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至晚年的实用主义

归国的留美幼童们，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屈辱。他们抵达上海后，被当作犯人一般关入某年久失修的学堂，连中秋节也不能外出。据回忆，学堂内遍地霉菌，每人只有两块木板当床，连草席都没有，食物也不如猪食。这些从传说中的“野蛮人国度”归来的少年，却在自己的祖国遭遇了最野蛮的待遇。

数日后，他们听长官训话后得到释放，并被随便分配了工作，如学工程的詹天佑去了广州教英语。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工程师詹天佑、外交家梁诚、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以及大批官员、买办、海军将领、工程师、教育家。对于他们而言，刚刚归国这几日的经历都是心底不愿触及的屈辱。

比他们更加心灰意冷的是容闳。次年，他去了美国，一住就是13年。

1894年，面对中日甲午战争的复杂局势，他联系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表示愿回国出力，同时提出了筹款购舰的建议。得张之洞邀约回国后，他又前往北京，提出种种方案，如设立国家银行和修筑全国铁路等。但前者被盛宣怀抢先兴办，后者则因张之洞和盛宣怀的反对而流产，其间的种种金钱交易、贪腐勾当都让容闳失望。

这位实用主义者选择了又一个希望：维新派。

此时的容闳已年近七旬，他参加了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成立大会，他的寓所长期成为维新派聚会之处。他的两个小老乡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其极为尊敬。如今看来，所谓百日维新、戊戌变法，其实多有言过其实、假大空的痕迹，康梁二人的煽动力一流，但绝非出色的政治家。可对于容闳来说，这些有意改变政治体制的年轻人，是他屡屡受挫后的寄托与希望。

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康梁二人出逃，容闳也遭通缉，潜逃至上海租界。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改名为“中国国会”，推举容闳为会长，筹划“自立军”起义，意图推翻慈禧，让光绪帝复位。但张之洞提前得知此事，予以镇压，容闳再遭通缉，流亡海外。

这次经历无疑使得容闳对清政权彻底失望，甚至断绝了“明君情结”，开始走向革命。

有丰富洋务经验的他，其实早已是革命党人拉拢的对象，如孙中山策划两广独立，就希望李鸿章主政，容闳主管外交。1901年，革命党人在香港筹划起义，希望夺取广州，也决定事成后推举容闳为大总统。尽管这些计划都告流产，但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已分不开了。不过他也无意走上前台，加上身遭通缉的缘故，他于1902年又去了美国，对革命党人进行经济支持。1909年，他提出“中国红龙”计划，打算筹款500万美元，购买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并为此事努力。

武昌起义后，久病卧床的容闳连续写了三封信给革命党人谢缵泰，表示喜悦之情，并提出建议，警惕内战，并希望病好后重返中国。1912年1月，他又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3个月后，他因病情恶化，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

这位一生信奉实用主义的“海归”，具备了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自省。他始终在寻找那条救国之路，正如他在美国时所说的：“不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