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专家与平民

人人都是解读者

这些人，我们都见过。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家人，有老有少，有贫有富，有些人受过教育，有些人则靠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张图书证行走天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虽身为普通人，心里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知识宝库。他们相信自己比专家更深刻，比教授更渊博，比轻信的大众更有见地，他们是解读者，非常乐意向其他人阐明一切事物，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到疫苗的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接受这样的人，容忍他们，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我们对这种人还有一点儿喜爱之情。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喜剧《欢喜酒吧》（Cheers）就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经典角色——克里夫·克莱文（Cliff Clavin），波士顿的一个邮递员酒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克里夫成功还原了现实中这一类人，他每次发表一番言论前，都会用“研究表明”或“众所周知”作为开场白。观众喜欢克里夫，是因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克里夫式人物：假日晚餐派对上的一个怪叔叔，读大一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可爱，是因为在这个尊重和依赖专家意见的国家，他们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但是，几十年过去，物是人非。各种各样才疏学浅之辈占领了公共空间，日益鱼龙混杂，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学成才，对正统教育不屑一顾，对经验嗤之以鼻。“如果经验是当总统的必要条件，”漫画家兼作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在2016年大选期间发推文说，“那随便选一个话题，让我接受顶尖专家一个小时的指导，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说的好像与专家交流多简单，就像把数据从一台电脑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一样。一种知识界的格莱欣法则（Gresham’s Law）方兴未艾：曾经这个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却是误导信息把知识学问拍倒在沙滩上。

这是很糟糕的。没有劳动分工，不依靠专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我暂且会交替使用这三个词），一个现代社会就无法运转。没有人样样都是行家。无论我们志向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时间和才能都是有限的，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束缚。我们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进行专业化，因为我们发展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和实践，让我们信任彼此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能力。

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写了一句“只有昆虫才搞专业化”，自此这成为名言，常被人引用。他写道，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从换尿布到指挥战舰，都不在话下。赞美人类的适应力和弹性，是一种高尚的情怀，但这是错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宅地所有人都自己伐木建屋，低效不说，成屋也很是简陋。

我们不再沿用这样的模式，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建摩天大楼，需要懂大梁熔铸的冶金学家，会搞设计的建筑学家，能安装玻璃的玻璃工，但我们不会寄望一个人身兼数职，而是大家各司其职。这样，我们才能在百层高楼上眺望城市，将风景尽收眼底。每一个专家，就算彼此的知识偶有重叠，还是会尊重他人的专业能力，精耕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他们精诚合作下的作品，是单打独斗之所得望尘莫及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素养，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有时候会抗拒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独立自主的感觉。我们唯愿自己有能力包揽所有的决定，如果有人跳出来纠正我们，或是指出我们是错的，或在我们不懂的事情上予以指点，都会令人恼火。这是一些个人的本能反应，但如果这种反应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共同性格，那就危险了。

这是个新问题吗

相较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知识是否面临更多危险？对话和辩论是否更难开展？知识分子总是抱怨同胞的愚钝，不满普通民众对知识阶层和专家的不信任。这个问题有多新？我们该多重视这个问题？

发生在公共广场上的冲突能制造出多大动静，原本都是可预期的，但现在却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放大了。互联网收集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和尚不成熟的想法，然后把所有不良信息和劣质推理在电子世界里大肆扩散。（想象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所有小镇的每一个怪人都有自己的电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今时不同往日，或许不是因为今人比百年前的人愚蠢，或不像先人那样听取专家的话，而只是简单地因为，今天的我们能听到所有的声音。

另外，普通人之间也会有冲突，大家所知领域不同，意见不合也是在所难免。想想看，第一批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能会因为晚餐吃什么而争论。人类成就的各个领域都被专业人士把持着，分歧必然愈演愈烈。随着专家和平民渐行渐远，社会鸿沟不断扩大，不信任持续加剧。各类社会，无论多先进，都潜藏着一股对精英不满的暗流，以及一种割舍不掉的文化依恋：面对现代生活的错综复杂和扑朔迷离，人们还是会诉诸民间智慧和城市传说，或是做出其他非理性但正常的反应。

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共空间嘈杂，人们喜欢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他们喜欢挑战一切既有的东西：这是“民主”的其中一个属性。即使是在古代，民主体制也以迷恋改革和进步著称。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描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度下的雅典人时，说他们是“沉迷创新”的躁动不安的人；几个世纪后，圣保罗（St. Paul）发现，雅典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谈论和打听最新观点”。这种孜孜不倦质疑正统的行为，在民主文化中备受推崇和保护。

美国是一个重视个性自由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更推崇抵制知识权威。当然，说起“美国人是怎么想的”，就一定要向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致敬，不然一切讨论都是不全面的。这位法国观察家在1835年指出，新美国的居民其实并不迷恋专家或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大多数思维活动中，”他写道，“每个美国人都只会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托克维尔推理说，这种不信任知识权威的现象根植于美国民主的本质。当“人人平等，大众可以密切注视彼此”，他写道，他们“常常会回想起自己的推断，还把这番推断当作最显著和直接的事实来源。消失殆尽的不只是大众对某个人的信任，而是对任何权威人士的信任”。

这样的观察不只适用于早期的美国。自从苏格拉底被逼饮下毒堇汁，各国的教师、专家和专业人士都在发泄不满，说社会不尊重他们。近代时期，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1930年批评了“大众的反叛”以及这个现象的典型特征——在智识上无端的傲慢：

从本质上来说，智识生活的前提是要具备某种资质。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智识生活中，“伪知识分子”的势力正在抬头，所谓伪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合格的、低劣的以及照智力标准来看不具备此种资质的人。

或许我的看法是错的，但是，当今天的作者准备就一个深入研究的课题提笔撰文时，他必须要考虑到一点：那些从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读者如果读这篇文章，其目的并不是要从作者这里学到点儿什么，而是去评判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一贯认知是否相符。

奥特加·伊·加塞特把公众权势日盛却越发无知的现象归咎于很多因素，包括物质富足、社会繁荣和科学成就。很显然，这样的结论就算放在当代也毫不违和。托克维尔笔下美国人对智识独立的痴迷存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谢幕。工业技术的发展、中学教育的普及、专业技能的扩散以及美国崛起成为20世纪中期的世界大国，所有要素合力动摇了一个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神话——也就是普通美国人具备充分的资质来应付日常生活的挑战和管理一个大国的事务。

半个世纪前，政治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普通民众能够明智而得体地为自己履行的职能在逐渐流失”——

在美国人最初的民粹主义梦想中，普通人的全知全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一个普通人会认为，就算不做大量的特别准备，他也有能力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以及管理政府。

现如今，他明白，如果不借助一些设备，他连早餐都做不了，这些对他来说多少还有些玄妙的设备就出自专家之手，他只是个使用者。当他坐下边吃早餐边看早报，他会读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他坦诚以待，就会承认其实他无力判断其中大部分的问题。

回溯到1963年，霍夫施塔特曾指出，这种难以应对的复杂性让公民感到无助和愤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能任由更聪明的精英阶层摆布，而且这情况会愈演愈烈。“昔日，大众对知识分子和正规培训的嘲弄是玩笑式的，而且往往是和善的，现在，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心怀敌意，满腹怨恨，”霍夫施塔特警告说，“过去，知识分子遭遇温柔的嘲笑，是因为人们不需要他，如今，他承受强烈的愤恨，是因为人们太需要他了。”

50年后，法学教授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局面几乎没有改观。正如霍夫施塔特一样，索明在2015年写道，“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让“知识有限的选民更难监督和评估政府的许多行为。这样一来，人们通常无法负责任和有效地行使主权”。更令人忧心的是，几十年间，在这个先进民主体制中，尽管自身知识与参政所需的信息水平相去甚远，美国人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去弥合这一鸿沟。“美国选民的政治知识贫乏，”索明正确地指出，“仍然是社会科学最毋庸置疑的发现之一。”

不是新问题，那这算是问题吗

钻研某些课题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别人也会和他们一样对这些课题感兴趣。但是，说真的，谁需要无所不知呢？大多数国际事务专家可能都很难通过他们专业领域外的一个地图测试，那么，普通人不知道怎么准确定位哈萨克斯坦，又有何妨？毕竟，当卢旺达在1994年爆发种族屠杀，之后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就必须知悉卢旺达的位置。所以，我们这些普通人平时又何必劳神把这些琐事装在脑子里呢？

没有人能掌握那么多信息。我们尽力而为，当我们需要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触手可及的最佳信息源，向他们请教。我还记得我曾当面问过我的高中化学老师（当时我认为他什么都懂）一个元素的原子序数，一方面是想挑战他，但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愿意自己查。他抬了抬眉毛，说他不知道。然后，他转过头指了指挂在墙上的元素周期表说：“所以科学家要用图表，汤姆。”

毫无疑问，有些专家对普通民众的抱怨是不公平的。即使是最周到的父母，消息最灵通的店主，最有公民责任心的选民，也无法紧跟从儿童营养到产品安全再到贸易政策的海量信息。如果普通公民都能吸收一切信息，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需要专家。

然而，相较于普通人信息贫乏这一历史事实，专家之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大众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漠不关心，而是掀起了一种敌意。专家的观点或现有知识日薄西山，一股进击的力量取而代之，主张关于任何问题的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这在美国文化中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危险的。对专家的不信任以及更为普遍的反智态度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当索明教授和其他人提到公众的无知莫过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这样的话就算不带来恐慌，至少也应该敲响警钟。守住这条线还不够。事实上，这条线可能根本没守住：专家之死实际上威胁到了那些高估自身知识水平的人，让他们多年积累的知识成果面临倒退的危险。而民主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和公民福祉也岌岌可危。

如果把大众对现有知识的怀疑看作是乡民的本性作祟，从而不加以理会，倒也很容易，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乡民多疑且没受过教育，抵制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神神叨叨、故弄玄虚。但现实却严重得多：带头抵制现有知识体系的是那些本应有些见识的人。

比如疫苗，实际上，文化水平低的小镇母亲中并不存在儿童疫苗项目参与率低的问题。由于公立学校有要求，她们不得不让孩子打疫苗。结果反而是圣弗朗西斯科郊区马林县（Marine County）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家长抵制疫苗的概率更高。这些父母不是医生，他们的教育水平不见得多高明，但刚好足够让他们有底气去挑战现已确立的医药科学。所以，违背常理的现象出现了：受过教育的父母做的决定比那些没上过什么学的父母更糟，还把所有人的孩子置于危险境地，真是讽刺。

事实上，无知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一些美国人现在把抵制专家意见当作是文化多层次的徽章。比如美食家中兴起的生乳运动，他们提倡人们有权摄入未经加工的乳制品。2012年，《纽约客》（New Yorker）对此做过报道，提到“生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激发了美食爱好者的享乐主义”：

因为生乳未经加热或均质化，而且通常取自牧场畜养的动物，所以会更醇厚香甜，而且有时候还保留着农场的气息——些微让人不舒服的味道，行家称之为“牛屁股”。“巴氏灭菌法剥夺了丰富的口感和芳香的层次。”主厨丹尼尔·帕特森说。帕特森在旧金山有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他曾经在那里用生乳制作欧式卡仕达和美式费城冰激凌。

主厨帕特森是料理的专家，和他或任何主厨争论口感是没有意义的。就算巴氏灭菌法可能影响了牛奶的味道，但同时也杀死了会致命的病菌。

生乳运动不是一场由少数外来主厨鼓动起来的边缘运动。生乳拥趸者不仅认为未经处理的乳制品味道好，还主张生乳更健康，更有益于人类。既然生鲜蔬菜对我们更有益，那不是应该一切生鲜食物都这样吗？为什么不以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方式进食呢？为什么不回归更单纯、更简单的时代呢？

那个时代可能是更简单，但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时不时死于食源性疾病。不过说到底，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美食家们都是耳聪目明的成年人，如果他们不惜冒着进医院的风险，也要品尝一下咖啡里面牛下部的味道，那是他们的选择。而我也不宜对他们做出太尖刻的评价，因为我最爱的美食包括贝类海鲜和鞑靼牛排，这些菜品所附的免责声明总让我觉得我在点一个违禁品。不过，就算生肉和贝类海鲜有风险，这也不算主食，尤其是孩子不会拿它们当主食，而生乳对孩子会造成直接的危险。

很快，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医生试图介入，但徒劳无功。疾控中心在201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生乳制品导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是灭菌乳制品的150倍。一名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专家更是毫不客气地把饮用生乳制品比作食品界的俄罗斯轮盘赌。但生乳拥趸者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不仅自己继续摄入未经处理的乳制品，还坚持要把这种产品拿给那些没有选择或没有能力理解这场论战的消费者——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要听医生关于生乳的建议？要知道，他们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出过错的。比如食品，几十年来，美国人被告知要限制鸡蛋和某些脂肪的摄入。政府专家告诉民众要减少红肉的食用，增加谷物在饮食中的配比，大体上而言，就是要远离任何口味好的东西。（我承认，最后一点是我对官方建议的个人解读。）几年后，研究发现，鸡蛋不仅无害，可能还对身体有益；人造黄油反而比黄油更不利于健康；每天喝几杯红酒可能比滴酒不沾更有好处。

所以说，医生是错的。是时候从储藏室取出培根芝士汉堡，再添上一杯马提尼了吗？

并不尽然。关于鸡蛋的论战已经结束，但只关注美国人饮食的一个方面，就是本末倒置了。关于鸡蛋的具体影响，医生可能搞错了，但他们也有对的地方，比如经常吃快餐、猛灌含糖苏打水或六罐装啤酒对身体不好。一些人就是抓住鸡蛋的新闻（就像之前，他们抓住一个关于巧克力是健康零食的假故事大做文章一样）替自己辩解，把从不听医生的话说得多么合理，但很显然，就帮助人们拥有健康饮食和健康体魄而言，医生比超重的普通美国人更有发言权。

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法认识到，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和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是两码事。事实上，专家正确的概率要大得多，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实问题上。但是公众不断地寻找专家在知识上的漏洞，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无视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专家意见。

人的本性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后面我们会看到——人们就是喜欢寻找一切事物的漏洞。另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如果算不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专家和专业人士犯错的时候，后果是灾难性的。比如，一旦提到医学建议的问题，你会发现，几乎一定会有人抛出“沙利度胺”这个词，好像只要说出这个词，都不用详加解释，就已经是最有力的反驳了。几十年前，医学界引入沙利度胺当作镇静剂，并且一度归为孕妇可以服用的安全药物。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沙利度胺会造成那么可怕的先天缺陷，但此后多年，那些四肢缺失或畸形的儿童照片就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在公众的心头，挥之不去。时至今日，这个药品的名字已经成了专家失灵的同义词。

不过，并没有人说专家不会出错（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个话题）。准确地说，专家犯错的概率比非专家低，这才是关键所在。那些人，一边急不可耐地从历史中翻出沙利度胺的灾难，一边习以为常地把几十片药塞进嘴里，从阿司匹林到抗组胺剂，有成千上万种药物经过专家几十年的临床试验和测试证明是安全的。怀疑论者只看得到那一次严重的错误，却想不到有无数的成功案例在延长他们的生命。

有时候，事后怪罪专业人士可能会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还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2015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会计斯蒂芬·帕塞里（Stephen Pasceri）的母亲因为心血管病去世，终年78岁。帕塞里太太长年受到疾病困扰，包括肺气肿，最终在一场修复心脏瓣膜的手术后去世。而帕塞里就坚信是医治他母亲的其中一位医生迈克尔·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忽视了有关某种药物的警告而把这种药物用在了他母亲身上。戴维森是波士顿一家顶尖医院的心脏血管外科主任和哈佛医学院的教授。这名会计跑去医院，开枪打死了戴维森医生，还原了专家之死的字面意思。帕塞里在犯案后饮弹自尽，留下一个优盘，里面存着他关于这种药物的“研究”。

显然，斯蒂芬·帕塞里本来就精神失常，他母亲的病故更是让他错乱了。其实和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聊几分钟，都会听到类似的故事，只是情节上可能没那么戏剧化而已。医生和病人因为药物发生龃龉是家常便饭。律师会描述一些客户怎么不听劝而损失金钱，甚至有时候锒铛入狱的事。老师会讲一些家长怎么固执，明明孩子的考试答案是错的，还坚持说是对的。房地产经纪人会说一些客户买房子的时候罔顾他们的忠告结果掉入金钱陷阱。

专家之死已经浸染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美国大众的科学和数学能力不断下滑，给了从肥胖症到儿童期疾病的多种公共健康危机滋长的温床。同时，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世界里——要想在这些话题上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论，至少要熟悉历史、公民学和地理，这是很关键的——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低信息选民的崛起

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制定不是科学。两者都植根于冲突，有时候是有礼有节的争论，但更多时候像一场没有裁判的冰球赛，观众手中握有长期有效的邀请函，随时可以冲上冰场。在当今的美国，政治辩论日益演变成低信息群体间的争吵，他们苦心孤诣，却不谋而合地站到错的一面。而终于修炼到才智过人的政治领袖们（后来这样的领袖越来越少）则会猛然介入大混战，甘冒自食苦果的风险与他们的选民对垒。

在被专家学者和分析师婉约地称为“低信息选民”的这群人之间，争吵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无论是关于科学的还是政策的，他们身上都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沉浸在自我幻想中，敏感而坚决地主张每种观点都应被视为正确的。美国人已经分不清“你错了”和“你很蠢”这两句话。表达异议就等于表示不敬。纠正别人就是在侮辱别人。不承认所有观点都应受到同等重视就是思想封闭，无论这些观点多么不切实际和愚蠢空洞。

无知在公共政策辩论中的盛行已经对所有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比如，2009年，美国掀起一场针对《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论战，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称这个法案包含一个“死亡委员会”，委员会将决定谁可以获得医保，而判断的依据是政府认为一个病人值不值得活下去。（4年后，依然还有差不多1/3的外科医生相信这番言论。）近乎一半的美国人还认为《平价医保法案》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政府医保计划。喜欢也好，讨厌也罢，这些都不是事实。在法案通过的两年后，至少40%的美国人不能确定这个计划是不是现行有效的法律。

立法是复杂的，要求普通美国人去掌握连他们的代表都不得要领的法案细节，可能有点儿强人所难了。2011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面对各种合情合理的问题轮番轰炸，她显然也不知道《平价医保法案》有哪些内容，招架不住之下，佩洛西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此后被广为引用的一番话，她说国会应该通过这个法案，来搞清楚法案的内容。其他复杂的倡议也造成过类似的困惑。

税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公众的无知是如何影响全国论战的。税是人民公敌。人人都对纳税颇有微词。美国税法复杂得令人发指，每年春天都会让那些诚实的公民相当焦虑，但他们平时并不会去探究，也就是在努力偿付各项税款的时候，会去猜测一下税法里的条款。

但悲哀的是，普通美国人还是搞不清楚政府怎么花纳税人的钱。民调再三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府开支太大，征税太高，不仅如此，对于谁缴税、缴多少以及税款流向哪里，他们的认知也是一贯错误的。时代是变了，放在以前，政府需要邮递一个厚如煤渣砖的文件给少数想了解预算的选民；现在，美国人了解政府预算信息的方式便捷多了。可即便如此，大众对此还是一无所知。

再来看看对外援助。对于一些美国人而言，这是个敏感话题，他们讥讽对外援助就是浪费金钱。美国人通常认为，平均算起来，超过25%的国家预算都以对外援助的方式慷慨赠予了其他国家。事实上，这样的猜测不仅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对外援助只占预算的一小部分，不足美国全部开支的0.75%。

只有5%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同时，1/1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每年会拿出一半以上的预算来援助其他国家，也就是几万亿美元的金额。而大部分人则认为，无论对外援助的金额是多少，都是以现金的方式赠予其他国家的。这也错了。事实上，对外援助还算得上是一个创造就业的项目，因为大多数对外援助给的是产品，从食品到战斗机，由美国政府购买后赠予其他国家。

有些人说对外援助是浪费金钱，这是他们的一种政治立场，可以理解。在我和其他专家看来，就这样一棍子打死虽不明智，但还算不上事实性错误，最多只是由政治理念生发出的一种个人立场。但是，如果人们反对对外援助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笔开支占了美国预算的1/4，这就是个错误认知了，那么任何理性探讨都无从谈起了。

无知到如此地步，有可能会付出高昂代价。比如，美国人普遍支持利用导弹防御系统来抵抗核武攻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相信美国已经拥有导弹防御系统了（倒回到几十年前，美国还没有在阿拉斯加部署少量拦截导弹之前，这就是公众的一个误解。）。导弹防御体系是否会发挥作用，美国是否应该部署这样的系统，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印刻在人们脑海里的是20世纪80年代旨在针对苏联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支持，耗资数十亿美元。

总体来看，问题并不在那些真正关心疫苗可能产生副作用的人身上，也不在那些争论要不要构筑防御体系来抵抗核武攻击的人身上，合理的怀疑对科学和健全的民主都至关重要。问题在于，专家之死更像是一段坏脾气发作的时期，人们幼稚地抵制一切形式的权威，心中还有一股执念，以为强烈坚持的观点就等同于事实。

专家本应消除这样的困顿，或者至少承担起向导的角色，带领大家走出困顿的丛林。但谁是真正的“专家”？接下来，我们会探讨抵制专业知识运动的源头，以及在这样一个本应民智更开化的年代，我们却为何陷入困境。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把“专家”或“知识分子”与其他人区分开的。

毋庸置疑，“专家”是一个被滥用的标签：专家遍地都是，什么“庭院护理专家”“地毯清洁专家”，但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外科医生和地毯清洁工不是同一种专家。而且，现在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成了嘲讽的字眼，而且更甚以往任何时候。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专家”这个概念，再往前推进。

专家和平民

那么什么人算是专家？“专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专家或知识分子，有时候的确是。但是，这种自我认定不只误导他人，结果可能更糟。有些声称自己是专家的人，就像一些认为自己吻技一流的人一样，不过是自以为是。

字典并不能给我们太多帮助。在大多数字典里，专家被定义为掌握了“全面”和“权威”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其实可以颠来倒去地理解，按照字典的定义，掌握了某个学科的人，提供给他人的信息是真实可信赖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值得信赖？因为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这里套用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rter Stewart）描述色情作品的话再合适不过：专家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专家。有些很容易辨识：医生、工程师和飞行员是专家，电影导演和钢琴演奏家也是专家。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是专家。但水管工、警察和木匠也是专家。这样一来，你们当地的邮差也算是专家，至少是邮递领域的专家。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解释验血结果，那你需要询问医生或者护士；如果你想知道一封信究竟是怎样从你巴西的朋友那里邮递到你密歇根的家里，你可能就要问问多年来负责邮递的人了。

每个行业都有固有的专门知识，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专家”这几个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指代那些掌握了特定技能或知识体系的人，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这一技能或把这一学科的知识当作终身职业的人。这就能帮助我们区分开“职业飞行员”和周末去开一下飞机的人，甚至能把“职业赌徒”和那些偶尔送钱给赌场的倒霉蛋区分开。

换句话说，专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某一学科所掌握的知识远超我们普通人，当我们在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需要寻求建议、教育或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他们。注意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专家对某一领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实上，专家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他们只是对某一学科的观点可能比其他人更“权威”，也就是准确或精确。

即使在专家当中，也还是有专家的。要说诊断和治疗疾病，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医生比任何外行都更有资格，可是一旦面临疑难杂症，他/她可能就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意见了。一名执业律师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律师，但就宪法问题而言，在华盛顿身穿黑色法袍的律师就比为小社区打遗嘱和离婚官司的律师可能更专业。当然，经验也很重要。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航班在纽约市起飞时撞上一群鸟而严重受损，驾驶舱里有两名飞行员，但是机长飞行时间更长，更为专业，他说着“我的飞机”，并操作飞机在哈得孙河上迫降。机上人员全数生还。

在一个民主国度自称专家是令人恼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专业化必然是排他的。当我们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或者终生从事某个职业，我们不仅要放弃其他工作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相信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对自己的领域也是熟谙于心，就像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一样专业。当飞机的引擎突然熄火，尽管我们可能很想去驾驶舱给飞行员一些有用的小建议，我们还是会假定——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飞行员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成支离破碎的小岛，我们不再彼此信任，只能把时间花费在信息不足的胡乱猜测上。

所以，我们如何区分人群里的专家，如何辨识他们？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这里面的每一项其实单拿出来都是专业知识的标志，只是大多数在决定要听从谁的建议时，还是要看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在某个学科或专业领域集合的。

正式的培训和教育是专家身份的最明显标志，也是最容易辨识的，但这只是个开始。对于很多职业来说，证书只是进入这个领域的敲门砖：教师、护士和水管工都需要证书才能从业，证书就像一个信号，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同行的检视，并且达到胜任这一职业的基本标准。尽管有些坚决反对专业知识的人会讥讽这是一种“文凭主义”，但这些学位和资质证书却是对过往成就的有形证明和重要标签，能帮助其他人区分开业余爱好者（假充内行的骗子）和真正的专家。

说句良心话，有些资质证书是新产物，有些可能根本就不重要。有一些资质证书就是州和地方鼓捣出来骗钱的玩意儿，还有一些只是让人通过一次考试，并不能认定这些人有相关技能，并且考一次终身有效。在当今的美国，律师需要获得法律学位，但在早些时候，年轻人只需要“读读法律书”，然后就获准进入这个行业，拿到律师执照。这个不那么正式的系统造就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这样的伟人——综合各方面来说，他算不上一个出色的律师——也造就了亨利·比林斯·布朗这样名气稍逊的人，他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 Ferguson）“隔离但平等”裁决一案中，他做出了主流判决意见（布朗在哈佛和耶鲁都读过法律课程，但都没有毕业。）

但是，证书还是个敲门砖。证书承载了学习机构授予获得者的认可，是品质的象征，就像消费者品牌想要提升（并且可望保护）产品的质量一样。仔细看看大学文凭上的字眼，你们会发现，大多数文凭上都写着：证书持有者经学院考核，准予授予学位；反过来，这个学位证书也得到了本地区学校联合委员会或是这个行业机构的支持。认可证书持有者学习课程的学院和协会事实上在证明毕业生对某个学科所掌握的知识。学校或机构的名字，和证书持有者一样，至少都算是对能力的初步肯定。

不可否认，好学校也会培养出庸才，差学校也同样会培养出人才。正如一句老话所说，跑得快未必就能赢得赛跑，但你还是必须尽全力去跑才有希望。麻省理工学院或佐治亚理工大学培养的人才明显比那些竞争力弱的学校或自学成才的发明家要多。但是，麻省理工学院也有一些毕业生不仅无法平衡收支，甚至连好的工程师都算不上。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专家，尤其是那些行业里的翘楚，是如何在一群持有类似证书的人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一个区别就是天资或天赋。要成为一名专家，天赋是不可或缺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经这样谈道：“认真严肃地对待写作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两个品质之一。而第二个品质，很遗憾，是天赋。”］在大学学习乔叟（Chaucer）的人会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国文学，但也只是知道更多事实性的知识。而真正有中世纪文学天赋的人不仅知道得更多，还能融会贯通地讲清楚中世纪文学，甚至很可能会创造出关于这一学科的新知识。

天赋能把那些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更深层的感觉和理解的人从一众有相关文凭证书的人当中区分开来。每个领域都有一些成绩出色、敏于解题的人，结果在工作中却表现平平。有一些杰出的法律系学生在陪审团面前就像冻住了一样。一些高分学霸在警察测试中完全没有街头生存智慧，也永远获取不到这些实战经验。相当一部分顶尖大学的博士应届毕业生除了费力通过的毕业论文，就不会写其他逻辑推论的文章了。这些人也许是拿到了一个行业的入场券，但他们其实并不擅长这个领域，其专业知识也不太可能突破自身能力的局限。

这时候就该经验上场了。经验能帮我们区分开专业人士和不称职的人。有时候，市场本身也会淘汰掉奢望成为专家但天赋不足或缺乏技能的人。比如，虽然职业股票经纪人也会犯错误，但大多数都能维持生计。反观那些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几乎都不赚钱。美国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首席执行官兼前华尔街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t）曾经说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是“最愚蠢的工作”，绝大多数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去汉堡王打工会赚得更多”。他们最终会穷困潦倒。同样，在时间的考验下，糟糕的老师会拿到差评，差劲的律师会失去客户，天资不足的运动员会无法达标。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试炼，不是每个人都经得住考验，这就是为什么长期待在某个领域或行业并积攒下来的经验都是成就专家的合理要素。的确，问一个人“经验”，就等于在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最近做了什么？”专家浸泡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提高自身的技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日渐精进，或者至少维持着高水准，并与时间赋予他们的智慧——又一个无形的要素——相结合。

要举例说明经验对于成就一个专家起到什么作用，可以说不胜枚举。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凭直觉就能嗅出的问题，年轻的同事就会忽略掉，要怎么解释这种直觉呢？他们也只能说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在手术室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并成功渡过危机的医生，或是在驾驶舱陷入各种困境并渡过劫难的飞行员，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会比他们的后辈更加镇定和沉着。资深教师不会被故意挑战或刁难的学生吓退。做过很多巡演的脱口秀演员不会害怕质问的人，甚至还懂得如何利用质问者作为素材制造更多的笑点。

还有一些技能是无法量化的。从我自己接受教育的经历和研究的领域就能找到活生生的例子。

大学毕业后，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曼研究所深造，学习苏联政治。我自己想追求更高的文凭，因为我想从事苏联事务的教学和研究，而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是这个领域的翘楚。研究所所长是马歇尔·舒尔曼教授，知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在吉米·卡特总统手下担任白宫苏联问题顾问。

就像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一样，舒尔曼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苏联媒体，从中洞悉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策立场。这个过程就像对犹太教法典《塔木德》进行文本分析一样，对于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的人来说，唯神秘二字可言。我们这些学生就会问他，究竟是如何弄懂苏联报纸上的生硬文章，怎样从这些晦涩的段落中解读出一二？苏联是当时地球上最封闭的体制之一，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清一色描写集体农场英勇抗争的故事，而且套话连篇，怎么揭示出这个体制的秘密？舒尔曼耸耸肩说：“说真的，我也无法解释。我就是读《真理报》（Pravda），读着读着，直到我的鼻子开始抽搐。”

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事情了。我甚至开始怀疑，投入大量精力去深造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生决定。但是，舒尔曼的意思是，他多年来一直在阅读苏联的报刊，所以他已经非常习惯苏联人的传播方式，当这些文章摆在他眼前，任何的变动或不寻常的地方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虽然满腹怀疑，但我在上学期间和职业生涯的早些年也都是这样做的。我几乎每天都会读苏联的材料，试图去发现以前对我而言不存在的模式。终于，我懂了舒尔曼的话。我不敢说，我的鼻子抽搐过，或者我的耳朵蠕动过，但我意识到，用外语阅读外国的东西是一门专业技能。这种技能很难被提炼成一门课程或一项测试。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培养出这种技能，这需要时间、实践和同领域资深专家的倾情指导。

真正的专家身上还有另一个标志，那就是乐意接受其他专家的评价和指正。每个行业组别和专家群体都有监察人员、委员会、认证机构和证书颁发机构，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其成员，不仅要确保成员达到专业标准，还要保证专业技艺不会被不懂行的人滥用。

自我监督是专业主义概念的核心，同时也为我们辨别专家提供了另一个线索。每个专业群体都会设置行业门槛。这些门槛参差不齐，有些相对更合理实在，但通常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这个职业的名声，防止一些不称职或欺诈的行为有损声誉。我也能聚集少数几个同事到我家，在家门口挂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托马斯·尼科尔斯高能物理研究所”，但事实上我对高能物理一窍不通。所以，真正的物理学家永远不会认可我这个不切实际的研究所，他们也不会仁慈到给我印一个假的学位证书，反之，他们会立即查封我，来保护“物理学家”这个词的神圣含义。

专家群体依赖同行运作的机构来维持标准和提升社会信任度。像同行评审、委员会认证、行业协会和其他组织等机制都有助于保障质量，并向社会保证，也就是向专家的客户保证，专家的能力是值得信赖的。当你乘搭电梯去一栋高楼的顶层，电梯证书背后的含义并不是“电梯上行，祝你好运”，而是表示有一个民间机构已经检查过这个电梯间，并且尽最大可能地了解到，你乘搭这个电梯是安全的。这个民间机构也是依托高素质工程师的，并且受到其他工程师的审查。

经验和行业认证很重要，但有一句中国古话也蕴含了丰富的智慧，这句话是说，一个手艺人号称有20年的经验，实际上他就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20次。有一些糟糕的牙医，刚从牙医学校毕业的时候拔牙不行，到了退休的时候还是没什么长进。有些老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让学生听了犯困，到最后一堂课还是这样。但是，关于专家，哪怕是那些不拔尖的专家，我们也应该记住两个重要的事情。

其一，就算我们这个笨拙的牙医可能不是镇上最出色的牙医，他或她也比你强。我们不是都需要牙医学院院长来帮我们处理齿冠或者一个简单的蛀牙洞。你可能某一次比较幸运，自己拔掉了一颗牙齿，但你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这样做的时候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给自己理发。（毕竟美容美发师才是负责这些化学制剂和尖利物品的，他们是另外一群需要培训和执照才上岗的人。）我们很少有人会冒险给自己或至亲至爱的人拔牙。

其二，还是和相关专业技能有关的，专家可能会犯错，但他们犯错的概率比外行要低得多。这是专家和其他普通人之间的关键区别，对于本行业内的陷阱，专家比任何人都清楚。正如知名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所说的，所谓专家，“就是知道在自己的学科中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一些错误并且知道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他的同事、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有不同的看法：“所谓专家，就是把一个狭小领域内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这两种观点都应当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人皆可成专家”这样的有害思想是非常危险的。的确，相对来说，几乎任何有特定技能的人都能拓展专业知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人都要听从这个人的意见。但是，当人们开始相信，懂一点点就等于“专业知识”，危险就开始抬头了。有些军事爱好者通过读《简式战舰大全》（Jane’s Fighting Ships）了解了战舰的大量知识，但在业余爱好者与真正研究世界海军舰艇能力的专家之间还是有一条细线，虽然细，但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

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分析。专业知识不是消遣的游戏。

虽然世上有一些自学成才的专家，但这些人是极少数特例。更多情况下，一些想要迅速进入一个复杂领域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多么的苍白。他们就像一些在KTV里唱得还不赖的人，以为自己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的冠军，或是无须让杆优待的高尔夫球爱好者就以为自己可以打出职业水准一样。把一件事情做好，并不代表就有能力提供这方面的可靠建议或学习指导。（注意一下，就算一些人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歌手，但从来没想过能成为声乐导师。）

缺乏自知之明和智识上的局限会给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互动制造尴尬。例如，几年前，我接到一位先生的电话，他执意说自己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可能会对我们美国海战学院的课程有帮助。他是我在另一所学校的前学生引荐的，他非常希望我能读一读关于中东的一篇重要文章。我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他说是他写的。他是一名商人，“读了很多相关资料”。我问他是否接受过这个学科的培训，到访过这个地区，或是读过以中东某种语言撰写的文章。他承认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但他接着说：“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每个月读一本书，你就能成为一名专家，对吧？”

错！

美国文化就是这样，很容易让人对普通人的智慧或自学天才的头脑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且推波助澜。紧接着，一种令大众感到满足的社会幻想就应运而生，在这个幻想里，普通人靠着坚韧毅力和才思敏捷就能超越古板的教授或书呆子科学家。

在美国的通俗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一些电影，刻画天赋异禀的年轻人用头脑去战胜商人、大学甚至政府。比如，1997年，本·阿弗莱克（Ben Af f leck）和马特·达蒙（Matt Damon）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讲的就是学校的一个清洁工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天才。电影里有一幕至今已成经典：达蒙操着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工人口音朝着一个扎着马尾、软弱的常春藤毕业生怒吼，常春藤毕业生败下阵来——

你是一年级学生，你刚读完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书，也许是皮特·加里森（Pete Garrison），所以不奇怪，这就是你信的。到下个月你读到詹姆斯·莱蒙（James Lemon）的著作时，你就会开始谈论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在17世纪40年代已经有强大的企业化规模和资本的积累。

到第三学年，你会反复思考戈登·伍德（Gordon Wood）对革命前乌托邦和军事动员对资本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然后开始大谈特谈……你准是在维克斯（Vickers）的《在埃塞克斯县的调查里》（ Work in Essex County）看到这些的，98页，对吧？没错，我也读过。你是要为我们背诵整本书吗？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见解？

你花15万美元学费得来的东西，其实可以在公共图书馆为过期还书补交的1.5美元中得到。

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用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来搪塞他的心理治疗师。这些对话其实很生硬愚蠢，但在当时很能抓住电影观众的心。达蒙和阿弗莱克把奥斯卡原创剧本奖捧回家了，毋庸置疑，他们至少让一些观众相信，博览群书就跟上学的效果一样。

最后，专业知识是很难定义的，有时候，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也是很难区分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能够分清对某学科略知一二的人和掌握了权威知识的人。没有谁的知识是完备的，对于这一点，专家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是，教育、培训、实践、经验和同行的肯定应该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帮助我们区分专家和其他人。

专家和普通人常常会把彼此逼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人。生而为人，他们在吸收和解读信息的时候，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即使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也会在推理的时候犯低级错误，而没那么聪明的人则容易忽略自身能力的局限。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我们大脑的工作原理是相似的（有时候也不）：我们只听自己想听的话，拒绝相信我们不喜欢的事实。这些问题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