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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村落取代城郭

在中古时期出现的恶化的经济条件，甚至改变了中国从上古以来长期建立的社会制度。

中国上古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城郭制”。从上古到古代，中国的地理空间密布了许多小型“城郭”，那是最主要的居住单位。长宽各几百米的小城，城外有田、有郭，这是早期中国社会的典型居住环境。人主要居住在城内，定时到城外靠近城的农田里工作。农田由“郭”提供基本的保护，在“郭”之外，还有可供取得所需柴火、野味等资源的山林。聚落的最外围，有以土墙、林木或壕沟构筑的基本界限，确立这个经济、社会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区隔。

春秋时期，天下号称有“万国”，一个“国”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城郭”单位。本来一个“国”也就是在封建制度下一个独立的政治体，但从春秋开始，某些政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实力不断膨胀，到最后秦灭六国，整个中国开始属于同一个庞大的政治体，那就是帝国。城郭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地位，但仍然保留了在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基本作用。

城郭的情况在中古时期就发生了改变。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人民流离，使得城郭成了动乱中最醒目的攻击目标。“城”里有现成的粮食积聚，只要将“城”打下来，占有者就不仅能活命，而且往往能获得丰厚的报酬。

城郭本来是为了共同防御而建造的，然而到这个时候，经历了长久而普遍的发展，加上城郭被整合进帝国体系中，城郭的集中聚落作用更加突出，而防卫功能相对却不断下降，许多城郭的存在都只是聊备一格而已。自我保护能力不足，却又聚集了农业生产的剩余，这样的“城”在战乱中必然遭受反复劫掠。

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原有的城郭纷纷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村落。村落是极小、极灵活，但毫无保障的小聚落；五户或十户人家，加上一点点可供种植的田地，就可以构成一个村落。“村落”是“城郭”的对照，它没有固定的自我保护机制，没有正式的组织，也没有长期的资源积累。“村落”拥有而“城郭”没有的，就是机动性。村落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构成小型、松散的合作体，一旦有事，也就能立刻分头逃离，各奔东西。

这样的村落在战乱中不会成为劫掠的焦点。若是遭遇武力打劫，他们可以“贼来我走，贼走我回”。盗贼来了，顶多就是这几户人家当季的收成损失了，盗贼无从集中力量攻打哪个村落，也不可能长久停留。这种组织形式可以帮助农民逃过武力的扰乱破坏，得到暂时的生存。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从城郭中离开，组建小型村落。这样，各地小型村落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是中古中国显现出来的很不一样的地理面貌。在中古时期七百多年里，原先如此普遍分布的“城郭”消失了，代之以村庄，重新定型中国的地理景观，变成以村庄为主了。

这项基本而重大的改变影响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古时期结束以后，宋朝以降，中国人逐渐遗忘了古代中国曾有过的城郭地景，误以为中国从来都是这样小型村庄散布，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文地理景观自古以来的面貌。后来的人读古书，读到“古代”的文献，发现有“城”，有“郭”，有“国”，有“国人”，有“山林”，等等，就无法确切掌握其意义，无法重建那时候的地理图景。

直到现代，主要经由日本学者开始的研究，我们才跨过了因“村庄制”而产生的偏见和误会，能够重新理解古代中国“城郭制”的实景。我的老师杜正胜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引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的说法，并佐以极其扎实的原始史料，论述周朝的城邦发展，当时还引来台湾地区史学界一片反对之声。当时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城邦”是古希腊的制度，怎么能被搬到中国的周朝呢？

但过了三四十年，我们不得不承认，必须将“城郭制”或“城邦”放回历史中讲述，许多古史材料才读得通。不理解“城郭”和“城邦”，《左传》里太多字句都没有意义。进一步而言，还原“城郭制”的历史事实，刺激了史学家从文献和考古发掘中追索“城郭”的来源，重新解释夯土技术，进而发现了夯土筑城技术与夏朝可能有的联系（详细内容参见本系列图书第一册《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为什么我们费了那么大力气，才能重新认识、接受历史上的城郭制？最主要的原因是城郭制在中古时期消失了，就连对城郭的记忆都长期被埋在村庄制的现实底下，被忽略、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