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意义与局限

一元化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思潮，既体现了历史的特殊诉求，也折射了党中央对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这种文学思潮的兴起，主要是通过政治化的方式所激发的，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文学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因此，它的局限性不言而喻，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意义。

这种历史客观意义，主要体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对新政权的维护之上。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种矛盾此起彼伏，国内的各种敌对势力并没有彻底清除，时刻危及新政权的生存；国外的一些敌对势力更是虎视眈眈，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四处封堵。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的全面实施，中央迅速完成了我国的私营经济改造，但是，对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却无法通过外在的手段进行改造。1951年11月23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有关文艺工作情况的报告，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分析到：“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中共领导层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还要维持多长时间，或者说，什么时候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成了一个引发争议的关键问题。激进的观点在争议中占了上风。1953年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彻底改造私有制、向社会主义过渡上来了。与此相应，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开始动摇，文艺界对于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的批判力度日益加大，不断升级，清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的‘中间地带’势在必行”。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形势下，党中央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批判式的“规训”手段，有效控制文艺的发展方向，避免各自混杂的文艺思想扰乱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建设，特别是对计划经济的破坏，以确保新政权取得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全力对付国内外的一些主要矛盾。

但是，在推动这一文学思潮的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首先，在方法论上将文艺内部的思想矛盾，进行了简单的政治化处理，对不同观点和见解采取了群众性的大批判、乱扣帽子、上纲上线，甚至将有些不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思想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用政治手段排斥不同意见的表达，导致被批判者只能检讨与认罪，没有申辩与反批评的权利。这无疑抹杀了文艺发展的丰富性，使一批拥护新政权的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伤害，而真正的思想问题反而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在建国初期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批判运动中，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强制性的方法，甚至不惜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以“破”代“立”，确保了延安文艺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一元化创作方向，但也使文艺在意识形态的统领之下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空间。

其次，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学思潮，在其一元独尊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革命的武断性，严重违背了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阻碍了文艺的真正繁荣。无数文学实践证明，文艺方针和制度的制定，一定要遵循文艺自身的内在规律，在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倡导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方针，充分激活作家艺术家的内在个性和创造潜能，使他们拥有展示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对于不同思想观念和审美理想的文艺创作，需要通过学术争鸣和严肃讨论的方式，达到相对的统一，而不能通过由上及下的革命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整个文学艺术的繁荣。

最后，这种一元化的文艺思潮，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一些大批判运动得以迅速展开，固然体现了当代文学某些“动员结构”的有效性，但也折射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精神的缺陷，以及大多数民众的盲从思想。在建国初期的三次文艺批判运动中，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特别是胡风本人的“顽强”抵抗和吕荧的“异议”勇气之外，更多的人都是选择唯唯诺诺的“检讨”、明哲保身的表态、众口一词的声讨，唯恐自己受到牵连。

正是这些内在的局限性，使得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一元独尊的态势中，不断强化了中国当代文学特有的“动员结构”模式，也导致了当代作家的主体意识长期处于屏蔽状态，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在一定时期内的片面化和工具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