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美是生活与物欲时代的精神现象

1.“美是生活”与文明生活的审美价值

对于现代人来说，永远解决不了的肉身享受问题，永远满足不了的肉身欲望，永远处置不当的肉身与精神关系，都使得“美是生活”这一美学观念充满巨大的挑战。“美是生活”的观念，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学位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或《生活与美学》）中明确提出的。他说：“美就是生活；任何本质，凡是我们在其中能看到依照我们的概念应当如此生活的，那就是美的；任何事物，凡是自身表现生活或者是使人忆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这篇学位论文的自评中所谈到的那样：他主张“美是生活”，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反击那种认为“美是幻想”的主张。事实上，西方美学史上的主导性理论，大多强调美是心灵的幻象，或美是形式的自由，尽管在具体的审美创造中，人们已经赋予美是生活的理解。从理论主张上明确提出“美是生活”的观点，显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说，创造美的生活比创造美的艺术更具普遍意义，尽管美的艺术也是美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学很难从关注艺术完全转向关注生活，因为人们在关注生活时可能更强调对肉身需要的满足，忽视美在生活中的重要推动作用。“美是生活”是初步的要求，最终的目的应该是“生活是美”。美是生活，重点在强调生活，其实，生活本身有美也有不美，永远是美丑并存；生活是美，重点在强调美，这样，生活应该“追求美”而“扬弃不美”，只有美的城市、美的山川、美的国家、美的艺术、美的生命，才能突出“美是生活”的意义。普列汉诺夫早就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正确地把艺术称为‘生活’的再现。但是，正因为艺术再现‘生活’，所以，科学的美学，更确切地说，正确的艺术学说，只有当正确的‘生活’学说产生的时候，才能站在牢固的基础上。”我们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主张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把“美是生活”演绎成“美是生命”和“美是文明”，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在生活与文明创建中的重要作用。

应该说，“美是生活”是一个好主张，问题在于，许多人把“美是生活”理解成艺术家必须投入生活、深入生活并再现生活，即生活是什么样，就去再现生活的原样。这是相当有问题的看法，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影响了我们对艺术审美创造的认识，按照这个观点，我们更多的是把艺术理解成历史学，把生活历史现实还原并理解成艺术创作。从现代中国美学对这一理论主张的理解来看，“美是生活”是有一定偏见的看法；“生活是美”，则是要求艺术家去发现和选择。生活是永远的，只要有人，生活就将继续，生活就会永远沸腾。如何从生活出发去理解美的本质？西方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通俗地说，他们既从艺术自由出发去理解美的本质，又从生活自身出发去实践美的追求。说到底，就是注重从审美的功能价值入手，去探索美的本质，从而服务于生命的自由想象和生命的诗意存在。我们不论是在理解自己的审美传统，还是在理解西方的审美传统上，很早就形成了“思维认知定式”。在人们的认知定式中，已经出现审美价值理解的偏差，即把审美理解成艺术创作的事情，把审美看作是个人心性自由的事情。应该说，这一理解只对了一半，但审美活动显然有更高的价值，这就是对生命存在本身的最高审美追求。

美不只是艺术的事，尽管在艺术中，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美更应该回到生活中来，而不应停留在艺术中，美停留在艺术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生活中或生命中“美的缺失”。我们既要重视艺术中的美，更应重视生活中的美，而现实生活中的美，给国民带来生活的幸福与富足，艺术中的美则显示了民族智慧的无穷自由力量。由于在第二章中，笔者已经谈到了艺术作为审美自由表达所具有的生命存在意义，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谈到生活中美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西方人比我们认识得更为清楚，西方文明的历史尽管也充满了苦难与斗争，但西方文明的本质是自由与开放的。从比较意义上说，西方文明是把神圣生活与世俗生命进行认真区分的文明，中国文明则由于过于漫长的皇权观念以及专制等级制度，使得我们的文明充满了不平等与动荡感，充满了内在的压抑，也充满了乡土区隔感和多元性，特别强调世俗生活的价值，相对忽视了神圣生活的价值。

西方人对“美是生活”的理解，就是把生命放置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美的生活追求”是常识，是希腊人的最自然的日常生活意识，这一理论的真正提出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当时就已经认识到人们只重视艺术的美而忽视了现实生活的美，在对艺术的理解中，西方思想长期停留在贵族意识范围内，而忽视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审美价值与生命价值创造的探索，更忽视了对生活美本身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唯物论思想指向，使得西方美学重新从天上回到了地上。西方思想中存在重视“美的生活”的传统，这与希腊人的伟大贡献有关，西方人对美的生活的理解与他们对生活与艺术的理解有关。在他们看来，生命的快乐是根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首先就在于重视财富积累与权力的获得。公共权利与公共道德的建立，是他们的美的生活之最重要的保证，因此，他们认为家庭与公共事务具有同样重要地位。他们通过解放个人，确立了个人财富的独特地位，然后，又通过税收来确立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在这种社会文化政治生活制度的支配下，人的自由生活追求与自由权利运用，真正对文明产生了巨大作用。他们的公共生活追求美，还因为他们具有充裕的财富，他们修建神圣庙宇、公共广场、运动场所、露天剧场、码头港口，举办酒神节、公共大祭，举办体育竞技、戏剧竞赛、史诗朗诵，他们个人的自由生活在公共自由生活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展。虽然中国文化中的市镇或乡村文化中也有狂欢节和公共事务，但大多是村民自发的行为，不是政治文化生活的常态。

美的自由与人的存在的自由一样，需要开明而自由的政治制度来保障，只有政治制度对人的自由进行充分保证，才能建立自由、民主的美丽生活，这就是“美是生活”的本质。在西方古典生活中，罗马传统更加重视法律的地位和人民的权利，公民的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他们更加重视辩论和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公共权力的分配，因此，罗马文明在“艺术是自由”与“美是生活”方面的考虑，日渐让位于现实政治权力的争夺，罗马文化使希腊文化精神与传统得以扩展，但罗马人的务实精神使得他们更为关注国家与个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因此，罗马人不再通过艺术，而是通过法律来维护和保持军事和经济实力。正是希腊罗马文化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随后，基督教传统的信仰与想象，既在美的精神扩展方面，又在生活的神圣化方面达到了自由的思想高度。

这就是西方文明中“美是生活”的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伸到现在。当然，西方文明中的现代审美文化观念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特别体现在审美文化观念上，从“美是生活”转向“审美文化”或“文化是审美”，西方人对美是生活的理解，越来越带有现实主义的文化变革色彩。审美文化是生活的时尚，本来不用解释，但是在现代美学研究中，人文学者以解释生活为时尚，以追赶生活潮流为时尚，在承认“美是生活”的现实力量、认同审美文化生活力量的同时，恰好缺乏必要的审美价值反思，其实时尚未必是合理的，也未必是对人有利的。人类在感性生活与理性生活的冲击下，已经形成判断生活自由价值的新趋向，即只有追求时尚，刺激生命，才能更好地保证生命的快乐，事实上，这也是近代以来反叛式哲学思想的必然产物。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生活的价值，“美是生活”，这是极有意义的问题，但是，在中西文化语境中，这一论题本身可能获得完全相反的理解。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等级化社会制度及其固有的矛盾，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法，因而，强调“美是生活”，可能只在局部获得了理解，因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的文明在局部上建立了“美是生活”的雅致生命观念，但是，在总体上，由于过于功利的现实主义享乐价值观，导致美是生活信念的庸俗化，结果，真正的“美的生活信念”不仅没有建立，而且已有的美的生活也被破坏。

美的生活，首先是建立在人对美的理解与追求之上。什么才是美的生活？“美的生活”，应该由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两方面来构成，这两方面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两者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美的生活的基础在于：所有人对美的共同理解、想象与追求。有了对美的理解与追求之后，就必须发展物质财富来充实和完善美，也就是说要建设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创造美。美不是先天不变的，美需要理解，更需要建设。“美的建设”离不开人的心灵想象与自由理解。美不是简单的享受问题，许多人把美的享受只理解成生理欲望的满足与生理的巨大刺激，这显然是误解了“美”。美要解放生命原欲，但不以生命原欲解放为目的，对美的生命自由想象，可能是在对生命领悟与创造过程中完成的。不同的民族对美的理解有很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的奠基者的创造性贡献。每一文化或每一地域，皆有美的奠基者，有了奠基者之后，人民就有对美的模仿和对美的自觉追求，当然，如果奠基者的审美想象不足，或者说创造美的生活的条件不足，就可能导致低俗化的模仿或追求。

美的想象与创造，受地域与自然条件的限制，大自然是非常公平的，它给世界以不同的美，并且赐予世界以创造美的不同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大自然提供的审美创造条件，关键在于人如何利用美的条件，自由地创造美的形式与精神，自由地创造美的艺术与生活。这些条件是：自然的美，如山水风光、宗教文化、人的意志，只要很好地利用自然给予的条件，就可以创造自身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创造，离不开房屋建筑、服饰设计、宗教圣地、公共艺术与政治文化空间、人体健美与节日庆典、经济生活模式；精神生活的创造，离不开诗歌、音乐、美术，离不开人际礼仪、情感关系、精神价值信仰、宗教文化。民族的意志与人民的意志，对于美的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总体上说，宗教与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的文化创造。宗教与政治决定了公共生活的美的理想，所以神庙建筑与色彩成了美的象征形式。

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而言，美的物质文化生活的创造要优先于美的精神生活创造，至少美的物质生活创造与美的精神生活创造，必须保持同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我们过分强调美的精神生活创造，结果由于美的物质文化生活的落后，导致美的精神生活创造也发生了畸变。这是由于美的物质生活创造落后于美的精神生活创造，或者说，美的物质生活创造不适应于美的精神生活创造。在美的物质生活创造中，审美者在物质生活享受中，对美的理解更加亲切，当然，在美的物质生活创造中，建筑应处于最优先的地位，因为建筑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生活的灵魂。建筑有公共建筑与私人建筑之分：公共建筑，包括自由的空间与神圣的庙宇，艺术空间、体育空间、议会大厦，艺术、政治、体育、宗教生活决定了公共建筑的四大空间形式。私人建筑，则包括庭园、居室、装饰、草地、池塘等。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建筑的外在形式皆显得极其重要，当然，建筑材料与建筑技术更为重要，因为它决定了建筑的历史延续性价值。建筑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价值，它是文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生活规划和发展、自由与公共生活。有了美的物质生活，就必须要有美的精神生活的自由发展。从美的发展的真切现实来说，美的精神生活的发展绝对先于美的物质生活的发展，但是，美的精神生活有不同的创造与表现形式，有的美的精神生活能够直接促进美的物质生活发展，有的则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精神生活的发展长期处于畸形状态，结果，美的精神生活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美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这就导致中国审美文化建设长期处于变异状态，即只有富裕阶层的物质生活的审美建设与精神生活的审美建设，没有贫穷阶层的审美建设，因为他们必须为温饱而打拼。

“美是生命与文明的自由象征”，这既是对美的要求，也是对美的历史评价。生活自身，从一般意义上说，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前者指人的吃穿住用等一切物质生存需要，后者则指人的审美追求、宗教信仰和伦理生活；从实际意义上说，审美生活还包括社会生活与科学生活，前者是指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需要，是人际关系中的生活，后者则指人的生产劳动和为了生存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分工。社会生活需要遵循社会生活的一切规则，科学生活则为了发展基本的生存技能，从事基本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生活最初都是以实用为目的，但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生活必须追求“美的优化”，而不能停留在简单低级的生活状态之中。在不发达的国家，许多生活理念是在贫穷生活境遇中形成的，在贫穷而不自由的生活境遇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缺陷，它是不美的，尽管在贫穷的生活中，人们也有美的追求，但是，由于生活的低级存在状态，我们对审美的追求，没有达到真正的“美的优化”。人们总有美的追求，在不同的阶段，对美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美的优化理解需要社会与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能完成，只有在文明生活中，才能形成对人的尊重，形成对自然价值的高度尊重。美的生活是自由想象的结果，也是自由文化政治制度作用的结果，因为只有在自由状态中，人们的想象力和审美力才会得到自由的解放。“美是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状态，还是人的宗教伦理精神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在建立人的宗教伦理与政治伦理观念和法律伦理观念之后，自由和谐的社会与文明才可能出现。“美的精神生活的自由”，取决于公共政治的自由信念，如果没有公共政治的自由信念，美的自由生活就不可能真正诞生。是的，“美是生活”，它既不是我们当前理解的物欲生活的极大个人享受，也不是吃喝玩乐，更不是追求精神刺激与游戏狂欢。“美是生活”，就是要追求美的生活的自由与文明价值。只有理解了美是生活的本质，我们才可能真正重建美的生活，没有美的生活的信念，我们的审美建设只会导致“美的贫困”。事实上，现代城市建设越来越体现出美的自由的精神生活的精神贫困。重新理解“美是生活”，就是要给自然与人性以更大的思想空间与文化空间。

2．传统价值理想解构与审美生活危机

西方审美文化的过分物质化的结果，就是技术的高度发展与快速进步，这就带来了社会发展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新问题。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这就使得技术对文明的生活形成了强大的控制，它加深了人类文明自身的危机，结果越来越背离自然文化的自由本质。现代审美文化在日益解放人的生活享受的同时，也让人们形成了强烈的物质文化生活焦虑，因为少数人的物质生活享受，往往成为公共生活的最高自由价值理想，于是，在经济分配不平衡的情况下，人类生活必然形成巨大的危机。经济与财富，政治与财富，传媒与财富，成了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从艺术走向生活，原来似乎是说说而已，因为生活与艺术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但是，自从开放的中国试图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时，以消费为主导的日常生活形式突然在我们的生活中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物质生活享受，即最大限度地拥有权力与金钱，成了生活的最高价值原则。基于经济的享乐仿佛是真正的生活，而基于精神观念与理想、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种种假说，仿佛与生活没有一点关系。因此，从事文艺美学研究的人突然惊呼，而审美必须转向这种基于经济运动的时尚文化研究仿佛成了美学的当代使命。

这直接带来了传统美学体系的解体。由于中国思想中向来强调正统与主流意识的合法地位、进行偏爱正确与错误的时尚判断，因此，当人们承认审美文化研究的合法性的同时，不自觉地否定了传统美学研究的诗性原则和意义。在现代文化视野中和审美文化观念中，“诗性”成了首要解体的对象。只要从价值形态这一观念出发去思考审美问题，那么，由此而建立的美学几乎不可能逃离传统美学的范围。传统美学，特别是基于生命德性和理想的美学传统，是古往今来人类伟大思想家对审美活动的理性思维成果。传统美学作为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主张对审美感性现象的抽象和超越，反对审美生活现象描述和文化时尚追求，因此，以传统美学思想来解释当代文化的审美性质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越来越多的人强烈地感到：后工业文化价值形态或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形态对传统美学的强烈挑战。古典审美理想与当代审美时尚格格不入，这是传统美学与后现代文化的冲突，也是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审美生活与生活美学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强调审美的感性化，强调主体的感性体验与身体享受，追求生命的解放与生命的快感，后者则强调优美的生活秩序，强调美好生活的自由价值。“美是生活”的观点要求将“美感”与“自由”作为生活的基本品格，“美是生活”成为生命存在者的根本目的，这是把“美”当作生活的灵魂，把“生活”看作是美的本体存在之域。

在当代文艺美学思潮中，审美文化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标志着当代美学向现实生活倾斜。至于什么是“审美文化”，许多人实际上倾向于“模糊一点没关系”的态度，但是，从人们习见的美学话语中可以看到：所谓审美文化研究，即以探究和解释当代文化时尚、审美趣味、新的生活价值准则、文化复制、艺术生产过程、文艺消费等为目的而形成的思想取向与批评策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艺美学话语以审美文化的讨论为主调，从这些审美话语中，可以看到的是与古典美学完全相异的文化精神。当代审美文化，显然重视美的生活与生活的美，问题在于我们所理解的审美文化，好像只重视“享乐的生活”，把商业文化看得至高无上，处处重视物质财富与物质享受，精神生活的自由与艺术的自由被商业文化的兴盛所遮蔽，所以，在对新潮文化的现象描述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涉及“视觉隐喻”问题。只有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隐喻本质，才能真正评断当代审美文化，事实上，视觉刺激和视觉隐喻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变得格外重要。后现代建筑、城市环境空间、商业购物中心、灯光模拟的繁华夜市、巨型广告、现代装饰艺术、消费型影视剧、服装流行色、现代技术的旅游景观、具有象征地位的饭店、娱乐场最恣意的刺激等，这一切无不需要借助视觉刺激去进行信息加工从而引起感官愉悦。用眼睛去看，然后再说，几乎成了审美文化言说的既定方式。对视觉刺激、视觉想象、视觉隐喻的重视，必然要求主体从内心退出而投入外向性物质生活消费与享乐中去，这就要求我们以公共媒介为中心，参与消费，参与建设，参与广告，参与放纵，参与沉沦。面对这种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应该如何解释呢？对此，时代的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他们试图在这种思想的尖锐对抗中找到某种合理的解释。事实上，在现象的描述和评断中，他们做出了属于自己的选择。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建设，是对此前的文化封闭政策的真正彻底的反叛，是为生命存在的感性享受正名，是对人的自由权利的真正正视。当然，审美文化的过度肉欲化与享乐化，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审美的自由精神与理性品格，这是必须保持警惕的地方。

当代审美文化的探究的确是一场思想革命，在传统美学那里，审美对象局限于自然领域和艺术领域，审美话语的言说，局限于审美心理的分析，局限于对不可知的神秘领域的臆想与追问。对于纯粹自然领域的美和艺术领域的美，人们一直怀抱着诗性的乐趣。因此，虚拟、幻想、体验、迷狂、神性、自由、浪漫、主体、天才、趣味始终作为传统美学的主题性话语。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一直作为传统美学的圣殿，在根本观念上，传统美学拒斥市民社会和世俗主义。民间艺术的审美时尚、宫廷艺术的虚华气息、市民社会的商业氛围一直被看作是与诗性审美观念格格不入的事物。对心灵的高度强调与对视觉现实的天然漠视，成了传统美学的虚玄之境，因而，对于内心的私密经验和超验的道境体悟，成了传统美学的优越方式，与大众文化和大众心理形成根本的疏离与对抗。人们发现，当代审美文化问题中“最现实、最突出的方面，就是与大众文化相联系”, “审美文化研究，事实上研究已经超出了传统美学的范畴”。因此，当代审美文化探究是反传统美学的探索，是面对日常生活享乐与日常生活解释的美学思想，与传统美学相对抗，审美文化理论试图开拓出面向现实的新的话语空间和交流语义场，这种对审美现实的关注，是有切实意义的，显示了当代审美文化话语的时代性魅力。当代审美文化话语，虽未否定传统美学，但它所具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全新的审美景观、全新的时代价值观念，显示了当代美学的创造性及其文化阐释的现实意义。

价值定式、价值颠覆、价值包容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封闭的文化系统或等级制文化系统，往往强调“价值认知定式”，它相应地也培植了它的反面：价值消解。既有价值定式，必有价值颠覆。在自由的文化系统中，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包容，即不同形态的文化，在自由选择中并存。对待审美文化，自然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不过，由于审美文化解释者主张颠覆传统美学，所以，对此进行价值批判是合理的。审美文化的根本问题，就是让美学四处流浪，随波逐流，这样，美学永远没有自身的解释对象与解释领域。跨越解释领域的思考，最终必定使解释变得毫无意义。视觉隐喻观的觉醒，对于当代审美文化观的兴起具有决定性作用，五光十色的世界的飞速变化，逃不脱人们敏锐的眼睛。昔日的墓地和原野，在经历了喧嚣无度的动荡不安之后，呈现在人们眼前的竟然是无法想像的楼群、炫目的色调、忙碌的市民、奢华的景象。视觉景观突然为之一变，这不知引起了多少人的好奇和神往，所谓的特区，便开启了工业技术时代的当代神话。人们的神态，已不再是那种散步式的悠闲，而是对交通安全的高度注意及对交通提示灯的快速认同，在瞬间的视觉转移中，巨型广告便获得普遍的情感性认同。视觉的辉煌享受与个人的生命警惕，构成当代人特有的警觉；视觉提示人们进行信息加工，视觉挑逗人们奔向现代文明。视觉享乐、视觉快感取代了内心体验和神性愉悦；视觉享乐割断了人的内心反思和悲悯回忆的联系，它提醒人紧紧抓住当前。视觉成了价值判断的第一依据，高楼、别墅的美在于：它是否装潢考究和气派；现代旅游景观的美在于：它是否让人们在现代工业设施中获得高峰体验和震惊发现；人际交往的美在于：人的服饰举止是否能显示富贵的气魄；影视表演的美在于：那私密的性爱场景能否获得癫狂式的刺激性表现。一切传统审美观念，在这种后现代文明和后工业境遇中被颠覆，这种视觉快感是工业文明初来时给予人们的新鲜感，因为人们不满足于农业文明的自然纯朴与乡村野趣，审美文化解释者没有注意到，他们正在捍卫并与之欢呼的审美文化，正在摧毁生活自由本身。现代生活的疯狂，或现代美学的疯狂，就在于对肉身生活的高度认同，对精神生活的彻底背离。

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视觉快感化，而抗拒那种清醒的内心灵性和理性，那种个人独有的生存观念，必然随着后现代视觉隐喻而趋向于先锋化，这是现代人生命价值的视觉证明，于是，人的视觉景观变得复杂而新异。人人都力图以炫目的刺激来证明自身，这样，视觉表征便形成多元化拼贴和魔方化变异，这正是当代人的视觉境遇。广告以各种新奇的手段制造出神奇而独异的效果，视听一体化，更使视觉刺激效果发挥到极致。在千方百计地尝试了女性裸体形象的创造性变异之后，儿童与名人的声音画面，也就获得了欺骗性效果。欺骗性广告艺术，获得了公开表演的权利，广告制造了出新出奇的戏剧效果，在视觉媒介刺激中，车水马龙中，楚楚衣冠和性感服饰者招摇过市，让你体味到神奇的现代生活的拼贴与变异。你无法整体地洞悉，仿佛唯有这种现代视觉享受才能满足先锋快感与生命美感。当代审美文化的先导者们，试图从艺术美和自然美中逃离，投入日常生活的焦点时刻中去。审美文化探险者，让人们去向往和享受现代式生活环境，当代科学技术对声光化电的神话式处理，让大众惊叹于物体形状的创新匠心和对象色调的超自然式心理契合。视觉变得炫目而兴奋，刺激而疲惫，永不餍足而永久好奇，人们模模糊糊的内心感受与内心反省都消解在这种视觉享受之中了。都市生活环境破坏了自然的宁静与美丽，终日喧嚣的城市仿佛就是现代生活的真实美感状态。审美研究仿佛只需要认同基于经济运动本质的文化趣味，根本回避纯粹精神的自由思想或诗性精神。欲望化的美学获得了特别的胜利，心灵化的美学在肉身享乐中尴尬退场。这是外在神奇对人的召唤，也是视觉兴奋对外在环境的适应，于是，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隐喻呈现出实用性、现实性、商业性、刺激性特征，这种视觉表征正是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隐喻指向。

自塑形象是后现代生活中个体自由表现的最迫切需要。人们惧于自己的话语权和中心聚焦权被剥夺，所以要永远制造新闻或丑闻，让媒体对之保持高度关注，好像这就是时代生活的中心事件，他们认为，只有这种中心事件，才能构成历史并书写历史。在后现代和后工业的商业性竞争社会，自塑形象显得高度重要，这种“自塑形象”必然呈现为外在标志，商标、企业标志、公司标志、个人包装、招牌等，就是这种形象自塑的产物，他们不惜耗时费力，强化这种外在包装效果。在语言符号上，西式译名应运而生，语言命名大有外来化趋向，夸张的中文则获得巅峰效果。市民越来越迷信和认同名牌的视觉享乐者，他们用视觉生活图像，构造出现代工业和商业的欺骗性神话。真实、老实和本色的原则被彻底摒弃，炫目的刺激以视觉为中心，成了这种时尚性审美文化或先锋美学的标志。在视觉神话中，大厦以向高空发展为神奇，自塑的形象以炫目为极致，影视的性刺激与惊心动魄的暴力和残忍景象达成“视觉癫狂”，个人的自我推销以占据传播媒介的中心为目的。那些现代中国的新型商人，以贵族和帝王的作风君临天下，那种最富有的个人享乐之标志，成为放纵无度和目空一切的资本。视觉的癫狂，使贫穷者感到自身的卑微，生成满腔的愤怒，使暴富者享受无尽的荣光和神仙般的感觉。后现代工业文明的直接结果是：反对个人的静思，生命的情感与美感尽在公共生活的新闻关注焦点之下。它如同洪流，席卷每个人与之同行，这是欲望被特别强调之后的刺激性快感，它使人精神空虚，欲壑难填。

行动的预设也是商业社会生活表演与渴望成功的需要。在大众文化的视觉隐喻背后，人们潜在地看见了商业文化的神秘，现代商业文化非常强调“行动的预设”，这就使一切视觉表征带有表演性意味。那种土洋结合的开业典礼，那种新闻发布式采访，那种滑稽的广告表演和商品销售活动，那种现代化剪辑技术，都使行动的预设富有视觉隐喻的表演性特征。在视觉文化享乐中，人们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生命，而不自觉地进入了商业化自由运行轨道。商业社会使人的一切活动皆带上商业的目的，而且，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人们的行动速度加快，没有安宁与悠闲，只知把握生活享受，没有对心灵自由的展望，更没有对欲望的节制。这种商业文化与政治选举一起构成了现代人的全部感官生活，在电视传媒之中，战争、暴力更是将细节无限真实地滚动式展示。一体化消费也使现代审美文化具有单一性和肉身性特征。人们的视觉享乐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刺激，在大众文化中，更严格地说，在商业文化中，吃穿住用玩已高度一体化。只要有钱，你可以吃到最鲜美的食品和贵族餐，味觉的真实享受早就屈服于视觉的享受快感。在高档而奢华的服饰中，畸形者也变得有精神，“总统套间”已不再是平民的神话，那种高级按摩和内部电视录像以及各种球类健身运动，已使新型商人体会到了神仙般的生活。一切都可以因为金钱而颠倒，金钱成了大众文化的最高主宰和飞黄腾达的标志，一体化消费使当代的视觉快感在声色香艳中浮沉。越是强调欲望自由的社会，在经济发生变化之后，对消费越是变得没有节制。

“合谋的庄严”在意志与利益的驱动下变得冠冕堂皇，在习以为常的欺骗性游戏中，当代人已体会到了“合谋的庄严”，人们不再对伪装和欺骗、丑与美、善与恶的界限过于执着。新的时代规范打破了传统的偶像观和价值观，人们在明目张胆地制造虚拟的神话，知识分子在尴尬处境中，也学会了“犹抱琵琶半遮面”，欺骗者与诚实者已成为朋友。一切适应商业化运作，无法抗拒现代化传播手段，它抓住了人的本能和原欲，理想和法治不可避免地在本能和原欲中被遗忘。因此，后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构造了视觉的奇迹和视觉的快感极境，这是眼见为实的诱惑。人们经不住诱惑，投身一场场生命的赌博，揭示了这种视觉隐喻的本义。在这种文化前提下，谈生命理性、宗教情怀、生命理想和献身精神，显得极度不合时宜。传统美学范畴已无法解释这些审美现象，新的美学价值形态无法建立，传统美学价值形态失灵。人们陷入暂时的沉醉，在后现代审美价值准则之下，人们把生命享乐置于神圣生命之上，一切都可能被颠覆和消解。审美文化的过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密切联系、享乐与娱乐的内在联姻。当审美主体最大限度地追求生命快乐时，审美文化生产与消费必然追求最大限度的感官解放，它的极度发展可能造成生命的衰败或颓废。

时代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判断。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这种视觉表征和视觉隐喻，正是后工业时代的文化象征。金钱作为人类生存的杠杆，彻底解放了人的原欲，达成了私人欲望的冒险式满足，喻示了命运的神奇偶然性。乐观主义文化者在此看到了生命的欢乐和审美的自由，人性顺从自然欲望而抗拒文化理性本身，成了生命的合理解放之路。在悲观主义者看来，这种后现代文化的纵欲无度和工业神话，使人性异化，使人伦扭曲，预示着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度危机。悲观主义者不仅在地球环境污染中看到了世界的危机，而且从大国霸权和军备竞赛中看到了人类的末日图景，同时，悲观主义者不仅从人性异化的荒诞处境中看到了人的悲哀，而且从现代商业文明中看到了原始欲望对人性的摧毁。因此，面对后现代社会的商业文明，他们在听到欢歌时也听到了恸哭，在看到繁华时又看到了欺诈，在看到忙碌时也看到了疲惫，人们只有在视觉狂欢中遗忘一切。面对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表征，做一名悲观主义者似乎又过于不合时宜，做一名乐观主义者又似乎有违本心。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表征是客观的现实景象，人类精神发展和物质创造行进到这一步，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趋势和潮流。时代由先锋和浪子构成破坏与重建的景观，因而，我们不可能选择做一个真正的文化守护主义者而抵抗进步，越来越多的诗人选择自杀正是这种对抗的悲剧结局，唯一的选择应是对当代审美文化景观保持必要的警惕。自然，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主义，因为历史毕竟需要守住灵性的警觉者。必要的警觉会对当代审美文化景观保持真正的判断力，谁也无法真正遁入野蛮，回归自然，那只是原始而空洞的意念。在欲望与理性之间，生命不可能彻底倾斜，但总应找到某个平衡点，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者是否应对审美文化潮流保持必要的警觉，是当前审美文化葆有健全的精神之关键。正因为审美文化传播者和批评者的误导，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表征才日益呈现出离奇的色彩，因而，面对拼贴和变异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保持必要的警觉。

3．快感与沉沦：审美文化的意志放纵

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表征，也应被视作当代人情感状态的外在呈现。由于人们以外在的视觉评判代替内心的道德自律，因而，就情感状态而言，人们越来越受到外在潮流的裹挟，固守自我的阵地则越来越困难。在历史生活和历史话语中培养的深沉坚定的情感，面对日新月异的视觉景观而不断发生震动，以自然界的地震来形容人们的情感状态，显然毫不为过。当新异的视觉景观呈现时，人们一开始有本能的抗拒，随之而学会了认同，无论是服装新潮还是裸体形象，无论是新型商人的飞黄腾达还是社会的贪污腐败，人们的情感状态逐渐趋向于两极化。审美文化的快感追求与生命沉沦状态，使得物质化的审美生活成为许多人的基本生活目标。诚然，物质化的审美生活能够直接给主体提供生命快感，服饰的美感可以给人带来心情的愉悦，饮食的美感可以给人以感官的享乐，建筑与居家的美感可以带来优雅的生活，音乐与舞蹈的生活带来生命的解放，但是，身体的解放是永无止境的，许多人最终不得不寻求大麻与毒品的刺激，正是这种单纯追求物质化审美生活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物质化的审美生活需要金钱的支持，需要富足的财富创造力保证，当生活主体无法创造丰裕的生活、无法得到更多的金钱支持时，生命的天平极易失衡，最终导致生命的毁灭。因此，美是生活的主张，要求在物质化的审美生活追求与精神化的审美生活追求之间必须获得真正的平衡，“生活主体”必须根据生活的创造力与主体的财富积累，调适个体的审美生活节律，在自由的审美创造中，赋予审美生活无限多样的形式。审美生活从来没有单一的模式，贵族有贵族的审美生活模式，平民有平民的审美生活模式，不同的审美生活模式完全可以带来不同的审美快感，赋予人类生活以独特的存在价值。

在审美文化的探索中，传统美学的体验精神被不断地放逐。在传统美学那里，颇有神秘意趣的浪漫抒情和爱恋情感，很快被粗暴、野蛮的两性故事所取代；极具英雄主义的牺牲精神的动人故事，被新型商人的冒险和多维婚恋所置换；那种很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平凡故事，被新写实主义的无可奈何的碎片所替代。总之，人们好不容易建构起来的生存信念，都面临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放逐的境遇。老年人后悔自己那漫长的牺牲，年轻人不甘于忍受，几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地奔向富裕和感官享乐之路。人们如梦初醒似地贪恋金钱：村民走出卑微和贫穷，到特区、富庶之地去淘金打工；学者走出书斋，去开拓第二职业。一切都被颠倒，死守传统被视为过时，新型商人享受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开心。贝尔指出：“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便是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对它来说，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和肯定的生活，其余无非是精神病和死亡，另外，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它的狂想是恶魔也罢，凶杀也罢，均通过审美形式的有序原则来加以表现。因此，艺术即使对社会起颠覆作用，它仍然站在秩序这一边，并在暗地赞同形式的合理性。后现代主义溢出了艺术的容器。它抹杀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这种倾向不应被歌颂，而应该引起高度警惕。

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们抵挡不住这外在的视觉刺激：在饮食方面，非得到最气派的名店去享受；在服饰上，非得追求皮尔卡丹式的新潮；在居室上，非得追求现代装饰艺术创造的舒适；在一切交往活动中，非得炫耀那种发迹的荣光。这种视觉享乐几乎主宰着人们最根本的情感，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当下的情感状态。西方人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真正体会了生死极境，中国人因为改革开放而体会了生死极境，从审美文化现实取向来看，当代人对审美文化的追求以视觉刺激与感官享乐为极境，仿佛这就是主宰情感的最高价值准则。只要不违背这种视觉刺激和感官快乐的准则，一切价值原则似乎都可以被颠覆和置换。当代人这种屈服于视觉刺激和感官快乐的情感状态，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剖析。

首先，趋附新潮成为享乐性个人意志与叛逆性意志的最粗鄙的表达。新闻视野的高度现代化和广播、电视、广告、报刊的立体式传播，城镇村落、大街小巷的外观式呈现，你会强烈地感受到现代生活的新潮节奏。那些不愿落伍的现代生活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追求新潮，社会建设和等级特权也推动这种新潮的节奏，最有名望的人必定是最新潮的。无数人都熟练地操纵着经济杠杆，新潮人物以消费手段构成原动力，否定过去，认同现实，相信眼睛，放逐心灵，新潮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奇妙景观，它使人们看到新生活的视觉律动。改变自我，适应新潮，不在公共价值准则中落伍，成了人们迫切的愿望，在视觉文化氛围中，人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自我，否则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改变自我，是对自身生存结构的全面调整和改变。职业的重新选择，事业的重新摸索，地域的重新跳跃，观念的重新建构，一切要以新的方式来适应。成功的变换者尝到了生活的新鲜与快乐，志得意满愿望；艰难的选择者，则背负沉重的精神压力，在焦虑和恐惧中，应付时代的变迁。当代人的心灵经历如此巨大的震撼与动荡，反映了时代特有的气息。改变自我也许是新生，也许是邯郸学步，改变自我，可能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也可能丢失了真正的自我。一切都以视觉刺激和感官享乐作为证明，所以，生命的自由价值评判，实质上没有依据，也找不到依据，我们谁也不知道社会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真正价值准则是什么，因为在权力与金钱面前，一切神圣的价值原则或生命的自由原则变得虚无缥缈。有人欢喜有人愁，当代审美文化对个人的影响值得深思。

其次，关心实惠成为生活肉身化信仰与道德伦理解构的最直接表达。观念的变革，使人不再斤斤计较于职业的高低贵贱。从事高科技事业并不比日常的服务行业高贵，站在大学的讲坛上传播知识并不比小学毕业的新型商人光荣，一切工作都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实惠的大旗高悬。友谊以实惠维持，创造以实惠回报，劳动以实惠支付，政绩以实惠衡定，这是新型的劳动价值观。金钱崇高论的魔影，在中国现实生活中具有特别的力量，诗性价值体系与诗性生活方式，在现实欲望至上者看来，全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于是，人们只能沉醉在欲望和强力冲动之中。逃避牺牲，膜拜享受成了人们最实惠的追求，不想念牺牲的价值，只崇尚肉身享乐与金钱权力带来的荣耀与尊严。在当代审美文化中，一切新的观念，仿佛皆与牺牲观念相对立；在传统文化价值之中，牺牲必须以信念作为支撑，牺牲必须以未来作为承诺，牺牲必须以英雄作为典范。在当代审美文化中，“名流即英雄”, “名流”不是因为牺牲成为英雄，而是因为财富而成为英雄，因为只有创造财富才能成为英雄，那种古典式的牺牲观念，是被极力抗拒的。

第三，隐蔽感情成为现代人在工业化生活漩涡中无法自处的必然选择。正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当代社会也不相信眼泪，“被人同情”成了生命没落的象征或无能的象征，因而，在情感表现上，人们总是喜欢隐蔽。你无法真正透视他的心灵，每个人都学会了独立自主，大家都适应了放纵或压抑情感。这是没有信仰的时代，这是相信视觉快感的时代。也许正因为人们追求视觉刺激和感官愉悦，在情感体验上，人们尽量回避那种孤独式体验。在忙碌的视觉感受中享受生存的欢乐，在新异的视觉刺激中拒斥痛苦乃至绝望的反思，因而，在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心灵的信仰和存在的依据被挤到角落里。当代审美文化研究注重现象的描述而避免简单的判断，正是看到了当代人情感状态的复杂性。从生命的真理来看，切不能以简单化评判代替那种深度的复杂分析，正因为如此，在把握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外在表征时，切不可简单地做出评判。人的情感状态并不像物质景观那样直接可触，因而，视觉隐喻对人的情感状态的把握，必须选择强有力的艺术中介。当代文学、绘画、雕塑、电影、电视成为这种观照当代人情感状态的主要媒介。正如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对当代文化的视觉表征所做出的判断那样，当代文学艺术或审美创造在表现当代人的情感状态时，也显示了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对立。乐观主义者的艺术形式，以喜剧情调强化视觉隐喻，而悲观主义者的艺术形式，则以悲剧精神强化视觉隐喻。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电影、电视艺术最具这种视觉的象征意义，在当代中国电影中，这种喜剧情调或喜剧变调的作品展示了当代人的情感状态。王朔的小说和电视剧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就在于他捕捉到了当代生活和当代人情感状态所具有的喜剧情调，在平凡、忙碌而又无聊的生活中，他看到了那种道德的闪光和甜蜜的烦恼以及新潮的潇洒。当代中国少有真正具有深度的批判性影片，即便是张艺谋的电影，也不过是千方百计地制造这种喜剧性的变调效果以满足大众的世俗需求。无论是高粱地的“野合”, 《菊豆》中的“偷窥”，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妒忌”，都充塞着争风吃醋而又无能为力的喜剧性变调。他以中国的原始、愚昧的成见作为电影视觉图像的基调，他以渲染中国文化的原始、落后、愚昧作为图像的基调，迎合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原始、落后、愚昧的成见。以性本能为题材，结果既无真正的批判性，也无真正的喜剧性，那种本质的喜剧性精神在《秋菊打官司》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王朔风格、张艺谋风格，乃至各种各样的变异，显出当代中国电影的喜剧性变调，少有真正批判性意义的悲剧作品。

在以视觉享乐为极境的接受者那里，他们从根本意义上拒绝悲剧。当代中国对西方电影电视的译制中，一方面，很重视喜剧性的警匪片和家族财产纠纷的娱乐片，译制的电视剧几乎以此为主调，中国观众在视觉享受中认同了西方文化的喜剧性；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批判性的生存状态片和人性异化片，译制的电影大都以此为基调，尤其是以表现压抑性和悲剧性的题材为主导。实质上这反映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创造者对当代人的情感状态所做的两种不同解读。早在20世纪60年代，奥尔特曼以富于动感、转换流畅、衔接自然的剪辑，以不断变化的画面内部运动，在观众面前呈现出疯狂的世界。“影片中的声带错位，汽车碰撞，飞机轰鸣，乐队边行进边演奏，电视新闻记者的聒噪不休，汇成一片嗡嗡声。”其实，这种喧闹正是现代生活的本质，像《教父》《外星人》《金色池塘》《克雷默夫妇》等影片，既表现了现代人的处境，又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艺术在观照现实的同时，又屈从于现实，艺术家在憎恶冷漠而荒诞的人性的同时，又屈服于人性的异化。这是当代人所无法摆脱的困境，也反映了当代人无可奈何的情感状态。

当代审美文化的探索，不可能为传统美学体验再唱抒情的歌谣，必然试图为当前纷乱的生活现象做出某种回答，寻找某种合理的解释。萨特对现代艺术的评断就很有启示性，他认为，贾科梅蒂的艺术和魔术师的技巧相似，人们既是他的受骗者又是他的同谋者。假若没有热情，没有情感的轻信，没有感官易于受骗的习性和知觉的矛盾特征，他就永远不能赋予他的人物图像以活泼的生命。“他们在我们身上唤起了那种通常只有在现实人生面前出现的情感和态度。”当代人就隐于这种无可奈何的情感状态中，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隐喻分明表明：“艺术的表现对象仍然是世界，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可见之物，因为颠倒了有限事物和无限事物的关系。”“富裕制造了人的愚蠢和脆弱。在今天，脆弱成了唯一财富，成了唯一的实在之物。”“无论是在生命体的外部还是在生命体的内部，无限都只是空虚，黑暗。”当代人的情感的不确定性，当代审美文化的茫然感，皆预示着人的问题并未终结。简单解释是无效的，必须认同人的复杂性，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状态下，传统美学的理论话语是何等软弱无力，因为当代人根本就不信奉那种古典的静穆理想。

4．文化积淀：文明生活的世俗和神圣冲突

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表征和情感状态，总是多多少少地折射出当代人的审美取向，这种当代取向与传统美学的取向，必然有很大程度上的背离。自然与反自然，人性与反人性，扩张与束缚，自动化与机械化，无不可为与无所可为的矛盾对立，美与丑之经典界限的消失，真与假之既定界限的混淆，善与恶之情感尺度的模糊，已使当代审美文化取向变得杂乱无序、自由放任、散漫无度。在这种当代审美文化取向中，人们总是看到了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对立，并预言未来形态的美学解决，必定是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和解，这是深刻的错觉。无论就历史而言，还是就当下而言，审美文化取向从未在真正意义上表现为世俗主义与神圣主义的对立，恰好是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合一。神圣主义总是在世俗主义那里找到合适的据点，从西方文化史可以看到，原始宗教与原始人的生活是融为一体的。自从基督教广为传播之后，神圣主义更是与世俗主义融为一体，教堂建在市民的生活区中心，教堂的礼拜与信徒的施舍，正是以金钱来维持，建筑史上奇迹般的教堂穹窿结构，正好表达世俗社会的神秘信念。东方文化也莫不如此，印度的辉煌建筑，正是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合谋的产物，在中国文化中，佛殿或圣所正是有钱人舍财消灾、超度亡灵、祈求护佑之地，似乎越富有越易受到神灵的护佑，不义、残暴和诈骗正好可以在宗教的护佑中消灾免祸。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再次奇妙地融为一体。似乎愈是富有，愈对宗教虔敬，对神明虔信，在神与人之间以信仰作为桥梁，而在人与人之间以强力作为桥梁，这正是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合一的产物。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真正与之抗衡的力量是理想主义。因为理想主义既反神圣主义又反世俗主义，现实中的自由精神也许只有在理想主义那里，才把美、自由、崇高看得无比重要。

在东西方美学史上不乏这种理想主义的美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伦理快感，康德所阐明的认识、审美和道德的主体性统一，尼采所主张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合成的“超人”之境，皆带有理想主义的气质，更不用说马克思所倡导的思想，即从劳动中获得自由解放，在对象化活动中确证人的本质力量，正是理想主义光辉的。在中国文化中，理想主义的美学精神一直与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相对抗，真正的儒家不断践履着理想主义精神。儒家的克己复礼、修身养性、兼济天下、内圣外王，极具理想主义美学风范，只是由于“伪儒家”和“空谈家”的泛滥，才使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与神圣主义、世俗主义的对抗中沉沦。中国审美文化的本质，体现在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审美取向中，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代审美文化既可以被视作古典审美文化的复活，又可以被视作西方审美文化的畸形再生，带有中西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合流的性质。熊十力所弘扬的大生命精神，牟宗三所倡导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方东美所探究的东西方生命哲学，在当代审美文化处境中，仿佛是一曲曲理想主义审美的挽歌。正因为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合流，当代审美文化才呈现出如此复杂的视觉隐喻。

神圣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合流，奠定了当代审美文化取向的基本特征。在传统美学中，宗教的至上地位以及人们对宗教神秘主义的敬畏，使得神圣主义压倒了世俗主义。人们对精神的追求超越了对世俗生活的享受，现代审美文化则强调世俗生活的享乐，消解了神圣主义的影响，宗教神秘信仰不是人们的必然的生活法则，而是人们的随意选择。商业文化创造着巨大财富，财富支配着权力，权力反过来又追求财富，权力与财富一同支配着艺术文化与娱乐文化，支配着日常生活文化与政治文化。世俗生活在现代与后现代文明的商业光照下，披上了别样的色彩，对象征性建筑的追求，对及时享乐原则的推崇，对虚无主义的信仰，在此，“美是生活”，仿佛变成了地地道道的生活享乐的辩护词。

首先，建筑成为当代审美文化在城市物质文化生活追求中的外在目标。无论是在神圣主义者那里，还是在世俗主义者那里，他们相信唯有建筑才会不朽。世俗主义者的最大心愿是：拥有华厦美居，还有坚固堂皇的墓地。这样，生前可以享受视觉快感，死后亦可享受不朽的安宁，因而，屋宇和墓地，总是作为不朽的凭证，代表了肉身化审美价值观的生存取向，也代表了世俗化的审美价值取向。在个人那里，这是荣华富贵的外在象征，在国家和执政者那里，则是民族的光荣和政绩的辉煌，于是，千百万人都竭力扩张这种建立不朽建筑物的雄心。他们既在历史时空中选择金字塔、长城作为证明，又在当代时空中选择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作为证明。古典建筑和后现代建筑，都以巨大的形象刺激来实现那种通天塔的梦想和野心，正如罗伯特·休斯所言：“对法国人，总之对欧洲人来说，这种改变意向的最大隐喻就是埃菲尔铁塔。”你无法躲开这座铁塔，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唯一的建筑物，从巴黎的每个角落都能看到它，这道出了欧洲统治阶级对技术的指望。事实上，当代城市的住宅已非常类似于一座巨型机器人，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最明显的变化，正是建筑业所创造的工业神话。未来乌托邦的工业材料，正是钢筋混凝土，它媲美于古代的大理石，这是最外在的审美取向，神圣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在此获得了巨大狂欢。祈求神灵又是奇妙的妥协术，由于人们越来越被视觉隐喻所控制，回避内省，在杂乱无序而又尖锐对立的话语空间找不到根基，因而，当代人在忙碌的生活间歇去祈求神灵。对神灵的祈求，在高贵者看来可以保官运亨通和财源滚滚，在贫寒者看来可以救治苦难和抚慰心灵。祈求神灵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神性隐去，上帝退出了人们的心灵，但人们还是愿意在这种游戏中延续自己的生命，在感性生活世界中，欲望与意志，求生与畏死，享乐与永恒，呈现出纷繁的现实样式。

其次，及时享乐成为现代人在日常审美生活中的价值放纵性追求。既然人们并没有潜在的信仰，只有对个人生命的某种忧虑，那么，人们有理由越来越放纵自己，及时享乐的审美取向是世俗主义文化的本质体现，及时享乐，使人们无暇去洞悉视觉背后的隐喻，“你可以说，我不自由，但是我才不为此担忧”。人们在那种视觉的信念背后，坚持认为：奇异的东西总是美丽的，任何奇异的东西都是美丽的，只有奇异的东西才是美丽的。在自得其乐和自我享受中，人们坚信自己正在享受那种自由的权利，一切禁忌都可被打破，一切冒险都可以尝试。人们在无边无际中发泄着躯体的潜能和欲望，在身体的极端性发泄中享受着生命的原欲与狂欢，于是，自古以来世俗主义者和浪荡主义者所信奉的一切教条，都开始被当代人所信奉，这种信奉以性神话的兴起而臻于巅峰。“人们在倾听一位美妙歌女歌唱爱情，人们同时在观赏。”“歌女总是打扮得十分性感，在这个情境中，观赏压倒了倾听，情感的外表退去，她的性感形象规定了观赏效果。”在这种视觉放纵、肉身放纵和信念放逐以及情欲放纵中，人们享受醉生梦死的快乐，并渴望在这种快乐的巅峰状态中永生，这种及时享乐的审美取向，使当代审美文化的视觉隐喻在性神话中显露无遗。认同混沌，又使这种日常生活的享乐变成唯一可以把握的真理，这种认同使理性最终屈从于感性，在感性活动中放逐理性。当代审美文化取向，已很少感觉到理性所具有的力量，理性已被漠然地放逐，谁也不愿去追究那个背后的深意。日常生活的杂乱无章，仿佛与己无关，街头和市面发生的一切，仿佛都与我无关，人们不知道自己承担着什么角色，也不在乎别人的角色变迁。妒忌已变得毫无力量，它只会增添自身的烦恼，有人可以胡作非为，不知道他从哪里获得特权，也不知他那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伸展得多么深广。混沌本身便是强权秩序与自由秩序的失衡，因为理性不能主导生活秩序，不能够回忆过去，只能正视现在。对于未来，是好是坏，只等着它自身向我走来，因此，在当代人的审美取向中，呈现无奈、无聊、压抑、愤恨的情调。

最后，虚无主义使审美本身的绝望感被强化。现代与后现代艺术的审美取向，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虚无主义这一思想源头，个人的力量在后现代工业文明中越来越微不足道，个人的精神指向在后现代文化中越来越显得卑贱。在后现代文化中，没有权威的声音，只有绝望的喊叫或者无聊的喟叹，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三维时空中，人们仿佛什么也抓不住，仿佛只有虚无。既然一切价值可以重估，既然历史被颠来倒去，既然信仰可有可无，那么，当代人还能在哪里找到一个精神据点呢？历史本身就是如此，一切都带有末日的意味。在冷静的深思中反顾历史，反顾人生，的确荒诞不经，可叹可笑，《红楼梦》里智者的唱笑，揭示了当代人的命运，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也预言了这种生命困境。如果人类一任这样无为，一任这样任意的流动，个人意志和自由意志束手就擒，那么，人本身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虚无主义是当代审美文化的可憎的魔鬼。神圣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找到了他们的通道，在自欺与幻觉中打发一生，只有理想主义者永远孤独，永远反抗，永远流浪。在当代审美文化中，给予了神圣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应有的地位，故而有必要重新评价理想主义者。人类不能没有理想主义者，正是理想主义者的坚强意志、巨大勇气和牺牲精神，才构成审美文化的某种反作用力，他使人类的精神道路和现实道路充满现实色彩和悲剧性力感。正如埃尔所指出的那样：决定教育观念及教育职能的人类概念，包含一个基本的价值———自由，正是自由构成了大革命的时代特征。“但是，自由不同于成熟的思想果实：它需要不断地斗争。文化也是如此，它并不单纯是一份必须加以保护，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凭着管理人的善良愿望就能扩大和充实的遗产，它同样需要斗争。”的确，大众文化或当代审美文化具有双重作用，传播媒介最大限度地刺激和满足大多数人的文化需要，这是技术与政治联手造成的文化事实。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在致力于消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浪费，人们渐渐地感到：除了物质利益，人剥削人和滥用自然资源之外，其他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对于个人生存还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世俗命运，都是重要的。因此，理想主义者还应存在，他们针对这个时代的文化危机而发言，针对这个时代的审美堕落而呐喊，理想主义者是葆有自由的操守而渴求身心和谐统一的人，也是执着追求自由之美和崇高之美的人。

在这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审美取向与神圣主义者、世俗主义者相比，可能不合时宜，但时代拥有这种孤立自守的反抗者，将会是莫大的幸运。“事实上，文化（Culture）和崇拜（Cult），是同属于一个动词的两个名词（Colo, Colui, Cultum）。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耕种、照料、保护、关心等。”“保护的概念，是与文化概念的客观意义相关的遗产概念所固有的。”理想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美学、心灵美学的守护者，大地的守护者，人类道德情感的哨兵。在神圣主义和世俗主义喧嚣无度的时代，在当代审美文化五彩缤纷的时代景观中，人们一方面可以深刻地体会到现实力量的不可逆转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地渴望理想主义者能在对抗和斗争中获得些微的胜利。作为美学探究者，必须面对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并给予合理的解释，不可在极端贬抑或极端乐观中求得简单的回答，同时，又必须葆有清醒的理性，捍卫理想主义的合法性。在无为与有为之间，在无限与有限之际，在历史与未来之中，世俗主义审美文化有其必然的惯性，理想主义者的审美想象有其独有的价值。历史就在这种对抗中前进，文化就在这种对抗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世俗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搏击中，我们必须采取多元化价值观，人们不能以理想主义来消解世俗主义，也不能以世俗主义来消解理想主义，应该保持理想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平衡。对此，阿多诺的审美理论特别值得重视，他并不坚持古典美学立场，而是试图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一条创造性的道路，这一思维方法体现了美学研究者的稳健姿态。任何胜利都是暂时的，必须具有历史的眼光，这大约是当代审美文化所包含的“双重视觉隐喻”。

既然已经明了这种审美文化的实质，那么，如何重现并建构属于未来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呢？唯有回到心灵，回到精神，回到神圣，回到美，才能真正拯救人，拯救后现代主义文化。一切喧哗无度都是人为的，历史总是在重复中；在历史的一片忙乱中，偏见、盲目、莽撞都是可能的；只是在大灾难之后，人们才学会了反思，因此拥护神圣，热爱自然，珍重生命，减少仇恨，反抗压迫，回到古典审美理想中去。当代审美文化时尚是暂时的，要想获得得救的启示，未来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建构和人类审美精神的弘扬，已迫在眉睫。美学必须保持自身的哲学品格，不能在现象描述和感觉主义中沉沦，失去理性主义的价值标尺，人们为审美文化欢呼，就是为金钱欢呼，就是为欲望欢呼。当代审美文化，说到底就是工业文明的艺术文化，即通过技术的方式构建艺术，一切为了欲望现实，同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构建新财富。艺术的任何行为背后都是“金钱”, “金钱”构成了审美文化创作的直接动力，“金钱”也是审美文化成功的标志。尤其在美国，好莱坞法则变得十分合理，相反，不按照这种法则生存，艺术可能处于死亡或寂寞状态之中。当代审美文化的本质，就是欲望，就是金钱，通过金钱来制造刺激，通过刺激创造更多的商业利润。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切变得暴力而冲动，人们不再满足于诗性的和谐，只有那些成熟安宁的文化，保持着自己的富贵与幸福，而落后的文化或先锋文化，都处于这种基于金钱的梦想与狂躁之中。当代审美文化表现方式，作为不肖子的方式，谋杀滋养过自己的艺术之父与艺术之母。我们赞同走向生活，但是，我们必须对生活的过分技术化保持警惕，西方文化的高度发展，已经导致全球文明的巨大危机，在保证个体生命自由，在保全“民族—国家”的自然文化遗产时，它必然要侵害别的文明，才能保证它生存理想的全部资源。“为了美的生活”，这可以成为文明的动力，但也正是文明冲突的根源，如何保持美的生活，又不损害文明的健康发展，是现代美学面临的崭新课题。

严格说来，审美生活的时尚化是生活主体的必然价值追求，当生存主体追求生命快感与生活的新奇时，时尚情调就构成了生命存在者的主旋律。实际上，正是这些时尚审美情调掩盖了传统审美情调的价值，但是，这并不影响传统审美情调的存在，在相当长的历史中，时尚审美情调与传统审美情调，共同构成了生活的优美与生命的自由秩序。因此，“美是生活”的观念，从未来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反思。“美是生活”不只是纯粹感官享受的生活，更是理性生活的自由追求，还是道德生活与文明生活的价值实践。现代文明的过度物质化和技术化，现代审美文化的过分奢华倾向，已经使人类日渐背离文明的自然本质，人们需要通过过度的消费来刺激生产，结果，人类的自然资源被不断破坏。文明自身需要新的审美要求，当西方文明先于其他文明得以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时，它消解了别的文明的价值准则，当其他文明不自觉地认同它的审美价值准则时，人类文明模式的一元化必然导致文明内部的紧张。文明的内在本质，不是通过物质生活就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重新探讨“精神生活的本义”，特别是人文主义生活理想的价值。是的，我们要追求西方意义上的审美文化，但是，当人类的文明资源日渐稀少，我们如何保证人类对文明的美的要求？这是摆在美学思想者面前的新任务。回归宁静与朴素，可能不是人们自愿的选择，但它必然是人类文明应有的选择，人类文明不能过分地追求消费和极端的物质享乐，技术对人类的危害正在加剧，诗似乎不可能拯救这个世界。

“美是生活”的观念，揭示了文明的本质，但是，“美是生活”的观念为何使人类生命更加紧张，人类生命存在的危险为害进一步加强？这是美学自身无法回答的问题，显然，我们需要新的美学观念。在世界发展不平等的情况下，任何消极的美学观念，只能保持世界的不平衡性，无助于自由与平等的获得。现在的问题，可能不是贫穷世界如何学习审美的问题，而是富裕世界如何不过分贪婪的问题，或者说，穷人需要学习生命的审美，而富人需要学习生命的朴素。发达国家需要在美的生活中保持节制，不发达国家需要在美的生活或不美的生活中保持振奋，因为美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的自由支配和物质的丰富，也是精神自由与精神富足的生活。创造美的生活，需要科学技术，更需要哲学、美学、宗教的智慧，这样才能创造美的生活。在保证基本的物质生活同时，最大限度地创造公共的美的生活，才是人类生活的福祉所在。正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所以，就需要对美有不同的理解。同一种美学观念，只会使世界充满不公正和不平等，美学已经遇见全新的问题，多元化的美学观念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把“美是生活”只理解成现代工业文化生活的富足，其实，“美是生活”的观念，应该包括生活的全部，不仅有现实生活，也有理想生活，不仅有物质生活，也有精神生活，恢复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才能真正理解“美是生活”的文化内涵，甚至可以说，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美是生活”，更能把握生活的真谛。按照马克思的理想，“美是生活”应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健全的人才能创造真正“美的生活”。真正的美的生活，充满文明深处的思想与精神力量，是人们对理性与道德生活的追求，是人们对自然、美丽、安宁生活的自由追求，也是人的自由价值目标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