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我的性质
19.自我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
自我摆脱宗教绝对权威的禁锢、脱离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而觉醒,通常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重大成就。而这个觉醒了的自我如何在这个宗教式微、上帝引退的“除魅”的世界上展开自我实践,成就其充实、丰满、独特的“自我”,则成为关乎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彼岸世界想象的现代人之生命意义的根本性问题。因此,现代世界的许多思想家,从笛卡儿到康德,从尼采到弗洛伊德,从韦伯到米德,再到今天的许多后现代论者,都曾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加以关注讨论。有人甚至认为,自笛卡儿以来四百年之久的西方思想史主要是由“对自我意识的启蒙”所组成的,自我意识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近代哲学问题的最小公分母。而纵观这些思想家们有关自我、自我意识或自我认知的论述,可以发现,自近代以来,人类自我概念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说,人类对自我的理解经过了两次大的变革,那就是:从先验论自我观到经验论自我观,从整合的自我观到离散的自我观。在此我们先来看自我观的第一次变革。
所谓“先验的自我”,是将“自我”看作是一种绝对的被给予,是原始的奠基性的东西。它先于,也高于世界,并赋予世界以意义,为世界立法,世界因有了“自我”而才有效。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那句著名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这种先验自我观的最初表达,那么,在近代哲学家中,奠定这种先验自我观的则是笛卡儿和康德。
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肇始了近代唯理主义哲学,同时也开创了近代先验论自我观。在某种意义上,笛卡儿可以说为先验自我的存在补充了一种“先验演绎”的论证。所谓“先验演绎”,按照康德的论述,其基本的论证模式是:如果p是q的必要先决条件,那么,q就是因为p而成为如此这般的;事实上q确实是如此这般的,并且,不是如此这般的q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由此可见,p无疑是q的先决条件,因而p就当然是真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就体现了这种先验演绎的论证方式。我们知道,笛卡儿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而其认识论的目标是要寻求知识的确定性,是要为知识寻求一个可靠的基础。为了找到这一可靠的基础,笛卡儿使用了一种普遍怀疑的方法。他说,我们的感觉经常欺骗我们,那么,如何才能确定在某个特定情境下我们是正确地认识了事物呢?有时我们会梦得非常逼真,以至我们以为自己是醒着的,那么,我如何才能确定此刻我是醒着而不是在梦中写作呢?我们的推理也经常发生错误,那么,我们能依靠理性吗?这种普遍怀疑的方法可以说非常可怕,但从这种普遍的怀疑论中,却导出了意识主体对于自身存在的确证。怀疑、弄错、被骗等等都是意识的某种状态,它们证明存在一个正在怀疑或被骗的意识主体,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这个东西就被合乎语法地用“我”来表达出来。我的“所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不能否认“我思”是确实可靠的。因此,笛卡儿“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实际上表达的是:我能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怀疑”这件事本身。既然怀疑是思维的一种形式,我就不能怀疑我在思维;既然思维需要一个思维者,我就不能怀疑作为思维者的我的存在。我的存在是“我思”被给定的先决条件。
在笛卡儿的基础上,康德赋予了“自我”以新的内容和意义。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将自我分为“经验的自我”和“先验的自我”两种。经验的自我是经验认识的对象。康德指出,当我谈到我自己是一个具有一定的自然属性、有自身的经历、姓名、职业的人时,当我假定认识所有这些东西有一个过程时,我就把自身当成了一个认识的对象,这构成了“经验的自我”。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认识的主体上,但是,此时,这个被注意的“主体”已变成了另一个客体,而真正认识的主体则又后置了。因此,我们所了解的认识主体,作为认识主体必然是先验演绎的结果,而不是观察的结果。换言之,如同笛卡儿通过先验演绎的方法从经验性的“我思”推演出先验性的“我”的存在,康德则借助于先验演绎方法从经验自我推演出“先验自我”的存在。不过,他比笛卡儿赋予了这个先验自我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的意义。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康德这里,“先验自我是一个真善美有机统一的完整自我”。在认识领域,先验自我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它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认识对象所以成立的理由或先决条件。作为认识活动的一种主观心理结构,它在所有直观、表象和概念的综合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一;它为经验认识提供了先验图式,从而确保了认识的统一性(包括确保了经验性的自我认识的同一性),确保了求“真”的可能性。在道德实践领域,先验自我以善良意志这一先验主体的形式,制订出先验道德律来引导经验主体依照先验道德律不断地实施道德行为,以期达到绝对的善。在审美领域,先验自我以反思判断力这种先验能力来对人与自然关系予以反思,在彻底地依据先验道德律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之对立的完全消失,从而最终在达到最高的善与最彻底的自由的同时,产生真正的美感。“康德的先验自我意识以审美之我为桥梁,把认知之我与实践之我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真、善、美完整统一的自我意识。”
由笛卡儿肇始,至康德而真正确立的先验自我观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它表现出了一种要在自身之中找到一切知识的最终基础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当时欧洲知识界的状况,也给后来的思想家留下了无法躲避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形塑了此后一个多世纪的哲学思维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客体思维模式和认识中心主义的基本路数。但是,至19、20世纪之交,这种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先验论自我观开始式微,而为经验论的自我观所取代。当然,这并不是说,先验自我观自此便完全销声匿迹,完全不再有人论及,而只是说,进入20世纪之后,在学术思想界,当人们讨论关于自我的问题时,自我的经验性质越来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或者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它看作是一个经验问题,自我的起源越来越多被人从外部社会世界去追寻,而不是以内省的方式向内求索。与此相应,自我,作为一个思考的主题,也越来越由哲学思辨的对象,而成为经验性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进行经验考察和分析的对象。
在由先验自我观向经验自我观转变的进程中,乔治·赫伯特·米德和弗洛伊德是不能不提到的两位关键人物。自我理论是米德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作为出身于哲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者,米德的自我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认为“自我”源于互动过程,是在使用符号而进行的互动中产生、发展和形成的:“自我不是某种首先存在,然后再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东西,它是社会激流中的一个漩涡,并因此是激流的一部分。它是个体不断地实现调整自己以适应他所属的情境,并反过来对它作出反应的过程。”米德继承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将自我分为“主我”(I)和“客我”(Me)的观点以及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关于“镜中我”的观点,也将自我划分为“主我”和“客我”两个方面:“‘主我’是机体对(通过互动而接受的)他人态度的反应;‘客我’是一个自己采取的有组织的一系列他人的态度。他人的态度构成了有组织的‘客我’,然后一个人作为‘主我’对其作出反应。”“客我”的经验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主我”,米德指出,它“给人以自由和创新的感觉”,是“某种完全不能预测的东西”,尽管此刻的“主我”会在另一时刻的“客我”中出现,但当其作为“主我”出现的当时,我们是无法迅速转变过来抓住自己的:“我们以自觉的方式在存在于那里的情境中行动,但只有在行动发生之后,我们怎样行动才会进入经验之中。”米德对于“主我”的这种说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述康德关于“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的区分。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主我所具有的将自身当作客体的能力是在学习、掌握、使用符号的经验过程中形成的能力,而不是先验性的能力(康德的所谓先验想象力)。第二,康德尽管是从经验自我借助于先验演绎方法推演出“先验自我”的存在,但是他的根本性的观点是,正是因为有先验自我的存在,经验自我才有可能,因此,在他这里,经验自我单向地依赖于先验自我;而在米德这里,“主我”与“客我”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假如没有‘客我’的话,将不存在我们所说的‘主我’,而如果没有以‘主我’的形式作出的反应的话,将没有‘客我’。就像它们在我们的经验中出现一样,这两者构成了人格。”这个由“主我”和“客我”共同构成的人格(personality)或者说自我(self)——经验论的自我在心理学中常常被等同于“人格”——是个体在其社会生活过程中,即与其他人的各种形式的互动中产生形成的。因此,与笛卡儿和康德认为“先验自我”为世界立法而自身则保持静态自足的观点不同,米德强调:社会过程在时间和逻辑上均“先于从中产生的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的存在”,自我“是一种能够发展的东西;它并不是在一生下来就已存在的,而是在社会经验和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要在社会经验的范围之外设想自我的产生是不可能的”。在米德这里,是社会为自我赋形。
米德的经验论自我观给其后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有关自我的思想、观念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戈夫曼、加芬克尔到哈贝马斯,从角色理论到参照群体理论,都可以看到米德留下的印记。除了米德,在确立经验论的自我观的统治地位并扩展其影响方面还必须提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久已为人所知。在其晚期的表述中,人格被认为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其中,自我和超我的社会经验性是显而易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被弗洛伊德看作是人格之最原始部分的本我。按照弗洛伊德的描述,本我主要由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冲动所构成,一般处于潜意识之中,是个体生而具有的。正因为本我是本能性的、与生俱来的,因而也就比较容易和“先验的”相混淆。事实上,本能的(先天的)和先验的根本上是两码事。本能的与习得的相对,而先验的则与经验的相对。先验的特征是可知但不可感、不可观察,而经验的特征则恰恰是可感、可观察。弗洛伊德的本我作为潜意识虽然通常不为主体所知,但却是可感的,在特定情形和条件下(如在梦中、在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师的干预分析下等)是可以观察到、认识到的。也就是说,其成分是经验性的。不过,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先验论的自我观向经验论的自我观转变的过程中,之所以必须提到弗洛伊德,不仅仅是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自我(指包括“本我”、“自我”、“超我”在内的整体人格)在本质上是经验性的,更是因为,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作为现代心理治疗的奠基人,他确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自我不仅是经验性的,而且还可以通过经验性的技术和手段来进行干预、治疗和矫正。自我再也不像在先验论者那里仿佛一位高高在上俯视世界的王者,而是辗转于俗世社会之中的世俗之物。而精神分析理论的广泛影响,心理治疗技术的普遍采用,则使这种观念超越学术界而在一般大众中扎下根来,以至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讨论现代性“自我的轨道”时,也要借助于一本讨论心理治疗的著作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