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了的机会——斯洛特戴克及其《欧道主义》

十多年前在德国，初见《欧道主义》（Eurotaoismus）一书，即为玄奇竞怪的书名所吸引。十多年后，在上海西区一欧式餐厅的一次冷餐会上，有德国学人问：您知道斯洛特戴克吗？一时语塞。就德国哲学家而言，正被近年来逐渐占满书架的海德格尔、胡塞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哈贝马斯等弄得眼花缭乱，斯洛特戴克不知被挤到了哪个角落。当这位德人提醒说，他写过一本叫《欧道主义》的书时，记忆的闸门终于打开，能够骄傲地回答：买过此书首版，那时他在哲学界还不十分叫座。毕竟此书以其独特的书名，让人难以忘怀。

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1947—）是当今德国著名哲学家，后结构主义反知识论的一个代表人物。初版于1989年的《欧道主义》是其力作之一。此书书名用词词典不载，又中西合璧，立意鸣高，得有一番解释。其实，斯洛特戴克本人在书的引言起首处，已作修辞反问：为什么偏偏用这个“笨拙而又玄奥的词”作书名？他本人给出三个答案：一、这是他本人经常胡说八道的毛病所致；二、这是施莱格尔风格意义中“组合性玩笑”（7页），即把两个相距甚远乃至互不相干的概念合在一起的结果；三、这更可能是个关于错过了的机会的标题。答案一显然是自嘲。答案二为组词运作方法的一种可能，只局限在技术层面。答案三似乎才有实质性的意义。莫非他的言外之意是对欧洲错过了融合“道”之学说的机会的遗憾？换言之，这难道是“欧道主义”一词的含义？这不太好说。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书的内容谈起。此书有个补充性的副标题：政治动力学批判。源自牛顿及其弟子克拉克的经典动力论，是一种关于力和由此产生的物体运动之间的关系的学说。这为斯洛特戴克此书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以这个理论检视人类社会发展史，他以为，在欧洲历史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一种以总动员（Mobilmachung）形式出现的、强大的运动性力。这种动力早在古希腊企望完美的诡辩术，以及追求极限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初现形态。接着在修道院，对专注的专注，沉思中的沉思，人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到了近现代社会，知识的日积月累，国家的独立运动，军备竞赛的升级，艺术家个体的自我偶像化，体育运动中对提高技能水平的迷狂等，简而言之，长时间以来，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进行着由动力论生发出的人类的自我总动员。就是马克思那通过资本化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66页），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现象，还不如说是一种动力论现象。

问题的关键是，谁运动，他运动的就不仅仅是其自身；谁创造历史，他创造的也绝不仅仅是他想创造的历史。斯洛特戴克以“现代主义最神圣之物汽车”（42页）为例说明：“夏季中欧高速公路上的严重堵车也具有历史哲学的价值，甚至宗教史的意义。”因为正是在这“后现代主义的停停走走”现象中，他看到了现代主义的失败：“……在此我们遭遇的是一种幻想的终结——这些现象是动力论的耶稣受难节。在这个节日，通过提速得到拯救的希望归于破灭。”而且，“即使哪一位从未听说过‘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在堵车的那些个下午也已熟悉了事态”（42,43页）。

斯洛特戴克此书批判现代主义“动力乌托邦”（23页）的宗旨由此一目了然。这种动力乌托邦以为，全部的世界运动应该是人对各种运动规划的执行，世界理应是人这个主体生命的有序表达。然而，伴随着现代而来的人类社会现象和人们往日的想象大不一样。斯洛特戴克在书中提到了纽约的大面积停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他当时未及目睹的，还有约十年后拖着熊熊烈火，把近百名德国人送上不归路的协和式飞机坠毁，以及让世人闻之色变的疯牛病蔓延。看来，事物发展的结果往往悖于人的计划。设计好的规划做不到万无一失。也就是说，运动失控，与创造历史的运动如影相随。而现代主义却教给我们过多的行动理论，其结果是环境危机四伏，世人惊恐万状。面对现代主义的失败和总动员的结果，斯洛特戴克的诊断毫不含糊：这一切非是人算不如天算，而是由于人类没有弄清动力学问题。随着人类的自我总动员，有穷极倾向的原动力，引发了能彻底埋葬人类自身的雪崩。而人类自己是这场悲剧的主犯。

斯洛特戴克的论述，似能让我们对古老的伊甸园故事获得一种新识：仁慈的上帝为何不让人有智慧。上帝是替人着想。他也许懂得斯洛特戴克意义中的政治动力学。

不过，斯洛特戴克是否在危言耸听？因为，不是中外皆有“吃一堑长一智”的说法？而且，斯洛特戴克在书中也确认“Durch Schaden Klugheit”这句话，并说，“在此之中保存了人类最古老的学习理论”（114页）。斯洛特戴克此书的亮点之一，就是对此说的条分缕析。他认为，这句话一方面表明，人类的智慧和对苦难的经历从来就是难兄难弟，须臾不可离，受难也就是人的宿命。另一方面他以为，这句话似乎也包含了另一种灾难辩证法，亦即人类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由此推之，人类想必也能从失败中变得聪明，摆脱动力论的控制和总动员的支配。但是不，斯洛特戴克惊堂木一拍，说：“人类先天就有学习障碍，因为它不是一个主体，而是一个联动装置。”（116页）具体而言，具有肉身的个人有学习能力和学习要求，而这个我们称之为人类的联动装置没有用来体验失败和进行学习的肉身。被烫的孩子不再玩火，而人类作为一个集体不会是被烫的孩子。学习的古老模式在这个事实前无效。

而且，这里不仅牵涉到“人类”的无主体性，而且事关灾难的无主体性。斯洛特戴克的灾难辩证法还包含对“事件的灾难”和“行为的灾难”的区别。“事件的灾难”与人的行为无直接关系。只有当灾难是“行为的灾难”时，亦即在灾难后能找到一个确实的罪犯时，它才可能成为个人的改变观念、进行反思的一种刺激。也就是说，为了让灾难后的学习变得可能，必须找出一个造成灾难的主体。问题随之而来，比如，在切尔诺贝利这样一个灾难后，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技术和组织构架中能找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肇事者，并让他承担责任吗？斯洛特戴克在书中这样设问：“在这样一个肇事者身上，其对于统治自然的意志是由什么唤起的？谁或什么把作案的武器递到他手里？这个统治自然的主体最后是通过何种历史也成了原子核大火的主人？”（120页）言下之意显然是，按照西方“知性和意志文化”（119页）的观念，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嫌疑，都有可能是肇祸人。换言之，谁都又不是罪犯。结果是，失败后不存在学习过程，“吃一堑”后未必会“长一智”。这个古老的学习理论奈何不了动力论引发的人类总动员及其不胜枚举的灾难。

面对此情此景，斯洛特戴克疾首问道，是否有必要发展一种关于人类能力有限性的意识，一种同“积极行动”的西方精神不同的、“只有在现代派规划的反面形成的”“纯态”或“消极状态”（28页），以排抵现代主义的行动理论。这种“纯态”或“消极状态”应为其书名已暗示的，老子道学中的无为思想。至迟自巴洛克时代已进入德国学界的中国智慧，在这本《欧道主义》中实际上又经历了一次复兴。此书有一章节的题目其实就是“一种亚洲文艺复兴的机会：关于古代的理论”（82页）。

关于中国器物文化以外的知识，一开始主要由西人，特别是耶稣会士带回欧洲。出于自身发展策略的考虑，此类关于中国的报告常常过于理想化。人们对中国的印象起初也就激赏有加。随着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扩张和耶稣会士在中国的逐渐失势，至迟到18世纪末，对中国的批评之声，渐次加强。此后，西人的实地考察，进一步抹去了笼罩在中华大地上的神秘光环。而中国的落后，使背靠“先进”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西人鼻子翘得更高。即使今日，带着摩天大厦和林荫大道超前发展的中国城市文化，因为携有短时间内抛甩不去的国民群体素质低下状况和散布在各个角落的贫民居所，也还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就在斯洛特戴克这本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书名中夹着中国哲学概念的学术著作中，也不乏对中国居高临下的调侃。在言及“古老的中国”时他说：“如所周知，那里生活着如此众多的智者。为了阻止对启智的乳房的拥挤，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有人窃窃私语，这几天第十亿个小道家就要出世。”（211页）

斯洛特戴克对中国人形象轻嘴薄舌，对中国的老子学说却倍加关爱。有书名为证。他在书中还说：“当西方沉湎于一种隐没的东方，呼唤一种亚洲的古代，作为目前生活有示范性意义的文化模型时，它是在一种陌生的过去中探究自身未来的可能。”（86页）这个“有示范性意义的文化模型”，就上下文看，显然意指也许能略助西人免堕总动员之深渊的老子学说。但是，斯洛特戴克虽然把“道”字羼入自家书名，书中也凸显出借中国智慧，释自身焦虑的意向，他还是心如明镜。面对动力论的凯歌高奏，“道”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即使我们承认东方智慧令人印象深刻，具有自身价值，仅靠输入亚洲，帮不了西方那已总动员了的世界”（9页）。思想家知其不可而仍然为之的绝望于此可见。

不过，深得“道”之精髓的亚洲呢？实际上，在西方殖民主义引起的“精神世界贸易”影响下，亚洲同样走上了一条由动力论划定的不归路。用斯洛特戴克的话说：“对真正的东方来说，它被另一种精神的发现，其实是同自己的命运相遇。已被高度总动员了的西方对东方先是发现，然后是征服、传教和上课，随即就把古老的东方一起扯入地球的总动员。”接踵而至的是整个文化的消失：“古老的亚洲，有一天也许会在一种划时代的自我殖民化进程中，从地面上消失。它只能在受西方影响的印度学、汉学和日本学的图书馆中继续生存——还有在古装电影里。”（83页）

这幅可怕的远景图并非无稽妄言。且不说有“纳西文化之父”美誉的，就是一位名叫洛克（Joseph Francis Charles Rock）的美籍奥地利学者，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国外汉学的出奇繁盛，更可添为旁例。斯洛特戴克十多年前“自我殖民化”的说法，对于我们今天方兴未艾的国外汉学研究热，也许正是一服清凉剂。

回到前及何为“欧道主义”的问题。斯洛特戴克此书第三章第三节的题名就是“欧道主义”。节首引言是《道德经》二十四章中的语录“企者不立，跨者不行”，有对全书立论提纲挈领的作用。但他欲言又止，整节正文仅由一句话组成：“Das Eurotao, das ausgesprochen werden kann, ist nicht das wahre Eurotao usw”，汉译为：“欧道可道，非常欧道。”此页以下空白，极为惹眼。记得当时好奇满怀，翻到此页，不禁愕然。学老子，斯洛特戴克算是学到了家。

再回到上提与德国学人的那次谈话。那时才知道，斯洛特戴克眼下在德国哲学界可谓风光八面。媒体纷纷称他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先锋、文化先导”等。有德国文坛教皇美称的赖希－拉尼茨基多年来在德国电视二台主持一档叫《文学四人谈》的节目，收视率相当可观，几已成为德国学界一道不可或缺的景观。可斯洛特戴克嫌此不够刺激，目前在同一电台统领一档《哲学四人谈》的节目，引起媒体轰动。较之介绍文学，把艰深的哲学推向大众，以平淡之意出深邃之思，显然更难。斯洛特戴克当为一个能举重若轻的哲学俊才。

（2002年4月26日于上海，原载《文景》2002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