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部作品是通过德语传播的”——记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

“奥斯维辛后再写诗是野蛮的”，这是阿多诺“二战”后留下的传世名言。的确，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后，谁还能心安理得地呼唤缪斯女神，触碰文学语言？但是不，有足够多的作家，无惧淡化世间恐怖之嫌，执着地继续用文学手段，或释放自我，或探究人生。近日，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Kertész Imre），甚至挟着以奥斯维辛为题材的小说《命运无常》，登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堂。

凯尔泰斯在众多候选人中的胜出有些出人意料。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0月4日头版《下周，谁是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一文，综合外电报道，提到了美国1998年普利策奖获得者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南非人J. M．库切（J. M. Coetzee）等十多位有可能问鼎的世界知名作家，偏偏就是缺了凯尔泰斯。但凯尔泰斯的获奖又非全无先兆。比如《德意志新闻社》2002年10月8日有一则消息，题目就是《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推测——凯尔泰斯，罗斯或库切》。文中说：“今年七十二岁的凯尔泰斯·伊姆雷在推测中高居榜首。”两天后尘埃落地，凯尔泰斯果然成了文坛新冕之王。瑞典科学院称赞他在作品中反映了“在野蛮的历史进程中个体的脆弱”，说他不仅让读者面对野蛮行径的残暴，而且见识了施虐时那具有特征的麻木不仁。具体来说，“凯尔泰斯的文学作品探究了个体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生活和思考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里，人越来越完整地屈服于国家政权”。

决定授予他诺贝尔奖的瑞典科学院当然对他赞赏有加，否则怎会作此决定。令人瞩目的是，同往常不太一样，结果公布后，评家们异口同声，一片赞扬。人们对其作品的思想深度几无啧言，就是对其创作的艺术水准也倾心折服。《南瑞典日报》的文艺专栏作家彼得·路特尔森（Peter Luthersson）说：“凯尔泰斯是一个少有的、货真价实的、从人性上讲令人信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琳内克（Elfriede Jelinek）的话是：“我几乎不知道还有谁比他更有资格获奖……他把生活中那可怕的经历化为了艺术。”有德国文学教皇之称的赖希-拉尼茨基则说：“我很高兴凯尔泰斯得奖。我曾为菲利普·罗斯和约翰·乌帕迪克（John Updike）说话。不过，这样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获奖，这很好。他是一个对时代、时代批评和社会批评问题很敏锐的作家。他是心理学的行家和描写苦难的大师。这些苦难对他经历过的时代具有典型意义。”

在瑞典科学院公布名单之前，凯尔泰斯显然对自己可能获奖有所耳闻，因为他此前说：“如果得奖，我会感到幸福；得不到，我也幸福，因为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2002年10月10日，当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的通知到达时，凯尔泰斯与他夫人在柏林的住房里。书房的电话响起，他的手开始颤抖。为了镇定，年逾古稀的候选人上午就喝了红葡萄酒，但这无济于事。激动是可以理解的，凯尔泰斯获得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整整过了一刻钟，这位匈牙利作家没有缓过神来。记者蜂拥而至，他的发言人卡塔琳娜·威得尔曼（Katharina Wiedemann）替他挡驾：凯尔泰斯还不想发表意见，“因为他头脑里一片混乱”。不过，此后他还是欢快地配合了记者们的工作。有人问，作为获奖者，他为什么同格拉斯不一样，受到各方一致的欢迎。他的回答很妙，“也许别人爱我”，引起一片掌声。又有人问，那约一百万欧元的奖金他准备怎么用。他开心地说，“我会花的。这是一大笔钱，花完它得费一些时日”，又激起笑声一阵。实际上，他获奖后的第一次表态即同奖金有关。他说：“这对我是个巨大的认可。也许还意味着，我现在可以过一种更加平静的生活，至少在经济上，我现在安全了，无论如何就这点来讲是这样。”言语中透露出东欧小国作家经济上底气的不足。

凯尔泰斯从2002年10月起至2003年7月，作为柏林科学院的研究员，在柏林工作。他将用一笔德国的奖学金，为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写完自己一部新的小说，显露出这位匈牙利作家同德国的特殊关系。事实上他自己也说，用的还是德语，“Eigentlich ist mein ganzes Werk durch die deutsche Sprache verbreitet worden”（我的全部作品是通过德语传播的）。此话怎讲？请看其履历及作品传布情况。

凯尔泰斯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犹太家庭。1944年，德军入侵匈牙利，十五岁的凯尔泰斯被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约一年后在布痕瓦尔德被解放。1948年起任布达佩斯《光明报》记者，1951年报纸政治倾向加强后被解雇，服了两年兵役后，他从1953年起成为自由作家，通过为剧院写娱乐性音乐剧和喜剧剧本谋生。他是作家，也是译手。1975年第一部小说《命运无常》（Fateless），即今天的获奖作品出版后，凭着精通德语，凯尔泰斯相继把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霍夫曼斯塔尔、卡内蒂、罗特和施尼茨勒等德语哲学家、文学家的著作译成匈牙利语，借以维持生活。同时他创作不断，继《命运无常》后，又写出《惨败》（A Kudarc,1988）和《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Kaddis a meg nem született gyermekért,1990）。除了这所谓的“无命运者三部曲”以外，他大致还有下列作品发表：《追踪者》（A Nyomkeresö,1977）, 《英国旗》（Az angol lobogó,1991）, 《苦役日记》（Gályanapló,1992）, 《作为文化的大屠杀》（A holocaust mint kultúra:három elöadás,1993）, 《记录》（Jegyzökönyv,1993）, 《我和他者》（Valaki más:a változás krónikája,1997）, 《瞬间的寂静，当枪杀命令重新下达时》（A gondolatnyi csend, amíg a kivégzö osztag újratölt,1998）, 《被逐出国的语言》（A számüzött nyelv,2001）。据现有材料，这总共约十一部作品中，至2002年末只有两部（即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和第三部）被译成了英语，相反，至少有九部已有德译。其中《命运无常》还有两个德译本。所以，有媒体说他在文坛的崭露头角，与德译本密切相关，这不无道理。

其实，凯尔泰斯的出名，的确靠了德国人的帮忙。也许他致力于推广德国文学和哲学，德国人投桃报李；也许是因为德国学界反思历史，对这样一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的犹太作家怀有歉疚和补救之情。1975年，凯尔泰斯的《命运无常》历经坎坷，在匈牙利勉强出版，但波澜不惊。难道在1944年就有四十五万犹太人被押入集中营的匈牙利，人们对这段历史还噤若寒蝉？1990年，此书德译本问世，凯尔泰斯从此声名远播，局面改变。这位往日的受迫害者，偏偏用迫害者的语言，打动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众多读者，文学史上颇可称奇。耐人寻味的还有，今天，其作品德译本一个版本的印数，已远远超过他全部作品在自己家乡的总发行数，以至于凯尔泰斯本人不久前还遗憾地承认，他实际上还未融入匈牙利社会。在他的家乡，几乎没人愿意读他的书。这真应了中国“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这句老话。接踵而至的是德国人给他的一个个奖项。其中有1995年的“布兰登堡文学奖”,1997年的“莱比锡欧洲理解图书奖”,2000年的“《世界报》文学奖”。就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一天晚上，似乎是替他鸣锣开道，德国人又赶着在柏林授予他“汉斯·斯塔尔奖”。那是为纪念为躲避纳粹法西斯迫害，流亡法美的德国作家汉斯·斯塔尔（Hans Stahl, 1902—1993）而设立的文学奖。

凯尔泰斯的主要获奖作品是《命运无常》。小说主人公科维斯少不更事，就被德国法西斯抓入集中营。他在自己遭遇的恐惧中寻找某种意义，但徒劳无功。集中营的秩序在小说中得到细致的观察：犯人的住房分配，就餐的行为规矩，集体屠杀的程序等。在这个十四岁的少年眼里，一切都是那么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甚至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这个男孩开始也全然不觉。对他来说，集体屠杀那有效的组织工作同“狱卒那做得非常漂亮的皮鞭”一样是欣赏的对象。他要做的只是适应生活，顺从环境。凯尔泰斯小说中表现的这种对个体理性的距离感，对恐怖描写的放弃，使作品生发出一种别样的、震人心魄的效果。用瑞典科学院的评语说，“也许正是因为它缺少道德愤怒的特征或呼唤主题的形而上学的抗议，描写获得震撼人心的可信性。”而作者毫不妥协的立场，体现在风格上，“使人想起挡在无知来客之前，那长势良好、茂盛多刺的野蔷薇丛”。

这第一部小说的备受冷落，似乎在“三部曲”的第二部《惨败》的书名中已得到映现。但小说的要点还是作者奥斯维辛经历留下的伤痕。“也许我开始写作，是为了报复世界……我的肾上腺，我甚至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带出奥斯维辛，也许生产出太多的肾上腺素。为什么不？在描述中最终有一种力量，那好斗的冲动会在里面得到片刻的歇息。这种力量能制造一种平衡，一种暂时的和平……我想从一种永恒的客观存在变为主体，从一个被描述者成为描述者本人。”

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尤其作为一个成为作家的幸存者，往日的经历梦魇一般缠身，生存极不容易。也有过集中营经历的艾默里（Jean Amery）曾说过，谁在集中营里经历了极度的羞辱和自我折磨，谁就再也摆脱不了被折磨者的存在。确是如此，同样在纳粹集中营待过的意大利作家普里默·列维（Primo Levi）和德语作家保尔·策兰（Paul Celan），包括艾默里本人，最后都选择了自杀。也许都是以此逃避往日的噩梦？凯尔泰斯几乎是唯一一个在写作中找到平衡，全身至今，而且笔耕不辍的集中营作家。凯尔泰斯在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女编辑卡塔琳娜·拉贝（Katharina Raabe），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对这样一个未被这些集中营经历毁灭的作家的肯定，确是深中肯綮的切当之言。

和在《命运无常》中一样，《惨败》中也无激越的道德控诉，有的只是对灾难的哲理思考。比如有一处，作家取一极为大胆的做法，把集中营受害者的命运与罪犯的命运等同起来：双方都由于一种对恐怖秩序的“默契”进入自己的角色，在那全然的极度紧张中，都盲目地完成自己那貌似正常的工作，都能以自己那“十分自然的生活”，让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要求一种“道德的真实性”。由此，灾难后更深层次的道德制度、人性命运、社会组织和生存困境等本体论问题得到探究。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名为《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所谓“安息文”是犹太人给死者念的悼文。《命运无常》和《惨败》中的主人公科维斯再次出现，他为自己拒绝要的孩子念安息文，他不想让一个孩子降生到一个允许奥斯维辛存在的世上。作家通过他，再次回顾自己那抛甩不去的集中营经历。

凯尔泰斯的主要作品还有《苦役日记》。作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在1961年到1991年间在专制统治下对个人自由的确定性的叩问，并且寻找对集中营恐怖的解释。“我是奥斯维辛幽灵的媒体”，他写道：“奥斯维辛从我心底述说。与此相反，我觉得其他一切都是胡扯。”奥斯维辛那梦幻般的幽灵看来始终啮噬着作家那敏感的心。

《我和他者》是《苦役日记》的继续，包容的时间是1991年到1995年，是对自我确认的哲学拷问。“这个被分割的生命的哪一部分可以称作我？”作者发问，接着又回答：“我是个虚构，我们最多是这个虚构的共同始作俑者。”

凯尔泰斯目前在柏林有一套固定的住房。“我在那里（匈牙利）无法工作，您无法想象那里的情况。”他在接受德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这么说。记者问：“这就是说，您在柏林流亡？”“事实上是这样。”凯尔泰斯回答。他在柏林的任务是，在2003年7月前，完成他的新作《清算》（Felszamolás）。在柏林科学院最近的“动态报道”中，他对此书这样描述：“小说的情节发生在巨变时代，在使人六神无主的突然自由时期。往昔在这个时代被清除，履历被改变。没有什么仍然有效，没有可以叙述的故事。”接着他又说：“同时我计划，用这部小说，对大屠杀投上最后一眼，不再关注存活者，而是关注第二代，那些以后出生的人。他们不知所措地同沉重的遗产搏斗，躲避着这种消化的过程或承受这种过程。”看来，凯尔泰斯正打算对集中营的经历作彻底清算，同折磨他一生的奥斯维辛告别。“我从奥斯维辛出发。每当我想写一部新小说时，我会想起奥斯维辛。”这是他以前说的话。但愿作家这次的努力成功，真的能以这部小说同苦难的往事挥别。

在这部小说杀青之前，凯尔泰斯还给我们准备了两个悬念。一是他已把自己的小说《命运无常》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不日将在德国出版。凯尔泰斯甚至已经邀请他的同胞，著名匈牙利摄影师、多次获奥斯卡最佳摄影提名奖的拉乔斯·科泰（Lajos Koltai）当这部电影的导演。而有电影音乐之父之美称的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埃尼·莫里康（Ennio Morrione）也已欣然答应，亲自为这部电影助阵。另外，为了奖励这位民族英雄，匈牙利政府已决定提供四百万欧元，资助电影的拍摄。这也许会是影坛的又一部巨片。二是2002年12月10日他在瑞典的颁奖仪式上要作怎样的讲演。就此，凯尔泰斯本人已有所考虑。他在接受德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最后这样披露：“您可以相信，我不会不重读加缪就写下我的诺贝尔讲演词。后现代主义及其相对论已经过时。我们重新需要立场。又有了对一种严肃对待自己的文学的需求。”

无疑，凯尔泰斯属于当下给予写作以严肃的作家。他懂得叙述的沉重，懂得艺术与生活的关联，是一位努力在存在的骚动中保持自己知识分子良知的作家。集中营的经历形成了他观察社会、解读历史的视野，他在此中浸润颇深的日耳曼思辨传统，则塑就了其作品谨严整肃的风格。他的获奖，应该会给后现代主义的甚嚣尘上来一点纠偏。

光阴荏苒，1929年11月9日出生的凯尔泰斯转瞬就要迎来他七十三岁的生日。我们预祝老人，如己所愿，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辉映下，诞辰祥和，生活平静。

（2002年11月6日写毕，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