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保安
第1节 苏维埃“巨头”
西北有很多小村庄，但是城镇却不多见。除了共产党创立的工业之外，西北全然就是农业区，不少地方还是半游牧的乡野。骑马登上布满沟壑的山顶，俯瞰葱郁山谷掩映下的保安[16]古城墙，目之所及令人叹为观止。
在秦朝和唐朝，保安这座边防小城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要塞。狭窄的关口两旁，堡垒的残垣在午后的阳光下反射出火红的光芒。当年蒙古人的征讨大军，就是经由这道关口入侵这座山谷的。这儿还有一座内城，以前驻扎过部队。一座高大的防御石堡最近刚被红军修缮一新，它环绕着的大约1平方英里范围的地方，便是现在的保安城。
在这里，我终于找到了南京方面与之作战十年之久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用他最近冠用的正式头衔，是“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在共产党开始实行“建立统一战线”的新政时，旧名“中华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就不再使用了。
他们已经收到了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正在等着我，并为我在“外交部”里安排了一个房间，我暂时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客人。随着我的到来，保安外侨的人数显著增加。另一个西方人是被称作“李德同志”的德国人，中国红军唯一的外国顾问。关于李德，下文还会提及更多的内容。
我到达后不久，就见到了毛泽东。他看起来像个林肯式的人物，身材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背有点驼，体态偏瘦，留着又长又浓密的黑发，一双大眼睛，目光如炬，高鼻梁，颧骨饱满。我得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知识分子的面容。但在几天里，我一直没有机会来求证这一点。再次看到他时正值黄昏时分，毛泽东没戴帽子，走在街上。他一边走，一边同两个青年农民说话，认真地比着手势。我起初没认出他，直到别人提醒，我才知道——虽然南京方面悬赏25万元抓捕他，但他却自在地和其他人一道走在街上。
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再写一部书。我跟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广泛谈及各类问题。我也从其他战士和共产党员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与他谈话后，我写下的访谈记录总计有两万多字。他谈到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成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领导人的经历，以及他为何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红军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问题他全部为我作了解答。他向我讲述了长征的经历，并且给我写了一首关于长征的古诗。他还讲述了许许多多其他共产党员的故事，有朱德的故事，甚至还有那个背着两只装有苏维埃政府档案的铁皮箱，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青年战士的故事。
毛泽东的生平历史充分地展现了整个时代的横截面，是探索中国运动源泉的重要指针。我根据他讲述的情况，将他个人历史中极为激动人心的纪录写进本书。但在这里，我想说一些主观印象，以及有关他的一些趣事。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不可否认，你会觉得毛泽东的身上有种天意的力量。它并非一种稍纵即逝的力量，而是一种发自本源的笃定的力量。你又会觉得他身上生长着的那种不同凡响的特质，都是因为他深刻洞察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需求，并竭力为他们发声。如果他们的这些“需求”以及促使他们前进的运动，能够推动中国的复兴，那么从历史的纵深处看，毛泽东或将成为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同时，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之外，他个人也是个有趣的人物。虽然他的名字同蒋介石一样为中国人所熟知，但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因而关于他的种种传奇逸事不断。据说我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新闻记者。
毛泽东有着“大难不死”的名声。南京曾经隔三岔五地宣告他的死讯，但几天之后，关于他的消息又见诸报端，而且依旧活跃一如往常。国民党也曾经多次官方宣布“击毙”并葬了朱德，有时还得到了自诩能感应的传教士们的证实。尽管这两位著名人物一再传来死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创下惊人的壮举，其中就包括长征。就在我访问红色中国的时候，新闻界又一次盛传着毛泽东的死讯，但我却见到他安然无恙地活着。不过，人们说他大难不死，还是颇有根据的。他经历了那么多次战争，仅有一次被敌军俘获，并得以逃脱，缉拿他的首级的悬赏，是全世界最高的，尽管如此，这些年里，他竟从未受过一次伤。
一天晚上，我偶然到他屋里，碰到他正在接受一位红军外科医生的全身体检。这位医生曾经在欧洲学医，精通医术。体检结果是，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从未像某些道听途说的旅行家谣传的那样得过肺病或者其他“不治之症”。他的肺部非常健康，虽然他没完没了地吸烟，这点和大多数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李德亲自进行了植物学研究，他们尝遍了各种各样的叶子，想找到烟叶的替代品。
毛泽东的第二位夫人贺子珍原是一名小学教师，现在也在共产党内做组织工作，但幸运之神对她可不及对她丈夫眷顾得多。她身上有10多处伤，都是飞机炸弹炸伤的，所幸都是些皮外伤。就在我离开保安之前，毛泽东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毛泽东另外的两个孩子是他的前妻杨开慧生的。杨开慧是毛泽东非常敬重的一位教授的女儿，1930年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键下令杀害。
1936年，我与毛泽东初次见面，他时年43岁。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代表着当时生活在苏区[17]的约900万民众。写到此处，容我附上一些数据。根据毛泽东的估计，1934年中央苏维埃政府直接管辖的各区人口最多时达到以下数据：江西苏区300万，鄂豫皖苏区200万，湘鄂赣苏区100万，湘赣苏区100万，闽浙苏区100万，湘鄂苏区100万，总共900万。然而有些统计数据是这个数据的近10倍，令人吃惊，那显然是根据报告，把传闻有红军部队或红军游击队活动的所有地区的人口都计算在内而得出来的数据。当我把有人统计的中国苏区人口人数达8000万的数据告诉毛泽东时，他哈哈大笑着说，要是他们真的有这么大的地盘，那么革命就该胜利啰。不过，在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人口有好几百万是肯定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他几乎是所有组织的委员——例如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政治局、财政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等。他的实际影响力通过他在政治局的领导地位发挥作用，因为政治局拥有党政军政策的决定权。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敬重他，但在保安，没有个人崇拜的做法。我遇到的中国共产党员，没有谁嘴里总在念“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也从未听说过有人将毛泽东的名字与“中国人民”画等号。不过，我从未遇到过不喜欢“主席”或者不敬仰“主席”的人——人们都用“主席”来称呼他。在这场革命中，他本人显然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和率真，富有幽默感，时常露出质朴的笑容，尤其是谈到自己以及苏维埃的不足时——但是这种质朴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的信念。他说话直率，生活朴素，有些人可能会以为他有点粗鲁。然而，他的身上综合着奇异的特质——纯真质朴，机智敏锐，洞悉世事。
我想，我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天资过人——大抵是不错的。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博览群书，在哲学和历史方面造诣很深。他擅长演讲，记忆力超常，且专心致志。他的写作功底深厚，虽然毫不在意生活琐事和外形，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精益求精。他有着无穷的精力，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有趣的是，甚至连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当下最富有才干的政治家。
红军正在保安修建新房，不过我在那里的时候，居住条件非常简陋。毛泽东夫妇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萧然，设施简单，墙上只挂了地图。比这更差的，他也经历过。不过，身为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见识过好日子。毛泽东夫妇的奢侈品基本上也就一顶蚊帐（和周恩来一样）。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和普通红军战士完全一样。他做了十年红军领导人，曾无数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但他自己的个人的财产只不过一卷铺盖，一些随身衣物——其中有两套还是棉布军装。他既是主席，也是红军指挥员，但他所佩戴的两条红领章也和普通红军战士的一样。
有几次，我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大会，还去过红色剧院。他随意地坐在观众中间，自得其乐。有一次，我们在抗日剧社看戏，在幕间休息的时候，群众要求毛泽东和林彪表演二重唱。林彪，28岁的红军大学的校长，曾经是蒋介石的军官学校的学员。林彪涨红了脸，就像小学生一般。他讲了几句很文雅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歌，成功地躲开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和大家一样，不过他是湖南人，所以有南方人的“爱吃辣”的习惯。他甚至吃馒头都要辣椒。但除了这个爱好，他在饮食方面也没什么讲究。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表“革命者爱吃辣”的观点。他首先举出他的家乡湖南，众所周知那里出了许多革命家。接着，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支持他的说法。不过，后来有人说，意大利人也爱吃红辣椒和大蒜，以此来反驳他的观点，他只好笑着认输。还有，“赤匪”自己的歌曲中，有一首最为有趣，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不满自己没有意义的蔬菜身份，总是等着自己被人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自我满足、软弱无能，最后领导了一场蔬菜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喜爱的歌。
他丝毫没有妄自尊大，但有着强烈的自尊，还有一种在必要时刻做出理智决断的魄力。我自己虽从未见过他生气，不过我听人说，有几次，他曾经大发雷霆，令人生畏。在这种时候，他的抨击和怒骂据说是既深刻又致命的。
他对当前的世界政治局势了如指掌。即使是在长征途中，红军都一直通过无线电收听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也出版自己的报纸。毛泽东通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状况也有着切实的了解。他对英国工党格外感兴趣，热心地向我询问工党目前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很快我就回答不上来了。在英国，工人有权参政，却依然没有建立工人自己的政府，他好像很难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对此的回答恐怕也很难令他满意。而对于麦克唐纳，他表现出极度的轻蔑，说麦克唐纳就是个“汉奸”——英国人民的大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认为罗斯福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中国可以与他展开合作。他问了大量有关罗斯福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从他提出的问题来看，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这些政策的实施目标。他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只不过是招摇撞骗，但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高明得多，是个权谋家，懂历史；而希特勒，缺乏魄力，只不过是反动资本家的傀儡。
毛泽东还看过不少有关印度的书，对印度也有一些认识。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如果不开展土地革命，印度永远无法实现独立。他还问到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还有我知道的其他印度领导人的情况。美国黑人问题，他也了解一些，将美国的黑人和印第安人遭受的种族歧视与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类比。后来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背景上存在着某些巨大差异，这让他很感兴趣。
毛泽东对哲学很有研究。那段时间，我每晚去采访他，问他关于共产党党史的问题。一次，一位客人给他带了几本哲学新书，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延期再谈。他集中三四夜的时间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此期间，他似乎忘掉了其他的一切。他的阅读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他还读过许多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想知道毛泽东在对武力、暴力和“必要的杀戮”等问题上的看法。他年轻时，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最初是从哲学问题开始的。尽管他是农民出身，但他自己年轻时并未受过地主的太多压迫，许多共产党员也是如此。此外，虽然马克思主义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根据我的推断，对他来说，阶级仇恨更多的是他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并非出自本能的冲动。
他的内心没有多少宗教情感。他基本上是个人文主义者；他认定人类有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在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他总体上发挥着一种制衡的影响。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熬夜工作，直到凌晨两三点钟才休息。他仿佛有一副铁打的身躯。他说这是因为他青少年时代吃过苦的缘故，在父亲的田里干过繁重的农活，学生时代受过严酷的锻炼。那时，他与几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类似于斯巴达俱乐部的组织。他们常常饿着肚子到华南的山林中做长距离徒步，寒冬腊月去游泳，雨雪中光着膀子，以此来磨炼意志力。他们冥冥中感知到，中国的未来需要他们具有克服艰难险阻的强大意志力。
有一回，毛泽东用了一整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一路上干农活，以此来维持生活开销，有时候甚至沿街行乞。还有一回，他一连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的豆子，喝点水——这也是一种“锻炼”肠胃的做法。他年轻时的这次农村之旅中结下的友情，后来对他却有极大的价值，在大约十年后，他着手把湖南成千上万的农民组织成著名的农民协会。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农民协会成为苏维埃最初的基地。
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两次，当他讲到牺牲的同志时，或者回忆起在他年少时期，湖南因饥荒而引发的那次谷米暴动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在那次暴动中，几名饥饿的农民到衙门要求开仓放粮，却因此被砍了头。有一名战士还告诉我，他亲眼看到毛主席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在前线受伤的一位战士穿上。他们还说，红军战士没有鞋穿时，主席也不愿意穿鞋。
不过我比较怀疑，他能否赢得中国知识精英的敬仰，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卓越的思想，而是因为他在个人生活方面的农民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或许会嫌他不够绅士吧。有一天我和毛泽东正说着话，看见他心不在焉地解开了裤带，摸索着某种附着在衣物上的寄生物——说实在的，哪怕巴莱托生活在同样的环境，恐怕也非得亲自摸索一番不可。但我可以肯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脱掉裤子——有一次我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却真的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极其闷热。毛泽东躺在床上，脱下长裤，对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认真研究了20多分钟——只有林彪偶尔问话，向他询问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全都知道。他随意的生活习惯和完全不在乎个人仪表这一点十分吻合，尽管他完全有可能将自己打扮得像巧克力糖果盒上的将军，或是《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的模样。
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中，除了有几个星期生病之外，毛泽东和普通战士一样，是步行走完全程。只要向国民党“叛变”，他就可以飞黄腾达，对于大部分红军指挥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这十年来，这些共产党员忠于主义，坚定执着，你若不知道中国反叛者被“银弹”收买的历史，是无法充分理解这种坚定的信念的。
我有机会对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逐一进行验证，结果常常发现他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他对我进行了几次相对温和的政治宣传，但是同我在非匪区所受到的政治宣传相比显得有趣多了。无论是对我的记述还是拍照，他从来不进行检查。对于这种善意，我心存感激。他尽力帮助我，希望我能搜集到材料，能够真实地反映苏区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2节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什么？我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曾经进行了十几次甚至更多的交谈。在了解他们的政策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于共产党和南京方面长期斗争的性质形成一些基本概念。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即使要了解西北最近的局势，也必须首先对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梳理。
在这里，我部分转述了洛甫（张闻天）的话。洛甫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讲英语，我在保安采访了他。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下文将对这一事件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之后迅速发展，1923年与国民党的孙中山建立了两党联盟。此外，孙中山曾经单独与列宁领导的苏联共产党达成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共产党向孙中山提供物质和政治上的援助。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掌握政权，但孙中山得到了中国南方割据军阀的支持，他们支持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临时性全国政府，与北平政府相抗衡，而北平政府得到了北洋军阀集团的支持和外国列强的承认。从1923年起，国民党在苏联政治顾问的帮助下，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方式进行了改组。经孙中山同意，一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也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是一位民族主义爱国者，致力于恢复中国主权独立。除此之外，他的社会革命理念（在“三民主义”中进行了表述）融合了改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党支持孙中山国家独立的主张，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莫斯科最初（1918—1922年）希望通过与北洋军阀合作，努力将俄国的革命利益推进到远东。在1921—1922年，随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返回苏联，带回了一份对孙中山有利的报告，共产国际重新评估了中国的潜在盟友的价值。孙中山关于“中国国际化发展”的计划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反对，他的幻想完全破灭。此时，孙中山开始欢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代表阿道夫·越飞提供帮助。随着孙中山和越飞达成协议，对苏政策开始彻底转向。在两人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联合宣言中，双方一致赞同，“中国并没有建立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条件”，“中国的首要目标和当前目标是在斗争中实现民族团结和民族独立”，“中国人在这场斗争中可以依靠苏俄的援助”。该宣言也奠定了三方联盟（国民党—共产党—苏俄）的基石。1922年下半年，鲍罗廷抵达广东，担任孙中山的顾问和苏联使团团长。他本人身兼两职，既是苏共政治局的代表，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此时的共产国际已经成为苏俄对外政策的工具。（这种二元化体制的固有属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苏俄国家利益与中国共产党利益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从未得到解决。）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联盟的合作基础在于国民党一直接受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个目标是确认有必要实行反帝政策——通过革命行动恢复政治、领土和经济主权。第二个目标要求在国内实行“反封建反军阀”政策——推翻地主军阀，建设新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这必须是民主的。
“民主”这个词是孙中山用来解释他本人关于革命的概念。按照他的概念，人民或者“民众”将在他所创建的国民党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在共产党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在他的政党“主导”下，分阶段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在广东，建立了两党政府，成员只包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1924—1927年期间还从共产党中遴选。它的“合法性”和“民主性”主要体现在组织结构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机构中，共产党员的人数被限制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共产党认为，成功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将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所以，他们支持“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这个立场应该是合理的。
1925年，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就去世了。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在共产党看来，国民革命也可以说自此完结。在新军阀的控制以及某些列强、通商口岸[18]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下，国民党右翼与左翼国民党汉口政府决裂。他们在南京另行建立蒋介石政权，这个政权遭到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反对，认为该政权是“反革命的”，是背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国民党不久便与南京的“政变”[19]达成和解，但共产主义却成为可以处决的罪名。共产党主张的民族主义的两大要领——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已遭到抛弃了。接下来的是军阀内战，以及后来对如火如荼的土地革命进行的大肆镇压。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和前农民协会、工人组织领袖惨遭杀害，工会遭到解散。所谓“英明专政”对各种形式的反对力量都力图进行武力铲除。即便如此，军队中仍有很多共产党员坚持了下来，共产党在整个极端恐怖时期保持了团结一致。国民党虽然花了几十亿元用于“剿灭”赤匪，但到了1937年，红军在西北所占领的区域，却是完全由他们掌控的最大的一整片地区（尽管人烟稀少）。
当然，共产党相信，他们的观点在1927年以来的十年历史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他们认为，如果对外不执行反帝国主义政策，对内不开展土地革命，就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将此确定为他们的目标）。为什么共产主义的追随者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爱国青年中间？为什么它至今仍能在历史的幕布上留下东方剧烈动荡、巨大变化的身影？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关注它的主要观点。那么，这些观点是什么？
首先，共产党方面声称，自从南京分裂、削弱了革命的有生力量以来，中国的形势不断恶化，一次又一次地妥协。由于土地分配的不合理，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民众怨声载道，甚至公开反抗。农村普遍存在的贫困状况日益严重。中国现在虽然也新修了公路、配备了一支精锐的航空飞行队和蒋介石提倡的“新生活运动”[20]，但天灾人祸的消息不断，这在中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例如，甚至当我撰写本篇时，报上就刊载着从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传来的这样令人惊骇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逢许多年来最严重之灾馑，而千万人已归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之调查，该省灾区中现有灾民3000万人，树皮白泥[21]，已为罗掘一空。据传陕西现有避灾灾民40余万人，甘肃100万人，河南约700万人，贵州约300万人。贵州灾况广及60区，中央社认为是百年最严重之灾馑。[22]
许多省份往往预先征收60年或者更多的赋税，农民负担不起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土地无人耕种，上千英亩的土地荒芜。四川便是这样的情形。我这6年以来搜集的材料中，有材料表明，其他许多省份也存在着同样的悲惨状况，资料显示这种灾荒的发生频率并没有降低。
在农民大众迅速走向破产的同时，随着农民的全面衰落，土地和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地主和拥有土地的高利贷者手中。据报道称，李滋·罗斯爵士曾经说过，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有的只是赤贫和巨富。苛捐杂税、谷物缴租制度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这一传统制度被卡尔·古斯特·魏特夫博士称为“亚洲生产方式”——使得没有土地的农民经常负债累累，没有积蓄，无力应对旱灾、饥荒和洪涝这样的天灾人祸。
1926年，毛泽东时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在国共合作破裂前还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23]，负责汇总21省的土地统计数据。据他说，根据这次调查，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总数约10%的在乡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却占有中国70%以上的可耕土地；中农占有可耕地的15%；而占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只占有全部可耕地的10%～15%。
据毛泽东说，“自反革命政变得逞之后，这些数据统统不得公开，以至于直到十年后的今天，关于中国土地的分配情况，仍然无法从南京方面看到公开说明。”
共产党认为，农村的破产由于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抵抗政策”而进一步加剧。由于南京方面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五分之一的领土、40%以上的铁路线、85%的未耕地、大部分煤矿、80%的铁矿、37%的优质林地以及大约40%的出口贸易落到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日本目前还把持了中国剩余地区75%以上的铣铁和铁矿企业，以及一半以上的纺织业。日本通过对东三省的侵占，从中国获得了最佳市场和最便捷的原材料来源。在1931年，东三省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贸易“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27%以上。但到了1935年，中国对东三省的“出口”仅占后者“总进口额”的4%。日本由此获得了中国最适宜进行工业发展的区域——从而可以阻碍中国的工业发展，并且将原材料输入到本国工业。这使得日本获得了大陆上的根据地，可以从这里肆无忌惮地继续对中国实施侵略。许多人认为，即使中国其余地区不再遭受侵略，之前任何改革带来的积极作用，都显得毫无意义了。而这些改革，南京方面本还可以吹嘘一下的。那么，南京方面进行了9年的反共战争取得了怎样的成果？最近，西北当局在反第六次反共“清剿”行动的声明中，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总结。[24]声明称，第一次“清剿”行动期间，东北落入日本之手；第二次“清剿”行动期间，上海遭到侵略；第三次“清剿”行动期间，热河被放弃；第四次“清剿”行动期间，冀东丢失；而在第五次“肃清残匪”行动中，冀察两省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
当然，只要共产党继续致力于通过武力斗争推翻政府，南京方面就不会停止内战。但是早在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宣布对日作战，并提出联合所有抗日力量。1933年1月，苏维埃共和国又提出团结“所有武装力量”，建立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不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未提出向蒋介石妥协。[25]到了1936年年中，共产党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立场。为了寻求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将国民党甚至蒋介石也包含进来。如今，中国共产党承诺，只要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保障民众的公民权利”，红军和苏区可交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管辖。[26]换言之，只要国民党回归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纲领，共产党就准备同他们“再度联姻”。对于这两个基本目标，他们认识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最为根本的斗争，甚至为此不惜调整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国内斗争；而阶级矛盾也不得不服从于外部矛盾的顺利解决。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外部矛盾，阶级矛盾也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
现将毛泽东在我进行访谈时的讲话，引录几段如下：
“今天，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人民的根本矛盾。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取决于这一根本矛盾。日本军阀妄想征服全中国，把中国人民沦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侵占——这些是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牢记的主要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益的国家——美英法和苏联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不仅是针对中国，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希望外国列强做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国家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是采取中立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抵抗侵略和占领提供积极帮助。”
在使用“帝国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共产党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和当前与中国友好的、互不侵犯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明显区分。对此，毛泽东解释道：
“关于总的帝国主义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各个大国中，有的表示不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也有许多对于日本占领中国不打算袖手旁观，例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等国。此外，还有一些长期面临强国侵略威胁的国家，如暹罗[27]、菲律宾、中美洲国家、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多多少少都受到日本的威胁。我们都把他们当作朋友，并希望与他们建立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之外，上述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可以结成一个反战争、反侵略、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过去，南京方面曾从美、英和其他国家接受了大量援助。而这些资金和供应物资大部分都转移到内战战场。南京方面每杀害一名红军战士，就等于杀害了许多农民和工人。银行家章乃器在近期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估算，南京方面每杀害一名红军战士，就得耗费中国人民八万元钱。[28]因此，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不能说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
“只有南京方面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与革命的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只有这样，这些援助才能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
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有许多实质上已经被日本破坏，尤其是在东北。至于中国代议制政府未来将持有的态度，他这样说道：
“对于那些援助中国，或者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我们请他们同中国保持亲密的友好关系。对于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自然不能给予同等待遇，例如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已和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建立起了某种特殊关系，是不能将他们视为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的。
“对于友好国家，中国愿意和平谈判，达成互利条约。而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将在更广泛的领域同他们开展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抗日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财产，取缔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影响。关于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可能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处于不利国际地位的措施。
“当中国真正赢得独立的时候，合法的外国贸易利益将会享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的利益所在，而且必将是其他许多国家的利益所在。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真正获得解放，将他们潜在的巨大生产力投入到各个领域的创造性劳动之中，必将帮助改善世界经济，提升全球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很少发挥；不仅如此，它还受到来自于本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最后我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强国结成反帝联盟？”
毛泽东回答道：“反帝反法西斯联盟本质上是和平的联盟，是为了共同防御好战国家的。中国与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可取的。这些国家出于本国防卫的考虑加入反法西斯阵线，这是符合他们利益的……
“倘若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那将要开始一场长期的、恐怖的、没有意义的战争。因此必须做出抉择。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我们将走上反抗压迫者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同我们一道走上反抗压迫的道路，而不要走上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就的黑暗道路……
“中国要取得抗日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来自于其他国家的援助。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外国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人民一道，已做好准备，联合任何国家，以缩短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不过，即使没有一个国家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抗战进行下去！”
共产党果真相信中国能打败像日本这么强大的战争机器？我相信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们认定可以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究竟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得出的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许多问题之一。
第3节 论抗日战争[29]
1936年7月16日，我待在毛泽东的住处，坐在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那时已是晚上9点多了，“熄灯号”已经吹过，灯火也几乎都熄灭了。毛泽东家的墙壁和天花板都是在坚固的岩石上凿成的，地面则是由砖块铺就的。窗户也是就着石壁挖空的，一幅棉布窗帘挡住一半的窗户。我们坐在一张没有漆过的方桌前，桌上铺着一块干净的红桌布，蜡烛在桌上爆着火花。毛夫人则待在隔壁的一间房里，把白天从卖水果的那儿买来的野桃子做成蜜饯。毛泽东盘腿坐在一处由岩石凿成的深壁龛里，吸着前门牌香烟。
吴亮平坐在我身旁，他是个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采访时，就由他担任翻译。毛泽东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我把这些回答统统用英文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再交给毛泽东改正。他非常注重细节的准确性，这是出了名的。在吴先生的帮助下，这些访问笔录被再度译成英文。他们如此仔细，我相信这些文字在报道时鲜有错误。这些报道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观点——这些观点还是第一次传播到西方世界。
在搜集材料方面，吴亮平为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他是浙江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和蒋介石是同乡。他的父亲显然颇有野心，曾在几年前要他和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订婚，他便从家里逃了出来。吴亮平是上海大夏大学[30]的毕业生。英国租界巡捕房头目帕特里克·吉文斯曾在上海逮捕过他，并以参加共产主义活动的“罪名”，将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押了两年。他曾在法国、英国和苏联留学，现年26岁，是个工作努力的共产党员，享有组织配发的制服、住所和食物——食物以小米和面条为主。
毛泽东开始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共产党对日政策的：“如果日本被打败，并且被赶出中国，您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也就得到了解决？”
“是的。如果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这样侵略中国，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动员起来了，并且实现了独立。那么，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您认为在怎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打垮和击败日本军队？”我问道。
他答道：“有三个条件能保证我们的成功：一是全中国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二是全世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我问道：“您认为这样一场战争要持续多久？”
毛泽东答道：“要看中国人民统一战线的实力，以及中日两国的许多制约因素，要看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程度，还要看日本国内革命发展的进程。如果中国人民统一战线团结有力，如果上上下下、各个方面都能有效组织起来，如果那些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国际援助，如果日本国内革命发展得很迅速，那么这次战争[31]持续的时间就会很短，不久就能赢得胜利。不过，如果这些条件没有实现，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日本还是会被打败，只是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全世界都将经历一段痛苦的时期。”
我问道：“您怎样看待这场战争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答道：“这要涉及两个问题——外国列强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
“现在，日本已经确定了大陆政策，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那些幻想着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在经济、政治或领土上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进犯的人，不过是沉浸在乌托邦的美梦中。南京方面以前实施的错误政策，其根据就是这种战略，我们只要看看东亚地图，就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不过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不但华北，就连长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被日本的大陆计划囊括在内。而且，我们同样清楚的是，日本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占领菲律宾、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战争一旦爆发，日本会设法将这些地方作为战略基地，切断英、法、美和中国之间的联系，独霸南太平洋海域。这些行动都是日本海上战略计划的内容，我们已看到了这个计划的副本。而且，这种海上战略必然会配合日本的陆地战略。
“很多人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战略要地并且实行了封锁，中国就不可能继续抗日。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只要看一看红军的历史，就能驳斥这种看法。在某些时期，国民党的军队在数量上比我们的部队多10倍或者20倍，在装备上也比我们强得多。他们的经济资源胜过我们好多倍，并且得到了外界的物资援助。但是，红军为什么还能在对白军的作战中节节胜利，不但一直挺到现在，力量还得到了壮大？
“这是因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经把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紧紧团结起来了。苏区的每一个人，都时刻准备着抗击压迫者，为他的政府而战斗，并且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和他信仰的真理而战斗。再者，在苏维埃的斗争中，人民受到兼具才干、力量和决心的人领导，他们能够深刻理解红军在战略、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需要。红军多次赢得胜利——在初期，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手里握着的也就是几十支步枪——因为红军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能够从老百姓乃至白军中间吸引许多人加入。敌人虽然在军事上强过我们许多倍，但在政治上却无法得到人民的支持。
“在抗日战争中，与红军对国民党的斗争相比，中国人民的优势更大。中国幅员辽阔，只要还有一寸国土尚未被侵略者的刺刀占领，就不能说中国已被征服。即使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侵占了居住着一万万甚至两万万人口的地方，但要想打败我们，也还是差远了。我们依然拥有强大的力量来与日本军阀抗衡，何况在整场战争中，他们还得不断应对激烈的后方防卫战。
“至于军火，日军无法夺得我们在内地的军工厂，这些军工厂足以供应中国军队许多年。日本也无法阻止我们从他们那里夺得大量武器弹药。红军正是用这种办法从国民党那里夺取了武器，武装起自己的部队：九年来，国民党已经成为我们的‘军火运输队’。要是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那么我们运用这种战术打开军火库，就更容易啦！
“当然，从经济上看，中国不是统一的。不过，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对高度集权、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进行抗战的时候，也有有利的一面。例如，将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绝，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并不像将纽约与美国其他地区隔绝所造成的危害那么大。而且，日本不可能孤立整个中国：因为日本无法封锁住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地区。
“所以，问题的核心归结到一点，即动员和联合全中国人民，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这正是1932年以来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我问道：“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您认为日本国内是否会发生革命？”
毛泽东答道：“日本不仅有可能发生革命，而且一定会发生革命。日军一旦遭受重大失败，国内革命就会迅速爆发，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问道：“您认为苏联和蒙古会不会卷入这场战争，会不会来帮助中国？这种可能会在怎样的情况下发生？”
毛泽东答道：“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会对远东的局势视若无睹。它也无法袖手旁观。它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当作战略基地以进攻苏联，还是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争取自己的独立，并与苏联人民建立起友好关系呢？我看苏联会选择后一条道路。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希望与苏联及其他友好国家结成友好联盟时，苏联就会率先来与我们握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苏联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和英国或美国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我问道：“中国人民当前的任务是收复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的全部失地，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毛泽东答道：“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而不只是捍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意味着必须将东三省全部收复。不过，我们没有将朝鲜——中国曾经的‘附属国’[32]——也包含在内。但等我们恢复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如果朝鲜人民想要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向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援助。至于内蒙古，那里是汉人和蒙古人的聚居地，我们一定要把日本赶出那里，然后帮内蒙古建立自治政府。”
我问道：“在实践中，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怎样才能与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在对外战争中，所有中国军队必须在统一的指挥下作战。如果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允许有红军代表加入，那么红军会同意服从它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毛泽东答道：“会的。只要它真的抗日，我们的政府会服从委员会的决定。”
我问道：“红军是否同意，未经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许可或者命令，不进驻也不进攻国民党军队驻扎的区域？”
毛泽东答道：“是的。我们的军队当然不会进驻抗日军队驻扎的任何区域——我们过去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决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
我问道：“共产党对于这种合作将提出什么交换条件？”
毛泽东答道：“那就是坚决地、彻底地坚持抵抗日本的侵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求遵守我们在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国防政府的宣言中提出的几点。”[33]
我问道：“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投入到这样一场战争之中？”
毛泽东答道：“人民必须被赋予组织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过去，蒋介石是不肯将这种自由交给人民的。不过这种压迫并没有完全得逞——红军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北平、上海及其他地区虽然有残酷的镇压行动，但学生们仍然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政治上的动员。不过，学生和革命的反日群众目前还没有获得自由，还不能充分动员起来，进行训练和武装。相反，如果民众被赋予经济自由、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增强数百倍。到了那时，我们的民族将展现出真正的力量。
“经过自己的斗争，红军已经从军阀手中夺得了自由，成长为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以同样的方式从日本压迫者那里赢得了行动自由，并且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能够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同样能够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我问道：“在这场‘抗日战争’中，您认为主要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答道：“战略应该是在绵长的、流动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保持高度机动性，迅速进攻、迅速撤退、迅速集中、迅速分散。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依靠连绵不断的堑壕、重兵据守的交通线和坚固的堡垒实施的单纯的阵地战。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适应作战区域的形势，这就决定了我们将采用运动战的模式。
“这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战略要地。只要在有利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用阵地战来保卫战略要地。但必须将运动战作为中心战略，重点依靠游击战术。深垒战必须加以运用，但仅具有辅助和次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里不妨插上几句话。总的来说，这种战略似乎也得到了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支持。南京方面有一支全部靠进口的空军部队，虽然开支惊人但极具震慑力，可以作为国内治安的工具，但极少有专家看好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远价值。这支空军，还有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甚至被许多人看作是白浪费钱的洋玩意儿，在战争爆发几个星期之后就将无力保持主动权，因为中国缺乏必要的工业，无法维持和补给空军或现代战争中的高科技设备的消耗。
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等国民党主要将领似乎都认同毛泽东的观点：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唯一的希望就是将大规模部队分为机动部队，形成高度机动性，并且能够在广大的游击区维持迤长的防线，以击败日本。
毛泽东接着说道：
“战场的地域范围如此广阔，所以我们有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实行运动战，这种战术对于像日本这样行动迟缓的作战机器格外有效，因为它在随时可能遭到后方猛烈袭击的情况下，不得不小心谨慎。如果将兵力集中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竭尽全力去防御一两处要地，那就放弃了我们在地理和组织方面的所有战略优势，而重蹈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译者注）的覆辙。我们的战略战术必须避免在战争初期进行大规模决战，而应该循序渐进地摧毁敌军有生力量，打击其斗志和军事效率……
“我们不但要组建中国正规部队，还应该动员组织农民，并在政治和军事上武装大量游击队。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所取得的成绩，只不过是能动员起来的全国革命农民潜在抵抗力量的缩影。只要指挥和组织得当，这样的队伍可以让日本人整天疲于奔命，担惊受怕。
“人们必须记住，这场战争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这意味着日本人将处于反对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之中。日本人所有的给养只能依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需要警备，各条交通线沿途都要有重兵把守，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要安排重兵据守。
“在战争的进程中，中国可以俘获许多日本兵，夺取武器、弹药、战争机器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有可能利用堡垒和深壕与日军进行阵地战。因为随着战争的推进，抗日军队的技术装备将得到极大的改进，而且还可以通过获得外国的援助而得以强化。占领中国需要长期负担巨额开支，重压之下，日本的经济将走向崩溃；这场战争中的许多战役都不是决定性的，无法一举分出整场战争的胜负，在这些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会土崩瓦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巨浪被中国抗战的暗礁冲散，中国革命群众中蕴藏的大量人力资源，还可以输送无数战士到前线来，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这场战争，使我们能够向日本的堡垒和战略基地发动最后的决定性进攻，把日本侵略军从中国赶出去。
“被我们俘虏和缴械的日军官兵将受到欢迎和优待。他们不会被杀掉。他们将会受到兄弟般的对待。我们和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之间并没有冲突，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让他们站出来，反对他们自己国内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目！’反法西斯的日本官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并不矛盾。”
此时已经过了凌晨两点，我已疲惫不堪，但在毛泽东沉思的面孔上，我却看不出一丝疲倦。在吴亮平翻译、我做记录的时候，他时而在两个小房间之间踱着步，时而坐下，时而躺下，时而靠着桌子读一沓报告。他的妻子也没有睡。突然，他们两人都弯下身子，看着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逐渐衰弱死去，高兴得叫出声来。这个小东西确实很可爱，翅膀是淡苹果绿的，翅膀边缘有一道橘黄色与玫瑰色相间的“彩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将这片薄纱般的彩色羽翼夹在里面。
谁能想到，这样的人真的在认真考虑战争？
第4节 悬赏两百万元[34]的脑袋
红军大学有许多独特之处。
红军大学的校长是一位28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红军大学自豪地表示，他们有一个班的学员全都是老战士，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作战经验长达8年，平均受过3次伤。有没有其他学校因为缺少纸张，不得不将敌人传单的背面当作课堂笔记本用？有没有其他学校每名学员的教育费用，包括伙食、服装等一切在校开支，每月还不足15块银洋？有没有其他学校有这样一些赫赫有名的学员，他们的首级赏格总共超过200万元？
最后，这所大学以防空洞为教室，以砖石为桌椅，以石灰泥土糊成黑板和墙壁，恐怕在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所这样的“高等学府”了。
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之外，还有很大的供人居住的窑洞、供奉神佛的岩窟、用于防卫的堡垒，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早在一千年前，富有的官吏和地主就建成了这些奇异的建筑，用来防御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和饥荒蔓延，他们在这些地方囤积粮食和财宝，以备围困之需。这些圆顶的洞窟在黄土或石岩中挖得很深，有些有好几个房间，可以安顿数百人。这些“悬崖住所”成为天然的防空洞。红军大学设在这等古老的住宅里，似乎有些奇特，但非常安全。
我到达后没多久，他们就向我介绍了红军大学校长林彪。林彪邀请我找个时间给他的学员们讲讲话。他建议我讲的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他还为此安排了一顿“面条宴”，因为盛情难却，我只好勉强应允。
林彪是湖北省一位工厂主的儿子，出生于1908年[35]。他的父亲因为苛捐杂税破了产，但林彪还是设法念完了中学，进入著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在学校，他成绩优异，在蒋介石及其首席顾问——俄国将军布柳赫尔那里接受了严格的政治军事训练。林彪毕业后不久，北伐战争打响了，他被晋升为上尉[36]。1927年，20岁的林彪成为张发奎麾下著名的第四军的一名上校[37]。同年8月，南京发生右派反革命政变后，他率领手下一个连的战士[38]在南昌起义中参加了贺龙和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军[39]，这场起义正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开端。
林彪和毛泽东一样，是红军少数几位以从未受过伤而出名的指挥员之一。他身经百战，在前线战地指挥部队作战长达十多年，他的部下经历过的种种艰难困苦他也都体验过，他的脑袋的悬赏金额高达10万元，但是他一直没有受过伤。
1932年，林彪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军团里当时有两万支步枪。红军军官们都认为，红一军团是他们“最具杀伤力的部队”，这多半是因为林彪这位战术家非凡的军事才能。据说，有时南京方面的部队一旦发现作战对手是红一军团，就立刻不战而逃。
林彪同红军许多有才干的指挥员一样从未出过国，除了中文以外，其他语言既不会说也不会读。不过，他还不到30岁，就已经得到了共产党党内外人士的一致认可。他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刊物《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发表的文章，被南京乃至日本和苏俄的军事刊物转载、研究和评论。作为“短促突击战术”的创始者，他声名远扬，冯玉祥将军还曾对这种战术进行过评论。据说红一军团之所以能取得许多胜利，原因就在于部队熟练掌握了“短促突击”战术。
一天早上，我随着林彪团长和他的红军大学教员，一起去保安城外不远的红军大学。我们到达的时候，刚好是文娱时间。有的学员在两座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学员在保安城外黄河支流旁边，在泥土填平的草地上的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学员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还有的在读新出的书报杂志，或者在他们简陋的“俱乐部”里学习。
这里是红军大学第一分校，约有200名学员。红军大学一共有4个分校，800多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部”还开办了无线电、骑兵、农业和医务等学校。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党校[40]和一个群众教育训练中心。
200多名学员集合起来听我讲解“英美对华政策”。我简要概括了英美的态度，并答应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个极大的错误，那顿面条宴完全无法弥补我所经受的尴尬。
“英国政府对于建立亲日的冀察委员会持怎样的态度？对日军进驻华北又持怎样的态度？”
“‘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取得了怎样的结果？对工人阶级有什么益处？”
“如果日本与中国开战，德国和意大利是否会援助日本？”
“如果没有得到其他列强的援助，你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大规模作战能维持多长时间？”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联盟失败？”
“在英国和美国，共产党都合法存在，但为什么两国都没有建立工人政府？”
“在英国建立反法西斯阵线结果如何？在美国呢？”
“以巴黎为中心的国际学生运动会有怎样的前景？”
“你认为李滋·罗斯访日是否会导致英日两国在对华政策上达成一致？”
“在中国开始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将会帮助中国还是帮助日本？”
“请教一下，既然美国和英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它们的军舰和军队一直驻扎在中国？”
“美国和英国工人怎么看待苏联？”
要在短短两小时的时间里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可并不容易！事实上，整个过程远不止两小时。这次交流从早上10时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下午很晚。
过后，我参观了各间教室，并同林彪和他的教职工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招生条件，还给我看印制的招生简章，有上千份这样的简章已经秘密发送到全国各地。四个分校招收“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革命事业而献身的人，不论阶级、社会或政治背景”。年龄在16—28岁之间，“男女不限”。“报考者必须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而且——这是刚性要求——“没有恶习”。
我发现，第一分校的大多数学员实际上是红军的营、团、师级军事指挥员或政委，在此接受高级军政训练。按照红军的规定，所有现役军事指挥员或者政委每两年必须有4个月的时间接受这样的训练。
第二分校和第三分校招收的是连长、排长和班长——红军中经验丰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失业教师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导、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人”中挑选的新入伍生。红军东征山西省时，当地有60多名中学毕业生加入了红军。
第二分校和第三分校的课程历时6个月。第四分校主要负责“训练工兵、骑兵干部和炮兵部队”。我在这儿遇见了一些昔日的机工和学徒。后来，在离开红色中国时，我还遇见了8名坐卡车来到红军大学报到的新学员，他们来自上海和北平。林彪告诉我，全国各地有2000多人报名。当时每一名学员都得“秘密”入境。
红大各分校课程设置各异。第一分校的政治课程包括：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军事课程包括：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日）运动战、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发展。
有些教材是专门为某些特定的课程编写的。有些教材则是从江西苏区的出版机构运来的，据说那里有一家印刷厂雇用了800多名印刷工人。其他课程用的材料包括红军指挥员和共产党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内容是关于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或者，有的课程也利用缴获的政府档案、文件和统计资料来进行教学。
“红军真的要对日作战吗？”对于这个问题，红大设置的这些课程也许已经提供了答案。这足以表明红军是如何预测、如何积极计划中国的抗日“独立战争”的——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在所难免，除非出现奇迹，日本从他们已经占领的广大中国领土上退出去。
红军下定决心要抗战，并且深信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就会首先上前线。这个事实不仅体现在红军领袖慷慨激昂的谈吐中，体现在红军部队严格的实操教育训练中，体现在他们提出要与十年来的仇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中，而且在苏区随处可见的积极的宣传活动中也有着明显的体现。
在这种宣传教育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许多青年剧团，他们被称作“人民抗日剧社”。这些剧团在苏区不断地进行巡回演出，宣传抗战思想，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
我在首次造访红军大学后不久，就去观看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青年剧社举行的演出。
第5节 红军剧社
我和那位邀请我去看红军剧社演出的年轻干部一起出发。这时，人们都已经奔向那座就着古庙临时搭建的露天剧场。那天是星期六，距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三个小时，整个保安似乎已经全城出动了。
学员、骡夫、妇女、被服厂和鞋袜厂的女工、合作社和苏区邮局的职工、战士、木工、拖家带口的村民，都朝着河边那块演员们演出的大草地涌去。很难想象还有比这一幕更加民主的集会了——有点像昔日的肖托夸夏季教育集会。
不售门票，没有包厢，也不设贵宾席。山羊在不远处的网球场上吃草。中央政治局总书记洛甫、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部长林伯渠、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以及其他干部和他们的妻子都分散在群众中间，像其他人一样坐在松软的草地上。演出开始后，人们就不怎么注意他们了。
台上挂着一大块粉红色的绸幕，上面写着“人民抗日剧社”几个汉字，还有拉丁化的汉语拼音，共产党正在倡导以拉丁化汉语来推动群众教育。节目预计将持续三个小时，有短剧、舞蹈、歌唱、哑剧——一种综艺节目，或者说是杂耍表演。这些节目主要通过抗日和革命这两个中心主题连贯起来。节目明显带有宣传色彩，道具都十分简单。它的优点是摒弃了锣鼓铙钹和假唱，采用现实题材，而不像“陈腐”的中国京剧，总表现那些毫无意义的历史故事。
尽管编剧不那么精致，也不那么优雅，但演出生机勃勃，充满幽默感，演员和群众都参与其中，从而弥补了这些不足。红军剧社的观众好像真的在仔细听舞台上说的话：与那些满脸不耐烦的京剧观众相比，这确实令人吃惊。京剧观众的时间主要打发在吃水果、嗑瓜子、闲聊、来来回回扔着热毛巾、到别的包厢去交际，他们只偶尔瞥一眼台上的表演。
第一出戏叫《侵略》，以1931年东北的一座村庄为背景。开场时，日军来到这座村庄，赶走了“不抵抗”的中国军队。第二幕，日本军官在一个农民家里摆宴席，坐在中国人身上，把他们当作椅子，还醉醺醺地调戏他们的妻女。又有一幕是日本毒贩在叫卖吗啡和海洛因，强迫农民每个人买一份。有个青年拒绝，就被拖出来审讯。
“你不买吗啡，不服从满洲国卫生条例，不爱戴‘神圣的’溥仪陛下。”拷打他的人厉声喝道，“你不是好东西，你是抗日匪徒！”那个青年立刻被“处决”了。
农村集市上的一幕戏表演的是小商贩们在祥和的气氛中吆喝着卖东西。日本兵突然来了，搜查“抗日匪徒”。他们现场查验身份证，忘带的就被“枪毙”了。紧接着，两个日本军官在小贩的店里大吃了一顿猪肉。吃完后小贩叫他们付钱时，他们惊异地看着他：“你叫我们付钱？知道吧，蒋介石给了我们满洲、热河、察哈尔、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还有冀察委员会，一个铜板都没要！就为这点猪肉，你还叫我们付钱！”他们随即将他当作“匪徒”捅死了。
最后，村民们怒不可遏。商贩们推倒货摊和布棚，农民们手举长矛，妇女儿童操起菜刀赶来，大家都高喊着“跟日本鬼子拼了”。
这出短剧编排得很幽默，还用了当地方言。观众不时大笑起来，厌恶而愤恨地咒骂日本人。他们都很激动。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政治宣传，也不仅是滑稽戏，而是蕴含着深刻的真理。演员大多为十几岁的少年，都是陕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观众似乎完全忘记了这些，他们已经完全被剧中表现的思想所感染。
这场滑稽戏表演背后那残酷的现实意义，并没有因为剧中的诙谐和幽默而变得模糊，至少对有个在场的年轻战士来说是这样的。他在短剧结束时站起来，激动地颤声高喊道：“打倒日本强盗！打倒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打回老家去！”全场观众都跟着他放声高喊这些口号。我后来得知，这个少年来自东北，他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
就在这时，闲逛的羊群为人们提供了笑料，缓和了气氛。人们发现它们正旁若无人地啃着球网，那是演出开始前忘了收起来的。一些学员赶紧去驱赶这些犯事的羊，抢救下文娱部门的这一宝贵财产，惹得观众哄堂大笑。第二个节目是《丰收舞》，剧社的十几个姑娘姿态优雅地进行了表演。她们赤着脚，穿着农民的裤子、短袄和花背心，头上戴着绸巾，舞姿整齐优美。我后来得知，其中有两个姑娘从江西一路跋涉而来，她们曾在瑞金的红军戏剧学校学习舞蹈。她们真的很有天赋。
另一个别致有趣的节目是《统一战线舞》，表现的是中国抗日动员。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变戏法似的鼓捣出这些服装来，突然，几队青年戴着水手帽，穿着白色的水手服和短裤——先以骑兵队形出现，接着是空军队形，然后是步兵队形，最后是海军队形。中国人是天生的艺术家，擅长在表演中运用各种手势和动作，他们的舞姿非常真切地表现出舞蹈的精髓。接下来的节目是《红色机器舞》。小舞蹈家们用声音和手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舞动、相互配合，巧妙地模仿出汽缸的发动、齿轮和车轮的转动、发动机的轰鸣——勾勒出未来中国机器时代的美景。
在演出间，观众中时不时地有人发出喊叫，要求别人即兴表演唱歌。几名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应大家的要求，唱了一首当地的古老民歌，一名陕西农民用自制的琵琶为她们伴奏。另一个被“点名”即兴表演的学员吹了口琴，还有一名学员唱了一曲南方人喜爱的歌。再然后，让我惊慌失措的是，有人开始鼓噪，让外国记者来一个独唱！
他们不肯放过我。天哪，除了狐步舞、华尔兹、《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之外，我什么都不会，而我会的这些乐曲好像并不适合这群充满斗志的观众。我甚至连《马赛曲》也记不得了。可他们还是执着地继续要求我唱歌。最终，我极其窘迫地唱了首《荡秋千的人》。他们非常有礼貌，没有要求我再唱一首。
看到幕布升起，下一个节目开始上演，我才彻底松了口气。这个节目是一部社会剧，有着革命主题——一位账房先生爱上了他的房东太太。接下来又是舞蹈，然后是关于西南地区新闻的“活报剧”，再就是儿童们合唱《国际歌》。合唱时，戏台当中亮晃晃的圆柱四围拉出绳子，绳子上悬挂着万国旗，周围是年轻的舞蹈演员俯着身子。他们和着歌词慢慢地抬起身来，在歌声结束时挺起腰，直直地站立着，紧握的拳头高高举起。
演出结束了，但我还是满怀好奇。第二天，我去拜访了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1907年出生于河南，已经参加红军10年了。最初，她参加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军事政治学校[41]宣传队。1927年，冯玉祥向南京政变妥协，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出走，在汉口加入共产党。1929年，她受共产党委派前往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莫斯科。一年后，她返回中国，成功穿越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向我讲述了红军剧社的一些历史。剧团最初是1931年在江西组建的。据危女士称，瑞金著名的高尔基学校[42]从苏区招募了1000多名学员，在那里，红军设立了大约60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庄和前线进行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了各村苏维埃希望去演出的邀请，有一长串“等候名单”。农民们因为文化生活贫乏，对任何娱乐都很向往。剧团来到村里，交通、吃饭和住宿都是农民主动安排好的。
在南方时，危女士担任剧社副社长。到了西北之后，她就负责整个剧社的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是几十位活着走完长征的苏维埃女性之一。在南方的红军部队抵达西北前，陕西苏区就已经创建了剧社，在江西的新人才到达后，戏剧艺术获得了新的活力。危女士告诉我，现在那里一共有大约30个这样的巡回剧社，还有其他一些剧社在甘肃。我在后来的旅程中还遇见过许多剧社。
危女士接着说道：“红军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有剧团。演员基本都在当地招募。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大部分已经做了导演。”
我遇到几名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才十来岁，但已经在负责组织训练各村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大老远赶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候，我们到了白区边界附近，国民党士兵都会偷偷捎来口信，请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镇去。我们去了之后，红军和白军士兵会不带武器，来集镇看我们演出。不过，要是国民党高级军官知道了，绝对不会允许，因为他们的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许多人就不愿意再和红军打仗了！”
这些剧团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的设施是如此简单，但他们却能够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极度缺乏，却能够用这些最基本的材料演出生动的戏剧。演员们除了食物和衣物之外，拿到的生活津贴非常微薄，但他们每天学习，就像所有的共产党员一样。他们相信自己在为中国工作，为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对住宿没有任何讲究，不管吃什么都很开心，从一座村庄长途跋涉到另一座村庄。从物质享受的角度看，他们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报酬最少的演员。然而，我从未见过有谁比他们更幸福。
红军表演的作品基本是自己创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贡献给他们的，但其中的大多数出自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之手。有几部戏剧小品是成仿吾创作的，他是湖南著名的作家，于1933年前往苏区，当时这件事曾经轰动了上海。[43]还有些新作品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写的，她也将自己的才华贡献给了红军剧社。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威力更大、运用得更巧妙的宣传武器了。由于节目不断变换，特别是几乎每天都要更新“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新问题都成为戏剧的素材，对于那些心存疑虑的农民来说，他们的疑问通过这种幽默易懂的方式得到了解答。红军占领新的地区后，便由红军剧社平息民众的恐惧，使他们能够基本了解红军的纲领。红军剧社还传播了许多革命思想，赢得人民的信任。1935年红军东征山西时，数百名农民听说军中有红军剧社，都蜂拥而来观看他们的演出。
总之，这种“艺术宣传”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要把艺术扯进来？”但从最广泛的意义来看，这就是艺术，因为它将对生命的憧憬带给了观众。如果说这是一种朴素的艺术，那是因为它提供的鲜活材料和它表达的现实人物看待人生问题的方式也是这样朴素。对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说，艺术和宣传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唯一的区别在于，哪些是人们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就能理解的，哪些不是。
人们可以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整部历史视为一场盛大的宣传演出，它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这种思想存在的权利，而不是为了捍卫其绝对正确性。我不敢断言，这是否可能是红军最永恒的贡献，虽然他们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已经有千百万青年农民听到了这些乳臭未干的青年传播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青年中有成千上万人如今已经牺牲。对于这些农民而言，中国陈旧文化的禁锢再也不会那么有效。无论命运使这些红军流落到哪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他们都会强烈要求开展深刻的社会改革——农民是无法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这些的——而且他们将行动起来的新信念带给了穷人和被压迫者。
他们真诚并且迫切的宣传目标，就是要震撼并唤醒中国农村的亿万民众，唤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克服儒教道教中怯懦、消极、僵化的信条，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劝导，毫无疑问有时也要敦促他们，促使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农村的新风貌——而斗争，为共产党期待的正义、平等、自由和富有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在沉睡了两千年之后已经觉醒，并且逐渐站了起来，产生了越来越强大的力量。与南京方面通过的看似虔诚实则空洞的决议相比，这种力量更能促成中国大地的巨变。
这种“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突然掌握了大量科学知识，激起了伟大的梦想。这些青年“重新回到人民中间”，到他们乡村的底层，用新掌握的知识来“启发”知识贫乏的农村，“启发”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建设“更加富裕的生活”。他们抱着这样的信念，更美好的世界可以创造，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创造。在这个信念的鼓舞下，他们带着自己的行动方案——公社的理想——回到人民中间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拥护。他们赢得了意想不到的广泛支持。他们通过开展宣传和实际行动，将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新观念带给亿万民众。
当我待在红军中间时，经常有种奇异的感觉，仿佛在自己身边的是一群学生，他们因为某种奇异的历史安排，过着一种暴力生活，对他们而言，这种暴力生活好像比足球赛、教科书、谈恋爱这类其他国家青年主要关心的事情要重要得多。有时我甚至无法相信，就是这一批抱着坚定决心的青年，在一种思想的武装之下，竟然能够对抗南京方面浩荡的大军，与他们进行了长达10年的大规模战斗。这种不可思议的战斗友谊，究竟是怎么产生，怎么联结在一起的？它从哪里获得力量？或许它还没有成熟，但从根本上看仍然像一种强有力的示威，像一场青年改革运动，这又是什么原因？他们是如何向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阐明这种思想的合理性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告诉我一些他的个人经历，我夜复一夜地记述着，并逐渐认识到这不但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关于共产主义发展历程的记录，是关于共产主义为何能够赢得千千万万青年男女拥护和支持的记录——共产主义对中国具有实际意义，适合中国国情。毛泽东的故事，我后来还会从共产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那里不断听到，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有更多的细节。我想，这该是人们想要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