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图》后记

我的《水经注校释》于1999年在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种以殿本为底本而与其他33种不同版本作了校勘的本子，是郦学史上参校版本最多的本子。此书的校勘工作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已经完成，由于手头任务不少，而此稿我认为还需要再作几次校对，所以一直搁在柜里，没有想到出版的事。学校校长沈善洪教授平素过从甚密，常到舍下聊聊，他显然知道我手上有《水经注》书稿，作为一校领导，亟望我的书稿能在自己学校的出版社出版。我向他透露了确有书稿的事实，但古籍校勘非同一般，不允许有一字一词的差错，虽然书稿是我自己亲手誊录，由于缺乏校对时间，所以还不到出版的时候。他深知我工作忙碌，认为校对的事可以由出版社组织内力和延聘外力认真从事，直到我最后认可而付诸出版，诚恳地敦促我交出书稿。接着，出版社总编朱宏达教授登门取走书稿，并且由社内外几位擅长古籍校对的名手进行了多次细校，花了近两年时间而最后出版。

我出版的《水经注》论文集和点校的版本已逾20种，但唯独对《水经注校释》在此旧事重提，这是因为我的所有郦学著述，卷首都有一篇我自撰的序言，只有《水经注校释》没有我为它专作的序言。而现在整理汪士铎《水经注图》，卷首也没有我为这部郦图所作的序言，真是一种巧合。《校释》之所以没有专序，原因之一是书稿尚未考虑出版，而是在校长的敦促之下由出版社取走的，当时并未写有序言。校毕出版之前，出版社曾向我索序，我也曾经作过揣摩。但是后来想到，我从事郦学研究已逾半个世纪，要为此书作序，势必要追述一番我的治郦经历，而这种过程，在以前发表和出版的著述中多已论及。为此而写一篇长序，实在浪费篇幅而无必要，所以最后决定以我在《中华文史论丛》（1994年第53辑）发表的《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代序。原因是，《校释》虽然花了我郦学研究中的大量精力和时间，但其实也只是民国以来学者们辛勤耕耘中的一棵小草。让读者了解近百年郦学研究的进程和成绩，不仅有裨于对郦学研究的通盘认识，而这个前提也有利于读者阅读和使用《校释》。所以在付排以前，我仅写了一篇置于卷末的跋尾，大致叙述了我校勘此书的经过。

现在，对于《水经注图》，我也在这方面作了考虑。经过这半年多时间中我对此图的仔细阅读，并与图幅所及的《水经注》卷篇逐一核对，让我对此图有了全盘的了解，从而对作者的郦学造诣和此图的价值有了与以往很不相同的认识。此图作者汪士铎曾经列入拙作《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前面已经抄录了《传略》全文。现在，我认为王先谦“精思密致，经纬厘然”的褒语绝不过分，而“然亦颇有讹误，惜其不参绘今地，未为尽善”的话，实在很有斟酌余地。而杨守敬、郑德坤诸家的评论，实在是因为他们没有细读此图所致。所以我认为要对此图做出正确评价，除了全面细读以外，—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在阅读或利用之时，必须与郦注紧密参照。但对于当前的读者来说，除了少数富于郦学素养的学者以外，一般读者对《水经注》其书恐怕还缺乏较深的理解。这样，假使我在卷首作序，势必要对郦注和郦学作一番介绍，而其实，我在以往发表的文章中，就作过这方面的尝试。所以决定不为汪图作序，而在过去的论文中选出一篇作为代序，如同当年的《水经注校释》一样。我对好几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作了比较和考虑，最后才决定以《郦学概论》一文代序。

至于为什么用此文代序，在此细述缘由也嫌冗繁，不妨抄录拙著《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说明：

这次收入《三集》的第一篇论文《郦学概论》，原是我国著名刊物《文史哲》的约稿，我因为该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刊物，读者面甚广，所以不宜写郦学研究中的一个小题目，考虑之下，就写了这篇或许能适应较多读者的《郦学概论》。却想不到此文发表后不久，就有一位署名为加士的先生，在1987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以《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为题，撰文评介。全文第一句说：“陈桥驿最近在《文史哲》（1987·5）杂志上撰文《郦学概论》，对历代《水经注》的研究作了一个回顾和总结。”尽管加士先生的全文是把拙作内容作了一个摘要的介绍，但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实在不敢接受的。“回顾”或许可以说，但“总结”则是断乎担当不起的。今年，我又收到《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生4月21日的信，信上说：“杨向奎先生有几次提到您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有一次信中说，像陈先生那样的文章，没有多年的积累是写不出来的，《文史哲》几年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就不错了。”

杨先生的推重，当然是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奖掖，不过从我自己在这方面所写的文章中，也确实只有这一篇或能“适应较多读者”，所以我才决定以此文作为卷首的代序。希望这篇代序能让一般读者在阅读或利用汪图时获得一点方便。

我在拙作《水经注校释》卷末的跋尾中曾经指出：“《水经注》一书涉及的方面甚广，时至今日，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界的常用工具书。我们日常阅读学者们的专著和论文，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等等，都会发现其中引及《水经注》的文字。”在这样的情况下，汪士铎《水经注图》的整理出版，当然可以与《水经注》相得益彰。既然郦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常用参考书，则经过我整理解说的汪图，也将和郦注一样，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所以此图的出版，值得引起学术界特别是郦学界的重视。

对于历来郦学家在《水经注》研究中的绘图业绩，我在《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中也略有提及：

在《水经注》与地理学的关系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地图。郦道元在卷首序言中说道：“今寻图访赜者，极聆州域之说。”又说：“川渠隐显，书图自负。”说明郦氏在注文撰述时是有地图作为依据的。这就是杨守敬在《水经注图·自序》中所说的：“郦氏据图以为书。”历代学者绘制《水经注图》的甚多，从南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起，清黄仪、董祐诚，汪士铎等，都曾尝试《水经注图》的编绘。但这些地图，或存或佚，其绘制方法，都是旧式的示意图，没有计量价值。民国以前的所有《水经注图》中，当然以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为最佳。不过此图以胡林翼于同治二年在湖北刊印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有经线而无纬线，仍以老法把图面分成方块，每方五十里至八十里，计量的准确性不大，按今天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民国以后继续绘制《水经注图》的是郑德坤，他的编绘经过，见其1984年所撰的《重编水经注总图跋》一文中：“图稿完成于一九三三年夏，当时因篇幅宏巨，制版印刷繁复，又逢日军紧逼平津，余亦应聘回厦门大学执教，该图由哈燕社（按即哈佛燕京学社）保存。不意抗战军兴，举国动荡，绵延十余载，其后哈燕社撤销解散，图稿已不知下落。幸当时绘图员张颐年君因余将离京，特复制总图一纸以赠，藉为合作纪念。”

郑氏上文所说的这幅总图，几经周折，现在已摺附于吴天任《郦学研究史》卷末，名为《郑德坤重编水经注图（总图部分）》。其图系以民国时代的全国地图作底，绘上《水经注》记载的河流，经文与注文记载牴牾的，则经、注所记俱绘，如“经潜水”、“注潜水”、“经淹水”、“注淹水”等，正图以外，并有附图《西域图》、《禹贡图》、《越南图》三幅。郑氏此图由于用具备经纬网格的新式地图作底，在计量价值上当然超过杨、熊旧图，可惜除总图幸存外，其余均已亡佚，这当然是郦学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抄录上述这几段，主要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水经注图》，从南宋程大昌起直到民国郑德坤，前后一共有六种，这六种郦图的七位作者，拙撰《传略》中均有介绍并及其图，其中除郑图属于现代计量地图，杨、熊图也有一定计量意义外，其余各图包括汪图在内，不论存佚，都是旧式的示意图，由于新式的绘图方法，在康、乾二朝已经引进，所以汪氏自己也知道其图的不足。他在《原武以上今河图一》中作了一条旁注：“凡图，须计里画方，方为致确，然以之为书，则东西可展而南北不能容，若缩本过狭，则注不能尽载，今略举一隅，以见梗概。”他所说的“计里画方，方为致确”，其实也是当时的见解，比他后成的杨、熊《水经注图》就采用这种绘制方法，但如我所说：“按今天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对于一种古籍，特别是古地图，我们的态度，首先是以存为贵，至于如何利用，如何研究，这是我们后辈学者的事。上述六种郦图中，黄仪、董祐诚二图早已亡佚，程大昌图幸因《永乐大典》的抄存而基本完整，但现存二十八幅中，完全按《水经注》绘制的仅有三幅。郑德坤图属于新式地图，可惜除了一幅总图以外（此总图后来也收入拙撰《水经注全译》下册底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其余全部亡佚。所以郦图至今幸存者，唯汪图及杨、熊图二种。后者在若干方面确胜汪图，但流传之本，远较汪图为多，如我在《传略》杨守敬条下所说：“此图今国内藏本已稀，但台湾省及日本，均有复制本流行。”所以历代《水经注图》中，汪图实在是濒于亡佚的稀本，此图的整理出版，不仅是为了学术界披览利用，同时也是对古籍的一种抢救。

前面已经提及，过去若干郦学家对此图的议论，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其中郑德坤在其《水经注版本考》（此文附于《水经注引书考》，台湾艺文出版社1974年版）中所说“原为《汉志》而作”的话，实抄自此图胡林翼序（见《水经注图及附录共二卷·解说》），胡氏官场忙人，仅见图幅旁注多列班《志》郡县，并不细察图中河川，因而讹出此语，郑氏则属于以讹传讹。此图旁注引《汉书·地理志》确实甚多，例如《古大河清河入海图七》:“班《志》：随县，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同图：“班《志》：大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应劭日：在大河之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有的图上，因为涉及郡县较多，因而大段引及班《志》，如《巨洋淄汶潍胶图二》引班《志》及于七郡国、十四县，达二百八十余字。《汶泗沂洙沭五水图一》引班《志》及于三郡国、十六县，达三百余字。汪氏常在图幅空处见缝插针地引及班《志》（也有少数引《资治通鉴》和《元和郡县图志》等的）。骤读令人费解，但若以图中河川与所引班《志》相核对，就可顿时了解，旁注所引，主要是为图内的注记符号定位。因为图中的河川湖泽，大多是《水经》时代的状况，从《水经》到《水经注》的不到三百年之中，有些河川就已有变迁。河流与行政区划代有变异，而《汉书·地理志》郡县却千古不移，汪氏以班《志》作旁注，从图集内《汉东莱胶东二郡国图》和《两汉郡国图》中，可以揣摩其用意。读者按当清代的府县位置对照班《志》，从而辨清郦注河川的地理位置。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即是为了让他编绘的地图能够“古为今用”。

不过，汪氏旁注引《汉书·地理志》，在文字上并不十分严格。例如《汉志》所列每一郡（国），除了起首书明此郡（国）的户口数与县数以外，以后就直书如东平陵、邹平、台、梁邹（均济南郡属县）等等，不加“县”字。但汪图旁注所引，有时不加“县”字，如贝丘、平原、高唐等等，有时则加“县”字，如濩泽县、弘农县、北屈县等等。特别是单字县，如灵、鬲、邺、廉等等，旁注均加“县”字。从整理和校勘古籍的要求来说，旁注所引，或许可称其不够严格。但我认为对此不宜求全责备，尽管旁注抄录《汉志》确实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而其宗旨重在图的实用，以《汉志》郡县为郦注河川定位，这是一种经过他深思熟虑而确实有效的方法。所以我在解说中，都注明旁注所引《汉志》郡（国）县在当今的省（区）、县（市）位置所在，这其实就是秉承他的旁注原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水经注》是一种版本甚多的古籍。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1948年12月），曾以校长和郦学家的身份，举行过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的版本达41种之多。而我的《水经注校释》，参校版本达33种，其中有好几种是胡适展览中所未见的。我已经出版的《水经注》校本共有4种，除了与段熙仲先生合作的《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外，其余3种都是武英殿聚珍本（通称殿本）。因为我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收入拙著《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一文中曾经指出：“殿本的丰硕成果，别本就无法与之颉颃… …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从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汪氏作此图，从其湿余水作余水，沮水作水以及补今本所缺各水如《滹沱水》、《泾水》、《（北）洛水》、《滁水》等篇来看，赵一清《水经注释》或许是他参照较多的本子。但从其济水作泲水，在《东汉大河漯沁入海图五》注记中有“水”，而旁注“疑当作”等来看，说明他还参照了现在已经不见的别本。在我的解说中，地名均从殿本，凡殿本与汪图地名有差异之处，多在地名下括注“汪图作某”；但有时也从汪图，而括注“殿本作某”。这样做，除了殿本在校勘上的优越性以外，主要还是因为眼下通行的本子，大多数都是殿本。所以仍然是为了读者阅读和利用此图的方便。

由于从事历史地理工作多年，还为研究生开设了《历史地图学》课程，我对历史地图一直很有感情。对于郦图，我曾撰写过《编绘出版水经注图刍议》（原载《地图》1986年第2期，收入拙著《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文章，当然更所关注。如今以垂老之年整理这样一部濒于亡佚的《水经注图》，实在不胜欣慰。在工作过程中，虽然通过相当仔细地“图”、“注”对照，对此图逐幅（或合幅）作了解说，但是由于《水经注》是一部大书，而此图中的不少图幅，是综合若干卷篇的《注》文绘成，我的解说有顾此失彼或其他疏漏不当之处，还请学术界批评指正。

2002年11月于浙江大学

原载（北魏）郦道元著、（清）汪士铎图、陈桥驿校释：《水经注图·文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