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柯布思想历程的三个轨迹

1993年，柯布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将其分为三个轨迹。这对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柯布的思想很有帮助。

第一个轨迹：超越现代性，在当今处境下重建基督教远见。柯布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经历了信仰危机，当时的社会环境普遍对信仰和形而上学不友好。柯布感到他的信仰和当时占主导的世界观不相容。自此，他就一直在寻找一种世界观，以便在变化着的当代处境中重新确立基督教信仰的可信性。最终，他发现怀特海的世界观正是他所寻求的。“因为现代世界观在整体上是基督教信仰的障碍，最能帮助我的是那些专注于超越现代世界观的思想。我需要的是找到一种认真对待现代性的成果并超越它们的世界观。我在怀特海的宇宙论中找到了这种世界观，通过这一发现，我才能慢慢地、痛苦地为自己重建一种基督教的远见。”柯布运用怀特海的过程思想，在当代的科学和多元论处境下，创造性地建构了怀特海派的基督教自然神学、多元时代的基督论，重塑了基督教信仰。

第二个轨迹：学术的生态转向。1969年夏天是柯布神学发生生态转向的转折点。那年夏天，他的儿子克利福（Cliff）劝说柯布关注生态问题，并推荐柯布阅读保罗·欧利希（Paul Ehrlich）的《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尽管《人口爆炸》一书本身在内容上有些失真，但它使柯布第一次看到了人口增长、占主导的经济实践、资源的耗尽和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柯布本人自此开始了他对生态问题的持续关注和委身。

可以说，在此之前，柯布的学术工作主要是在学术圈中阐释信仰，而经历生态的觉醒之后，柯布将生态问题放在了最首要的位置上。他的学术工作不仅仅是解释信仰，更重要的是要批判和改造世界。“从那时起，现在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找到方案来避免我们正在走向的灾难更重要的。相应地，我决心重新安排我优先考虑的事情。”柯布的神学这时也转向了生态神学。“我认识到，要对我们如何生活在地球上有帮助的话，神学必须是生态神学，毕竟世界不仅仅是人类的世界。世界是一个生命之网。”

柯布很感激自己的恩师哈茨霍恩（另译哈特肖恩），因为哈茨霍恩影响很大，而且正是通过哈茨霍恩，柯布系统学习了怀特海的过程思想，为柯布后来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思想打下了理论基础。“二战以后我先是服兵役，然后去芝加哥大学求学，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哈特肖恩是我的恩师，他是怀特海的高足，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向我传授怀特海的过程思想，使我终身受益。在1969年，我开始注意到西方的生态危机，认为学者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它，把过程哲学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但是我发现其他学者没有这样做。我意识到分门别类的知识束缚了人们，使他们无法应对严重而紧迫的当下问题，所以，我决定把更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引入到哲学、神学、伦理学、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某些理念也就是在那时诞生的。”

林·怀特（Lynn White）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对柯布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促使柯布从生态的视角反思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柯布进一步认识到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对生态问题应负有的使命。“基督教当然不是生态危机的起因。但基督教神学的主流鼓舞和支持不可持续地掠夺自然世界这一基本态度。教会和神学家们在帮助转变其自身的能量或实现社会需要的更大转向方面所做甚少。神学家应当做些什么？”柯布认识到神学、哲学对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并开始从神学、哲学的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反思。

柯布本人生态视角的出现使他得以发现怀特海派思想的生态维度。“当我的注意力转向生态问题时，我发现怀特海在这方面已经领先了我。他的概念使不同的方向结合在一起成为可能。”在经历了生态觉醒之后，柯布猛然发现，过程思想是和生态思想密切关联和契合的。前辈的过程思想家怀特海、伯纳德·梅兰（Bernard Meland）都有生态关怀。他的老师哈茨霍恩亲身参与生态问题有数十年。哈茨霍恩尤其对鸟类很有研究，是世界著名的鸟类学家，还曾出版过有关鸟类的专著。哈茨霍恩本人十分清楚他自己的哲学与他对自然世界的关怀有着密切关联。在经过长期的研究之后，柯布认为，怀特海哲学正是当今所急需的生态哲学。“在我看来，怀特海哲学是一条更好的道路。他的有机体哲学/过程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整合最好的生态思想和最好的人文主义思想，它确实能在某种程度上整合科学的、宗教的、伦理的和艺术的洞见。”柯布认为，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在经历生态的觉醒之后，他更全面地理解了怀特海的思想，“我成为一个更完全的怀特海派”。

柯布自生态觉醒以来一直致力于生态问题。他主要运用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哈茨霍恩的过程神学创造性地建构了过程生态神学，是过程生态神学的创立者。他在1972年出版了过程生态神学的开山之作《为时已晚？一种生态神学》（Is It Too Late? A Theology of Ecology）。1976年他与澳大利亚生物学家和过程神学家查尔斯·布奇（Charles Birch）合作完成了《生命的解放》（The Liberation of Life）一书，主张生命的解放首先需要在观念上从机械论和二元论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柯布主要关注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柯布认为，经济是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中心，生态问题的解决，公正的、人人参与的、可持续的社会的建立需要改革当今的经济政策。1989年，他与著名经济学家赫曼·戴利合著出版了《为了共同的福祉》（For the Common Good）一书，该书不仅批判了当前经济理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对地球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而且提出了发展可持续的生态经济的具体政策。90年代，他还写了其他一些有关生态经济的著作，主要包括1992年出版的《可持续性：经济学、生态与正义》（Sustainability:Economics, Ecology， and J ustice）;1994年出版的《保持共同的福祉——从基督教的视角论全球经济》（Sustaining the Common Good—A Christian Perspective on the Global Economy）；他于1999年出版了《地球主义对经济主义的挑战》（The Earthist Challenge to Economism—A The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World Bank）。至今，生态经济学依然是柯布最关注的领域。除了有关生态的专著，柯布自对生态觉醒以来，已经写了大量有关生态问题的论文。他毕生最大的贡献就在生态领域，主要包括生态神学和生态经济学两大块。

同时，柯布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包括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经济学家、农学家、建筑学家等进行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举办和参加了多场有关生态问题的国际、国内会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本人对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和妇女问题的关注。早在1970年，柯布就举办了“关于幸存的神学”的会议，组织了一个“人口零增长”的宗教团体。柯布本人是南加州全基督教协会有关生态正义问题的主席。早在1972年春天，他就举办了一个名为“避免灾难的另一条道路”（Alternatives to Catastrophe）的会议，邀请了赫曼·戴利和保罗·索拉里（Paolo Soleri,1919—2013）来主讲。他自己也在国际、国内做了很多的相关演讲。

第三个轨迹是教会神学。柯布本人是美国卫理公会的牧师。柯布认为自己的神学工作是为教会服务的。他写作神学是为了通过对神学观念的阐释来服务教会的实践。虽然在柯布看来，教会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但他依然对教会赋予最大的希望。“教会在熠熠生辉和成长，尽管这伴随着错误，但教会依然保有比政治、经济、教育和科学共同体更多的希望。”教会就是柯布本人最重要的共同体。教会的更新首先需要神学的更新，因此教会神学十分重要。神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实现一个公正的、人人参与的和可持续的社会提供一个远见。可以说，柯布的著作也都是为教会服务的，而且有些作品是专门为教会服务的。这方面的作品主要以文章的形式呈现，只有少数是专著，主要涉及神学教育、祈祷牧养和讲道。其中，《保持共同的福祉——从基督教的视角论全球经济》是一本为教会而写作的探讨经济问题的书；《神学与牧养关怀》（Matters of Life and Death）讨论了当前教会面临的一些有关杀生、死亡、生存和爱的权力等的伦理问题。柯布还参与组织了一个名为“过程与信仰”（Process and Faith）的项目，该项目出版的作品主要是为当地教会提供一些资料。

柯布的三个轨迹是对他毕生学术生涯的精辟概括，这三个轨迹之间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的，它们自出现以来一直都体现在柯布的神学之中。下面将循着柯布的思想历程，围绕柯布的生态思想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