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知识的命运”系列丛书今年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由论著和译著两个系列构成，主要涉及科学活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境遇，以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角度所做的反思。

“知识”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新的话题。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与“意见”(doxa)不同，“知识”或“科学”(episteme)是确证了的真理，从真理出发就奠定了西方主流的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一经产生就独立于它的生产者，成为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普遍的、永恒的存在。如今，这样的想法逐渐为另一种知识观所取代，在这种观念中，首先，知识是在演化着的，无论是知识准则还是功能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希腊的知识以数学(几何学)为楷模而贬斥修辞学，中世纪的知识崇尚神学而抗拒巫术(神迹)，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则倡导实证而抵制形而上学。我们不可能为知识的演化设定目标，因为没有任何超验的力量或“上帝之眼”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库恩所说的那样，我们只知道知识从哪里开始演化，却无法获悉并主宰它朝何方演化。其次，“知”与“行”始终是一体的。60多年前，赖尔就试图区分两类知识，“know-that”(所知)与“know-how”(能知)，“能知”不仅涉及认知能力，同时也涉及行为能力。当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所谓的“知识”显然是指基于实验活动的“新科学”。在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的增长不仅受认知驱动，同样也受产业(创新)驱动。

近代的科学革命无疑是一场知识观念的变革，不仅改变了知识的基本准则，也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功能。通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科学被确认为人类一切认知的典范。在一个世纪前的今天，当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向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国家推介“德先生”时，在他眼里，科学已经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杆。当时爆发的那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如胡适所说的那样，是中国人向“赛先生”行的“见面礼”。不得不接受科学的启蒙，对于当时极其落后的中国和混沌不堪的文化状况来说，肯定是一件痛苦但是又不得不为之的事，因为知识已经与中国的国运牵扯在一起了。哲学家阿佩尔曾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困惑，“这些非欧洲文化已经并且还将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技术工业生活方式及其科学基础，它们被迫与自身造成间距，被迫与它们的传统相疏远，其彻底程度远胜于我们。它们绝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解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去的断裂”。

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现代科学就是在拿破仑时期成型的，在19世纪被移植到德国，最终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的科学。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是以此作为“原型科学”(proto-science)来设计科学共同体的认知规范与社会(伦理)规范。从此，知识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并且迅速扩展到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知识之所以能够突破各种文化和传播屏障，是因为人们对知识的信任是建立在严格并且统一的制度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知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地方。知识的“客观性”源自一种严格受规范约束的知识生产方式。

不过，知识的演化并未就此打住。进入20世纪，尤其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模式。一是所谓的“大科学”(big science)，政府或者军方出于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集中大规模的资金来构筑大规模的平台，强势地介入了知识的生产过程。二是“产业科学”(industrial science)的兴起，改变了“为科学而科学”的格局，科学进步的动力学也由兴趣(求知)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由于上述研究模式多少都偏离了“原型科学”的发展轨迹，也有人称之为“后学院科学”或者“后常规科学”。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一个世纪了，这次，自上而下，中国人终于以主动的姿态迎接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这一次同样也事关国运。当然，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也肯定会经历磨难。在那些适应了“原型科学”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新的研究模式多少颠覆了既有的规范化要求，并且与学术的失范现象，以及“功利化”“行政化”的趋向脱不了干系。再说了，这样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究竟能否被确认为一场知识观念的变革，以及它究竟是不是一种不可逆的演变趋势，学界还存在争议。

我们这套丛书正是以这样一种新的视角介入这场争议，并试图对知识演变的趋势做出确认。至少，下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引起读者的注意。

首先，科学已经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并且自以为是的东西。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专家与产业、政府人士，乃至社会公众一起共同构造了知识。当科技知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这项事业就已经没有旁观者了，只有实际的参与者。这就意味着，知识的主体必定是共同主体，创新需要各方协同才能进行。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之间需要经历艰苦的协调与重塑过程。

其次，科学不再是一项纯粹的理智事业，它通过技术手段深度介入自然与社会过程，引发不可逆的后果，甚至带来生态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风险。随着研究过程中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因果性模式被相关性模式所取代，任何准确预测的努力都有可能化为泡影。更重要的是，由于涉及不同的利益，政策歧见与争议也不断延伸，尤其在一些涉及公众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上导致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甚至还会引发族群的分裂。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和新的协同机制。在拉维兹看来，“这也意味着，科学的进步已经成为政治事件。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与‘科学政策’的决定如何下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于所有的市民，他们至少都得间接地对这些决定的下达承担责任”。

由此可见，知识的命运不仅涉及国家的命运，知识精英的命运，甚至也关乎每个社会公众的命运。因此，不仅需要“公众理解科学”，同时也需要“科学理解公众”，只有这样方能构建起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为何知识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真心希望这套丛书所选择的每一本书都有助于读者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盛晓明

2017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