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问题的缘起、研究现状与选题意义

1．问题的缘起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肯定人是世间主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但《圣经》断言神创造了天地、神创造了人，作为普罗泰戈拉意义上“万物的尺度”的人的光辉，在上帝面前被褪色、被逊色了。为了抗争基督教神学，意大利哲学家皮科·米兰多拉著述《论人的尊严》，肯定在世界这个舞台上，没有什么比人更值得赞叹了。“人是造物之间的中介，既与上界为伴，又君临下界；因为感觉的敏锐、理性的洞察力及智性之光而成为自然的解释者；人是不变的永恒与飞逝的时间的中点，（正如波斯人所言）是纽带，是世界的赞歌。”“人才被恰当地称为并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一种堪配所有赞叹的生灵。”皮科赞颂人是自由的造物，能认识并能管理一切存在物。人的尊严来自于人的形象并未被先天地规定下来，而是可以通过道德自律、不断进取而实现自己的完善。《论人的尊严》高扬人的旗帜，被称为“文艺复兴的宣言”。德国古典哲学通过理性而歌唱人，“在目的的秩序里，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亦即他决不能为任何人（甚至上帝）单单用作手段，若非在这种情形下他自身同时就是目的；于是，我们人格之中的人道对于我们自身必定是神圣的，因为它是道德法则的主体，从而是那些本身乃神圣的东西的主体，一般来说，正是出于这个缘故并且与此契合，某些东西才能够被称为神圣的。”但这种理性又是被神圣了的、绝对化了的理性。因此，通过神性的解放而解放人构成了欧洲哲学人学的传统。马克思既主张通过批判神性而解放人，又主张通过批判私有制而解放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解放人。但这种人的解放首先表现为阶级的解放和独立，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国家的解放和独立，即是说，人的解放是在群体主体意义上进行的。这种解放通过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而实现。在这三种斗争中，经济的斗争是基础。衡量经济斗争的主要指标，是经济实力、经济GDP。1949年和1978年的政治大事件分别完成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独立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艰辛打拼，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在对时代精神和中国实践发展要求的反映中，在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而强调把人当主体看，正确发挥主体的作用。近年我国人的问题研究的意图之一，就是唤醒人们对‘人’的尊重，并充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作用，确立人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和作用可以用以下命题来表达：由人有等级走向人人平等；由轻视个人走向尊重个人；由人格依附走向人格独立；由注重先天给定走向注重后天作为；由注重外在名分走向注重内在实力；由注重‘人情’走向注重理性；由权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其原因之一正是重视人和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但同时，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造成经济上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污染，造成社会关系上犯罪率的上升和人情的淡漠，造成思想上的错乱和精神家园的荒芜。片面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导致了人的物化、工具化、奴化。其物化影响表现在：人成为创造商品财富的手段，对此，李嘉图提出：“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马克思认为，“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马克思谈到这种物性的彰显和人性的遮蔽的时候提出：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的一个错误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邦雅曼·贡斯当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财富是一种在所有情况下更随处可见、更适用于所有利益，因而更真实、更被人服从的权力。”其工具化影响表现在：现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专业化，专业化意味着地区、行业的专业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固定在现代化生产的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流水线的某一个节点。现代化流水线剥夺了人的情感、多重的愿望，人变成现代化流水线的一个个螺丝钉。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提出：“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全人’，而只要人的一个肢体或器官。再没有比这更生动的证据，说明过度的专业化把人如此残忍地当牛做马了。”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理性和工艺理性造成产品的丰富和工艺的精致，丰富的物质世界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人们被自己劳动的产品异化了、掩盖了。就社会的生产而言，盛行的社会控制形式是技术的，机器的力量作为人的储备起来并投射出来的力量，超过了任何个人和个人集团的力量，成了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就社会的消费而言，人民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人被丰富的物质世界所奴役：“异化了的主体被它的异化了的存在所吞没。”就人和工具的关系看，现阶段，人比以前更无力支配他的设备。因为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的技术，随着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技术合理性创造了一个机器、技术、工具、标准化、程式化等占据支配地位的真正极权主义的世界。它使人面临新的生存际遇：在自动化最成功的地方，某种技术共同体已经把工作岗位上的每一个人都融为一体了，机器向操作者逐渐渗入了某种单调乏味的均匀节拍：人被机器化了，人变成机器的附庸、机器的奴隶、机器的工具。其奴化影响表现在：《共产党宣言》批判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和“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正在成为一种无奈的现实。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将人看成世界上最大的谜：“人是谜，不是因为他是动物，不是因为他是社会存在物，也不是因为他是自然界和社会的一部分，而是因为他是个性，而且只因为他是个性。”“人是矛盾的存在物，并处在于自己的冲突之中。人在寻找自由，在他身上有对自由的巨大冲动，但他不仅容易陷于奴役，而且还喜欢奴役。”这种奴役现象表现为：人受存在的奴役、人受上帝的奴役、人受自然界的奴役、人受社会的奴役、人受文明的奴役、人受自己的奴役，王国的诱惑、战争的诱惑与人受战争的奴役、民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贵族主义的诱惑与奴役、资产阶级的诱惑、革命的诱惑与奴役、集体主义的诱惑与奴役、爱欲的诱惑与奴役、美的诱惑与奴役等。别尔嘉耶夫立论的基础是人格主义哲学，所以他对人的奴役的摆脱是寄希望于人的精神解放：“对自由的爱，对解放的渴望，已经是人的某种高度的标志，并证明着，这个人内在地已经不再是奴隶。”如果说别尔嘉耶夫意义上的奴役是一种形上的存在，则我国社会目前广泛存在的“房奴”、“车奴”、“卡奴”等则是一种形下的直观。我国社会由此陷入了一个经济越发展，人越被物化、越被工具化、越被奴化的现代化怪圈。

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提出“人是永远有所要求的动物”。其实，人在追求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追求人自身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通过人的发展而实现，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表征。应该把人的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两个层面的整体变迁过程，物的现代化（经济、制度层面）与人的现代化交互发展、相演递进。”社会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现实基础；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导动力，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现代化怪圈的出现，如果从人的因素探源，则以下原因是不可回避的：首先，在人的目的和工具的对应系列中，人的目的意义被遮蔽，工具意义被彰显。工具理性作用的结果，就是人被弱化，人被作为片面追求经济GDP的手段，人的愿望和需求被忽视，人的主体性被忽略，人的主体性意义由此被消解。其次，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一部分人把另一部分人作为实现自己经济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手段和工具意义上人的健康、生命、安全、尊严被忽略，人的交往的交互主体性被遮蔽，人的主体性意义由此被消解。再次，在人的精神世界中，传统的精神支柱被撞击，现代的精神支柱没有树立。传统向现代的急剧转型导致精神、信仰的断裂，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没有形成，缺乏理念上的敬畏，人的主体性意义由此被消解。陈绍华将发展经济和提升德性不统一的尴尬局面概述为：“我们正身处物质丰裕的时代，但是物质文明的繁盛只是一种泡沫。隐藏在泡沫之下的是什么呢？是对昂贵的钻石及黄金首饰、名牌衣衫的奢华享受，是败德丧行的侮骂亲娘、侮辱老师等行为的泛滥，是酗酒吸毒的自我放纵，是抛妻弃儿或放弃工作职责的不负责任。这些都是道德的沦丧。”人的主体性被消解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的焦虑。托克维尔曾经追问，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个中原因在于：随着“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增加；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加。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既然现代化怪圈的出现是因为忽略人的主体性，那么，矫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遭遇的极端和片面，必须回到人、依赖人。由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的人学理论基础。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人的问题被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2001年建党80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主张：“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推进社会发展相互关联：“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2007年党的十七大确立科学发展的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果”。自2001年始，人的全面发展被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重要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多主张、诉求和目标，如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平等性等。就人的发展的平等性而言，它要求劳动者平等地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等。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的共享理念，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社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协调发展，着力形成平衡发展结构。平衡发展结构的实现，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就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八篇序言：“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了人，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实现“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要求：人口市民化、素质市民化、同城同待遇。实现“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蕴含以下尖锐问题：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如何就业，农民如何享有土地的增值收益，农民如何获得市民身份，农民如何与市民一样享有改革和发展的红利？如果解决不好以上问题，进城的农民不可避免地落入“回不去的故乡，融不进的城市”的城镇化陷阱。

2016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淘汰落后产能任务艰巨。保证城镇职工、进城农民工、留守农村的农民平等地享受全民生产资料、全民环境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受益）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但进入相关问题的思考、求证、破解时，遇到系列尴尬的问题：留守农村的农民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农业规模效益问题，面临与欧洲、美洲、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先进机器系统的竞争问题，留守农村的农民使用土地时没有全球化背景下的规模效益优势；能源业职工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廉价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的进口冲击问题，能源业职工使用全民资源、全民环境时没有昔日关税保护下的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服务业职工遭遇垄断地位、政策性保护等竞争性先天优势取缔带来的生存环境炙烤问题；编制外职工与编制内职工同工同酬问题。以上问题聚焦为核心，便是劳动的个人如何享有全民资源、全民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受益权）。它是保证劳动的个人主体性发展、平等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让时间回溯90年。1925年毛泽东把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逻辑支点恰恰是农民与当初生产资料的基本表现形态土地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立基各劳动阶层对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受益）权。毛泽东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把脉是按照当时社会各阶级对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而展开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阐释和解读了决定中国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解放、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国家的独立和解放的各个阶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以上社会阶级的划分源于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定，这种阶级划分的方法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种阶级划分的方法是和人的分级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阶级划分法中，人被先天地决定了阶级和层级，而且阶级和层级之间的界限是无法逾越和突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按照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划分人、解读人，由此先天地导致了人的阶级化、层级化、等级化；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按照劳动的方式划分人、解读人，由此给人通过后天的发展、通过个体的奋斗塑造自身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和舞台。家庭出身先天决定一切的人到如何使用生产资料谋生决定自身的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关系成为理解、阐释、解码中国人的发展、所有制发展的纽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要求和主张“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习近平总书记主张：“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不断健全体制机制和具体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人的发展的平等性被定格为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受益）生产要素中的生产资料价值增值的平等性。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产要素确定为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培育发展新动能，主要是激发激活以上五个要素的活力和动能。

追问引发中国现代化困境的人的因素、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关系，必然要追问制约人的发展的所有制的因素、所有制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如果说人的发展是人对提升自身素质的一个永恒的追求，那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公有制等都是实现这一追求的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2．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马克思理论活动的旨趣，在于为私有制社会中的劳动者争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因此，对所有制发展的考察构成了马克思人的发展学说的历史和逻辑脉络。马克思将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容界定为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而现实关系不仅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取决于对生产力发展结果的所有权。1880年，马克思在《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一文中提出“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考察了部落所有制等三种所有制形式，在这个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所有制的这种特殊性质，构成了阶级社会中剥削他人劳动的可能，使异化成为不可避免。异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故“消灭私有制”被作为共产党人的一句话理论。私有制被消灭后，劳动者如何使用生产资料开展生产？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主张“社会地占有而不是私地个人占有”生产资料。1880年，马克思将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作为社会主义者经济方面斗争的最终目的。1890年，恩格斯将生产资料公有制看成对社会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公有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实现形式。

目前国内理论界主要从价值目标、公正公平、批判私有制、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华学忠、施秀霖认为：“所有制是人的价值实现的社会形式，在人的价值关系中，社会生存价值是决定人的价值社会性质的东西；社会经济价值是人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而通过文化意识价值体现出来的个人自我价值则是社会经济价值与社会生存价值的自我统一。与此相应，在所有关系中，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所有关系，是体现社会生存价值性质的社会形式；占有个别生产力的所有关系是体现社会经济价值的社会形式；占有个人财富的所有关系，则是体现个人自我价值的社会形式，是二重所有关系同一的社会形式，直接体现了人的财富观与价值观。”项启源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整体所有或部分劳动者集体所有；劳动者在同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条件下进行联合劳动，成为公有经济的真正主人；劳动产品归劳动者共同占有，消灭了剥削，个人收入实行按劳分配。于金富、安帅领在“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一文中详细论述了马克思社会所有制理论的主要内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有三个：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根据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应当广泛发展劳动者股份制这一新型的公有制形式，使之成为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的基本形式。卫兴华在“警惕‘公有制为主体’流于空谈”一文中，就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关系进行了澄清，提出“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保证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所谓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经济上来说，就是首先坚持公有制的道路与方向，如果公有制为主体变成了私有制为主体，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大厦会随之倾倒”。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六类矛盾和问题，但并未所有制上做出根源性的分析。蔡继明在“从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七大——解读平等、效率和公平关系的演变”一文中指出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公表现在“贫富差距过大、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倒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地区收入差距过大、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刘国光在“关于分配与所有制关系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指出：“贫富差距扩大的最根本原因在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认为“随着私人产权的相对扩大，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会相对扩大，劳动的收入份额则相对缩小，从而拉大贫富收入差距”。董德刚在“所有制问题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文中指出：“所有制问题的实质，是资产为谁所用、为谁谋利”，分析了所有制发展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基本方向：“一是所有权规模的扩大（含所有者的增多），二是所有权的分解和制衡，三是生产经营效果同所有者、经营者的个人利益有直接的密切联系，四是所有权的自由流动组合即自由交易。”陈志武在“新形式的‘国进民退’不利经济转型”一文中提出“所有制形式对产业结构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会侧重高消耗型的重化工业，而以私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中服务业会更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所有制路径在于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还产于民”，并提出只有“还产于民”，才能“还富于民”。“具体讲，应该把国资委体系掌握的国有资产一部分划拨给社保基金，剩下的和国有土地一起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基金，然后把基金份额分给全国老百姓，每个公民得到同样多的基金股份，并允许个人自由交易这些基金份额，就像现在的股票基金可以交易一样。”李惠斌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关于‘私有制’、‘公有制’以及‘个人所有制’问题的重新解读”一文中提出对消灭私有制问题不能作简单理解、现代的公有制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主张“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就已经是一种集体的产物，是一种社会力量，而股份公司作为一种资本的联合，就更是一种集体的和公共的东西，是在财产权问题上实现了社会占有或共同占有。劳动者联合体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者在其中一方面实现了对于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同时，他们还可以使自己的劳动增值。”“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里，劳动者的这个劳动增值部分被资本剥夺了，这就使得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反过来成了奴役劳动者的手段。而只有在劳动者占有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从而使自己的劳动增值的情况下，劳动者才真正摆脱了资本和社会的奴役，其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自由个性的发展才有了可能。劳动者个人对于自己的劳动的增值才有了预期的可能，我们就说，劳动者拥有了财产权。因此，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财产权就是自由，是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得到解放的必要条件。”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得到解放，要求劳动者“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值”，“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和“给生产者个人以财产（权）”。唐未兵“三十年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一文重新认识了所有制问题，总结了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后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概述了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经验。这些经验包括：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兼容，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研究主张加大所有制中的公有制成分，但如何加大公有制成分缺乏策略上的应对研究；从而为本课题的深化研究提供了素材和空间。

新制度经济学视产权为所有制的核心，因为产权导致企业决策制定者面临的激励结构和监管管理者绩效的安排上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基于其阶级立场讴歌私有制、批判公有制，但对私有制的高效率和公有制的低效率的分析有可取之处。

3．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从理论看，本课题的研究，旨在揭示人的发展和所有制之间的关系，说明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既能促进人的发展，又能推动经济的进步。马克思意义上人的发展是现实的、劳动的个人的发展，人的发展通过劳动而彰显和实现，但现实的、劳动的个人只有和生产资料有效结合后才能获得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一个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是无法获得劳动的资格因而无法获得发展自己的资格的：“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生产资料是物化的劳动，是财富的胚芽；占有生产资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可以将物化的劳动与活劳动相结合开展生产、组织劳动。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生产、劳动的物化条件即生产资料的主体隶属做出清晰的规定，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变化，在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变化中，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变化发挥根本作用；而在经济关系、经济制度的变化中，所有制关系、所有制制度的变化发挥根本作用。《共产党宣言》主张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所以，任何社会都重视从制度上界定所有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指出：“议会政府的形式比其他一切政府形式都好得多，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所有制的制宪工作才是基本。因此，这项制宪工作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制宪工作“应当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如何规定所有制，使它既兼顾自由和财富，又造福于整个社会”。苏联学者维·彼·沃尔金在“圣西门的社会学说”中提出：“他认为所有制是社会大厦的基础，而政府组织只是它的形式。”美国产权学派学者H．登姆塞茨肯定了所有制在维系社会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所有权本身可以被看作是对相应的成本与收益的回应。”“所有权是一种财富，改变所有权的特性必然会改变财富的分配。”所有制体现着生产、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意味着拥有一种组织、开展生产的社会性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从脉络看，所有制有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历史脉络。因为私有制不符合生产、资本的社会化趋势，存在人对人的剥削，所以私有制成为被批判和被超越的对象；公有制在践行中导致各种各样的特权，所以被呼吁探寻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

从实践看，本课题的研究，旨在结合公有制的实践，探索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有制实现形式。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并从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进行了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部署。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村集体经营权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等问题做出了若干决定，并就完善农业、农村、农民的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要求通过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路径包括：“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必须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八大后，党和国家在医疗、保险、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关爱、社会救助等实施了一系列的城乡一体化统筹兼顾策略。但这些统筹兼顾的策略更多是在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意义上进行的。只要不进行第一次分配的根本改革，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不可能成功和持久。第一次分配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的成功探索。只有探索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保证劳动者平等地享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才能推进中国社会人的平等性发展。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性概念。10年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演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民从严治党即“四个全面”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即“五个发展理念”的具体制度安排。其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6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就“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提出了实施的具体方略。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坚持创新发展，要求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构建产业新体系，构建发展新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坚持协调发展，要求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绿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必须直面以下问题：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坚持绿色发展，要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开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坚持开放发展，要求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共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坚持共享发展，要求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