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骨肉离别

相较于逆来顺受的太外公和优柔寡断的大爹，外公对他三哥的评价是“非常具有造反精神”。三爹当年读书的费用全是大爹资助的，但因为大爹给钱很不及时，三爹很是不满。在大爹落难后，三爹常常故意跟他针锋相对，大概是想要出了当年的怨气。但无论如何，三爹是家中唯一完成了大学学业的人。解放初期，家中四个在校生都因为成分不好而纷纷辍学在家务农，只有这位三爹没停学，坚持继续读书，而且积极鼓励外公他们复学。三爹原经父母包办结婚，先后有了两个小孩，后来长子感染脑膜炎早夭。毕业后，三爹参加了工作，并且不顾家中的反对，毅然决然地与包办婚姻的妻子离了婚。

在老家，我曾问起六爹对这位三爹的印象，他向我回忆起那年三爹由武汉回家，指着父亲说他是“反动富农”，为此他对三爹大动肝火，两兄弟从白天一直吵到晚上。

1952年，大爹被打成“反革命”，父亲被扣上“反动富农”的帽子，而那时正值三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为了免受牵连，他远赴广东，将年幼的儿子留给自己的老母亲照看，自己则与家中彻底断绝了任何联络。直到三十几年后，1984年，他才与家中恢复通信，外公在收到他的第一封信后，只身一人前往广州，寻到信中的地址，见到了离家多年的哥哥。

关于三爹离家的原因，我多次向家里人询问，得到的解释无非是“断绝关系，划清界限”。为了探究清楚，我和妈妈带着外公，从湖北来到广州，见到了他的三哥。在外公上楼前，楼道中走出一位老人。他和外公迎面相遇，看向对方的眼神充满困惑和陌生。直到外公惊诧一声，他们才认出彼此，两只手紧紧拉住。

见到多年未见的三哥，外公的情绪难以平静。在两人聊了半小时的家中近况后，我忍不住问三爹，当年为什么会离家那么多年，又是为什么完全与家中断绝联络？“革命界限、阶级界限划都划不清，躲都躲不及，我还回去？我回去有什么用啊！”三爹的一句话让我措手不及。没有我想象中的遮掩和粉饰，而是理所当然地承认这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光彩”的理由。

紧接着三爹又说道：“我们这样的家庭出身，（如果）你是领导你都会考虑的啊，你敢不敢把我们当工农干部来用？所以也不能怪领导，不能怪组织。杀亲之仇啊，在旧社会来讲，就是不共戴天之仇。你哥哥都判死刑缓期了，还能信你一心一意吗？虽然你觉悟高，认为他（大爹）是罪有应得，但是人家不相信，怎么讲你们也还是亲属，怎么都是断了骨头连着筋的啊。”

在三爹的眼中，大爹深受国民党的蛊惑，战败后一心等蒋介石回来，等国民党回来，始终认为国民党有成功的一天。直到今天，三爹谈起自己的这位哥哥，依旧不赞同地摇头叹息。三爹说，在他参加干部学校的第一年，《毛泽东选集》刚开始出版，他特意寄了一本给家中的大爹，希望他能够进步。但是没有用，在他看来，大爹早已被“洗脑”了。

虽说离家多年，三爹近几年还会定期往家中寄钱给大爹，算是一份心意。三爹说：“现在对他（大爹）好，一个是他已经改造好了，做了个好好的老百姓；另一方面，我们兄弟一场，既然他这么困难，当然要好好关照。连社会上的鳏寡孤独我们都要关照，你自己的兄弟鳏寡孤独也应该照顾。”

“那你至今也没有回老家探望过，和大爹有关吗？”我问他。

“不是。划清界限是说从政治上划清界限，不是说这个哥哥我就不认了，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改造好了，那我还有什么必要再计较呢？没必要，没有必要。”他答。

聊起这些往事，三爹在我眼中仿佛仍然是当年那个斗志昂扬、信仰坚定的年轻人。哪怕几十年过去，某些根深蒂固的想法依旧没有改变。外公对于这位哥哥并没有任何怨怼或指责，在外公心里，他依旧念着当年三爹在家境艰难时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用仅有的一点工资资助他完成高中学业的恩情。而且，他与大学失之交臂更让他多了一份对三爹的愧疚。

当年那个被三爹留在老家的幼子，虽然后来也赴广州和父亲团聚过，但至今没有多少来往，关系很是冷淡。对于三爹当年的选择，我没有办法继续追问下去，在那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时代对个人命运的裹挟有太多我无法去真正理解的无可奈何。

三爹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酒来招待外公，两兄弟都有高血压，平时不能喝太多酒，可这餐谁也没有在旁阻止，没有打断他们聊天的兴致，大概正如三爹喝醉后反复冲外公念叨的那样：“这大概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最后一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