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香港早年华人奋斗史

《容闳传》作者之一刘中国曾说，容闳于1909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其中译本就是著名的《西学东渐记》，于1915年出版，并在中国畅销。而在这个版本中，黄胜与黄宽竟被译为王胜与王宽。他认为，这是二人被历史忽视的一个原因。

其实，回国后的黄宽与黄胜，虽也曾前往江南一带工作，黄胜甚至还曾赴京师，但二人的大多数时间都身处南粤，远离权力中心，这也是他们与容闳的一大区别。翻阅黄胜的资料，最让我感慨的是他在香港这片土地上的奋斗。在出版业和报业上的创举与成就，只是这奋斗中的一小部分。

我对香港的直观印象从香港电视开始，以后来的屡屡旅行为辅。年少时看港视远多于央视，对香港的政府架构之熟悉程度甚至强于自己居住的城市，自然而然也对香港开埠后的历史发生了兴趣。

这部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殖民统治史，亦是一部华人权益史。香港的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经历了不止一代人的努力，黄胜便是其一。

1870年，黄胜曾代表英华书院参加东华医院的建设，担任兴建经理。该院于1872年建成，是香港最早的华人慈善机构。1886-1887年，黄胜还一度担任该院主席。

在香港历史上，东华医院远非一家医院或一家慈善机构那般简单。它由董事局监管，董事多为成功华人，董事局也一度是香港华人的权力中心。在港华人若有纷争，常由董事局仲裁。曾有人说，“东华医院主席多少可以被认为是香港华人社区的非正式市长”。

黄胜于1876年由美返港后，也曾投身商业，参与土地买卖，成为香港早期著名华商之一。因其社会影响力，他担任了多项社会职务，如1876年3月，由港督委任为中国语文考试委员会委员；1883年12月29日，被港督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是香港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

他还曾在定例局担任非官守议员。定例局其实就是之后的立法局，首任华人议员是伍廷芳，于1880—1882年任职，但只是临时身份。1883年，宝云爵士就任港督，希望定例局能设一永久性华人议席。次年，黄胜当选定例局议员、常务法律委员会委员，这位精通英语、社会地位较高的华人，在宝云眼中“完全胜任以英国人的眼光观察华人事务，并以华人眼光观察英国人的事务”。黄胜担任此职，直至1890年辞职。其间，他还与何启等人一道被委任为洁净局非官守议员，成为首批出任洁净局议员的华人之一。

洁净局成立于1883年，即市政局的前身。当年香港的华人精英多曾担任洁净局议员。

但值得一提的是，黄胜在定例局期间，因甚少发言而遭诟病，被指不能为华人争利益，因此华人若遭遇一些公共事务需争取权益，有时甚至选择求助于外籍议员。

我倒觉得，这并非全是黄胜个人的问题。早年在香港，华人地位极低，争取权益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局势并非一两人可以扭转。黄胜的不发声，亦有客观因素。甚至可以说，能够在定例局占据一个位置，便已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翻阅史料可知，那时的华人精英若想在香港社会中提高地位，进入各种咨询机构几乎是唯一途径。东华医院、洁净局和定例局都属此类。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则是如今仍存的保良局。保良局于1880年获批成立，当时，香港拐卖人口、逼良为娼的案件每日愈增，有商人向港督申请成立保良局，以保赤安良为宗旨，筹集资金缉拿拐匪。后以商人上书日（即11月8日）为“保良局创局纪念日”。如今的保良局，已是一个大型社会服务机构。

正因为这些机构的存在，出色的商人可凭借声望成为行会或街坊的领导者，然后进入这些机构，在香港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华人争取权益。而东华医院和保良局等机构中的著名人士还会被政府任命为官方咨询机构的成员，若能像黄胜那样精通英语，更是大有机会成为太平绅士，进而进入定例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渠道都是香港华人精英上升的主流渠道，也是他们进入香港权力核心，为华人争取权益的主要道路。

据载，黄胜一生简朴，1902年8月5日病逝于港岛家中，终年75岁。8月7日出殡，其灵柩由家中送到“香山号”轮船，再运回故乡香山县，在宗族墓园安葬。

我曾到访其故乡珠海南屏，但并未寻得墓园———甚至，乡亲们都不知道他。

黄胜的大女婿韦玉，亦曾于1896年至1917年出任定例局非官守议员。次子黄咏商于1894年参与创立兴中会，并购入香港士丹顿街13号，成立“乾亨行”，作为兴中会秘密会所，并于1895年卖掉自己的银楼产业，充作军费，协助孙中山等人发动广州起义。有人曾说，前些年那部电影《十月围城》中，就有黄咏商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