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和纲目体

朱熹编著的《资治通鉴纲目》，自问世以后，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相当大，上自朝廷，下至平民百姓，从中都曾得到过好处。因此，不仅原著得到广为流传，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纲目体，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相关的史学著作。然而对于这样一部史书以及在它影响下产生的一系列著作，在当代史学研究中，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原因在于一般总认为它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影响不大，因而在许多史学史专著中竟无一席之地。笔者本人也曾有过这样的看法，如在1983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虽然列有一目作了介绍，但最后却说：“尽管《纲目》在史学上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其影响和流毒却是十分深远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很不妥当的，只要深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该书产生以后，不仅新增了一种史体，产生了一系列纲目体的历史著作，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开辟了道路。然而这一历史现象，长期以来却一直被人们所忽略。唯其如此，笔者在1986年受山东教育出版社委托，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时，启动之前，曾拟订了一份收入史书目录，于是将朱熹的《通鉴纲目》也收入其中，并分别寄请多位师友征求意见。从反馈的意见来看，还是很少有人同意收入此书。面对这种情况，我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果断将其收入，并在该书《前言》中这样写道：“再如朱熹的《通鉴纲目》，就其思想性和史料而言，都很难说有多大价值，但由于它创立了纲目史体，故亦把它收入。”但这里还仅局限于创立纲目体，至于由此而让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而产生的那股“纲鉴热”，还是未能提及。关于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似乎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很好深入研究，如何加以借鉴。本文想就这些方面情况做些初步探索，以期达到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就是说，想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对此作做一步深入研究，特别要研究从纲目体进化到“纲鉴热”的真正原因、过程及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

一

众所周知，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有两个目的：一是深感千余年来史书至多，却没有一部简明系统的通史，因而“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于是他决心要编写一部简明的通史来解决这一矛盾。二是这部书的编修，还要做到“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供君主治国施政的借鉴。《通鉴》成书为294卷，约300万字，与原来的历代史书总计为3000万字相比，确实减少了十分之九。但是，就是这个数字，毕竟还是让众多的人为之望洋兴叹，因为像这样数字的大书，要在短时间将其通读一遍还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司马光自己所说，《通鉴》成书后，只有王胜之一人阅读过一遍。为此，朱熹便考虑利用《通鉴》为基础，另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编年体史书。当然，朱熹编纂《通鉴纲目》的动因并非仅仅如此，我们曾根据他的有关论述，将其概括起来，其实亦有两大原因：其一是《通鉴》一书部头太大，内容太详，人们读了不能得其要领，读到后面，忘了前面，何况短时间内也无法通读完毕；其二是《通鉴》的封建正统思想还不够强，名分思想还不突出，书法褒贬还不完备，因此一意模仿《春秋》书法，亲自制订凡例，按照儒家的纲常名教思想，作为编排其内容的准则。其书起讫，一依《通鉴》之旧，而从《通鉴》中节取事实，编为纲目。纲为提要，顶格大书，模仿《春秋》；目以叙事，低格分注，模仿《左传》。当然，我们说“从《通鉴》中节取事实”，说明《通鉴纲目》的记事内容基本上是依据《通鉴》，实际上在编纂过程中，还是做了三方面工作，即删去《通鉴》繁文，增补《通鉴》史实，改正《通鉴》记载不当之处，并不是人们所想象那样，全部节录《通鉴》。关于这一点，叶建华同志在《‹资治通鉴纲目›评介》一文中曾经作过论述，这里笔者就从略了。

二

《通鉴纲目》一书主要究竟是由谁而作，至今似乎还存在不同的声音。朱熹一生花了20余年时间，在友人和弟子的协助下究成了这部史学著作，由于生前未能正式刊行，又由于最后一部分的修改工作是由其学生赵师渊帮助完成，所以此书刊行之后，社会上竟然流传着《通鉴纲目》并非朱熹所撰，他只是制订了凡例，其内容全为赵师渊所作的说法。明末张自勋作《纲目续麟》一书中已正式提出此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讲得就更明确，并且在《纲目续麟》和《御批通鉴纲目》两书提要中都作了论述，尤其是后者讲得就更加具体。“朱子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以作《纲目》，唯凡例一卷，出于手定，其纲皆门人依凡例而修，其目则全以付赵师渊。”《四库提要》是官修的权威著作，既然作如此说法，几乎已成定论，加之著名历史学家全祖望亦持此说，认为“是书全出纳斋（赵师渊号），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于是这一说法便广为流传。笔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撰写《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时，尽管对此说法并不完全相信，但由于自己未做过深入研究，也提不出相反意见，只是在书中写了“纲为朱熹自定，目为其门人赵师渊所作”。所以要这样写，因为纲的编定，涉及强正统、定名分问题，这是他不满于司马光在《通鉴》中关于正统的一些做法，这成为他编纂此书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全书大纲只有由他亲自写定，方能达到这一目的，其他弟子是无法做到的。值得指出的是，全祖望所讲，亦并非有真凭实据，也是根据朱氏与赵师渊书信往来中推测出来的。而全祖望在《书朱子‹纲目›后》开头还有这样一段文字：“黄斡尝谓《纲目》仅能成编，朱子每以未及修补为恨。李方子亦有‘晚岁思加更定，以归详密’之语。然则《纲目》原未成之书。其同门贺善争之，以为《纲目》之成，朱子甫踰四十，是后修书尚九种，非未成者。又力言朱子手著。”黄、李二人亦为朱氏弟子，明明讲的是“仅能成编”，“未及修补”，“思加更定，以归详密”，其意很明显，都是讲书稿已完成，只是“未及修补”和“更定”而已；同门贺善亦争之，认为《纲目》“非未成者”，“力言朱子手著”，但全祖望最后仅据“观朱子与赵师渊书”，便得出“是书全出讷斋”的结论。这一做法无疑过于草率，对于黄、李、贺三人看法既然已经征引，总得也该表个态吧，在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情况下，便直言“但观朱子与赵师渊书，则是书全出讷斋，其本之朱子者不过凡例一通，余未尝有所笔削，是佐证也”。这一说法，迷惑性是相当大的，不知情者都会相信，总以为他的结论是由朱子亲笔信所得出，因而对于相反的看法，似乎也就无需辩驳了。问题在于朱子信中并未直截了当作过如此说法，而是全氏以意推求所得，又无其他“佐证”。何况他用朱子之信也是用来作“佐证”的，所以我们说他这种做法不免过于草率，人家并未讲过“是书全出讷斋”，要你“佐证”什么呢？但是，不管怎么说，由于前有权威的《四库提要》唱之于前，又有全氏和之于后，《纲目》一书并非朱子“手著”便成为挥之不去的定论了。还在20世纪80年代末，叶建华同志开始研究朱熹在史学上的贡献时，便发现此说之不可信，于是便在我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中，对《资治通鉴纲目》写了评介。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是对该书的编纂过程进行论述和考证，文中多次引用朱熹和好友吕祖谦讨论编修《纲目》往来书信，其中有淳熙元年（1174）答吕祖谦书云：“近稍得暇，整顿得《通鉴》数卷，颇可观，欲寄未有别本，俟来春持去求是正。”又在淳熙五年答吕祖谦书中说：“《纲目》近亦重修及三之一，条理整顿，视前加密矣。……但恐微细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须明者一为过目耳。”再如淳熙四年答张敬夫书云：“《通鉴纲目》近再修至汉晋间，条例稍举，今亦漫录数项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书，而多事分夺，无力誊写，未知何时可得脱稿求教耳。”仅引朱熹以上三则给友人书信内容，就足以证明《四库提要》作者与全祖望所云都是绝对不可信的。叶建华在论述该书编纂过程时，还特地将其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成最初草稿，笫二阶段乃为完成“净本”（初稿）时期，第三阶段则为最后修改定稿时期。最后他指出：“我认为，朱熹编《纲目》，先有蔡季通、李伯谏、张元善、杨伯起等帮助编成初稿，后有赵师渊等帮助修改整顿。赵师渊之于《纲目》与蔡、李、张、杨诸人一样，只能看作是朱熹编撰此书的助手，一切还是听从朱熹的指导。”可见朱熹主编《通鉴纲目》，决不像我们今天那些挂名主编，他是实际参加了该书的编撰工作，从制订凡例到列出大纲，从编写初稿到修改定稿，都有他亲自的劳动成果，实际上当年只差一篑之功，就引来身后这么多议论。为了更加把问题说明清楚，叶建华同志特地于1994年在《文史》第39辑上又发表了《论朱熹主编‹纲目›》一文，对于朱熹在编纂《通鉴纲目》中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和论述，用历史事实否定了《四库提要》的作者和全祖望所下的错误结论，并且指出：“朱熹编《纲目》共花了二十余年时间，是基本上定稿，只剩下一部分修改工作未能亲自完成。然而，由于《纲目》的最后一部分修改工作主要由赵师渊帮助完成，也由于《纲目》在朱熹生前未能正式刊行，所以书成之后，《纲目》非朱熹所撰，朱熹于《纲目》至多只作了一个凡例，其内容均为赵师渊所撰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么一来，总算将长期以来后人加给朱熹关于《通鉴纲目》编修方面的不实之词，作了一次清除，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由于这一不正确的说法影响非常之广，有必要在此再作一些概述，以作点适当的澄清。

三

朱熹在生前一直处在修改《通鉴纲目》过程之中，直到他去世后10年，即嘉定三年（1210）方由弟子李方子参定刻印，起初纲、目、凡例还是分别刊行，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就曾这样说：“《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侍讲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马公《通鉴》有《目录举要》。其后，胡给事安国康侯又修为《举要补遗》。朱晦翁因别为义例，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分注以备言，自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书者为纲，分注者为目，纲如经，目如传。此书尝刻于温陵，别其纲谓之提要，今板在监中。庐陵所刊则纲目并列，不复别也。”至于《纲目凡例》迟至咸淳元年（1265）方由门人王柏刻于金华，其中原委王柏在《凡例后语》中均有说明，此后便将《凡例》《纲目》一道合刻流传于世，直至明清，由于社会需求，时有刻本问世，成为一部非常热门的史书。

《通鉴纲目》自问世以来，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欢迎，首先是全书强化正统思想，突出纲常名教，符合封建统治者的要求，这在封建时代许多人的评论中便可得到反映，因此，明清两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上命儒臣考订宋儒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尽去后儒所著考异、考证诸书，而以王逢《集览》、尹起莘《发明》附其后，至是上呈。”明宪宗还亲自为之作序：“朕惟朱子《通鉴纲目》，实备《春秋》经传之体，明天理，正人伦，褒善贬恶，词严而义精，其有功于天下后世大矣。……是书所载，自周秦汉晋历南北朝隋唐以及五季，凡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间，明君良辅有以昭其功，乱臣贼子无以逃其罪，而疑事悖礼，咸得以折衷焉，俾后世为君为臣者，因之以鉴戒惩劝，而存心施政，胥由正道，图臻于善治，其于名教岂小补哉！然则是书诚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因命缮录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诸梓以传。”这段议论，可以说代表了封建社会后期整个统治者的看法。不仅如此，同年十一月，宪宗又命大学士彭时等编纂《宋元资治通鉴纲目》，宪宗“上谕”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顾宋、元二代，至今未备。卿等宜遵朱子凡例，编纂宋、元二史，上接《通鉴》，共为一书。”彭时去世后，商辂接替主持编纂。至成化十二年书成，“始于宋建隆庚申，终于元至正丁未，凡四百有八年，总二十有七卷，名曰《续资治通鉴纲目》”。商辂等在《进续资治通鉴纲目表》中曰：“伏以经以载道，阐万世之文明；史以辅经，昭累朝之鉴戒。东鲁大圣删述于前，考亭大儒祖述于后，此《春秋》为经中之史，而《纲目》实史中之经。”这里可以看出，君臣之间一唱一和，宪宗曰：“朱文公《通鉴纲目》，可以辅经而行。”商辂则曰：“《纲目》实史中之经。”这么一来，《通鉴纲目》就被轻轻地推上了神圣的地位。因此，其后不久，作过《通鉴纲目前编》的许浩就曾这样说：“及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表章‘四书’‘五经’，颁降天下，而《纲目》亦与，则视《资治通鉴》盖加显矣。”生活在万历年间的叶向高，在《重刻通鉴纲目序》中更加明确指出：“国朝列圣崇重表章，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与《六籍》等。柄文者，必循以课士，宁独取其该洽，良以二千年来是非褒贬折衷于是书，不可废也。”这些叙述足以说明，《通鉴纲目》到了明代，已被统治者推上了极高的神圣殿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已经无法与之相比。因为《通鉴纲目》不仅可以与“四书”“五经”并列，更重要的是“颁之学宫，令士子诵习”，实际上是朝廷行政命令在推广此书，其影响之大自然就可想而知了。而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当然也就远在《资治通鉴》之上了。进入清代，康熙帝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因陈仁锡刊本，亲加评定”（《四库提要》语），并为之作序。因为有了“御批”，其身价自然就提高百倍，于是科举考试策论，概以此书为准。乾隆初年，高宗又命大臣编纂《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熹《通鉴纲目》和商辂《续资治通鉴纲目》，以补有明一代史事，并于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成书20卷进呈，高宗亲自为之作序、参定。他在序中还说明为什么要续《通鉴纲目》，“编年之书奚啻数十百家，而必以朱子《通鉴纲目》为准？《通鉴纲目》盖祖述《春秋》之义，虽取裁于司马氏之书，而明天统，正人心，昭监戒者，几微得《春秋》大居正之意，虽司马氏有不能窥其藩篱者，其他盖不必指数矣。尝谓读书立言之士，论世为难，非如朱子具格致诚正之功，明治乱兴衰之故，其于笔削，鲜有不任予夺之私，失褒贬之公者。自《纲目》成，而义指正大，条理精密，后儒有所依据，踵而续之”。在这篇序中就非常明显地道出了统治者要推崇《通鉴纲目》的原因所在，那就是此书可以“明天统，正人心，昭监戒”。关于这一点，“司马氏有不能窥其藩篱者”，当然《资治通鉴》也就得不到犹如《纲目》这样的荣崇。书成不久，因事迹漏落，地名、人名又多舛误，遂于乾隆四十年（1775）命赫舒德重修，补遗纠谬，使端委秩然，而卷数比初编加倍。乾隆三十二年，高宗又命大臣依纲目体重修一部简明通史，名曰《通鉴辑览》，因高宗曾亲自核定和批注，故亦称《御批通鉴辑览》，全书116卷，附南明唐、桂二王事迹3卷。编年纪事，纲目相从，于音训典故与史实考证，则分注于其目之下。起自上古，迄于明末，是简明的编年体通史。其书虽是在前人旧史基础上删繁就简，但自定凡例，立有史料取舍标准，于数千年历史大事之原委始末，叙述简明，颇便于初学历史之入门。

至于民间之所以欢迎《通鉴纲目》，关键在于简明与通俗，特别是提纲挈领，大的事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这对于那些需要了解历史的人自然方便得多了，特别是适合于士人的科举考试。正如朱熹所说：“此书无他法，欲其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尤其是全书卷帙不大，仅59卷，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这自然就适合广大民众的需求，加之统治者又大力提倡，因此，问世以后很快得以广泛流传。特别要指出的是，《纲目》成书不久，便有遂昌（今浙江遂昌）人尹起莘著成《资治通鉴纲目发明》59卷，对《纲目》进行了大力宣扬，尹氏在《纲目发明序》中说：“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这些议论，确实做到了为《纲目》发明的作用，所以魏了翁在《通鉴纲目发明序》中说：“是书若行，《纲目》之忠臣也。”唯其如此，明清以来同样得到广泛欢迎。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曾有这样说明：“是书上自《纲目》纂成，仅三四十年，或四五十年，为发明《纲目》者第一部书，明清以来，翻刻不绝。”其影响之大，于此可见。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望江人王幼学著成《资治通鉴纲目集览》59卷。此书“取朱子《纲目》，悉为训诂，引喻证释”。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永新人刘友益著成《通鉴纲目书法》59卷。刘氏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元代历史学家揭傒斯在《刘先生墓志铭》中曾有明确的说明：“以圣之人志莫大于《春秋》，继《春秋》之迹，莫尚于《通鉴纲目》。凡司马氏宜书而未书者，朱子书之；宜正而未正者，朱子正之。恐朱子之意不白于天下后世，乃著《通鉴纲目书法》五十九卷，盖历三十年而成。”而他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又对刘氏作此书的意图详细地论述了一番：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榖梁》、《左氏》以下，无虑数十家，而义犹有所未明，疑犹有所未解者，鲁史不可复见，且圣人之制作也，后之羽翼六经者宜莫如，朱子犹不敢言《春秋》，然《纲目》之作、非深得圣贤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纲目》者，亦无虑数十家，既有《春秋》为之义例，又有诸史可以究其本末，且去朱子之世为未远，而又有亲及其门者。然言愈烦，义愈精，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庐陵刘氏《纲目书法》者，其辞则《公羊》、《榖梁》，其义则《春秋》，而其志则朱子也。

从这段议论，人们可以清楚看到，因为有了这部《纲目》，还在元代，朱熹已经被推上了孔子以后第一人也；而注疏发明《纲目》的著作，即在元代已经有数十家之多了，与言《春秋》的著作也已经相当了，其影响之大，自然可以不必多言了。由于朝廷和民间对此书都是如此重视和推崇，因此，宋元以来，社会上便掀起了《纲目》热，而这股《纲目》热几乎历元明清而不衰。这样一来，社会需求量自然大增，公私竞相刊刻，从而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版本。而社会上的许多书商，亦乘机争相刊刻，大赚其钱。为了争取读者，有的书商还将许多研究《纲目》著作的内容，汇刻于《纲目》之中出版。据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提要》中记载，先是宣德七年（1432），福建书商刘剡将尹起莘《发明》、王幼学《集览》、汪克宽《考异》、徐昭文《考证》、陈济《集览正误》分别散附《纲目》每条之下或附各卷之末，由其同族兄弟刘宽在福建刊刻于世。而同时杨氏清江书堂亦刻《通鉴纲目大全》59卷，“盖杨氏见刘氏颇获利，因增入刘友益《书法》，以与刘氏竞售。魏氏刻是书，后于刘、杨二家者约十余年，所以仅刻《集览》与《考异》者，盖择其最善者而刻之，欲以简易斗二家之繁博也”。可见书商们竞争之激烈已经达到如此地步，而刻书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也要指出的是，自元以来，也有一些学者著书立说，或对《纲目》持有微词，或考证其记载史事之差误者，如元代何中著《通鉴纲目测海》一书，则是“纠《通鉴纲目》书法之异同”；明末张自勋所著《纲目续麟》，则论证“《纲目》一书，非惟分注非朱子手定，即正纲亦多出赵师渊手，并让刘友益误以晚年未定之本，为中年已定之本”。清代则有陈景云《纲目订误》、冯班《纲目纠谬》、张庚《通鉴纲目释地纠谬》等。所有这些著作中，有的是纠正《纲目》本身的差误，有的则是对研究、注释、发明《纲目》之书进行纠误或批评，也有的则是对《纲目》作者、书法提出疑义。不论是哪一种，总归都是因《纲目》而派生的这一书系，这一现象，以前的著作还是不多见的。这也说明，尽管有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宣传，并不影响还会存在不同的声音。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讲了，因为《通鉴纲目》中所讲述的思想、观点和内容，完全符合历代统治者的要求，是一部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教科书，非常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因此，一直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推崇和提倡，故作为此书的著作者朱熹，在整个封建社会后期，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推上了仅次于孔子的神圣宝座，享受到仅次于孔子的崇高荣誉。也由于《通鉴纲目》在编纂上确实具有它的长处，诸如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明白易懂，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这就更加适合于满足社会的方方面面人群读史的需求。因为在我国古代社会，从启蒙教育开始，就是通过从读史中来求得各种知识和伦理道德，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道理，无一不是通过学习历史而获得。所以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中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古代社会里，几乎人人都要学习历史，阅读历史，而《通鉴纲目》正好就成为比较合适的一部历史好教材。特别是那些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更成为他们科举考试的必读之书。凡此种种，正是宋元以来社会上所以产生《纲目》热的原因所在。

四

就在《纲目》热的影响之下，明代学术界有些人很快就从中得到启示，并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社会上非常需要一种通俗易懂的历史书籍，于是从明代初期开始，就有人对《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两部书打起了主意，最先出现的乃是对《通鉴》进行节略。当然，此事司马光自己就曾做过，在《通鉴》成书后，作过《通鉴举要历》80卷、《通鉴节文》60卷，则是以全书太详、目录太略而折中编成了的。到了南宋，又有多家对《通鉴》做节要工作，据《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编年类》载有《增入诸儒集议资治通鉴详节》一书，《提要》曰：“原书不著编辑人姓氏。考《季苍苇藏书目》有宋版《通鉴详节》一百卷，不著撰人；《传是楼宋元本书目》有宋大、小本《资治通鉴详节》各一百卷，宋本下题吕东莱三字。按《宋史·艺文志》有《吕氏家塾通鉴节要》二十四卷，此本增入名儒集议，当在其后。”而《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编年类》还载有《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作者乃淳熙年间的陆唐老）、《少微通鉴节要》、《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等多种，并且都为明刻本，特别是最后一种，还是“朝鲜铜活字本”，可见流传之广。元代亦曾有《通鉴节要》、《通鉴事略》等书。到了明代，便有刘剡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 30卷刊刻。这一系列删节《通鉴》的做法说明，就在《通鉴纲目》流行的同时，人们还在探索一种简洁易读的史书，但目光还仅停留在对《通鉴》的简节上面。这种删节的做法，往往不仅影响历史事件的连贯性，而且也免不了要影响历史发展的完整性，何况这都还是在前人著作上而做些简单的文章。就如嘉靖三年（1524）刊刻的严时泰《新刊通鉴纲目策论摘题》、嘉靖十五年（1536）刊刻的戴璟《新刊通鉴汉唐纲目经史品藻》和《宋元纲目经史品藻》，已经失去了简明历史的性质，况且也还没有摆脱对前人著作的依赖。于是，怎样编写一部为广大社会人群所接受的通俗的历史读物，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迫切要求。“纲鉴”这类通俗史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其实只要仔细阅读就可发现，实际上不过是“纲目体”变异而已，因为这一类书虽名曰“纲鉴”，而其体裁仍为“纲目”。而从史料记载和这类书籍的流传来看，大多为有些学问的书贾自己所为，也有的则是约请一些无名之士而编写，刊刻时则冠以某某名人所编纂。对此，当代著名学者王重民先生在所撰《中国善本书提要》中，通过对具体书的提要撰写，进行了剖析，如《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鉴补》的《提要》是这样写的：

三十九卷，卷首一卷，十二册（北大），明万历刻本。原题：“明赵田袁黄编，潭阳余象斗刊行”。卷三《周纪》题：“宋涑水司马光《通鉴》，考亭朱熹《纲目》，明赵田袁黄编纂，潭阳余象斗刊行。”卷二十八《宋纪》题：“元四明陈桱《通鉴》，明淳安商辂《纲目》，赵田袁了凡先生编纂，潭阳余象斗刊行。”卷末有“万历庚戌仲冬月双峰堂余氏梓行”牌记。卷首有《凡例》云：“《纲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者自荆川唐老师始。”又云：“周烈王以前，宋、元以后，《纲》《鉴》俱未载，则用金履祥之《前编》，刘恕之《外纪》以开之于首；用陈桱之《续通鉴》，商辂之《续纲目》以绍之于终。”又有韩敬序云：“书历三年后成，而老师（指袁黄）亦以是年绝笔，痛哉！闽建邑余君文台，慷慨豪侠，行义好施，夙与袁有通盟谊。其二三伯仲郎俱以文学名，而长君君及屡试辄冠，翩翩闽中祭酒，束装千里，来购是书，适师大归矣！”

王先生在《提要》中摘引了如上内容后，接着便加按语：

按此本当为余象斗第三刻。第一刻托名李廷机，第二刻又改从吉澄校刻本分卷（此本也有在第一刻之前之可能），此第三刻又全翻第一刻（即托名李廷机之本），而又改托袁黄，并抬出根源，谓周烈王以前本之《外纪》、《前编》，宋元则用《续通鉴》、《续纲目》，其实第一刻本来如此，此不过借以阐述袁黄编纂之功耳。其实袁黄、韩敬俱是托名，此第三刻实则翻第一刻耳。所不同者，第一、二卷分标“编”、“纪”、“经”，第二卷以后则分标“纲”、“目”、“鉴”耳。余象斗自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十年之间，三刻是书，三次更换名目，无非欺骗读者，冀多销售耳。

通过王先生在按语中的分析，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书商们伪托所用的各种手段相当全面、相当高明，如果不具备阅读古籍的许多常识和相关历史知识，很难识破其伪托真相，何况每刊刻一次，就要更换一次作者名，另外编造一篇序言。伪托为了让人们相信，还在《凡例》中假借袁黄之口，说出了“《纲》《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者自荆川唐老师”。这么一来，就把一位学者、文学家的唐顺之推上了“纲鉴类”著作的始作俑者的地位。于是明代中期以来，便流传了这一看法，其实这顶桂冠很明显的是书商们所加。他被伪托的著作则是《新刊古本大家合并纲鉴大成》46卷。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生活在明代晚期天启、崇祯年间的徐奋鹏在其《古今治统凡例》中就曾这样说过：“所睹者，则仅书肆市贾所为《纲鉴会编》已耳，或《史纲纪要》已耳，或《纲鉴大成》已耳。盖俱合紫阳之《纲目》与司马之《通鉴》，总而成帙，以便学古者之观看，然其事或此载而彼遗，其文或彼详而此略，博综之士，可恨其未全。而其书法义例，或仍于《纲目》，或戾于《纲目》。盖笔多出于山林学究之手，而假名于哲匠鸿才，非真笔也。”可见生活在同时代的人已经作如是之说，自属可信，而徐氏本人乃是一位学者，著有多种历史方面的著作。在当时被伪托的名家相当多，如王世贞、张居正、叶向高、焦竑、何乔远、钟惺、冯琦、冯梦龙等。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编年类》还著录有明万历刻本的《鼎锲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抄》20卷，卷首1卷，10册，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题：“太史琢菴冯琦补纂，编修缑山王衡编次，书林少垣郑纯镐绣梓。”还有明崇祯间刻本的《纲鉴统一》39卷，论题2卷，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原题：“古吴冯梦龙犹龙父辑，男熵参阅。”作为历史学家的冯琦，曾与修《大明会典》，后又仿《通鉴纪事本末》，编次宋代史事，未竟而卒，还著有《经济类编》和《北海集》，就是未见过还纂辑有“纲鉴”一类之书；至于冯梦龙，知道的人就更加多了，因为他是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和戏曲家，特别是他所编纂的通俗小说“三言”（《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使他出了名，他还编纂和改编了大量的传奇戏曲，在任福建寿宁知县期间还曾编修过一部《寿宁待志》，就是没有听说过他还编辑过“纲鉴”这类书籍。但是社会上流传的这些书毕竟是事实，当然这里面无疑也存在真伪问题，有待于后人加以研究和考订。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明代后期的学者中，被伪托最多、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王世贞了。也许因为在当时他是位学术大家名流，在社会上流传的各种纲鉴著作中，冠以王氏之名的就有6部之多，其中流传最广的则是《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此书至清朝末年和民国期间还不断有刊印问世。我还存有一部“光绪己亥（1899）长夏上海富文书局石印”本，全书46卷，内容上起远古，下至五代。从这部“纲鉴”来看，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除提纲挈领分列大事，细目详载史事外，还汇集一些历代名家对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所作的评论，间或对《通鉴纲目》编纂中存在的问题亦加以议论。看来这一特点在这类著作中大多存在，故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编年类》的《纲鉴统一提要》中就曾这样说：“此类《纲鉴》之编纂，评注方面，在嘉靖、万历期间，由简而繁，万历末年达于顶点。天启、崇祯又由繁趋简。”对于《王凤洲纲鉴会纂》，早年我曾相信确为王世贞所编纂，因而在有些论著中还曾引用过书中论述来评论王世贞的史学观点，当然也就误导了广大读者。可见对于历史上一些有争议的著作、人物、事件等，在未作深入研究之前，切忌轻下结论。就如我们上述这些纲鉴著作，其中究竟有否真正出于名家本人之手，我觉得也还有必要再作深入研究，因为在近年来出版的史学著作中，有的还是肯定“袁黄确编纂过《历史纲鉴补》”，并说“冯梦龙的《纲鉴统一》，是崇祯时期比较好的一部纲鉴教材”。这显然与上文征引的王重民先生的论述相左，在存在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相信，只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终究会得到一致的结论。

总之，在明代中后期所掀起的“纲鉴热”中，社会上产生的这类著作是相当多的，据钱茂伟同志在所著《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就列举了34种之多，而他在《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征引《白眉纲鉴凡例》则云：“历代纲鉴之刻，近纂修者不啻百种。”而这些书在当时人的眼中是“为举业家祈捷径也”。也就是说，为科举考试的士子们创造了条件。这样众多的纲鉴著作，由于登不了历史的大雅之堂，因此在当今的史学论著中，很少取得一席之地。我总觉得，作为通俗史学一种的纲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忽视它们在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方面所产生过的作用。况且这种著作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具有广大的市场，具有广大的读者群，而这种读者群又并不仅限于从事科举考试的士人。正因如此，直到清代还有人在编纂这种“纲鉴”形式的史书，著名的则有山阴人吴乘权等编纂的《纲鉴易知录》。全书107卷，共180万字，是一部纲目体通史，上起盘古，下迄明末。吴乘权自云，读史每苦于篇章枝蔓，便与周之炯、周之灿一道，利用旧有的编年体史书，摘要删繁，历时六年，于康熙五十年（1711），全书编成。其书很明显是汇编性的，自盘古至战国，主要是根据刘恕《通览外纪》和金履祥《通鉴前编》；战国至五代，依据的是朱熹的《通鉴纲目》；宋元两朝则依据商辂的《通鉴纲目续编》；明代则又依据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全书包罗了历代重大政治事件与各种历史人物活动的业绩。因其内容简要易读，故称《易知录》，为旧时学习历史入门之书，对传播历史知识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我们说全书虽属汇编性质，但也并非粗制滥造，而是做过一番融会贯通的工作。而吴乘权虽然仅是一名儒生，但还是很有才华和学识，在编纂此书之前10年，他还与吴调侯编辑了《古文观止》，风行一时，影响极大。可见他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对社会的贡献却非常之大，特别在推广、普及传统文化方面，收到了难以估量的效果，对于这样一位有功的无名之士，我们有必要对其事迹大书而特书。

综上所述，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史学上的贡献，我们以前只是说创立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就是这一点，当代许多史学家的专著中也很少给以一席之地。实际上它的价值却远不止这一点，正是因为这种纲目体，在明代便又催生出“纲鉴热”，因而我们说纲目体的史书，在推进史学走向社会，推进史学走向通俗化道路上起到了料想不到的作用。可惜的是，在以前早就被人们所遗忘，因为这类通俗的史书，是难以走进学术殿堂的，自然也就很少有人问津。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早已被遗忘的通俗史书，现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如钱茂伟同志在近年出版的《史学与传统文化》和《明代史学的历程》两书中，已经列有专门节目，介绍了这种通俗史学的发展情况，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为此，我们今后应当进一步对这种通俗史学加以研究，这对我们当前如何让史学研究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肯定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原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注：此文是2006年10月在江西上饶举办的“朱子学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7届年会”上提交的论文，原标题就是《‹通鉴纲目›和纲目体》，而《安徽史学》发表时将其改为《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并且发表的文字中还遗一段，这次选录，不仅校补了遗漏文字，而且改回原标题，因为发表时所改标题与文字不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