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我国消费规模及消费释放的研究

2.3.1 潜在消费规模的研究

迟福林（2013）认为，随着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张和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13亿多人的消费需求是我国最大的战略优势。到2020年，我国消费需求有望达到45万～50万亿元。宋跃征和严先溥（2009）认为，我国经历了三次消费高峰，第一次在1984—1989年，第二次在1992—1997年，而当前正处在第三次消费高峰的上行阶段。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消费增长空间会进一步扩展，消费需求非但不会减弱，反而还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彭文生等（2012）认为，到2020年，我国居民按现价计算的消费总额将从2010年的13万亿元增加到45万亿元，市场扩容量高达32万亿元；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将从2010年的5.5万亿元增长到19万亿元。

祁京梅（2011）对“十二五”我国消费总量及结构变动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未来5年最终消费年均增长率有可能达到12.8%，消费率回升到50.0%，消费率持续下滑的趋势将得以扭转。任兴洲和廖英敏（2008）对2020年的我国消费市场做了展望。他们认为，在2010—2020年的10年中，我国的消费需求将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速7%～8%的保守估算，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23.3万亿元，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需要说明的是，这一估算严重偏低了，因为201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已达到26.2万亿元。赵爱玲（2012）引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将取代发达国家成为全球消费的主力军。未来5年，全球将有一半的消费增长来自中国和印度。麦肯锡公司的研究报告（2012）指出，2008年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只有美国的1/6；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占全球消费总额的25%。

有学者指出，我国农村的消费潜力十分引人注目，是世界经济版图上少有的一个亮点。程国强（2009）估计，2020年农村消费品市场规模将达到5万亿元，增长74%。张秀生和陈慧女（2009）认为，农民消费性支出尽管有明显增长，但并没有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如果农民的消费水平能够提高到城市居民的水平，将带来巨大的新增市场，由此，我国耐用消费品产量需要翻几番。

2.3.2 消费难以释放的研究

尽管我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但这些消费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释放，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少文献对此进行了分析。

（1）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抑制了消费释放和消费需求增长。方福前（2009）认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既滞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也滞后于经济增长，其重要原因在于投资率过高。高投资必然挤占消费，导致消费率下滑。邹卫星和房林（2011）指出，以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为主要特征的投资消费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最突出的挑战。桁林（2008）认为，投资挤占消费不仅表现在初次分配领域，也表现在再分配领域。

（2）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强化了预防性储蓄，制约消费释放和消费需求的扩大。邓春宁和蔡秀玲（2010）研究了城镇居民预期收入、预期支出、预期流动性约束等不确定条件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认为减少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将有助于增强居民的消费意愿。

不少文献研究了城镇居民不确定性预期对其消费意愿的影响。王健宇和徐会奇（2010）认为不确定性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杭斌和郭香俊（200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消费习惯和收入不确定性是造成我国城镇居民高储蓄行为的重要原因。雷钦礼（2009）认为，除了预期收入和家庭财富存量外，预防性储蓄动机是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贺京同等（2007）认为，提高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可以改善城乡居民消费预期，提高他们的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张继海和臧旭恒（2008）认为，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流动性约束情况下，居民会选择增加储蓄从而降低当期消费。刘兆博和马树才（2007）认为，不确定性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预防性储蓄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国居民谨慎的消费行为。李通屏和王金营（2007）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缺位，尤其是公共教育的不足，使农村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加大了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也挤出了居民消费。陈守东和杨东亮（2009）认为，我国财政支出的不确定性对居民长期内的消费增长有负面的影响。此外，不少学者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风险防范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都使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难以奏效。

（3）政府消费支出影响居民消费。有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的政府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不同的影响。迟福林（2012）认为，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抑制了居民消费的释放。申琳和马丹（2007）认为，以政府支出为主的人均公共支出增长可以促进居民消费释放。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认为，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政府的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能够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刺激效应。

蔡伟贤等（2011）通过实证研究指出，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提高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群体上。通过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间接替代效应，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将引起低收入群体私人消费需求的增加，形成收入效应。洪源和肖海翔（2009）认为，政府民生性支出是影响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它与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苑德宇等（2010）研究表明，家庭负担的科教文卫支出客观上挤占了居民私人产品消费支出。官永彬和张应良（2008）认为，公共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取决于公共支出的结构。由于公共服务体制的城乡分割，公共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的特点。郝春虹（2012）指出，消费税导致税后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增大，说明现行消费税对居民收入差距整体上不具有正向调节效果。

2.3.3 扩大消费的建议

中共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任务后，不少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转变。释放消费需求、走向消费主导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这既是衡量民生改善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杨伟民（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次扩大内需的政策，都是为应对外部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而制定的，其政策都是针对短期问题的，尚未形成扩大消费的长期政策体系。郑新立（2010）主张，转变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要扩大消费，通过扩大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曹远征（2010）指出，结构调整将成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基调，主攻方向是加快发展服务业，核心目标是让消费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余斌和陈昌盛（2010）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本质上是对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针对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挑战，政府需要积极采取促进居民增收、调节收入差距、改善消费预期等政策和措施，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这是我国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所在。

史晋川和黄良浩（2011）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主要由消费需求升级和产业技术升级两个动力拉动，而导致产业结构升级逆转的只能是消费需求结构的调整。尹世杰（2011）认为，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市场需求的本质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投资有拉动和导向的作用。消费需求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能够引导投资方向调整和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马伯钧（2012）认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首先要加快消费发展方式转变，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以加快转变消费方式为支撑点。姜作培（2008）认为，居民消费有助于缩小经济波动幅度，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因此，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充分推动消费释放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是促进投资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

甄明霞（2010）、杜琦和吴伟（2011）还构建了衡量消费需求及其发展态势的指标体系，以期取代传统的单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指标。这些新的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际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