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酝酿

多年苦衷

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浙江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全省GDP连续十余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位。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方向、目标也已逐步明确。

经济的高速发展，浙江的金融业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对金融业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大量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兴起，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在当时，浙江的金融业主要靠几家国有大银行撑天下，应该说，这几家大行在浙江的分行对浙江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还是想了不少办法，尽了很大努力的。一些当今的知名企业大都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但是，面对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对资金的巨量需求，受管理体制的束缚，他们能运用的资金，有时连国有企业的需求都无法保证，更遑论支持全省乡镇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

当时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为解决资金问题，上北京、求支持；下基层、谋政策，动足了脑筋，也伤透了脑筋。深感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又苦于手头缺少可以用于调控的金融工具。领导们在一起时经常议论浙江在历史上金融业曾相当发达，人称江浙财团，在当时对浙江经济产生过重大作用，在上海等中心城市也很有影响。现今浙江经济发展了，按理应该有发达的金融业作为后盾，不仅需要实力强大的国有银行的支持，而且需要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地方中小银行的辅佐，还应该有其他的金融机构相互协同。况且浙江民营企业众多，其中不少企业经过多年培育和摸爬滚打，不仅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实力，而且也有直接参与组织金融机构的愿望。因此，争取设立由地方投资，甚至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商业银行，已逐步成为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共识。而在此前后，国务院先后在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京批准设立了几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浙江一直没有得到设立银行的许可。

无奈之下，省里利用国家鼓励引进外资的政策，借助宁波被列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的机会，经人民银行批准，引进了香港的南洋商业银行，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合资，在宁波成立了浙江商业银行。注册资金4000万美元，其中南洋商业银行出资1000万美元，占25%；中国银行出资1600万美元，占40%；交通银行出资800万美元，占20%；浙江由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出资600万美元，占15%。1993年7月开始正式营业，主要从事外币经营业务，也因为有南洋商业银行25%的股份，浙江商业银行可以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但是，南洋商业银行是中国银行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中国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两家占了浙江商业银行的65%的股份。因此，这个银行实际上是由中国银行绝对控股的，董事长也是由中国银行在浙江的分支机构——浙江省分行的行长担任。所以，虽然名称是浙江商业银行，浙江省只是中外合资银行的小股东而已。

到了1998年初，经过近五年的经营，浙江商业银行本身的不足开始暴露。主要是中外合资银行只能经营外币业务，且注册地设在宁波，资产规模难以扩大，辐射面小，很难对全省经济发挥大的作用。这样的情况，与省政府设立银行的初衷相去甚远。于是，原副省长、时任浙江省国信控股集团董事长王钟麓向省领导写信提出建议，拟商请中国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转让其股份，由省里出资收购，将浙江商业银行由中外合资性质改制为地方控股的银行，并将经营范围扩大到人民币业务。时隔不久，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行长谢庆健在向柴省长汇报工作时，也谈到浙江商业银行的状况和作用问题，主张在适当时收购中国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的股权。无疑，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于是，柴省长把省里的这些想法与中国银行行长做了沟通，并取得了初步的理解和支持。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及其他原因，王钟麓的建议虽好，终究未能深入下去。当时，柴省长虽然担任省长职务不久，工作千头万绪，但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还叮嘱办公厅和省人民银行保持与中国银行的联系。

机会来了

一转眼到了2001年下半年，这时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复苏。银行业也随着经济的复苏而得到复苏。然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在监管中发现浙江商业银行因先天不足的原因，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不良资产不减反增，如不采取措施，可能出现金融风险。省政府如果能以此为契机，在中国银行的支持下，把浙江商业银行的股份转让给省里，进行资产重组，既能满足浙江省拥有本省出资办的银行的要求，又能解决中国银行的一个风险隐患，的确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得到这一信息时，中国银行行长已由刘明康同志担任，柴省长迅速与刘明康行长取得联系，申述浙江省能有一家由本省出资的商业银行的愿望，表明省里愿意接收浙江商业银行的股份，进行资产重组的意向。刘明康行长也非常支持浙江省的建议。经两位领导商议，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资产都属国有资产，可以互相无偿划拨，也可以采取股权转让的办法。由于浙江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不好，如果资不抵债，还可以考虑按零资产转让。正是在这个时候，恰好王钟麓给沈祖伦写信再次建议受让浙江商业银行。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领导批示。

初步接触

根据两位省长的批示和柴省长与刘明康行长磋商的原则意见，我开始布置与中国银行的有关部门接洽，准备接收浙江商业银行的资产。

我先找到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也就是浙江商业银行的董事长段永宽，向他传达了省政府领导和中国银行领导的意见。段行长表示，中国银行总行领导的意见他已经知道，他本人也非常赞成把浙江商业银行交给省里。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要由总行的资产管理部门来决定。于是我就委托他与中国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联系办理资产转让的有关事宜。

过了一段时间，段行长来告诉我，中国银行资产管理部已知道领导的意见，但是不能行政划拨，也不能按零资产转让。因为中国银行是中央直属企业，资产归财政部监管，如要行政划拨，则必须经过财政部的批准，中国银行没有这个授权。如果按零资产转让，则意味着中国银行就损失了在浙江商业银行的全部投资，无法向财政部交账。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这件事不简单，恐怕会有一番大的周折。尽管此后中国银行的有关部门领导来浙江调研时，我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龚方乐一起同他们进行了磋商，但结果并不如人意。此后，我又多次催促段行长与中国银行总部联系，结果不仅没有取得进展，反而使段行长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我的心里也是蛮过意不去的。在这种情况下，段行长也感到左右为难，后来，他向柴省长建议考虑实行有偿收购，还郑重其事地以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的名义发了一个函件。

求助总理

我把情况向柴省长做了汇报。柴省长对我说，看来这件事不能想得太简单。这件事要办成，不仅我和中国银行领导的认识要统一，还要得到各有关部门的支持。同时，设立银行的权限在中央，要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其权限也在国务院和人民银行，必须争取国务院领导和人民银行领导的支持。关于是否坚持行政划拨或零资产转让的问题，柴省长沉思片刻说，如果这两个办法都行不通，有偿收购也是可以考虑的。

2002年4月下旬，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朱镕基总理将到浙江视察工作。我到柴省长办公室汇报接待朱总理的准备工作。柴省长听完汇报后对我说：“这次朱总理来浙江检查工作，要把收购浙江商业银行股份的事也向他汇报一下，争取他的支持。你替我起草一封信，我在汇报会结束后送给他，再当面向他汇报一下，争取让他有个态度。如能有个意见，批给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办理，那就有希望了。”

回到办公室，我根据柴省长的意见，起草了以柴省长个人的名义给朱总理的信。在信中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反映了浙江商业银行的由来、经营状况和存在的风险；二是浙江省愿意化解浙江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方法是将中国银行和所属的南洋商业银行所持股份转让给浙江省，将形式上的中外合资银行改造成中资性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三是表示浙江省经济、金融情况良好，有条件办好银行，受让后此银行将主要用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我们分析，朱总理最担心的就是金融风险，也最听得进能化解金融风险的话。因此，得到他支持的可能性很大。信拟好后，我又征求了龚方乐行长的意见，修改后送柴省长审定。

后来，由于朱总理取消了来浙江视察的安排。柴省长就把信寄给了朱总理。

北京之行

转眼间，几个月的时间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8月下旬北京传来消息，朱总理已经把柴省长的信转给了戴相龙行长。此时，正好省里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和人民银行、证监会、发改委汇报和协调。于是，柴省长决定带领常务副省长吕祖善、副省长卢文舸赴京汇报。

9月3日，柴省长带着吕祖善和我、陈国平（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龚方乐（在会后形成的会议纪要里，他以杭州中心支行行长的身份列于人民银行方面参加会议的名单）到北京与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及有关司局领导会晤。戴相龙行长多次随同朱总理来浙江视察，也多次来浙江调查研究，与柴省长是老熟人了。两人一见面，就热情地打招呼。戴行长说朱总理已经把信转给了他。柴省长赶紧问朱总理有态度吗？戴行长笑答，你老柴求总理的事，哪有不同意的？

这次会面，双方研究讨论了浙江农村信用社改革、浙江商业银行的金融风险、信托投资公司整顿及温州金融改革试点等问题，并形成了会议纪要。对于由浙江省收购浙江商业银行问题，会议要求由人民银行银行管理司、银行二司、上海分行和杭州中心支行会同浙江省政府有关部门拟定重组方案，争取10月中旬将方案报国务院审批。取得这样的成果，柴省长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回到杭州，根据柴省长的要求，我立马组织起草了《关于请求支持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的函》，经柴省长审定后于9月底送到了人民银行。

国庆节后，戴相龙行长于10月15日召开行长办公会议，研究了省政府关于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的意见，会议同意由省政府引进当地民间资本收购重组浙江商业银行；明确收购重组后的银行不含外资股份，纳入中资银行进行管理；注册资本不低于10亿人民币；总部可由宁波迁往杭州等。责成银行管理司会同有关司局及上海分行按照上述意见办理。很快，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把行长办公会议的信息向我们作了传达，并要求我们抓紧制定重组方案。

至此，多年的银行梦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