已经是方圆5公里的大城市了，内有宫殿、居民点、手工作坊、玉石作坊等。有趣的是，殷墟至今没有发现城墙的遗迹。无独有偶，古埃及的城市也没有城墙。或者，当时的统治者觉得自己的帝国强大到无需防卫的地步。看起来，他们都错了。不久以后，商朝被西方的游牧民族周人所灭，中国进入封建时代。
周人要统治庞大的中华帝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自己人数太少。作为西方的游牧民族，周人数量并不多，是个很小的国家。于是，周朝采用了“分封而建”的政策，就是把自己信得过的氏族分派到各地，进行武装殖民，封建制度由此而来。
分封不是随便封一下，而是有很多技巧的。首先，每个武装殖民单位的人数不能太少，否则会被当地土著人吃掉。其次，人数也不能太多，因为自己人手很紧张，甚至要借重部分臣服的商朝人。比如，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就受封于朝歌。最后，因为人数悬殊，统治政策也不能过于高压。看起来，怀柔和绥靖的政策源远流长，早在周朝就有了。
对于每个武装殖民单位而言，首要任务是保障自身的安全，先生存，后发展。办法也简单，就是在聚居点四周筑城墙，于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有了形式上的区分，城内为“国”，城外为“鄙”。“国鄙之分”，或称“国野之分”，就这样开始了。看来，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也是由来已久的。
到这里，城市的政治性和军事性就很明显了，而且此后历经千年，基本面貌也没有大变。《吴越春秋》载曰：“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这里的民，并不是所有的民，而是统治集团派来的武装殖民者。古代，“民之所聚”称为“邑”，这是自然的聚集，但是“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看来，有没有统治中枢或节点，是城和乡的最重要差别。
看细一点的话，“城”和“郭”，也是有区别的。“内之为城，外之为郭”说的是城为内城，为诸侯贵人所居；郭为外城，普通人所居。又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则是说明了当时城市的大小。城郭之外还要挖壕沟，增强防卫，叫做“有城有池”。
早期的城市虽然政治和军事色彩浓厚，但是应该也是多功能的。比如说，周人虽然早期游牧，但是在关中平原定居以后，也变成农耕好手。在征服殷商，当上武装殖民者之后，也不会立即完全放弃农业。诸侯会在城郭的近郊开辟农田，以供种植，因此很多农民是住在城里的。此外，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氏族或者家族单位，也住在城里。所以，周朝的城市一开始就是多功能的，这也确立了三千年来中国城市的基本形态。
有了相当数量、不同职业的人在城里，就有了“城市规划”的问题。《管子·大匡》曰：“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说的是按照职业划分居住区，当官的人靠近王宫，务农者靠近城门，以便出入，工商业者靠近市场。
2015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