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如何成功的？

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了中央苏区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路径、动员机制、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等，展示了巾帼群英的丰功伟绩，对后续研究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本书充分利用解密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即国际大背景切入，全面考察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所给予的影响和作用。共产国际的这种影响及作用由于受联共（布）内外政策的左右而呈现出双重性，本书尝试探究了共产国际有此双重性政策的深层次原因，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影响的程度，特别是对毛泽东

夏、商、周三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创造发展的辉煌岁月。这一时期，产生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元典：十三经中的大部分篇章、诸子论著和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史书；诞生了老子、管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等思想文化巨人以及他们代表的儒、墨、名、法、道、阴阳等影响深远的学派；在政治思想领域推出了忠、孝、节、义、仁、礼、智、信、天人合一、内圣外王、德主刑辅、赏罚并

《元史·顺帝本纪》中有“谥唐杜甫为文贞”的记载，但这一杜甫重要的“身后事”，却在明代诗坛“崇杜”风潮盛行之下，长期不为人关注，直至晚明方重新被发现；且晚明士人论及此事，态度又迥异于元代儒臣，其间关节极耐深思。本书以元代“谥杜”切入，首先针对事件始末作了考订，进而立足多民族文化背景，通过梳理元、明两朝对杜甫谥号的利用、阐释与认同等问题，系统展现“谥杜”记忆的起伏及流变。在具体的研究中，既要回应在不同

本书以东汉士人清议活动及由此引发的士人思想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对清议的文化含义和古代清议传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系统梳理了东汉士人清议产生的时代因素和文化背景，并就党人清议和名士清议的表现形态及其政治性与舆论性进行了探讨，补充或纠正了前人相关成果中的不足。在对清议的方式与传播方法作出分析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由清议活动衍生出的士人文化类型，并就清议与散文尤其是述德性碑文创作的关系、清议活动中的谣谚艺

会元是会试的第一名，他们是科举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果要了解明代知识精英在科举中的生存状态，会元群体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样本。本书乘持大文学观念，以明代会元群体为对象，综合运用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和宏观研究，挖掘和解析了大量不为人重视的明人别集材料，立体化地探讨和呈现了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考证、述史、论析融为一体，笔致清通精当。

元代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蒙汉二元混合的政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之上，是中国历史上管理如此广大疆域的多民族国家的一次尝试。监察机构职能的加强，行省制度的设立，土司制度的开创，以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等，都为后代所承袭。元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契丹王朝先后建立东京、上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个京城。辽朝前期采取“分国而治”的策略，以东丹国控驭渤海故壤，以大辽国统治燕云汉地。此后，“分国而治”逐渐转化为“分区而治”，东京用渤海制度，南京、西京用汉制，上京、中京则是汉制、契丹制度兼而有之。诸多迹象表明，辽朝并不存在“京道”一级的高层政区，而是在中后期逐渐形成了财赋路和军事路并行的复式政区。辽朝后期，行国性质的政治中心在捺钵，城国性质的政治中心

本书共分大晟府官制考、大晟乐体制考、大晟府乐章及词曲考、大晟府词人及其他职官考、大晟乐流传考五章，对大晟府沿革、机构职能、职官任免、工作性质、大晟乐制作过程、推广情况、乐书编撰、曲谱流传和词派活动、词人生平、乐词创作、影响及相关史实做了全面、深入的考证。该书继承了前人通典、通志、通考的形式，体现了很强的开拓意识，有还原历史真实、纠正陈陈相因的成见、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和价值，对宋代文学、历史及音乐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