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母与凤姐

贾母与凤姐和黛玉、晴雯、探春、尤三姐等女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脂粉英雄”系列。不管从小说家的主观创作意图还是作品的客观美学效果来考察，这一艺术理想是充分达到了的。

但是，对这两个人物和她们之间的关系的误读，却是严重的。由于种种非艺术、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学术思想、思维方法方面的缺陷，特别是以现实政治生活原则取代艺术美学原则，以阶级斗争取代一切人间关系，使这两个艺术典型的评价出现了不少讹误。贾母总是难以摘掉“封建家长的总代表”之类帽子的，直到1995年，仍有人把贾母归结为“万恶的刽子手”。对凤姐的概括更语出惊人，诸如“胭脂虎”“美女蛇”“女光棍”等等。最具概括性的判词是：贾母是“老地主婆”，凤姐是“小地主婆”；她们之间的关系，则是地主婆之间的狼狈为奸、相互利用，家庭的阶级的利益是她们的“总出发点或基本内核”。

上述观点的致命之处在于：不是从小说提供的故事情节出发，而是从某些片面的原则和前人的某些陈旧的观点出发。这样，片面性自然难以避免。

我和一些当代研究者认为：贾母是大观园里女儿们的精神领袖和庇护神，凤姐是大观园活动的赞助人和总干事，在贾府脂粉英雄队中，她们既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自显示出独特的个性和人生价值，又彼此呼应，相互辉映，相得益彰，共同显示了脂粉英雄们的群体特征和人生价值。在很多问题上，她们或有约而同，或不约而同，采取同一态度同一步调，至少在主导方面、基本方向上，人们可以从凤姐的言行中看出老太太的意向，从老太太的意向中看出凤姐将有的言行。

是的，贾母和凤姐都是封建贵族之家贾府的显要人物，她们的思想意识自然不可能没有时代的阶级的烙印，但是，对一部题旨极其精深、含蕴极其广博的艺术巨著，仅仅作这样的论述是很一般化的、偏狭的，仅就其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论，也是比阶级斗争的内容广阔得多的。必须注意到，她们是贵族人物，但不是秦汉也不是唐宋时的贵族人物，而是封建末世的贵族人物；在她们的时代里，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突破了冰封千年的封建大山，与封建主义展开了多方面的顽强斗争，这种斗争通过各种途径，对社会各阶级阶层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无视这种独特背景，是不可能正确评价这些人物及其关系的。人是社会关系的综合体现，贾母、凤姐以及包括宝钗在内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都是带着这个时代的人的全部复杂性，出现在曹雪芹的小说中的。如果把她们放在特定的文化思想背景上考察，她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三大特征。

一、它反映并揭示了新的人际、人伦关系的萌芽

贾母和凤姐是太婆婆与孙媳妇的关系，但纵观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在许多事件中（关于“掉包计”，后文另有分析），她们却是和封建时代的婆媳大相径庭的。第38回写凤姐以老太太额上的伤疤作说笑资料，王夫人是看不惯的，她说：这是老太太把她惯坏了，“明儿越发无礼了”。老太太却不以为然，当即说：“我倒喜欢她这么着，——况且她又不是那真的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说说笑笑，横竖大礼不错就罢了，没的倒叫她神鬼似的做什么！”她集中表达了元春、探春等所期望的家人之间本该“欢天喜地，大家快乐”的天伦意趣。可以将此作为贾母改良传统婆媳关系之宣言。她的那些违“礼”、抗“礼”、破“礼”行为，都是这一宣言的具体体现，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第3回写凤姐出场时与众人迥异的“放诞无礼”言行，她却是很赞赏的。第38回螃蟹宴中她和凤姐互相戏谑，与其他人物之间的戏闹几乎没有差别。第50回踏雪赏梅时，她们相互体贴，也是发自内心的。连吃到好东西，贾母也要留下一点，叫人“送给凤哥儿吃去”。怎么能说她们之间的关系“纯属封建统治阶级中人物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毫无真情可言”呢？第85回写凤姐给贾母提醒黛玉过生日之事，贾母笑道：“我这凤丫头是我个‘给事中’。”这一比喻很确切，可以视为贾母对她与凤姐的婆媳关系的总概括。凤姐已经成为她的得力助手。令人瞩目的另一点是：她们婆媳之间谁有了过错都不掩饰，常是主动认错，坦然改错，显示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在“凤姐泼醋”事件中，凤姐错怪了平儿，老太太也误以为平儿“背地里使坏”。但明白真相之后，贾母立刻当场承认并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叫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她受了委屈，明儿我叫她主子来替她赔不是。”她说得出做得到，次日，她便当着满屋子的人，让贾琏向平儿赔礼道歉。凤姐也自愧自悔，最终也按老太太的要求抚慰了平儿，尔后又当着众人对平儿说：“我当着你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元宵之夜，袭人未随宝玉出来，贾母以为她“拿大”了，经凤姐说明原委，贾母当即承认自己不对，并抚慰了袭人。为贾赦阴谋逼取鸳鸯为妾，贾母错怪了王夫人，一经探春提醒（弟媳是不便干预大伯之事的），贾母当即说：“我老糊涂了！”还让宝玉代她向王夫人赔不是，又责怪凤姐说：“凤姐儿也不提醒我！”凤姐调笑说：“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她用“歪岔”的喜剧手法派出了贾母的“不是”，使误会得以圆满解决。小说中多次写了类似情景。作为太婆婆，贾母改变了婆婆们历来奉行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一封建主义人伦关系的僵死原则。作为当家少奶奶，凤姐也在老太太的影响和教导下，改变了某些仗势凌人、文过饰非的恶劣心理。这不是一种平等意识萌芽的体现吗？这在有权有势有钱就有理的时代里，在理学正甚嚣尘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是具有绝不可低估的文化思想意义的。

贾母与凤姐关系的最动人的描写在第107回至第110回中，贾府被抄了家，数案并发，形成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到这个时候，贾母和凤姐之间还有什么可以“相互利用”的吗？还能成为狼和狈吗？还有什么“奸”可为吗？没有了，是事变见人心的时候了。但贾母一如既往，甚至更理解、更关怀体贴凤姐了。第106回写内外交困，凤姐力诎失人心，又病倒了，平儿要求贾琏延医为凤姐看病，贾琏竟啐道：“呸！我的性命还不保，我还管她呢！”然而，贾母却截然不同，她吩咐鸳鸯：“将我的体己东西拿些给凤丫头，再拿些银钱交给平儿（按：而不是交给贾琏），好好地服侍凤丫头，我再慢慢地分派。”散余资时，贾母十分关照凤姐，不但分派的东西和贾赦、贾珍一样，又特别叮嘱：“只可怜凤丫头操了一辈子心，如今弄得精光，也分给她三千两。”并且明示：给贾赦、贾珍的三千两银子，只许他们用一部分，另一部分交给邢夫人和尤氏；给凤姐的三千两则全叫她自己收着，不许贾琏用，又交代：“如今她还病的神昏气短，叫平儿拿去。”一经比较，婆媳之间的真情便显现出来了。

正当贾母最后向子孙们阐述她的人生感悟时，丫头来报：凤姐病危！老太太当即要前去看望。贾政按照封建主义的规矩急忙劝阻：“……就是孙子媳妇有什么事，叫媳妇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亲自过去呢？”然而贾母根本不理睬他那套老规矩，当即让人带了东西去凤姐那里。见了凤姐，老太太忙加以软语抚慰、开导，最后又叮嘱：“好生服侍，缺什么，到我那里要去。”

到老太太诀别家人时，小说家再次渲染了贾母与凤姐婆媳关系中的新因素。在老太太临终关怀的人中，在宝玉、贾兰之后，不是别的人们，而是凤姐。她对凤姐的最后叮咛，有教诲，有期望，有托付，也有批评。这段故事表明：直到最终，她们之间并不是什么狼狈关系，并无“为奸”劣迹。第52回曾写众人对凤姐的公开评论，说她的感情并不是“礼上的面情儿”，对老太太是“真孝顺”；老太太对凤姐，更是真体谅，真爱护。她说：“素日我不说，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二则（怕）众人不服。”就是说，她们之间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

二、它揭示了女性的一种新的文化心态

曹雪芹对女性的新文化心态的赞美、倡扬，在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中，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重点介绍了三个人，凤姐是其中之一。冷子兴说：“贾府上下无一人不称颂她的，琏爷倒迟了一射之地，论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这引起了贾雨村的思考，他认为凤姐是“正邪两赋”的人物（既不是封建淑女，也不是美女蛇式的坏人）。这些，自然都会引起读者对凤姐的兴趣和关注。到黛玉进贾府这个关键时刻，小说家浓墨重彩地突现了凤姐与贾母的新文化心态。贾母刚与黛玉洒泪倾诉衷肠，忽听得后院传来笑语声：“我来迟了……”这在黛玉心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时此刻，众人“个个敛声屏气，恭肃严整，这来者是何等人物，敢于如此放诞无礼”? “放诞无礼”四字，使境界全出，“无理而妙”。凤姐和贾母的文化心态，正该用此四个字展现。在两代婆婆与众人面前，凤姐没有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小媳妇心态，在她面前，似乎关于媳妇的种种封建主义的清规戒律已开始淡化了，开始失效了。而作为太婆婆，贾母对凤姐的这种情态不但没有感到突兀、反常，反而是很欣赏的。受到凤姐感染，老外婆转悲为喜，极为诙谐地向黛玉介绍了这个“凤辣子”，赏识之情溢于言表。

为了营造一个宽舒的家庭环境，贾母从未要求凤姐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对凤姐大说大笑、放手放脚的行为，贾母一般是喜欢的。她们常常如同两个相声演员那样一搭一挡，配合自如，有时由贾母发端，凤姐展开，有时由凤姐点题，贾母发挥，在客观条件大体具备的情况下，都能达到酣畅淋漓、饱满圆熟之境。

老太太在贾府，在大小儿媳妇们面前是有权威的，但她的权威并不来自权力和威严，即使是对媳妇们的过失，她也很少声色俱厉地斥责和惩处，她的批评责备总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基本上是以爱为立足点的。在清虚观，她对凤姐的粗俗的言行是不满的，但说得很委婉：“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地狱？”凤姐也并未一听批评就紧张起来，依然谈笑风生。临终时，贾母对凤姐的教导，亦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这表明，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始终如此的。

三、它初现了女性主体意识

人类潜意识中的母亲崇拜意识，在民主启蒙思潮的启迪、诱导下得以复苏，逐步升华为近代女性主体意识。这在贾母和凤姐的形象中也得到了一些体现。

“夫为妻纲”吗？凤姐“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女子，嫁到荣府之后，便使当家少爷贾琏相形见绌了。秦氏称她是“脂粉队里的英雄”, “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她。凤姐开始改变着附属于男子的弱女子的地位。秦氏死后，宁府家反宅乱，内里竟无一个可以料理，贾珍只有犯愁而已。宝玉向他推荐了凤姐，称：“管保妥当！”贾珍一听，茅塞顿开，道：“果然妥帖！”因为他知道，凤姐从小儿玩笑时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在荣府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凤姐则信心十足，走马上任。宁府总管赖升连忙传齐同事吹风道：“那是个有名的烈货”, “小心伺候”！于是，凤姐第一次得以在整个贾府大展才干、能力与智慧，使上上下下的男人都“迟了一射之地”。

“夫死从子”吗？在老太太面前，贾赦作为长子，只能对母亲敬而远之：心怀不满，却无以发泄；心怀鬼胎，却不能得逞。次子贾政在贾府男子中是个权威人物，但到老太太面前，他却近乎窝囊废。他要管束宝玉，但贾母却管束着他，使他无法对宝玉施加父权的淫威。当他决心要充当忠臣毒打宝玉时，他是气壮如牛的，谁也挡不住他，但是贾母一到，他就只有叩头请罪的份儿了。老太太不但没有“从子”之意，反而步步进逼，要与贾政分道扬镳。她的话虽属策略性的威胁之词，但是，除了凤姐，谁敢对男人发出这样的威胁？她们让人们活脱脱地看到：“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随着男权中心主义开始衰败，贾府的爷们都已成为“垮掉的一代”，而女子们却风生水起了，行止见识皆出于他们之上。在这个方面，可以说，贾母就是年老的凤姐，凤姐就是年轻的贾母。

凤姐的掌权持家和老太太对她的有力支持，均可以视为一种历史意象，象征着她们已具有一种新的历史向度：不依附男人而独立施展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胆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关于“凤姐泼醋”事件，很多研究者有过论述，很多文章均以此论证两个地主婆的种种丑恶。我以为，从女性的角度来考察，在处理这起家庭内部矛盾冲突中，贾母的角色定位是极明确的：她不是清官、道德家、族长之类，而是一位通达的老祖母。在整个事件中，她只以老祖母的心理和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既明辨是非，又是粗线条的，既惩前，又顾后；方法上既有热处理，又有冷处理，既有面对面，又有背靠背，既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的轻重缓急又是大不相同的。当凤姐跑来惊呼：“琏二爷要杀我呢！”贾母的第一个反应是：“这还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她让大家看到：她是是非分明、态度明朗的。“下流种子”干了下流勾当，这是事情的关键，因之她明确给它定了性。但是，她并没有像贾政毒打宝玉那样往死里打，也没有按照“万恶淫为首”的说法无限上纲，而是比较平实的。她认为：那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对于贾琏之类甚至是难免的，并不能因之就处以重刑。在众人的支持下，她首先镇住主要责任人贾琏，转过头来，她又劝解、批评了凤姐：你凤丫头也有不是：既发了酒疯而泼了醋。继而又一转，说出了她的处理意见：明天让贾琏向凤姐赔不是，但今天凤姐不要去臊他，即：采取冷处理的方式，以免矛盾激化。这样，她既抓住了主要矛盾方面，向凤姐方面倾斜，保护了凤姐，但又不让凤姐得理不让人，扩大矛盾。这样，既明确了是非，又不让小夫妻俩因之闹僵，从而圆满解决了小夫妻之间的矛盾。

明确两人的过错及纠正方法之后，贾母又把他们隔离开来：让凤姐随她过夜，让贾琏独自回去闭门思过。次日早晨，贾琏不敢违拗老太太的正确决定，忍愧来向贾母叩头认罪，贾母啐道：“下流东西……”严正分析了贾琏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斥责了他的无耻滥淫，尔后，见贾琏未敢分辩，又进一步，要贾琏：“乖乖地替你媳妇赔个不是，拉了她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头！”但贾琏心存疑虑：自己赔了不是，是否会“越发纵了”凤姐？贾母道：“胡说！……她日后得罪了你，我自然也作主！”这些话，显然不只是说给贾琏听的，也是说给凤姐听的。于是这起家庭纠纷顺利解决。

从一个老祖母处理家庭内部矛盾的角度看，特别是处理小夫妻之间的矛盾，我以为贾母的原则和方法是甚佳的。

如果说处理“凤姐泼醋”事件还不足以明证贾母的女性主体意识倾向的话，我们再看贾母是怎样论断贾府被抄家的主要责任人的。

主要是谁导致了贾府被抄家？是爷们还是凤姐？贾母是很明确的、客观的：是爷们！她说：“那些事，原是外头闹起来的，与你（指凤姐）什么相干？”“谁知他们爷儿两个做些什么勾当！”所以，散余资时，她较多地照顾了凤姐。思想上、实践中的倾向性是并不掩饰的。“女人祸水”论、“女人是罪恶的根源”论和让女人当替罪羊的做法，在她这里都是受到排拒的。虽然作为一个老祖母，她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都是感情化的直觉的，但是，其方向是正确的。作为一个生活于“男人时代”的老太太，她的不同流俗的行为所展现的新观念，与时代思潮是一致的，不应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