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专家之死

整个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几乎都认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却提出质疑，而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员之一。科学就是乐见这种反常理的挑战，不过迪斯贝格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所以结果也只是无稽之谈。一旦研究人员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医生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就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迪斯贝格这件事可能已经翻篇了，又一个离奇的理论被研究打败。在科学的历史上，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一个不足取信的观点却成功抓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球，招致了惨痛的结果。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这个观点，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种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从而拒绝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南非人民抗击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纪初，他的政府态度软化，但在此之前，由于姆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运动，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估计，有30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3.5万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时至今日，姆贝基还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种无知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切勿过于自信。2014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调，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对此，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美俄（苏联）在冷战时期互为敌人，各自持有数百枚远程核武器。在欧洲中部掀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就在俄罗斯（苏联）家门口，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乌克兰是全部国土都在欧洲的最大国家，但是受访者的平均认知却偏离了乌克兰2880公里左右。

地图测试很容易让人失望。更令人忧心的是，认知不足并不妨碍民调对象表达偏激的观点。事实上，这么说还算是含蓄了，美国民众不仅强烈表达了意见，他们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他们的认知不足还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说实在的，抛出一个荒唐的情境设定，比如“就朝鲜决定发射核武器而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有益的”，然后看民众信心十足地即兴发表看法，永不过时。

不过一旦牵扯到生死，就没那么好笑了。不可否认，像演员金·凯瑞和珍妮·麦卡锡这种搞笑的反疫苗接种斗士如果做出什么滑稽举动，那对电视来说就是个大噱头，或者读读相关的推文，也能乐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我们骨折了要找医生，被捕了要找律师。我们出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为飞行员知道飞机如何操作。要是我们在海外遇到麻烦，我们会找领事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缝合我腿上的伤口，但不要对我的饮食说教。（全美超过2/3的人有超重问题。）帮我解决税务问题，但不要提醒我应该写一份遗嘱。（大约一半有孩子的美国人都没有费心立下遗嘱。）保卫祖国的安全，但不必告诉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以及相应的计算，这会把我搞糊涂的。（大多数美国公民对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毫无概念。）

所有这些选择，从营养饮食到国防，都需要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民众似乎越来越不想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意做这些决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20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那么，本书的核心就是专业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本书谈的就是民主社会里专家和平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正在瓦解，以及我们所有人，包括平民与专家，该如何应对。

大部分人听到“专家之死”，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互联网。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客户时，喜欢指责互联网是罪魁祸首。我们后面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错，但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过于简单了。攻击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联网，不过是给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祭上最新的工具，跟过去遭到滥用的电视、电台、纸媒和其他创新产品的角色一样。

那又何来大惊小怪？究竟是什么深刻的变化驱使我写下这本书，又让你们正阅读着这本书？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因为他们自诩为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许，这仅仅是每一次社会或技术变革后都会触发的专家对大众的焦虑。又或者，这只是像我一样接受过度教育的精英主义教授，在虚荣心受挫、怒火中烧后的典型表达。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伟大的图书馆里，那些图书馆的大厅令人望而生畏，就连有机会光顾的少数人也不例外。在过去那样的条件下，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但这也是因为平民没有能力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在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前，民众缺少公共平台来发起挑战。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参与政治、知识和科学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过教育、爱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里才会就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展开辩论。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没那么久远。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大多数人没念完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最后一小撮人进入专业领域，那样的时代仍是鲜活的。

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打破了普通美国人之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藩篱，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专家之间的屏障。辩论的范围越广，知识就越丰富，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摩擦更多。普及教育，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中产阶级壮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占少数的专家和占多数的平民，近两个世纪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识，而是滋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样聪明。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全书提要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会提出这个问题的若干原因，其中一些植根于人性，一些是美国特有的，还有一些是现代社会和财富积累的必然产物。

在第一章，我会讨论“专家”的概念，以及专家和平民之间的冲突是否值得大惊小怪。当一个专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你要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里做出艰难决定时，你会向谁寻求意见？（如果你只信得过自己，你可能就是激励我写这本书的那群人。）

在第二章，我会探究一下，为什么专家和普通人，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会变得如此让人精疲力竭。如果我们够坦诚，我们就会承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谈论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时，尤其是当这些事还牵扯到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思想时，都会是惹人厌烦的，甚至是令人恼火的。专家与客户在工作关系上的很多障碍都源自人性的弱点，在这一章，我们会先看看有哪些天然屏障阻碍人们增进理解，然后再细细思考一下21世纪初期的具体问题。

我们都会受着一些问题的煎熬，比如“确认偏误”，就是指人在遇到一个命题时只会倾向于接受支持这个命题的证据。我们都有个人的经历、偏见、担忧，甚至恐惧症，阻碍我们接受专家的建议。如果我们认定某一个数字是幸运数字，没有哪个数学家能改变我们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飞行是危险的，就连宇航员或战斗机飞行员的再三保证也无法消除我们的恐惧。这样说可能有些无礼，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错了却不自知，就算意图再好也无济于事。有些人唱歌会跑调，有些人画不出一条直线，大家能力不均，这是现实。同样，很多人就是无法认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差距，或是不明白自己没有逻辑论证的能力。

教育本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确认偏误”这样的问题，填补知识上的空白，从而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公民。不幸的是，当今的美国大学，还有学生和家长把大学当作普通产品的态度，已经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三章，我会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学教育的普及让很多人自认为变聪明了，然而，他们以为的智识成长其实只是鸡肋的学位营造出的假象。当学生成为重要的客户，而非学习者，他们的自尊大大见长，但宝贵的知识却鲜有长进，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他们缺失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当他们遇到需要深思熟虑并作为选民投票的复杂问题时，他们不知如何衡量。

在现代社会，得益于科技与通信，人类知识突飞猛进，但人性的弱点也日益凸现出来。虽然“专家之死”不能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至少在21世纪是这样的。在第四章，我想谈谈，自从古腾堡（Gutenberg）发明了活版印刷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来源如何沦为专业知识攻击者与捍卫者交锋的平台。互联网是一个宏大的知识库，同时也是错误信息疯狂传播的源头和推手。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当中很多人变得愚昧，也让我们变得刻薄：人们各自隐藏在键盘后面，相互争吵而非讨论，彼此辱骂而非聆听。

在一个自由社会，当无知与求知撕扯着人类，记者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调解人之一。然后，当公民想要的是娱乐而非知情，又会怎么样？我会在第五章探究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依靠媒体获取信息，区分事实与虚构。世界纷纷扰扰，有些人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跟进每一个动态，也有赖于媒体把复杂的事情通俗化，端上易懂的资讯大餐。不过，在这个信息时代，职业记者面临新的挑战。和半个世纪之前相比，现在的新闻播出时间和篇幅几乎没有限制，而且客户期望的是无缝链接，只要一有空间，立马填补内容，并且持续更新。

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媒体环境中，编辑和制片人不再有耐心——或者宽裕的资金——让记者去深度挖掘一个话题。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客户想要这种细节。即使记者咨询了专家，最后的播出版本也简化为采访的原声摘要或“重要引文”。新闻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报道不够吸引人，不够夺人眼球，或者不够娱乐化，浮躁的观众就会“移情别恋”，他们只需轻点鼠标或者按下电视遥控器的按钮，就能看其他不那么费神的同类报道。

专家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他们也犯下过严重的错误，招致了可怕的后果。要想替专家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辩白，就要先翻开连篇累牍的灾难和失误：沙利度胺，越南，“挑战者号”，多食鸡蛋会导致胆固醇摄入量超标的警告。（现在可以好好享用鸡蛋了，美国已经撤销膳食胆固醇的警告。）可想而知，专家会反驳说，打个比方，人们容易记住一次坠机事故，却忽略了数十亿安全的飞行里程，道理是一样的。这样说也许没错，但飞机有时候的确会坠毁，而且坠毁的原因恰恰就是专家搞砸了。

在第六章，我会探讨一下，当专家出错了会怎么样。专家犯错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明目张胆的欺诈，到因为自负而弄巧成拙。有时候，他们就和普通人一样，会犯错。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普通民众要搞清楚专家是怎么错的，为什么会错，这不仅能让民众成长为听得进建议的好客户，还能让公众了解专家是如何进行自我监督的，从而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否则，专家的错误正好给断章取义的争论提供了素材，这是两败俱伤的结果：专家因为职业受到攻击而愤懑不已，普通人因为不知道专家在做什么而忧心忡忡。

最后，在结尾部分，我会提出“专家之死”最危险的一面：它是如何破坏美国民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们做决定。当选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们就要仰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专家和决策者就是两种人，美国人习惯把他们混为一谈，但这样会侵蚀专家、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信任。

专家负责出主意；当选的领袖做决定。为了评判专家的表现，评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选票和做出的决策，普通民众必须熟悉手头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指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费神去了解基本情况，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当选民对这类重要决策失去了控制权，那他们的民主可能就会被愚昧的煽动者劫持，或是民主机构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最终沦为奉行技术专家治国的威权主义。

专家在民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过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注意，这个区别很重要——的确会让这种沉默更甚，但这并不代表专家的责任解除了，他们还是要服务社会，要把自己的同胞们当成客户，而不是恼人之事。

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无论专家提供多少建议，最终只有公众可以决定重要国家政策决策的方向。只有选民可以在攸关家庭和国家的各项选择中做出决定，也是由他们来为决策担责。

但是，专家有义务帮一把。所以，我写了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