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浙江省城镇体系相关研究
2.2.1 两轮城镇体系规划
第一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即《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1996—2010年)》于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是全国第一个批准实施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依托交通运输大通道,形成“二片、三核、四类、五级”的城镇体系。随着浙江省城市化推进,城镇群之间、城乡之间面临功能布局、设施安排、环境保护、通道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区域性矛盾,同时全省战略性空间资源在保护与统筹利用方面还存有不足。《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提出的“四个转向、四个有利于”,以及浙江省未来“三群四区七核五级网络化”的省域城镇空间结构和“47624”的城镇体系,是对上一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空间结构“三带三圈一群两区”的继承与提升,实现由注重城镇点轴式发展向注重城镇网络化布局,由注重城镇的协调布局向注重城乡的统筹布局,由注重城镇规模扩张向注重城镇功能提升和空间资源的集约利用,由注重省域内部城镇体系的完善向注重融入长三角世界级城镇群的重大改变。
杨秀珠从浙江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城镇体系规划分为省域、跨行政区域的分片城镇群和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三个层面,指出跨市域的分片城镇群规划比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更加需要落实。关于浙江城镇体系的民营经济特色,各位学者都进行了阐述,汤美芳提出“文化基因”推动下的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的城乡地域空间形态与McGee提出的“灰色空间”有某种程度的类似;马裕祥指出市、县区域经济受分割体制的束缚,影响强县的发展后劲;郑文晖认为块状经济促成了经济发展空间上的“马赛克”与发展形式上的“小马拉赛车”。
2.2.2 浙江省分片城镇群的城镇体系研究
李光勤分析发现环杭州湾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原来的“U”形城市群变成了倒“A”形,温台城市群也不断成熟,形成沿海的产业带和集群带,并且不断向外拓展。相较而言,夏南凯等研究发现浙中城市群也有一定的规模,浙南和浙西地区尚不具有城市群规模,多中心的都市网络体系尚未形成。李光勤还提出浙江省城市群要注重加快产业发展的分工与协调,关注研究城市群非经济空间因素的影响。
关于浙中城市群,各位学者以义乌与金华为中心进行了丰富的研究。李王鸣等基于典型企业的访谈、问卷调查,对浙中城市群以义乌、金华为中心,多轴线、网络化的空间发展特征进行了定量的实证。刘晓峰利用分形理论,指出“浙中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金华市区对城市群内部其他基本地域单元中心点的吸引力尚不够大。葛慧君提出将金华市区和义乌有效地整合成一条主轴线。陆立军等从对内聚合与向外聚合两个方面理解聚合“金义主轴线”,解释聚合“金义主轴线”、“金华—义乌”联合中心两个提法是分别从空间相互作用、区域集聚核心的角度侧重地表述“浙中城市群”发展的核心。对此,陈玮玮等提出浙中城镇群“多核心轴带都市区”的空间组织单元的基本设想。
学术界对于是否打破浙江省滨海城镇带现有的两圈模式从而构建新的组织模式展开热烈的探讨。胡刚等提出构建浙江沿海城市化地带,大力提升城镇体系区域性中心城市,推动宁波舟山城市组合,提高温台市域城市化水平,实施沿海港、桥、岛联动战略。沈正平等提出构建组团式城市群,推进长三角核心区的一体化;强化沿海、沿江城市带建设,形成“一体两翼”的体系架构。陈修颖得出浙江省沿海区域的空间结构仍是松散的,杭嘉湖绍、甬舟和温台等3个相对独立的城市经济圈远未形成都市连绵带,两个明显的“断裂点”是绍兴和宁波之间的上虞、嵊州和诸暨,宁波和台州之间的三门、天台和仙居。费潇指出浙江省空间网络格局的优化需要突破传统的城乡观念、城市规划方法、城市化与土地利用模式四大束缚。值得借鉴的是,申立根据沿海城市设立的初始区位不同,将海洋发展下沿海城市空间组织分为“近海—T形结构”、“滨海—带状组团”、“海岛—陆域联动”三类不同演化模式,提出区县管理是优化沿海城市空间组织的关键层面。沈磊关注浙江省沿海地区高速发展的大背景,针对性地提出了“动态—融合—调优”的空间扩展观、“适时—适地—适度”的新城建设开发途径,并创新性地提出了无限规划模式和城市规划平衡发展思想,在当今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思想。
2.2.3 浙江省市域类城镇体系研究
研究城镇体系的方法有很多,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浙江省的地级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马严等以人口规模作变量,运用城镇体系的异速生长模型和Zipf维数模型,分析了1984—2001年湖州市城镇体系时空结构的生长状态;花临岳从田园城市结构模式出发,针对台州提出了集约式组团与带状轴心组团两种城市空间布局方案;陈志平选择商业、服务业、空间作用、制造业和对外开放5个方面共10项指标来构建嘉兴市城市中心性衡量指标。
2.2.4 浙江省县域类及以下的城镇体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浙江块状经济的日益发达,学术界对于浙江省县市、小城镇的重视加深,以其为研究尺度的论文也越来越多。马远军等综合运用SPSS统计方法,通过综合首位度、区位商、经济密度、产业集中度等指标的计算,概括了诸暨市的块状经济与城镇等级结构的主要特征。块状经济是农村城镇化的持续力量,是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化的基本动力,也是未来城镇空间发展规划的主要依据。事实上,浙江的县市、小城镇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如谢忠辉研究得出乐清市首位城市不突出,城镇呈组群化趋势发展,过渡性地域大量存在,规模效益无法形成;居住用地比例过大,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乏力。章明卓等研究得出桐乡市中心城市能级低,次级城镇缺失;小城镇功能趋同,缺乏共轭互补。
浙江省县市、小城镇的战略定位研究方面,苏甦指出浙江省不少城镇在产业网络中直接连接国内、国际市场,并非如城镇体系中一般描述中的“简单地与上一级城镇联系”。对此,廖鸿展等提出“大城镇”的战略,是扩大了的小城镇,是小城镇发展的高级,借此完善浙江省的城镇体系;汤海孺等提出由中心镇组织周边乡镇组合成分区,编制分区规划,以便于县域统筹规划。浙江省比较发达的县域水平决定了其在城镇体系中的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县与小城镇,要开拓出适合其发展的道路。
浙江小城镇的发展思路探究方面,主要有三种思路:第一,苏为民等为代表的,以规划管理和建设要素为先行,关键抓手是产业与功能、生态与文脉;第二,汪珠为代表的,内外兼修,向外寻求大中城市的辐射带动,向内探求自身特有的农业产业特色和宜居的生态景观优势,划分出三类小城镇,分别是“浙北、浙东南中心城市带动型”、“浙西北、浙中自组织发展型”和“浙西南偏远地区引导发展型”;第三,以谢忠辉为代表的,政府行为担当,强调政府有责任为城乡统筹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
2.2.5 浙江省山地丘陵城镇、海岛的发展
基于浙江省多山地丘陵的特点,王建辉专门分析了浙江省利用山地丘陵的潜力地区和不同规模山地丘陵城镇的空间形态特征,得出其用地增长应当放弃原先的粗放式扩张模式,转以精明增长的用地模式为指导。浙江是我国海岛总数最多的省份,蒋荣研究浙江海岛,提出不要过分注重对于城镇综合职能的发展,要吸收浙江块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着力打造海岛的产业特色和文化特色,在城镇化中实行特色战略。
2.2.6 行政区划的调整对城镇体系演变的影响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重构了空间权力,导致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因而对区域的城镇体系和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徐梦洁等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计算2000—2009年的城市群分形维数,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均衡性和相关性的影响。冯艳君等发现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白小虎通过对杭州市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空间变迁和行政区划调整的实证研究,说明现阶段行政区划调整的可能路径及其对产业空间变迁和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钱昭建通过研究泰顺县行政区划调整,指出其不仅仅是是简单的乡镇地理范围的扩大,也伴随着乡镇定位、发展方向和重心、用地空间与布局的改变。可见,行政区划的调整会连带土地、产业、空间上的种种变迁,对城镇体系的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浙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源于县域经济的发达。在浙江强权扩县的表现主要有两种形式,撤县(市)设区与省直管县,如2002年鄞县改为鄞州区,如义乌市实行省管县体制。蒋荣等以浙江为例探索在省县直辖的行政模式下,根据城市发展实际增设地级市;在没有必要分设市辖区的情况下,开创地级市直管乡镇街道的模式;适当缩减县域的数量,适度对县市区划进行重新整合;适度对市制范畴进行开拓,如在县以下设置一种县辖市模式为“邑”。储嘉康提出小调整、中调整和大调整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小范围调整,如在余姚或慈溪内部调整,根据需要合并各自区域内的城镇;第二种方案是中范围调整,如余姚、慈溪之间的局部调整;第三种方案是大调整,选择适当的时机,统一余姚与慈溪的行政区。张能恭指出余慈地区要借助杭州湾大桥带来的发展机遇,淡化行政界限,用以通信为有机联系的空间网络结构取代传统的以等级—规模序列为特征的城镇体系结构。张亭指出在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战略下,行政区划成为推动浙江趋海性发展的重要行政手段,揭示海洋战略、港口发展、跨海大桥等因素对行政区划调整数量与模式的影响。可见,行政区划的调整也是优化城镇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范今朝等针对行政区划“逆向调整”的现象,以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从2001年改设街道又至2009年重新恢复为镇的行政区划调整的案例为研究对象,指出将那些与城市化进程不相符合的、仅仅为了追求表面城市化而进行的区划体制进行回归性调整,纠正原来区划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必要之举。另外,范今朝等以县为例分析了地方的文化意蕴和“合法性”意义,从深层来分析,县具有形成地方特色、文化景观,并进而维系地方,形成地方性、地方遗产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了这些,实际工作中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其所承载的地方意义、地方遗产的必要尊重,便不会出现随意调整、无视其重要价值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