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往红都的路上

第1节 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卖国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就在这些用显眼的黑字书写、有些让人心神不宁的标语底下，我度过了在苏区的第一个夜晚。

不过，这里不是安塞，也没有红军战士的保护。正如我所担心的，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太阳落山时，我们走到一处村庄，这是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子，四周峰峦叠嶂，阴气森森。溪口立着几排平顶的房子，泥砖墙上就写满了这些标语。五六十个农民从村里涌了出来，其中还有一些儿童，他们好奇地瞪大了眼睛，迎接我们这支只有一头驴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农团的年轻向导打算把我安置在这里。他解释道，他有头母牛最近下了崽，附近有狼出没，他得回去守着。安塞距离这里还有10英里，走夜路到那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他将我委托给当地的分会主席。我的向导和骡夫说什么都不愿意接受任何报酬——既不要白区的钱，也不要苏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20岁出头的青年，黝黑面孔，一脸坦诚，穿着褪色的蓝布衫和白裤子，露出一双坚韧的赤脚。他很友好地招待我，将我领到村公所的房间，还叫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可我不喜欢住在这间臭烘烘的黑屋子里，于是，请他把两扇拆下来的门板给我用。我将这两扇门板架在两条板凳上当床，铺开毯子，睡在露天里。多么美丽的夜晚，明净的夜空，北方的繁星点点。在我住宿处的下游，是一处小瀑布，水流潺潺，和平而宁静。经过这一番长途跋涉，我疲乏得倒头就睡着了。

当我睁开双眼时，天已经亮了。分会主席走在我身边，摇着我的肩膀。

“怎么啦？”

“你要早点动身，附近有土匪，你得快点去安塞。”

土匪？他说的土匪应该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说，马上爬起来，不想在苏维埃中国境内，搞出被白匪掳去的这类荒唐事儿。

白匪，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叫作“民团”，就好比赤匪按照苏维埃的话来说是“游击队”一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国民党在各地纷纷成立民团组织。民团的活动是保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保甲制度是控制农民的旧制度，现如今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东北都普遍采用这种制度。

保甲的字面意思是“保证盔甲”。这项制度规定，大约每十户农民为一“甲”，甲长可以通过选举产生，但通常由地方官员任命。大约每十“甲”组成一“保”。这大约百户的农民中如有任何人犯了法，整个保甲集体向政府任命的地方长官（县长）领罪。甲长的任务是报告本甲中的“叛乱分子”，否则他将因违反规定而受罚。当初元朝的蒙古人和清朝的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平定了中国农村——但这种办法不得人心，特别是在穷人中间。

不过，用这个办法来防止农民起义，最为奏效。因为保甲长往往都由富农、地主、当铺老板或者高利贷者来担任——他们最热心此类事情，自然不愿意为有造反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提供“担保”。无人担保的后果非常严重，他们可以以任何借口，把无人担保者当作“嫌疑分子”逮捕。

这实际上意味着乡绅阶级掌控着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他们随时可以用不提供担保来整垮一个人。保甲制度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征收税费，以维持民团开销。民团由地主和乡绅任命、组织和管理，主要的任务就是反共，收租，收取佃农欠债，讨要贷款和利息，并负责为县政府索取苛捐杂税。

因此，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它最大的敌人就是民团。除了出钱豢养他们的地主之外，民团没有任何后盾。红军一到，他们就失去了根基。中国的阶级战争，往往最为清晰地体现在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中，这个斗争的双方通常就是地主和他们曾经的佃农债户，斗争形式是直接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国有几十万人的民团，他们是中国两百万“反共”部队最得力的辅助力量。

此时，虽然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条战线已经停战，但民团和红军游击队之间的斗争依然还很激烈。在西安、洛川和延安，我曾听说许多逃到这里的地主出钱出力，甚至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边区采取军事行动。他们常常利用没有红军主力部队驻守的机会，向苏区发动报复性袭击，烧毁劫掠乡村，杀戮农民，并将农民的领导者押到白区，凭着抓捕这些“共产党”的功劳从地主和白军军官那里领取重赏。

民团发动冒险袭击，主要是出于报复，同时还想赚取轻松到手的钱财，在红军与白军的战争中，民团干的事情最具破坏性。无论如何，我可不愿亲身试验一下白匪的“对外政策”。尽管我的东西并不多，只有一点儿钱、衣服和相机，但我担心这些东西对他们的诱惑力太大，为了把它们搞到手，他们会不惜干掉一个单枪匹马的洋鬼子。

我囫囵吞下几口热茶和麦饼，便和分会主席派来的另一位向导兼骡夫一起出发了。我们沿着小溪走了1个小时，沿途经过一些窑洞式的小村庄，村口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狂吠，放哨的小孩子就立刻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随后，我们走到了一个天然形成的静谧水潭旁，水潭四周怪石嶙峋。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他只有一个人，还有一匹白马在河边吃着草，马鞍上铺设天蓝色鞍毯，上面还点缀着金星。这个青年人正在洗澡；我们走近时，他迅速跳了出来，披上天蓝色褂子，扎上白布头巾，头巾上缀着一颗红星。他的腰里别着一支毛瑟枪，枪柄上挂有一绺红缨。他手按着枪，待我们走近，问向导我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见毛泽东。”我说道，“我听说他在安塞。我们到那儿还有多远？”

“毛主席？”他顿了顿说道，“不，他现在不在安塞。”接着，他看了看我身后，问我还有没有别人。在确定只有我一个人之后，才放松戒备。他微笑起来，好像有什么开心的小秘密。他对我说：“我正要去安塞。我和你一道去县政府吧。”

他牵着马和我们一道出发，我主动向他介绍自己，也冒昧地问了他的一些情况，得知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负责在这一带边区巡查。那匹马？这是张学良少帅的“礼物”。他告诉我，在陕北最近的作战中，红军从张学良的军队缴获了一千多匹马。我还得知他姓姚，22岁，参加红军已经六年了。

两小时后，我们到达安塞，黄河支流肤水就流经此地。从地图上来看，安塞是一座大城镇，但实际上很小，有着美丽的城墙。街道已完全荒废，到处是坍塌的废墟。

姚解释说：“这座城10年前被洪水冲了，大水淹没了全城。”

安塞的居民没有再把冲毁的城墙重建起来，他们现在都住在像蜂巢一样的窑房里，这些窑房建在城外不远的石头山上。我们到了安塞之后才得知，驻扎在那儿的一个红军支队被派去追击白匪了，县苏维埃的委员也都去了附近的村庄百家坪，向省委委员汇报工作。姚主动提出再送我去百家坪，我们在天黑之前到达了目的地。

我到苏区已经有一天半了，还没感受到一点战时苦痛的景象。我只遇到了一名红军战士，所看到的老百姓好像普遍都在十分安闲地从事田间劳作。不过，我不会被表面现象欺骗。我记得在1932年中日淞沪会战中，中国农民在战火中仍然毫不在意地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这时，我们绕过一个转角，刚要走进百家坪，忽然听到上方传来让人心惊肉跳的呐喊声。对此我并非毫无准备。

循着凶猛的呐喊声传来的方向，我抬头望去，大路上方的山坡上，有一排营房似的房子，房前站着十几个农民，挥舞着长矛梭镖和几支步枪，一副凛然不可犯的样子。这下看来，我这个闯入封锁线的人的命运，马上就要被决定了。他们是要把我当作帝国主义分子抓起来，还是当作真诚的来访者来欢迎呢？

我的表情肯定很滑稽，因为姚忽然大笑起来。他呵呵地笑着说：“别害怕！他们只是几名游击队员——正在操练呢。这儿有一所红军游击队学校。别紧张！”

我后来才得知，游击队的课程里有这种厮杀呐喊的演习，这是源于中国古代战争的战术，就像毛泽东最喜爱的著作之一——《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封建时期的比武。我在无意中当了这种战术的靶子，亲身体验了这种脊背发凉的滋味，由此可以证明用这种方法来吓唬敌人是十分有效的。

姚在百家坪将一名苏维埃工作人员介绍给我。我刚坐下，开始和他谈话，突然，一名青年指挥员骑着汗淋淋的马进来。他腰间系着武装带，跨下马背，好奇地打量着我。我这才从他那里得知自己这段冒险后面的故事。

来人姓卞，是安塞赤卫队队长。他说，他刚和一百多名民团打了一仗回来，碰到一个农家孩子，一名赶到安塞来的少年先锋队员。他筋疲力尽地跑了好几里路，专门来报告说有民团侵犯县边区。而且，民团头目是一个真正的“白”匪！——一个洋鬼子——说的就是我！

卞接着说道：“我立刻带着一队骑兵上山抄近道。一小时后，我们就找到了白匪，他们正跟着你。”——他指了指我——“就在你身后两里地。我们在一座山谷里将他们包围了，向他们发动了突袭，抓到了两个人，还有几匹马。其余的人都向边境逃窜。”他简单地报告完之后，他的几名部下列队来到院子里，牵着缴获的几匹马。

我又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把我当成民团的头目。我刚从白区那里脱身，倘若在无人地带叫民团给抓住，他们肯定会说我是赤匪。但现在，我的结局难道是被红军抓住，说我是白匪？

就在这时，来了一位体态颀长的青年军官，留着中国人不常见的浓密黑髯。他走过来，和气地问我：“哈啰，你在找什么人？”

他说的是英语！

我马上明白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第2节 起义者

我和周恩来聊了聊，并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随后，他便安排我今夜在百家坪住下，并让我明早到他设在附近村庄的总部去。

安顿好之后，我和驻扎此地的联络局的部分人员一起吃了晚饭。席间，我见到了一群临时在百家坪安营扎寨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有些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有一个无线电报务员，还有几名红军军官。我们的晚饭有炖鸡、老面馒头、白菜、小米和够我敞开肚皮吃的土豆。不过和往常一样，除了白开水之外没有其他喝的，我口干舌燥，而开水又烫得不能喝。

吃饭时有两个不苟言笑的孩子为我们服务，饭菜就是由他们端上来的。他们穿着肥大的制服，头戴红军八角帽，帽围也大了，垮下来遮住了眼睛。他们最初有些带着敌意地看着我，过了几分钟，我设法逗得其中一个孩子友善地笑了出来。看到这个方法奏效，我胆子大了起来，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叫住他。

“喂！”我喊道，“给我们拿点凉水。”

可那孩子根本不搭理我。过了一会儿，我又叫另一个孩子，他也不理我。

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透过他那厚片近视眼镜，看到了发生的一切，这时我发现他大笑起来。他拉了拉我的衣袖对我说：“你可以叫他们‘小鬼’，或者‘同志’——但不能叫他们‘喂’。这里的所有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自愿过来帮忙的。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可不是仆人。”

就在这个时候，凉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抱歉地说道。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面无怯色地看着我。“没关系，”他说，“你不用为这么一桩小事向同志道谢！”

这些孩子拥有着强烈的个人自尊，和普通的中国少年真不一样！可这第一次的经历不过是少年先锋队让我感到意外的开始。随着我进一步深入苏区，我渐渐发现这些脸颊红扑扑的“红小鬼”——兴高采烈、充满活力、忠诚可靠——散发着一种振奋人心的青年运动所带来的勃勃生机。

第二天一早，送我到周恩来司令部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名团员。司令部是一座有着防御轰炸设施的小屋，四面环绕着许多一模一样的小屋。尽管他们身处战区，东线红军司令叶剑英就在他们中间，但农民们照常生活在那里。附近驻扎着的部队，似乎也并没有搅扰乡间的宁静。为了周恩来的脑袋，蒋介石曾悬赏8万元。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却只有一个哨兵。

进屋后，只见屋里十分整洁，只有些最简单的家具。炕上挂着的一顶蚊帐，是我能看到的仅有的奢侈品。两个铁皮文件箱搁在炕下，还有一张木制的小桌子，是周恩来的办公桌。哨兵向屋内报告我已经来了的时候，周恩来正在伏案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行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不要紧。任何一位新闻记者来苏区采访，我们都欢迎。阻止新闻记者到苏区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向你提供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关于我的“报告”，一定是来自共产党设在西安的地下党总部。共产党与中国所有的重要城市，如上海、汉口、南京和天津等，都通过无线电台来保持联络。虽然他们设在白区城市的无线电台经常被查收，但国民党却无法长期切断他们与苏区的通信联系。按照周恩来的说法，自从红军缴获了白军的设备，建立起无线电通信机构之后，国民党还从来没有破译过红军的密码。

周恩来的电台设在司令部附近。这是一种便携式无线电设备，用手摇发电机供电。他通过这部电台与苏区所有重要地点和各条战线保持联系。他和朱德总司令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此时，朱德的部队还驻扎在川藏边境，位于延安西南数千余里之外。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还设立了一所无线电学校，培训了九十多名学生，专门学习无线电工程。他们还每天通过电台收听来自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向苏区的报纸提供新闻稿件。

周恩来在小炕桌前盘腿而坐，将许多无线电报搁到一边——据他说，这些电报大多数是东线红军各地驻军的报告，他们在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一带行动。他开始为我拟定行程安排。写好后，他递给我，纸上列出了行程的各个项目，整个行程共计92天。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他说，“你是否愿意参照，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我相信，你会发现这次旅行非常有意思。”

居然需要92天！而且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要花在路上——步行或者骑马。那里到底有什么看的？难道苏区那么辽阔？后来的结果是，我所用的时间比他建议的还要长得多，最后我还恋恋不舍，不想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实在太少了。

周恩来允许我骑马去保安，此行有3天的路程。他还安排我第二天一早就出发，这样我就可以跟通信部队一起走，他们也正要返回临时首都保安去。听说毛泽东和苏区的其他干部现在也都在保安，周恩来还答应给他们发个电报，提前告诉他们我就要到保安去的消息。

在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我一直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他；他和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清瘦身形，中等个子，但体魄挺拔结实，留着黑长胡子的脸上透着年轻人的真诚，眼睛大而深邃，热情洋溢。他身上确实有一种吸引力，那是一种个人魅力和领袖自信的奇妙融合。他讲英语有点迟缓费劲。他对我说已经有5年不用英语了。以下记述是根据我们当时谈话所做的记录。

周恩来于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他自称出身于“没落的旧中国家庭”。母亲原籍浙江绍兴。他在4个月时被过继给了叔父。当时那位叔父已是弥留之际，却没有子嗣。周恩来的父亲为了使他后继有人，便将周恩来过继给他当儿子。“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婶婶就成了我娘。”周恩来说，“我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她，直到10岁那年，她和我的生母都去世了。”

周恩来的祖父是个读书人，曾在清朝担任苏北淮安县的地方官员。周恩来就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他的养父周贻淦通过了科举考试，但没有当上官；周恩来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养父就去世了。他的养母（周恩来称为“娘”）颇有文化，这在当时的官宦之家并不寻常。更难得的是，她喜好小说和描写反叛的“禁书”[10]，并且时常讲给童年的周恩来听。周恩来在私塾接受了早期教育，私塾先生向他讲授古代文学和哲学，为将来当官做准备。他的“两位母亲”去世后，周恩来被送到东北奉天（今沈阳），与伯父伯母同住——那位伯父也是一位官员。这时候，周恩来开始阅读一些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撰写的“禁书”和报纸。

周恩来14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当时，封建王朝已被推翻，周恩来开始“受到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的影响”。周恩来于1917年从南开中学毕业，随后去了日本。他在日本学习日语的同时，还是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旁听生”。在日本留学的18个月里，周恩来广泛结识了一批有着革命思想的中国留学生，并通过书信和阅读，对北平的时局保持关注。

1919年，南开中学前任校长张伯苓出任新组建的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应张伯苓的邀请，周恩来从日本回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此时，他的亲戚们已经一贫如洗，无力再供他读大学。好在张伯苓为周恩来提供了一份工作，薪金足以维持学费、膳宿费及书费开支。“在南开中学的最后两年，我没有得到家里的接济。因为我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所以我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就靠这笔钱来维持生活。在南开大学，我是《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这也帮助我解决了部分费用。”1919年，周恩来曾因领导后来发展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而入狱5个月，但他仍然完成了学业。

那段时期，周恩来协助组建了“觉悟社”，这是一个先进的团体，其成员后来有的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成为国民党员、有的成为共产党员。（其中一位是邓颖超，周恩来与她在1925年结婚。）“觉悟社”一直坚持到1920年年底，其中有4位创建者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前往法国，参加陈独秀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赴法国之前，我还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这些书都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编印的。我还去拜会过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

“我于1920年10月乘船赴法国。在途中，我遇到了很多湖南学生，他们都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包括蔡和森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于1921年最先在法国提出创立少年共产党。1922年，我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时间用于为该组织工作。两年后，我到伦敦待了两个半月。我不喜欢那里。随后，我到德国工作了一年，帮助做组织工作。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1922年派代表前往上海，要求获准加入前一年成立的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正式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我也由此成为共产党员。在法国的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中，由此成为共产党员的还包括蔡和森、蔡畅、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以及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延年后来化装成人力车夫，以方便组织上海的人力车工人。他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被逮捕，受尽酷刑后惨遭杀害。次年，他的弟弟在龙华被处死。

“在留法中国学生会的会员中，有4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另有无政府主义者不到100人，国民党党员约100人。”

对留法中国学生的经济支持来自华法教育会、蔡元培及李石曾。周恩来说：“很多爱国的老先生暗地里资助我们学生，而且这些资助不附带任何政治诉求。”在欧洲时，周恩来从严修——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之一——那里得到了经济支持。和其他许多中国学生不同的是，除了在研究劳工组织时在雷诺厂待过一小段时间外，周恩来并未在法国做过工。他跟一位私人教师学了一年法语之后，就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政治工作之中。周恩来对我说：“后来有些朋友说我当共产党员用了严修的钱，当时严修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说，‘人各有志！’”

周恩来在法国、伦敦和德国度过了三年时光。在回国途中，他在莫斯科稍事停留，等待指示。他于1924年下半年抵达广州，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广东他又被推举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黄埔军校，周恩来的上级领导是苏联顾问瓦西里·布柳赫尔将军，大家叫他“加伦”。

在加伦以及苏联首席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的引导下，周恩来建立了一个学生团体，即广为人知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包括林彪和其他一些未来的红军将领。1925年，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师政治委员，该师平定了发生在汕头附近的叛乱。周恩来利用这个机会在汕头港组织了工会。1926年3月，国共关系紧张，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运动，终结了可以同时加入国共两党的做法，并将许多共产党员从黄埔军校的岗位上清退。不过，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周恩来的职位仍然保留。

1926年，北伐战争打响，蒋介石被国共两党联合推选为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到上海组织起义，援助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共产党在3个月之内组织了60万名工人，计划发动一次总罢工，可是，罢工并未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也没有接受过训练，不知道如何“夺取城市”。

北洋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下来的第二次罢工的后果，虽然砍了许多人的头，但根本不能阻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则从实践中学会了“如何领导武装起义”。此时，他和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等著名的工人领袖一道成功组织了5万人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将毛瑟枪偷偷运到市里，训练了由300名枪手组成的“铁帮”，这是上海工人唯一的武装力量。

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发动总罢工，上海所有的工厂一律停工。他们先后占领了警察局、兵工厂和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5万名工人武装起来，建立了6个营的革命部队。军阀部队逃走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周恩来称：“我们在两天之内赢得了一切，除了外国租界。”

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中，公共租界（由英国、美国和日本联合控制）和邻接的法租界并未遭到攻击；但在其他方面，这次起义仍获得了全面胜利——虽然是短暂的胜利。国民革命军部队在白崇禧的带领下进入上海，受到了工人武装组织的欢迎。但到了4月12日，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立政权，发起了一场在中国历史上极为残酷的反革命政变。

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蒋介石的特使与列强的代表们进行秘密协商。他们达成一致，共同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苏联盟友——当时也是蒋介石的盟友。上海的银行家向蒋介石提供了大量资金，外国政府也为蒋介石提供支持，包括枪炮和装甲车辆。蒋介石还得到了租界和租界黑社会头目的帮助，他们纠集了数百名流氓打手，这些流氓坐在外国人的装甲车上，身着国民党军服，与蒋介石的部队合谋实施了夜间行动，从背后及其他侧翼摸进城。在本被视为友军部队的蒋军突袭之下，上海工人武装遭到大屠杀，他们的“人民政府”在血腥中瓦解。

周恩来极其幸运地脱险。之后，他作为国民党逃犯和革命领导人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并且最终在中国举起了红旗。

周恩来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中的许多同志，有数十人被捕并遭到杀害。他估计，“上海大屠杀”中牺牲人数多达5000人。他自己也曾经被蒋介石的第二师逮捕，白崇禧（后来广西的军阀）曾下令将他处决。不过，第二师师长的弟弟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他设法帮助周恩来逃脱了险境。

这位起义者先是逃到武汉，后又辗转到南昌，参加组织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作为资深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起义，但起义最终失败。接着，他去了汕头，在外国炮舰和本国军队的双重攻击下整整坚持了10天。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他成功“突破封锁”，到达江西和福建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又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目前仍然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革命斗争，随后进行了长征……关于周恩来的更多故事，以及已经提及的事件和背景，我很快就在更广阔的环境中，从毛泽东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更多。

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头脑冷静，善于逻辑推理，从实际出发。他在南开大学时期，常常在学校演戏时扮演旦角（关于这一点，我是从他的一位同学那里听说的）。我在百家坪遇见的这位战士没有任何软弱之处。他不屈不挠，留有长须，冷静理智。他还极具个人魅力——这些特质使他成为“红色中国外交第一人”。

第3节 贺龙[11]轶事

第二天早晨6时，我和一支约有40名青年组成的队伍一道出发，他们是通信部队的人，要押运一批物资去保安。

这一队人中，只有我、外交部——共产党外事办公室的胡金魁和红军指挥员李长林有马骑。也许还不能这么说：胡金魁在一头虽然壮实但负担过重的骡子背上勉强找到了个地方坐下；李长林骑的驴同样负担过重；我茫然地骑在仅有的一匹马上，但我是不是真的骑了一匹马，有时我也模糊起来。

我的马，背如弯月，慢如骆驼。它软绵绵的不住发抖，让人觉得它随时都有可能倒地不起，气绝身亡。我们沿着从河床向上延伸到悬崖的羊肠小道缓缓而行时，它让我尤其不安，仿佛我只要在它骨瘦如柴的背上稍微动一动，我俩就会一起坠落到下面怪石林立的峡谷之中。

李长林高高地坐在他的一堆行李上，笑话我的局促不安：“同志，你坐的是一副好马鞍，可是马鞍下面是什么哟？”对于他的嘲笑，我禁不住反驳道：“请告诉我，李长林，你们怎么能骑着这样的‘瘦狗’去打仗？你们的红军骑兵骑的就是这样的马？”

“不是！不是，你会明白的！你的马不是‘坏了’吗？就是因为我们把这种劣马留在后方，我们的骑兵才能在前线所向披靡！如果有匹马身体壮实、跑得又快，就连毛主席，也不能把它留下来而不送到前线去！我们在后方用的都是这种快死的‘老狗’。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枪炮、粮食、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凡是最好的都送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如果你想要好马，同志，请上前线去！”

但是人呢？李长林解释道，前线腾得出人手，但腾不出一匹马！

指挥员李长林是个好人，是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当了10年红军，曾经参加过1927年著名的南昌起义。自那以后，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政治中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我与李指挥员一路同行，在陕西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进，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气喘吁吁、忍着口渴，一路听着他讲述一件件轶闻旧事。有时在我再三要求之下，他也肯说一说自己的故事。

李长林是湖南人。在他中学时代，就加入了国民党，参加了大革命。他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加入的共产党。在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期间，他和邓发一道组织工会。据他介绍，他在1925年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去会见贺龙，当时贺龙已经大名在外。他们的使命是去争取贺龙，参加国民革命。李长林在此追忆的往事，也让我一窥中国红军的传奇。

有一天，我们途经一条清凉的溪流，便在溪边的树下休息，李长林对我说：“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12]的领袖，贺龙承袭了他的威望。因此，贺龙年轻时在湖南就是个名人。湖南当地流传有许多关于他年轻时的英勇故事。

“他的父亲是清朝的武官。有一天，同僚请他去赴宴。他带上了儿子贺龙。宴席上，做父亲的夸耀自己儿子如何胆识过人。有个同僚想试验一下，便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据说贺龙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我们见到他时，他已在省辖军队中任职。当时他管控的区域就是富有的鸦片商队从云南前往汉口的交通要道。他以征收烟税获得资金来源，但不强抢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别的军阀的军队那样为非作歹。他禁止士兵吸食鸦片，士兵们总是把枪擦得锃亮。不过，当时时兴用鸦片待客。贺龙本人不抽鸦片，但当我们会面时，他还是把烟枪和鸦片摆上炕，我们就这样谈革命。

“我们的宣传队队长是周逸群，他是位共产党员，与贺龙是远房亲戚。我们给他做了三个星期的工作。贺龙除了在军事方面之外，受过的教育不多，但他是个明理的人。

“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办了一所随营军官学校，由周逸群领导，周逸群后来牺牲了。虽然这是国民党的训练学校，但大部分宣传员都是共产党员。很多青年来这里学习，大多都入伍当了军官。除了贺龙的部队之外，这个学校也为北伐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的第三师培养政治委员。袁祖铭后来被唐生智的特务暗杀，第三师就交由贺龙指挥。他的部队就这样扩编为第二十军，作为国民党左派将领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13]的主力部队。”

“南昌起义之后，贺龙怎样了？”

“他的部队战败后，他和朱德转移到汕头，又遭到挫败。他的残余部队去往内地，贺龙本人则逃往香港。之后，他悄悄潜入上海，化装重返湖南。

“据说贺龙用一把菜刀在湖南建立了苏区。那是在1928年年初，贺龙藏身在一个村子里，同哥老会的兄弟们密谋起事。这时来了几个国民党的税吏。他就率领一些村民向这些税吏发动袭击，用菜刀把他们砍死了，解除了国民党卫队的武装。在这次大胆行动中，他缴获了不少手枪和步枪，他的第一支农民军就这样武装起来了。”

贺龙在哥老会的声望举国皆知。红军说，他可以赤手空拳地到全国任何一座村庄，向哥老会亮出自己的身份，然后拉起一支武装来。哥老会的规矩和行话很特别，很难掌握。但是贺龙精通门中礼节和术语，据说曾几次将地方哥老会的武装力量全部收编至红军麾下。他能言善辩，在国民党中也是出了名的。李长林说，他能把死人说活了，爬起来打仗。

1935年，贺龙的红二方面军最后从湖南苏区撤离时，据说有四万多支步枪。这支部队在前往西北的长征途中，遭遇到的艰难困苦甚至超过了江西的红军主力。有上千人冻死在雪山上，更有几千人饿死，或者被南京方面的炸弹炸死。但是据李长林说，贺龙的个人影响力以及在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的影响力非常大，他的许多部下宁愿与他共赴生死，也不愿中途离开。在长征路上，又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加入了进来，弥补了部队损失。最后，他率领约两万人——大多数赤着脚，饿得半死，精疲力竭——抵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休整了几个月后，他们再度集结出征，向甘肃进发，预计在几周内就可以抵达。

“贺龙长得什么样子？”我问李长林。

“他身材魁梧，像老虎一样强悍，从不知疲倦。听说他在长征路上背过许多受伤的部下。他在国民党内当将领的时候，也生活得像部下那么简朴。他不看重钱财——除了马。他非常喜爱马。有一次，他得到了一匹非常漂亮的马，十分喜欢。结果这匹马被敌军俘获了。贺龙杀往战场，要把马夺回来。后来真的夺了回来！

“贺龙虽然脾气火爆，但很谦虚。他在参加共产党之后，始终忠于党，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他总是请大家提出批评，并且认真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没有缠足。她率领红军作战——也是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这样的。”

贺龙对富人的憎恶在中国已经成为传说。据说，哪怕贺龙还在距离200里开外的地方，哪怕南京方面有重兵把守，地主豪绅得了消息也会赶紧逃跑——因为他向来以行军神速著称。

有一次，贺龙抓了一个名叫勃沙特的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判处”他18个月的监禁。贺龙的军队开始长征时，勃沙特牧师的刑期还未满，因此奉命行军。在长征期间，他服满了刑期后获释，贺龙给他发了路费，够他到云南。令人意外的是，勃沙特牧师对贺龙没有任何微词。相反，据说他曾说道：“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就不会有人逃走。”[14]

晌午时分，我们打算在清新凉爽的溪水里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浅滩边长长的平坦岩石上，沁人心脾的溪水从我们身上缓缓流过。有几个农民经过，赶着一大群绵羊；仰望天空，晴空万里。四周一派和平、美丽的景象，几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都是如此，在这个奇特的晌午时分，我们只感受到静谧、美妙和满足。

我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

“我结过婚。”他缓缓地答道，“可是她在南方被国民党杀害了。”

第4节 同行的红军战士

即便把云南西部算在内，陕北也还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那里并非真的缺少土地，但在许多地方真正的土地——至少是真正可以耕作的土地——严重缺乏。在陕西，一个农民即使拥有多达一百亩土地，却仍然穷困。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能称得上是地主，按照当地的标准来看，这样仍然算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位于那少数肥沃的河谷，可以种植稻谷和其他经济作物。

我们描述陕西的农田，可以说它是倾斜的，有许多还很滑，这是经常发生滑坡而造成的。农田大多是位于地缝和小溪之间密集的小块土地。许多地方的土地看上去是很肥沃，但地势陡峭，难以耕种。受限于这样的地理地貌，农作物的种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打折扣。这里很少有真正的山脉，有的是无边无际、支离破碎的丘陵。随着日光的游移，这些山丘的尖角形阴影和颜色也发生着奇特的变化。到了日暮时分，紫色的山巅连接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天鹅绒般的褶皱自上而下，好似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延伸到看似深不可测的峡谷之中。

第一天以后，我就很少骑马了，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一息的老马，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群人中最年长的战士，其他人大多是十几岁的少年，都还是些孩子。其中一个人绰号“老狗”，我同他一起走的时候，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南方人，也参加了红军长征，从福建苏区一路走过来。红军这段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外国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儿。但这里有这位“老狗”，17岁，其实看上去像是14岁。他走完了这次长征，还认为这不算什么事儿。他说，如果红军再走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照样再走上二万五千里。

另一个同他一起的少年外号“老表”，从江西出发，也走了差不多那么远。“老表”16岁。

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看着我，露出惊奇的神色。显然，他俩都从未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

“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学会了使用无线电，瞄准开枪。红军还帮助穷人。”

“就这些？”

“红军待我们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补充道，“在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穷人给地主和国民党做牛做马。在这里，每个人打仗都是为了救苦救难，救中国。红军打地主，打白匪，红军抗日。这样的军队谁会不喜欢？”

他们当中有一位乡村少年是在四川加入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参军，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是贫苦农民，只有四亩地（不到1英亩），养活不了他和两个姊妹。后来红军来了，农民们都欢迎他们，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红军剧社来表演，大家都看得很欢喜。只有地主逃走了。分土地时，他的父母也得到了一份。所以当他参军入伍的时候，父母并不感到难过，而是很高兴他参加的是穷人们自己的队伍。

另一个年轻人约莫19岁，参加红军前在湖南给铁匠当学徒，外号“铁老虎”。红军一到，他就丢下风箱和锅盘，不当学徒了，穿着一双草鞋和一条裤子，只身参了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去战斗，同那些让学徒们饿肚子的师傅战斗，同剥削他父母的地主战斗。他要为革命而战斗，为解放穷人的革命而战斗。红军对人民好，不像白军会抢他们，打他们。他卷起裤腿，给我看一条伤疤，那是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是作战留下的纪念。

还有一个年轻战士来自福建，一个来自浙江，几个来自江西和四川，大多数都还是陕西和甘肃的当地人。他们有些已经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稚气未脱），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人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鬼子，有两个是为了不做奴隶[15]，有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投靠过来的，但大多数人加入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要打倒地主，打倒帝国主义”。

随后，我和一名班长攀谈起来。他年龄“更长”，24岁。1931年就参加了红军。就在那一年，他的父母被国民党的轰炸机炸死，家也被夷为平地。他从田里回到家，发现父母都已身亡，于是立刻扔下锄头，告别妻子，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员，1935年牺牲在江西了。

他们的来历各不相同，一般的中国军队都是按省份分别编制的，相比之下，这是真正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军队。他们的籍贯和方言各异，但这似乎并没有在他们之间造成隔阂，反而时常成为善意的笑料来源。我从未见过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事实上，我在苏区旅行的整个行程中，从没有看到红军战士之间动手打架，我想一群年轻气盛的战士，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错。

尽管几乎所有人都有过悲惨的人生境遇，但是他们并没有太沮丧，也许是因为还年轻。在我看来，他们都很乐观积极，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发自内心感到幸福的中国无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消极的知足是普遍现象，但是这种更高层次的幸福感却着实很少见到，这是一种积极的存在。

他们一路欢歌，什么都能被他们唱进歌里。没有指挥，全是自发的，唱得很动听。只要有人来了兴致，或者想到某首合适的歌，他就会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也跟着一起唱。他们在夜间也唱歌，还从农民那里学习新的民歌，农民则会弹起他们的陕西琵琶来伴奏。

他们全然自觉地遵守所有的纪律。途经山上的一片野杏树时，他们忽然散开队形，去摘野杏子。回来时，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杏子，总会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他们离开野杏树时，就像刮过了一阵大风，他们迅速回到队伍中来，急速行军，把刚才耽搁的时间赶回来。但是，当我们经过老百姓的果园时，没人去摘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里吃的饭菜，也都是照价付钱。

据我观察所见，农民们对与我同行的红军战士没有任何不满。他们待红军似乎还十分友善，很喜欢他们——这也许与红军最近重新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有关。他们乐意把他们仅有的食物卖给我们，也毫无顾虑地收下了苏区的钱。当我们在中午或者黄昏时分到达某处村庄时，当地的苏维埃主席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住处，分派炉灶供我们使用。我时常看到农村妇女或者她们的女儿主动帮我们拉风箱、生炉子，与红军战士们有说有笑——对于中国妇女特别是陕西妇女来说，这是妇女解放的表现。

最后一天，我们途经一座村庄，村子坐落于郁郁葱葱的山谷之中，我们在此停留吃午饭，所有的孩子们都来看洋鬼子，其中很多孩子是头一次看到外国人。我决定考一考他们。

“什么是共产党员？”我问道。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9岁到10岁的孩子回答。

“还有呢？”

“他帮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什么是资本家？”有个孩子被难倒了，但另一个孩子接着回答道：“资本家就是自己不干活、却叫别人给他干活的人。”这个回答也许太简单化了，不过我还是接着问下去：

“这里有没有地主和资本家？”

“没有！”他们齐声高喊，“他们都逃走了！”

“逃走了？他们害怕什么？”

“害怕我们的军队——红军！”

“我们的”军队，一个农村孩子竟然会说到“他的”军队？这种现象显然不该出现在中国，但如果不是在中国，又是在哪个国家？这一切是谁教给他们的？

后来，我看到了红色中国的课本，遇到了“圣诞老人”徐特立。这时，我终于明白是谁把这些教给他们的了。徐特立曾经是湖南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如今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