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为学经历

我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毕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学和科研中度过，而至今仍然是一位没有退休的在职教授，还带着几位研究生，讲课、写文章、出书。老牛破车，力不从心。回忆我这六七十年的为学经历，实在谈不出多少成就。

在我毕生的为学经历中，有好几件事，至今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误；是正确的，还是走了弯路？

第一件是译书，由于我的英语底子较好，我从初中三年级起就开始翻译一本当时流行的英语文法《纳氏文法》。这本书按程度分成四册，每册都是一个循环，我翻译程度最高的第四册，全书有五六百页，到高中一年级时已经译成了一半多。但就在这年寒假，在绍兴的一家旧书店中，看到了出版已经十年的作为旧书出卖的此书译本。我当然非常懊丧。不过，在翻译过程中并非没有收获，例如，此书例句多来自《旧约圣经》，我因而读熟了英文《圣经》中的许多名句，至今仍然背诵得出来。但这两年的时间假使移作别用，或许可以获得其他更多的知识。

另一件事是读字典，也是从初三开始的。读的是平海澜编的《标准英汉字典》和《辞海》（现在常称《老辞海》）。当时都算大型辞书。用一个万金油盒装了印泥，拿一根小竹棒蘸了印泥在每个词上点，读过一个，点上一个小红点，经过多少日子要回生，再复习一遍，点上第二个小红点。读了两年，每个词上多半已有两个小红点。这两年中，因为同时又译书，什么功课都丢在一边（好在日常功课容易对付），读字典成了正课。我在几年前所写的《我的中学生活》和《为学的教训》中，都奉劝后学，要认真对待有些刊物中称赞我这种“刻苦”学习的文章。在我看来，这些方法是不足为训的。以读英文字典为例，尽管我确因此而拥有很大的词汇量，但其中不少词，毕生都不曾用过。有的词早已过时，我为美国学生上课，有时使用一个词，连美国大学生都不懂，不得已换一个词加以说明。尽管有时还自我解嘲：“你们去翻翻《牛津字典》! ”但事实毕竟是我在年轻时浪费了时间。

以上回忆的是一些个人的为学经历，显然是教训居多而经验很少。五十年代初进大学执教，当时已属“而立”之年，人比较成熟了一点，这期间，除了知识分子大家都遭遇的年华虚度以外，我个人的为学历程中，弯路或许就少走了一些。有两件事可以作为说明。

当时我在大学地理系当讲师并兼经济地理教研室主任。我立刻意识到，地理学立足于“地”，我必须建立一块教学和科研的基地。经过半年的仔细研究和实地查勘，我断然决定把基地放在离杭州不远的宁绍地区，从此，我带领学生到这些地区实习，开展对这个地区的研究工作。二三十年中毕竟做出了一点成绩，在《地理学报》和其他高级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好几种专著，和外国同行建立了交流和合作关系。对此，史学界老前辈杨向奎教授曾有一段评论：

陈桥驿先生是从研究宁绍平原起家的，他六十年代在《地理学报》上发表的两篇关于宁绍平原鉴湖和森林变迁的论文，立即引起注意，以后对宁绍平原的城市、聚落、水系变迁的研究都认为是宁绍平原研究的权威，其论文的特点之一是能从全面看一斑，并能从一斑以窥全面者，因此在国内外都很著名。

杨先生的话当然是前辈对后辈的奖掖，但是我自己认为，作为一个地理工作者，当年选择这个地区作为基地，还是比较正确的。至今我仍在这个地区从事各种研究工作，与当地的政府部门和文化部门都合作得很好。这些年中所写的有关这个地区的论文，已经汇编成一本题为《吴越文化论丛》的书，全书100多万字，正由中华书局发排，不久可以出版，请学术界批评指教。

另一件事是我对于历史城市的研究。我的专业是地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8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老一辈学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希望我在这方面为他们接班。1985年初，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谭其骧先生把这个位置交给了我，我成了这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当时确实感到诚惶诚恐。但在既成事实面前，我不得不勇敢地承担起来。为此，我立刻意识到，除了在全国范围领导这门学科以外，我必须建立我自己在这门学科中的特色。于是，我就把我涉猎较多的历史城市研究纳入其中。当时正值中国古都学会建立，史念海先生任会长，我任副会长。从此我就在这个领域中投入了较多的力量。由于台湾出版了《中国五大古都》的专著，侯仁之先生派人南下嘱我主编一部质量更好的同类专著。我查索了大量数据，已编了《中国六大古都》一书，把杭州也列入大古都之中，此后又连续主编了《中国历史名城》、《中国七大古都》等五六种历史城市研究著作，并且应邀到日本广岛大学讲出了《比较城市研究》课程。在这方面做出了些许贡献。此外，我还利用在日本讲学之机，特别注意了日本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概况。我先后访问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立大阪大学、关西大学、奈良女子大学、广岛大学等高等学府，与许多学者进行畅谈，发现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可观的。我几次在日本了解的有关这个领域的研究概况，后来发表在《日本学者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一文中，我在该文中说：“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或许是日本学者在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成果最多和最富于创造性的部门，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发表了大量论文。”日本学者的中国城市研究，其实是包括古都研究在内的。例如山根幸夫的《中国中世纪城市》（东京学生社1982年版），研究对象主要是唐末、五代和两宋的城市。他根据《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等资料研究了北宋首都开封，又根据《梦粱录》和《都城纪胜》等资料研究了南宋首都杭州。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城市研究和古都研究，实际上已经国际化。

同时，我还对古都的标准问题作过深入的研究。

关于这种标准，我在《中国六大古都·前言》中已经有所表达，此后，我为台湾锦绣出版企业1989年出版的《雄都耀光华——中国六大古都》、日本东京大明堂1990年出版的《中国の诸都市—— ゑ の生い立ち と现状》及河北美术出版社1991年以两种版本（中文和英文）出版的巨型画册《中国七大古都》等书所写的序言中，也都有所表达，包括我多次在国外讲学中涉及这个课题（例如广岛修道大学在其《学报》1990年31卷1期刊载的《中国の古都研究》即是我在该校讲学的记录稿），都同样作过这类表达。不过我把这种多次表达过的观点，归纳成两条文字，却始于《论绍兴古都》（《历史地理》1990年第9辑）一文，后来又录入《中国七大古都·后记》之中，我提出的两条标准是：

第一方面，在历史上，朝代有大小之分，建都时间有长短之别。汉、唐、明、清都是版图广阔的大朝廷，而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都是地方性的小朝廷。西安历周、秦、汉、唐诸盛世，洛阳为九朝名都，而五代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只有37年，五代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不过55年。但不管长乐府和兴王府只是一个地方政权的都城，也不管它们建都的时间都很短促，而事实是，它们都曾一度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都城，因此，称它们作古都，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方面，一个现代城市要获得古都的称号，还必须符合另一种历史事实，那就是当年的古都所在，是不是落于现在这个城市的境域之中。例如，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国都巴比伦城，常常被误作建立于公元762年的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前身。其实，前者位于幼发拉底河沿岸，后者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两城相去甚远，不能混淆。正如建于公元7世纪的福斯塔特和建于公元10世纪的开罗不能混淆一样（前者的废墟在后者南郊）。现在，我们把西安定为古都，因为现代西安在地理位置上虽然与周丰镐、秦咸阳、汉长安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长安的故址上。同样，我们把洛阳定为古都，因为现代洛阳虽然与东周王城及汉魏故城无涉，但它毕竟建立在隋唐故城的基址上。六大古都都是一样，都是从这两方面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提出了这两条作为古都的标准以后，由于出现了六大古都和七大古都的问题，我又补充了一个现代城市可以称为大古都的概念，发表于《中国的古都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后来又在当年发表的《聚落·集镇·城市·古都》（《河洛史志》1994年第3期）一文中重述一次。我所提出的大古都条件是：

首先要符合一般古都的条件，另外还要符合作为大古都的特殊条件。什么是大古都的特殊条件，具体地说，大古都必须曾经是中国传统王朝的都城。上起夏、商、周、秦、汉、晋，下至隋、唐、宋、元、明、清，都是中国历史上公认的传统王朝。这中间，晋室曾经东渡，但西晋、东晋，原是一晋；宋朝虽然南迁，但北宋、南宋，都属一宋。除了上述中国历史上众所公认的传统王朝以外，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割据政权，如春秋各霸、战国列雄；此外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等，都只能算是地方政权，有别于传统王朝。

最后把我对历史地理原始文献的研究工作附带说几句。在这个课题中，我

的研究重点是《水经注》，这是我从童年时代就开始喜爱的一种古典地理书，对于此书的研究，有时的确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事详拙作《我读〈水经注〉的经历》一文中，这里不作赘述。80年代以后，我几次应聘到日本各大学讲课，主要也是讲的《水经注》研究。对于此书，至今已经出版了十种成果（包括点校），约有700余万字，并且还有两种成果正由出版社整理发排，明年也可出版。由于此书内容浩瀚，牵涉甚广，今后仍打算尽我的年迈余力，继续进行研究。

以上是我为学经历中的一些平凡事迹，前面已经说过，教训多而经验少。但从另一种角度说，教训其实也是经验。写出来可以让后来人免蹈覆辙。所以写出来，既望批评，又供参考。

原载《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第150—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