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滨海城镇建设方向及其规划响应探究
滨海城镇带的建设方向必须是海洋性的,挖掘海洋文化,缔造海洋文化产业,改造滨海景观,增强海洋意识等等。“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是2001年联合国缔约文件正式提出的。这意味着21世纪全球发展将主要依靠海洋资源,主要发展海洋经济,这是全球面临陆地资源日趋短缺的严峻形势下的发展战略大转型。作为海洋大国,中国同样面对这样战略转型。2003年国务院就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纲要》。我国沿海各省、市、区也在“十五”、“十一五”期间陆续制定本区域发展海洋经济的规划和措施。在发展海洋经济中,应高度重视对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大力发展海洋文化产业。
2.3.1 滨海城镇建设的“新动向”与“海洋性”的关系
1.新动向与海洋文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海洋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海洋文化的竞争、海洋意识的竞争。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将研究海洋文化、增强国人海洋意识、建设海洋文化、发展海洋经济列为议事日程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众多学者对我国沿海城市海洋文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各具风格,大致从北方到南方分别梳理论述。
北方的滨海品牌城市大连和青岛,海洋文化已成为它们共同的特色文化,大连拥有独有的沙滩文化节,青岛拥有当今中国唯一以海洋为主题的节日——海洋节,同样是海洋文化,由于提取的对象不同,其表达的内在含义也是有所区别的。大连文化以齐鲁、东北文化和俄国、日本文化为底蕴的复合型文化,显示着海洋文化的多元特征。李少莉指出青岛的特色在于海洋文化历史传统与中外海洋文化的交流融汇,还有海洋科技教育、海洋产业、海洋运输和海洋商贸经济的集结一体,人们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相对来说比较强烈。
中部沿海方面,谢朝清等发现连云港海洋文化品性表现为祈求天人和谐的心理寄托和尊教敬神的古朐流风,以及反映渔民生产、生活习俗的民间文化,体现海岛人价值、道德取向的精神特质。韩兴勇等指出上海基本上涵盖了我国所有的海洋文化类型,还拥有很多具有上海特色的海洋文化资源,如海塘文化、海洋制盐文化、渔村民俗信仰等等。刘晓彤比较山东海洋文化半岛型和浙江海洋文化群岛型的海洋文化地域特色,山东“靠海吃海”、“以海为田”,山东的海洋开发倾向于海洋经济、海洋科技和海洋重工业的发展;浙江“以海为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洋人,海洋与民生生活息息相关。
南部沿海方面,苏文菁、张学惠认为闽商是历史上最能够体现中国内发性海洋文化的群体,频繁的海外经济交往形成了闽商文化特有的禀赋,编织了冒险、创新、兼容和博爱的海洋文化,具体表现在海洋航路网络、海外商业网络、人际关系网络、商品信誉等形式,福建方言是福建海洋文明得以展示和延续的途径。黄丽云也提出海洋文化是福建的地域、族群与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外向性、兼容性、商业性、团结性特性也是中国文明内生的一种文化基因。张耀谋、陈智勇指出,与山东、江浙、闽粤一带相比,海南海洋文化在建设、开发和研究探索上还有很大差距,海洋文化研究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建议海南善用妈祖文化的传统,借助海外琼侨这个桥梁和海外关系。中国港、澳、台的海洋文化在海洋贸易、交通、资源开发以及海洋管理上表现突出。
由上可知,一个滨海城镇要挖掘海洋文化,更要努力提炼出自己的海洋文化特色,南北的海洋文化差异比较明显。
我国的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然而我国的海洋文化与世界海洋文化大国相比较而言,仍然有巨大的距离。一是对海洋文化的研究成果不多,二是海洋文化建设相对薄弱,三是海洋文化研究人员较少,实力较弱。孙翔等指出,人们往往只重视如何加快海洋的开发利用以及海洋经济方面的发展,而缺乏对建设城市海洋文化的共识,市民往往对滨海城市的城市文化、海洋文化内涵等只有片面或较肤浅的理解,尤其是对海洋历史文化挖掘和开发不够,使得海洋文化旅游产品不突出,同时在人们参与海洋文化活动和文化创作方面都显得薄弱。吴宾等总结我国对传统海洋文化的发掘整理还不够,没有很好地保护利用,缺乏融合时代进步的创新;国民海洋意识相对薄弱,群众参与性不够;政府在海洋文化建设上的投入力度不够,缺乏全国性的统筹规划和有力的保障措施;海洋文化产业总值所占比重偏小,整体实力不强。
2.新动向与海洋文化产业
我国当前文化产业的内容创意和品牌建设与国外还存在很大差距。要发展海洋文化产业,首先要提高海洋意识,挖掘海洋文化资源,妥善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提高应用与创新水平,重视品牌建设,通过精心设计、传播推广、悉心维护,取得良好的示范效果和带动效应。
海洋产品具有极为相似的生产要素与资源,所以海洋产品具有很强的可模仿性、可复制性,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一定要突破同质化竞争这个瓶颈。如在辽宁省周边就有青岛、秦皇岛、天津等海洋文化发展较好的城市,其海洋文化产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容易受到“洼地效应”。相反地,宁霁等提出注重滨海旅游圈的经济合作,建议山东沿海的日照、青岛、威海、烟台、蓬莱等城市构筑“山东滨海旅游经济圈”,建造“海上漂流城市”,形成一条海上旅游通道,达到客源互补、资源共享的目的。李仲才指出福建的对台区位优势使福建在发展海洋文化产业上有着更大的空间、能形成更鲜明的特色。可见,一味地求新求异未果时,不妨寻求区域合作,增强整体上的竞争力。
海洋文化产业集群方面,林宪生、宁霁等都提倡建立海洋文化产业基地和海洋文化产业群的发展模式,形成产业规模效应。如浙江海洋文化产业以滨海旅游业、涉海节庆会展业、涉海体育业和涉海影视业为重点发展领域。张本还提出了海洋文化创意博览园区的构思,意在提高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海洋文化、生态、科技品位。尤晓敏等在综合产业集群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促进我国海洋文化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因素,发现在组织网络构建、协同创新成果分配、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尚存在很大问题。
对于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措施,宁波提出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坚持经济与社会效益并重、发展与保护并举、个性与共性兼顾、雅俗共赏、注重品牌建设等原则。张春红建议加强区域合作,拓展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组建辽宁海洋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加强海洋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沈庆会全面解析“南通现象”的由来和表征,总结发现其经验是实施江海联动,接轨上海战略。谢石生等指出珠海海洋文化产业存在着不足,要从凝魂、开元、尚绿和聚智四方面全面推进珠海海洋文化产业的发展。
3.新动向与滨海景观
滨海景观与海洋文化互相交融。孙翔从城市景观意向这一关联层面切入进行分析,提倡建构易于识别、易于感知的北方滨海城市景观系统,以形成清晰生动、唤起意识的海洋文化城市意向,并将滨海城市景观中海洋文化符号的特点分为形象性、复杂性、传承性、功能性。王佳等分析大连滨海路景区内的道路两侧、主要节点和广场等的植物景观特点,并从符号学这一独特角度探讨其植物景观的形态构成以及文化内涵。陈清等探讨了泉州滨海城市景观特色的塑造方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调人工与自然交融,挖掘历史人文内涵,创新城市新文化。杨轶伦力求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滨海空间景观规划的最佳契合点,总结出优化青岛滨海空间景观设计要充分重视自然与人工的互动、新老城区的互动、人与海的互动,充分重视滨海景观的人性化和生态化设计,充分重视历史遗迹的修复和海洋文化象征符号的利用。
4.新动向与海洋思维
海洋世纪是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世纪,只有强化和端正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依法治海、依法治洋,使海洋人文化,才是21世纪的根本上策。21世纪作为海洋世纪,最根本的是21世纪的意识问题、观念问题。地理学永久的命题是“人地关系”,而海洋意识关注的是“人海关系”。赵宗金总结了前人学者对海洋意识的内涵理解,分别是,强调从人海关系角度考察海洋意识内涵,以及从海洋强国和国家海洋战略需求的角度分析现代公众的海洋认知。刘增禄认为滨海城市文化的核心是滨海城市精神,它包括人的思维、理念、心态等要素,体现出城市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思想情感、社会心理以及对该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
2.3.2 海洋性的内涵体系与要素维度
1.海洋文化
曲金良先生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肯定,即:海洋文化,就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它包括海洋意识、海洋知识、海洋文学、海洋艺术、海洋教育、海洋科技、海洋管理、海洋法规,以及沿海和海岛地区的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等。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因海洋而成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具有海洋特性的思想道德、民族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体现蓝色文明的海洋型生活方式、衣食住行、习俗、社会经济、法规制度、教育科技和文化艺术等形态。张开城等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前海洋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的研究。庞玉珍根据文化生态学的分类方法,认为海洋文化应包括海洋科技文化、海洋制度文化、海洋价值观。鲍展斌从物质、精神、社会、生态和产业解释了海洋文化的内涵。乔琳在复杂的文化系统下,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方面构建了我国的海洋文化系统,并明确了该系统中三者之间的关系。王启顺认为对海洋文化的真正理解和把握,在于滨海城市怎样将海洋文化完美地融合在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王宏海指出海洋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存在于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为语言、思维习惯、文本符号、实体存在等诸要素,尤其提出海洋文化话语权的确立还在于构建自己的海洋哲学。
2.海洋文化产业
苏勇军将海洋文化产业界定为:以海洋文化资源为内容,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从事与海洋文化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和。根据苏勇军、张开城的研究,我国的海洋文化产业包括如下内容:滨海旅游业、涉海休闲渔业、涉海休闲体育业、涉海庆典会展业、涉海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业、涉海工艺品业、涉海新闻出版业、涉海艺术业、涉海影视业、涉海考古业等。刘堃认为海洋文化产业是从事海洋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行业,是人类在与海洋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全部精神和物质财富,并将与海洋相关的旅游业、体育业、工艺品业、艺术业等都归划到海洋文化产业的范围。宁波指出海洋文化产业既包括那些提供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海洋文化产品或服务,也包含那些在其产品中注入海洋文化元素、利用海洋文化资源为一般商品提供文化附加值、创造经济效益的产业。海洋文化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其他海洋产业(如海洋渔业、海洋物流业、滨海旅游业、船舶制造业等)相比,海洋文化产业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偏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对发展海洋文化产业认识不足、力度不够。其实,在未来海洋经济发展中,海洋文化产业必将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
3.海洋文化名城
21世纪,是一个海洋的世纪。21世纪的中国,则是一个海洋的中国。延续滨海历史传统,追求新型滨海城市发展理念,打造城市海洋文化个性,追求城市人居文化理想。王小强等指出“海洋文化名城”建设正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当代滨海城市建设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且这一城市文化品牌的产生不再以统一的国家决策形式进行,而是以扎实的城市发展现状为基础,强调经济发展与人文、生态等因素之间的和谐文化理念。刘恒等探讨魅力海洋城市的研究意义与内涵,确定其指标体系的确立原则,并将指标体系分为海洋经济、海洋生态、海洋文化和滨海城市景观4类,33个指标,将为国内海洋城市规划、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柳和勇基于舟山市特殊的海岛自然环境、海洋经济类型、海洋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需求等,把握和设计舟山的海洋文化名城内涵主要由精神文化内涵、文化载体内涵和品牌形象内涵三个层面内容构成。
2.3.3 滨海景观—海洋文化景观符号—滨海景观规划技法
众多学者试图从城市滨海环境景观表现海洋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解决城市滨海地区土地使用、开放空间、景观设计、生态保护、历史文脉延续等方面的问题。
1.从宏观、整体上对城市滨海景观设计的研究
胡伟在《城市滨海地区城市设计研究》一文中,提出以生态保护和历史文脉保护两个大方面为前提进行可持续性发展。许文婷从城市滨海区沿海岸线一带的空间界面的角度,分别从空间界面的宏观层面(建筑后退海岸线、海岸线、天际轮廓线、开敞空间、景观视廊、填海区)、微观层面(建筑高度、面宽、风格以及间距、连续度与贴线率)和中观层面(尺寸与尺度、夜景照明、观景点)进行论述。齐卓彦以对比的视角出发,从城市滨河景观与滨海景观在自然因素、景观组成形态、城市空间形态塑造三方面的差异性进行了对比研究。吴庆洲从城市环境、城市标志、天际轮廓线、文化特色提出了滨海城市宏观特色的塑造原则。于东明等根据现状中岸线开发不合理、景观带丧失特色、海洋环境污染、景观空间布局不合理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美国城市土地研究学会在《都市滨水区规划》中结合案例分析了滨水区建筑物、水的空间范围、交通与场所感、线性魅力等滨水景观设计的问题,总结了滨水区开发的环境问题以及滨水区再开发的相关解决措施。日本《滨水自然景观设计理念与实践》中,通过对瑞士、德国在城镇河川建设经验的借鉴和学习,对正确保护和创造城镇中的水边自然景观的理念和方法进行总结,并提出建设多自然型河流,同时保护动植物群落,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景观空间。
可见,国外在对滨海景观的宏观把握上,不仅局限于空间上的表象设计,其美学意识的高度更高一些,且将动植物群落都纳入到了与人类共生的伦理准则里。
2.从微观、具体上对城市滨海景观设计的研究
于英等从滨海景观视线的控制、开放空间序列的景观组织、自然与建筑的有机组合等方面提出了景观组织原则。于东明等调查了山东沿海城市的园林植物现状,结合植物对改善滨海景观生态环境、提高综合效益、软化和衬托硬质景观的重要作用,提出相关对策。李默研究感知规律在滨海景观设计中的应用,将心理学的相关原理与景观设计中的景观感知、景观参与性以及园林构图原理等相结合,通过色彩上、体量上、动态和静态不同感受的对比应用,增加参与性来加强对景观感受的途径。
日本《滨水地区亲水设施规划设计》中,充分体现自然水景的原本自然景观,从舒适性、景观合理性、景观安全性、水域工程方面以及后期管理的便利性等方面研究阐述了对滨水设施规划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构思。《修旧为创新,整合求转型——杜伊斯堡内港公园改造》一文中,介绍了对港内原有建筑物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并用生态方式与技术将城市更新与环境治理相整合。
可见,国外在对滨海景观的修旧与创新上独具匠心,而国内暂时还停留在对于景观的原生设计上。
3.滨海海洋资源(遗存)—保护与开发—海洋经济
滨海文化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含有相当丰富的内容,有着许多历史古迹和传说故事,如在青岛有秦皇汉武求仙寻长生不老之药和崂山道士的故事及相关传说。在海洋文化史、海洋民风民俗、海洋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和学术论文。以郑和下西洋为研究主题,赵君尧则通过解读郑和下西洋对15世纪前后中西海洋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了比较,刘振华通过解读“郑和下西洋”现象,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海上力量。民俗及宗教方面,柳和勇分析了舟山的观音信仰体现出来的海洋文化特色,张秀丽从广东雷州独特的石狗文化入手,提升到带动和繁荣广东及我国民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刘明金通过分析湛江大量的文物遗址及历史遗存来探讨湛江古代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金月梅深入研究了海洋文化对胶东沿海乡村聚落的社会结构、物质结构、空间结构的影响,并指出海洋文化作为沿海乡村聚落地域文化中的深层结构,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仍具有许多积极意义。这些学者分别从我国海洋文化的不同角度,研究了海洋文化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及各地域独具地方特色的海洋文化。然而,潘娜娜等就已发现和挖掘整理的海洋文化遗产,指出其尚缺乏有关其保护与利用的专门规划、氛围及传承网络。
国内海洋专家、学者主要从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历史、条件、方法、成果等方面来研究我国海洋文化资源的开发,而在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策略研究上相对较少。汪品先从战略高度指出,海洋开发及其保护关系国家安全和权益,并提出应由国家统筹制定海洋开发政策和发展方向;王人尚对海洋文化资源开发的内容进行了解读,并对海洋的发展空间、法律维权、监管权益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褚晓琳则注重对我国海洋渔业文化及其资源养护现状的研究,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提出了引入“预警原则”的政策和管理方法的观点;吴建华等根据海洋文化资源的内涵和特点,提出评估海洋文化资源价值的方法;韩兴勇等从发展海洋文化的必要性出发,对培养和增强国民海洋意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周秋麟等将海洋经济发展研究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为建立海洋和经济的关系,定义海洋经济的阶段。该阶段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先后大规模建设海洋产业,并开展相关学科建设,初步建立产值统计体系。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到2005年左右,为海洋经济定量评估,或者说建立和完善海洋经济方法论的阶段。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海洋经济研究逐渐成型和发展阶段。1998年“国际海洋年”促进各国制定海洋政策,以确定海洋的价值和海洋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当前,海洋经济学沿着三个方向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学重点研究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价值,而且涵盖了气候变化和海洋灾害的风险研究,海洋资源经济学研究海洋资源的价值,海洋产业经济学则研究海洋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三种经济相互关联,其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影响着国民海洋政策和战略的导向。国家海洋局局长王曙光从海洋战略入手,强调了海洋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提出要将海洋强国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并纳入到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之中。刘堃指出海洋文化资源与物质、技术、人力、资金、信息资源共同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六个因素,并指出发展海洋文化产业是推动海洋经济与海洋文化共同发展的最有效率的路径。
2.3.4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张春红提出治理改善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宁霁等研究环境容量,主张实施“旅游预报”制度,且以海洋旅游市场为导向;李华从思想观念、机制和制度、物质生产等层面阐述了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欧玲运用海洋生态文化分析方法,从物质、制度、精神、行为四个层面,识别海洋生态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诸如文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具有局限性,当前的生态文化缺乏实践机制和传承机制,城市人类逐渐缺乏生态情感。关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中,立法管理、科技支撑、教育宣传是最多被提起的。
立法管理方面,周清华等提出通过行政立法,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提升到法律层面。高雪指出广东省海洋生态建设发展势头良好,是依赖于环保标准及政策法规的支持、国家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的建设、民间风俗对生态建设的传承。我国当前的海洋管理原则以《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所提出的“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依法用海”要求为主。当前国际上主要的海洋管理体制可总结为三类,包括集中型管理、半集中型管理以及分散管理。管理模式主要应用的方法有划分海洋管理单元、确定科学的管理目标、建立和健全监测和评价系统、建立机构和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机制、拓展公众参与的渠道。2012年《中国海洋环境深度报告》指出了我国海洋环境管理所存在的问题,包括:海洋环境管理存在结构性缺陷;管理体制缺乏综合协调和联合执法的机制和手段;缺少统一的国家海洋政策,地方缺乏区域环境管理立法体系;缺乏流域和海洋的统筹规划,规划水环境目标难以达成;监测标准不一,数据共享缺乏,监控机构需整合、效率需提升。对此,赵领娣等希望通过对我国目前的海洋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此来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张广海等致力于建立一套海洋生态环境指标体系。
科技支撑、生态修复方面,陈智勇指出在确保生态系统正常化前提下增强海南海洋开发利用的高科技含量。孙纯引入“生态旅游”、“滨海生态廊道”、“生态景观体系”等理念,同时从景观视觉美学的角度完善生态景观评价体系,也进行了海滨景观生态技术的应用实践如低耗能、生态水循环、人工湿地、“雾化自然”景观、屋顶绿化、生态材料等。王江萍在对滨水区进行景观设计开发时,以生态优先为前提,分析和理解景观各要素系统,通过自然生物的营养转化,分解与再生,合理有效地优化配置资源。我国的海洋生态恢复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于红树林人工种植、水体富营养化治理、人工鱼礁建设恢复渔业资源、珊瑚礁恢复等。当前的海洋生态修复正趋向于以规划、区划的形式来进行大尺度修复。
教育宣传方面,袁路等提出涉海高校应加强海洋生态文明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海洋生态文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