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因为业务和学会的各种来往，我很早就成为刘建军先生的朋友，并多年参加东北师大的博士生答辩。在此过程中，我认识了当时就读东北师大的袁先来，他对学识的追求和敬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他完成了新作《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这是一部颇具新意和现实意义的论著。由于这部著作与我的研究范围相关，而且我很赞赏，所以当他邀我写序时我没有犹豫就承担了下来。

殖民时期的美国文学在美国英文系是与其他阶段文学并列的重要研究范畴，但它一直是我们国内学界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而19世纪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包括从华盛顿·欧文到霍桑、麦尔维尔，在我国也越来越被边缘化。国内大部分美国文学学者都赶浪潮一样涌向现当代作家研究，或争先恐后地向国人介绍现代、后现代的时髦理论和充斥着性、暴力、荒诞和消极因素的作品。也就是说，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界，特别是欧美文学研究，普遍受制于后现代理论，热衷后现代推崇的相对性、碎片化以及“去意识形态”和反逻各斯中心，因此助长了我国追随欧美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种多元化、无政府、去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只有利于后工业时代和跨国资本主义，但显然与正处在民族振兴关键时期的中国不合辙，甚至有害。而且，外国文学研究除了纯文学研介外，还应该帮助中国了解外国，特别是认识欧美重要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状况，以及形成他们今天国策的历史、宗教、哲学等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从而为我国制定最有利和正确的国际方针提供条件。先来这部论著恰恰在这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作者没有加入国内盲目的后现代合唱，而是追溯了美国国家形成的源头，并把早期文学与新教的改革神学做了并行和互动分析，给我们理解今天的美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因此值得大力肯定和提倡。

首先，这部著作谈论了北美早期到19世纪“盎格鲁—新教”的历史沿革、教义主张及其教派组织的微妙区别，并揭示了改革神学与人文主义、启蒙运动、自然神学、政治神学之间的关系。特别有启发的是，论著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宗教改革后新教思想中个人自由意识形态的确立，以及这一演进如何为新大陆提供了重新阐释政教关系、信仰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治观。我认为这是先来这部著作的一大亮点，它有助于改变我们只看到早期殖民者实施严酷的新教（在新英格兰主要是清教）把持的政教合一体制的负面因素，纠正了我们对北美早期宗教认识的片面性。不仅如此，论著还进一步展示了由改革神学引导的这一新政治观在美国独立后文化建制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部著作也帮助了我国读者了解早期新教/清教徒从欧洲逃往北美新大陆定居过程中所强调的“山巅之城”“选民”和“赐地”等宗教概念在美国百姓的集体下意识里留下的优越感，以及美国政客们如何利用这种宗教意识形态来强化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并制定国际政治中维护美国利益的方针政策。换言之，先来的这部著作让我们看到，美国建国几百年下来，新教的思想和伦理原则已经弥合在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各个方面。既有积极作用，又有负面影响。因此，中国要想从根源上理解美国的政体建构和美国人民的意识形态源流，就必须较深刻地认识早期北美殖民地的“盎格鲁—新教”的历史沿革和教义主张。对这方面的了解是我国成功地应对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一大关键因素。

除去论著当今的现实意义，第二点要提及的是，这部著作不同于当下盛行的、用大理论框架与文本对号入座的“两张皮”论文。这部著作以盎格鲁—新教的沿革为轴心对所议时段的二十来位重要作家、政治人物、宗教领袖及理论创建者和他们的作品都做了梳理和评析，可谓十分厚重。在这样大而复杂的宗教源流题目框架下，论著能对文学文本不弃不离，也没有像蜻蜓点水似的将文本一带而过，十分难能可贵，也显示了先来扎实的文本功夫。《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的文本和作家评析中有很多精彩篇章，有的分析很活泼，有的则相当深入。例如在第一章里，作者分析了特殊的自然生存环境、移民历史传统、多元宗教派别和未定型的社会习惯使得北美必须改写“旧世界”带来的经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思想观念，从而形成约定俗成的美利坚文化基因。此阶段在谈及布拉福德、温思罗普、科顿·马瑟等新大陆早期的政教领袖人物和思想家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时，都有他们的主要作品为例。但最接文学地气又紧密关联“盎格鲁—新教”意识形态影响的是对重要诗人爱德华·泰勒和安妮·布拉兹特里特的诗歌分析。他们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精神自传性质，塑造了在殖民地宗教原则影响下的“典范性自我”形象，展示了独特的殖民地群体意识。

又例如，在探讨启蒙思想对盎格鲁—新教形成威胁的第二章里，先来重笔论述了乔纳森·爱德华兹和大觉醒运动，以及他缅怀新英格兰神权政治时代的宗教著作《基督在北美的辉煌业绩》，提出该作品恢弘的文学想象开创了北美民族叙事的神话—历史范式。与爱德华兹相对的是富兰克林。他的《穷理查年鉴》和《富兰克林自传》为新兴的殖民地地域文化身份作了实践检验和舆论准备，促进了新教观念朝着更为世俗，更具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化，影响了后来美国文化意识的形成。此处，先来敏锐地指出了爱德华兹的虔信主义和富兰克林世俗的机会主义实际上奠定了美国文化生活和文学的基调。第三章谈美国独立战争阶段中族裔意识的觉醒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作者选取了杰斐逊和库柏两位截然不同的作家来探讨。杰斐逊的《弗吉尼亚纪事》以诗意的文字渲染了北美如伊甸园般的富庶、美丽，以爱新国家的激情从根本上否定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侵占权。库柏的“皮袜子系列小说”则歌颂了美国西部边疆荒野的生活，是另一种伊甸园神话模式，张扬着追求美式自由和自主的理想。两者都是在对传统神学观念的消化、移植和变异基础上，确立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

最后一章的文学性最强，作者对爱默生的超验理论阐释得深入浅出。爱默生推崇自然净化人的力量，赋予诗人和美国知识分子重要作用，赞扬自力更生，并强调依据直觉来超越宗教和一切传统权威，以获得真理和心灵自由。先来研究的结论是，爱默生实际继承和改造了基督教对人的神性诉求，发展了理性与神性相结合的近代自然理性思想，为美国现代化奠定了思想基础。《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最后分析了霍桑和麦尔维尔这两位19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先来通过细读，透过表象直达霍桑《红字》的深层含义，指出这部小说决不是清教徒堕落—救赎主题的复归，而是通过动人的新英格兰传奇来强调伦理分寸，以克服盲目混乱的激情。对麦尔维尔的《白鲸》，先来则强调了小说家用捕鲸船上的生活呈现了当时美国政治的缩微结构，即埃哈伯船长代表的是政教合一的神权制度，他把权力和舆论完全掌握在一人手中，约束和控制着民主和自由抉择。

通观全书，应该说先来达到了撰写这部论著的初衷。《盎格鲁—新教源流与早期美国文学的文化建构》揭示了新教如何在重新阐释甚至篡改基督教神学教义的情况下，发展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梳理了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神学对欧美近代文学的影响，及其与人文主义、启蒙运动、自然神学、政治神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还探讨了在近代启蒙与宗教变革双重背景下北美文学的文化建构和作品中的表现。然而，对这样一部力作，先来却表现出他一贯的谦虚。他在请我作序时援引了安妮·布拉兹特里特的诗《作者对她的书说的话》（“The Author to Her Book”），这也是我十分喜爱的一首小诗。作为早期定居的殖民地妇女，安妮跟随丈夫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生活，经历了房子被烧掉，家中幼小的孩子夭折等很多不幸。但作为虔诚的清教徒，她不断检点自己，振作精神，顽强奋斗。这一过程中写诗成为她的一种心理治疗，她写下了许多诗歌，从没想过发表。当得知自己的诗作在英国出版后，她十分惶恐，写下了这首小诗。在诗里她带着揶揄的幽默称自己的诗集是“ill-formed offspring of my feeble brain”，并且调侃说自己试图让这孩子看起来像样些，但刚给他洗了脸又发现了更多的毛病；刚擦掉一个污渍，却又留下一块斑点。先来把自己出版这本书的心情与安妮发表诗集后的惶恐相比，十分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谦恭，但同时也像安妮一样传达出这本书对他多么重要。安妮的诗集使她享誉北美和欧陆，代表了新大陆新教定居者的心声。我衷心希望，先来研究早期美国文学与“盎格鲁—新教”源流关系的著作也不负作者，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为中国了解美国文学和文化作出贡献。

刘意青

于2015年元旦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