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在资源日趋短缺和耗竭、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进入一定阶段后，逐渐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1994年3月25日，第十六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渐进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随后，我国关于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风起云涌，紧紧跟随国际步伐，本研究领域也不断推陈出新。本书正是力图在吸收西方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实践中的资源环境问题做出较深入的经济分析。

一、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一）价值理论中的资源环境基础

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的价值理论中，劳动和土地是价值的两个并列源泉。他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名言，是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当他把土地作为与劳动并列的价值的源泉时，他所说的土地正是作为自然物质的土地，如生产谷物的耕地、开采白银的矿山等。这表明，在经济学的起源阶段，自然资源与人类劳动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两者密不可分。

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重农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重农学派产生于18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它是一个具有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派别，以“自然秩序”为哲学基础，以“纯产品”理论为核心。该学派所说的“纯产品”，是指农业部门生产出来的财富超过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财富的余额，其来源是土地肥力，是“土地的赐予”。只有从事农业生产取得“纯产品”的阶层，才是唯一的生产阶层。因而在重农学派的价值理论中，土地资源与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自亚当·斯密之后，经济学对价值理论研究的重心逐渐转向社会经济关系方面，自然资源基础被忽略、被遗忘。后来，马克思明确地区分了价值概念，把由社会劳动关系决定的价值称为社会价值，把由物质条件（包括自然资源）决定的价值称为使用价值，并且认为“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①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②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源环境经济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十分关注资源环境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留下许多有关资源环境问题的思想。

马克思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正确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土地地租、矿山地租和建筑用地地租。他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家对地租的各种不正确理解，指出地租产生的源泉是对劳动的剥削，产生的原因是对土地的私有权。

马克思把自然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且使土地日益贫瘠。只有在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亡时，自然资源的稀缺和对环境的破坏才会最终消失。这一思想被当代激进经济学家所继承。恩格斯也肯定了自然资源在创造使用价值方面的作用。

（三）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20世纪60年代后，一系列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如资源环境保护运动、热动力理论、生态理论以及增长极限理论、零增长论等）对于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产生了推动作用。

最早的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可以追溯到1890—1920年发生在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再度兴起，并且以“绿色革命”为标志，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引起世界各国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广泛重视。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①引起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它使人们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和经济扩张同样会面临这一问题。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但是由于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它并未产生实际影响。③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如何使可持续发展更切合经济实际、如何对资源环境保护价值做出经济分析、如何看待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的经济地位等。

生态学家们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生态系统和过程的复杂性及多样性，并且提出在人类活动干扰的情况下保持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能力的条件，特别是对可控生态系统如农业生态系统保持其满足人类需要能力的条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热动力理论则为某些经济学家思考经济过程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依存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上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的日趋严重，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他们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问题、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并对市场机制在资源环境方面的作用能力产生了怀疑。

（四）当代西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

当代西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在资源环境问题认识上的不足展开的。因为上述思想并没有说明环境功能的经济意义，也没有揭示对不同的环境功能所作的选择引发的不同结果，更没有探讨随着环境的退化为保护环境功能应采用的经济措施。也就是说，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仅对一些微观的资源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如资源节约、污染控制、环境保护；当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则着重揭示了资源环境系统的宏观问题。其主要观点是：

（1）认为经济过程在物质上依赖于资源环境，经济活动必然产生资源环境成本。

（2）认为环境整体上是一种稀缺“资产”，它有三种主要的经济功能：①环境为经济过程提供物质和能量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流量和存量的价值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反映；②环境为经济过程提供吸收其排放废物的功能，然而这一功能被排斥于价格机制作用范围之外；③环境的服务功能，它与前两大功能不同，环境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依赖于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和环境质量。

（3）区分了长期稀缺与短期稀缺。当环境被过度地用作物质和能量来源而导致质量下降时，就会产生短期自然资源稀缺。长期稀缺则是指持续扩大的环境退化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生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遭到破坏，经济活动及其增长的持续能力受到绝对的稀缺限制。因而，经济的环境稀缺限制不能被经济系统内部的创新自动消除。

（4）某些创新可以延续资源的耗竭和环境质量的退化。这类创新有：①生产过程的创新，包括生产要素替代、废物回收利用、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等；②其他方面的创新，包括改进组织管理技术、改变产出结构、提高产品的质量或设计水平等。但是创新在遏制环境退化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5）为保持资源环境的质量和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旨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制度设计和政府政策干预是有必要的。

（6）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政府干预资源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相矛盾的政策总体框架，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代经济学家所推崇的经济发展方式。其主要目标是要在动态的权衡过程中，找到资源环境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的最优水平。

从对西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到，贯穿这一领域经济思想的主线是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一限制的忧虑与思考。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以对市场机制的绝对信心否定了这一限制，但也不得不对如何摆脱这一限制做出各种各样的说明，并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具有更为强硬、长期的特征。这与我国的整体经济、科技实力相关，更为主要的是，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与人口的硬约束交织在一起，加深了我国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因此研究我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比西方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研究要复杂、困难得多。

二、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在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产生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随着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的变化而不断发展。

20世纪60年代，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迫于社会的压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开始从法规、排污标准上采取措施，加强对公害的控制。一些学者、政治团体、工业界和政府机构逐渐加深了对资源与环境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从不同角度和领域探讨解决该问题的途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角度对该问题的根源进行探讨，促使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诞生。

20世纪70年代以前，各国学者主要研究环境污染方面的经济问题，探讨经济发展和污染控制的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污染防治技术的经济分析；②污染控制的成本效益分析；③经济意义上污染控制最佳水平的确定；④环境污染的投入—产出分析等。

这一时期，以环境经济为内容的新观点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方案层出不穷。主要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期博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物质进步论”及70年代初兴起的“资源稀缺论”“效用价值论”“动态平衡经济”等，出现了环境经济学研究的热潮。“增长的极限”“生存蓝图”“小型化经济”“稳态经济学”“补偿论”“环境奢侈论”“国家调节论”“社会改造论”“新发展哲学”等观点，促使人们把环境、人口、资源和经济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得环境经济学得以向系统化方向发展。

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提出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1974年，墨西哥会议认为，必须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1975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在鹿特丹召开经济规划的生态对策讨论会，提出了环境经济规划问题，要求在经济发展规划中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专家提出了一份报告，认为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把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退化当作一种特殊的福利经济问题，强迫生产者补偿对环境的损失，或者把环境当成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物品，让消费者为此付出代价，这两种方法都过分低估了环境管理的复杂性，没有抓住环境问题的真正本质，因此又进一步提出生态发展理论。198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这一观点为联合国所接受，并作为制定全球20世纪80年代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通过了《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这些文件的核心就是可持续发展。1997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缔约方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工业化国家在2008—2012年内使其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至少削减5.2%。可见，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在不断扩大，从环境污染问题到环境保护中的经济问题，再扩展到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政策；从当代资源与环境的配置问题扩展到代际配置问题；从地区、国家资源环境问题扩展到全球性的资源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