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前言

2018年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主题是中美贸易战。也许是因为本书前两版多次加印带来的影响力，我从2018年1月开始（当时美国对华贸易战还处于筹备阶段）便受邀参与了不同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相对于目前的主流意见，我可能算是偏鹰派，即主张适度强硬，放开手脚反击美国资本市场这一关键软肋，通过斗争求和平而不是通过退让求和以粉饰太平。通过调研和分析，我发现特朗普本人的贸易战动机既不是围堵中国，也不是减小贸易逆差，而是找个借口收点关税弥补联邦财政赤字，以便维护其对内减税这一核心政绩。因此，中国不应通过大幅采购美国商品来试图劝说美国取消对华关税增加，而是应该追求让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歧视中国。真正在试图围堵中国技术进步的是美国的精英官僚群体，尤其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里的情报—司法圈，他们是这两年来各路精英群体中唯一能够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派搞对抗的，所以应该对美国内部不同势力分而治之。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意见在政策圈中仍然属于非主流。许多非专业人士基于肤浅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深入扎实的实证研究，反而凭借资历、级别、声望和人数优势而将许多错误意见塞入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中，以致2018年贸易战中我方屡屡被动、进退失据。此事令人慨叹之余，也让我更加意识到，静心搞好专业研究，用心写点好书，多教点专业基础扎实的学生出来，才能在将来让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水平更上一层楼。

我与各路论战对手的根本分歧，在于对时代趋势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全球化问题。全球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假如从欧洲大航海开始算起，广义全球化已经缓慢曲折地运行了500年。而狭义全球化则是特指1979年开始的由美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核心内容是倡导全球各国开放其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减少管制与税收，让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扮演各种要素的核心配置角色。这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可以看作500年广义全球化趋势的新一轮狂飙突进。回溯500年全球经贸史，1979年至2008年的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所表现出的大胆赤字和慷慨进口，其实并非常态，而是有着一系列政治、货币、思潮领域的特定条件的，而狭义全球化的可持续性依赖于这些条件的稳定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及其应对，带来了美国国内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信用破产，从而严重动摇了美式全球化的国内基础。2011年春季的一个国内学术会议上，笔者过早地提醒大家“逆全球化时代正在悄然到来”，当时遭到了与会学界同行的一致批判。2014年之后，赞同我判断的学者越来越多。时至今日，连全球化最坚定的信奉者都已经动摇了他们的信心。其实，读过一点世界史就不难明白，全球化是一种与主导性帝国的兴衰相伴而行的历史性趋势，曲折运动，有进有退。

全球化浪潮伴随着美式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推广，但是如今自由和民主之间出现了对抗与分裂，导致了美式全球化的逆转。1979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是由英美金融资本推动的，它在全球所创造的增量财富主要由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以及美国西海岸的高科技部门所获得，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些关键群体却成为受损者，尤其是英美白人蓝领阶级：30年来他们的收入没怎么涨，但是失业率、离婚率、破产率、吸毒率、犯罪率、自杀率都大幅上涨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罪魁祸首的美国金融部门并没有受惩，反而借助量化宽松而挣得更多红利，这引发其他阶级的普遍不满。2016年，当白人蓝领群体试图用民主赋予自己的选票来表达不满、改变命运的时候，就发生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这样的政治黑天鹅事件。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贸易战仅仅是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常见症状而已，此外往往还有思潮极化、强人政治乃至大国战争等并发症。

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化时代的赢家之一，正因如此，许多人担心如果全球化逆转则大大不利于中国的继续崛起。这种观点属于刻舟求剑型思维。在笔者看来，中国的成功之道在于与时俱进，锐意改革，而不是某些人认为的靠了美国的帮助发展起来。全球化时代我们当然应该搞改革开放，那时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那时的开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是向美国及其盟友开放。如今世易时移，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但这个新时代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独立探索，而新时代的开放则是以我为主的、面向全球的开放。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我们应对得当，与时俱进，那么每一个时代都可以是战略机遇期。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梵天神梦境中的一个幻影而已，这个类比用以解释全球化和美帝国体系非常适切。做梦的主体是美帝国，做的梦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梦，而所有的其他国家、企业、家庭、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梦境中的一个角色或场景而已。在以美元信用和美国消费市场为基础的美式全球化体系中，其他经济体的所有进步和努力，都是让美元的购买力更加强大，而美元信用的创造是无穷的，信用扩张的真正受益者是美帝国。因此只要这个体系在持续运转，其他国家都不可能在规模和质量上真正超越美国，这是由全球化游戏的结构和分工机制所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苏联、日本还是欧盟，其经济规模和竞争力都无法超越美国，原因即在于此。挑战者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战胜占据了体系中心的霸权国的，因为你挑战的不是霸权国本身的国民与国土，而是包括你自身在内的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和资源。

世界市场体系的强大之处在于，短期内它可以带给追随者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交易机会，但是长期看将会“消化”掉外围追随者中的异质文明，包括其制度、语言和组织体系。当年美国寄希望于通过接触政策而演变中国，这种战略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如同古罗马时期的体系一样，外围国家的精英必然以讲拉丁语/英语为荣，以能够移民至罗马/美国为家庭梦想。而要跳出这个体系也非常难，因为正常的政府和领袖都难以承受离开体系的风险和困难。所以，只要保持以美元信用和美国同盟结构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困难重重。追随美国仅30年，中国的精英阶级便纷纷转移资产、转换国籍；继续随波逐流300年，那么汉字的存在都将是存疑的。每念及此，尽管作为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精英而占据了全球化时代的不少好处，笔者却总是深以民族前景为忧。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的逆全球化行为，其实才真的打开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机遇窗口。帝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质是杠杆，而特朗普所作所为就是让美帝国主动去杠杆。他以一种自杀式的疯狂向全世界同时发难，以自鸣得意的食言而肥来营造不确定性以牟取谈判中的短期好处，用各种退群和推倒重来以便让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我称之为牟取“违约红利”：借了信用卡不还，你相当于得到一笔红利，但是长期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这种倒行逆施相当于给全世界做美国梦的人们一个尖利的叫醒服务（morning call）。正是在这样的刺激之下，欧日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中印关系最近都有若干进展，原先以美国为中心的辐辏结构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连横正在转变为合纵，多极化时代真的要到来。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经济独立并超越美国才是可能的，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化才有机会。大礼不辞小让，与这样的战略机遇相比，对美国出口的那点儿可能损失，还算得了什么呢？

自2009年写作本书的第1版至今，已经有十年。回顾十年来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演进趋势，我发现本书的若干预言和预警都得以兑现。比如在2010年的第1版中，第12章的最后预言了全球化逆转的风险，在2015年的第2版中（撰写于2014年），第6章最后部分预警了美元强势周期导致人民币汇率下跌和资本外逃的恶性循环。这些兑现了的预言和预警，它们的存在多少可以证明，本书对相关议题的理解框架是大体正确的。最后，借着这第3版出版之际，我想对在本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承担了大量数据图表制作工作的多位学生，包括高雪、徐天智、周思畅、王淼等同志，表达我衷心的谢意，以及对一段段师生缘分的珍惜。

翟东升于人民大学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