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家的情怀”

对一个时代文化的自觉，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渐渐觉察和觉悟到的。虽然文化可以看见，但文化的问题总是隐藏在生活里，文化的转变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所以，开始时可能只是一种感觉和察觉。出于某种敏感而有所触动，还会情之所至地做出反应。可是如果它是一个新时代注定带来的，你就一定要思考了。只有思考才会产生自觉。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便感到了“年”的缺失。有生以来，过年只是我们的一种一年一度自然而然的传统生活。我们不曾把它当作文化。但现在却忽然感受到“年味”的淡薄与失落。千百年来一直年意深浓的春节，怎么会只剩下了一顿光秃秃的年夜饭？人们甚至还在若无其事地随手抛掉仅存无多的剩余年俗。比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各大城市一窝蜂学习香港“禁炮”。那时亚洲四小龙的一切都是我们艳羡的楷模。鞭炮成了城市文明的敌人。天津是中国大城市中最富于年味的，天津人最在乎过年，这情景我在《激流中》最后一章写过。当时，天津是唯一年夜可以燃放鞭炮的城市，可是渐渐也卷进“禁炮与否”的争论中。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叫作《禁炮不如限炮》。我反对禁炮。我的理由是：

中国人的年是文化含金量最高的节日。但眼下正在一点点被淡化、被取代、被消除。除夕间饭馆的包桌定座正在代替合家包饺子吃年饭；电话拜年和FAX拜年正在代替走亲访友。如果再禁了鞭炮，春晚又不尽人意，年的本身便真的有名无实了。有人说，可以去旅游呀，去唱卡拉OK呀，去滑冰呀，但那样做我们还能找回年的情感吗？年有它专用的不可替代的载体，这便是那些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年俗。

现在禁炮之声正在蔓延。理由振振有词。倘说鞭炮不文明，西班牙人传统的斗牛岂不更野蛮更危险？倘若说鞭炮伤人，游泳年年淹死人，拳击和赛车更伤人害命，又为何不禁？倘说污染，还有比吸烟污染更严重，并直接进入人的身体。谁又呼吁过“立法”禁烟？最多不过劝人“戒烟”罢了。

世上的办法很多，为什么非用一个“禁”字？

“禁”是一种消灭。如果灭掉鞭炮，被消灭的绝不仅仅是鞭炮包括污染，而是一种源远流长、深厚迷人、不可替代的文化，以及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记忆与文化情感。我们不会在文化上这么无知吧。

这是我最早的社会文化批评。

这篇文章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今晚报》上发出来，马上引起了十分热烈的社会呼应，致使当时市人大的一次会议上做出“暂不禁炮”的决定。我闻讯赶紧又写了一篇文章《此举甚妙亦甚好》，称赞政府“体恤民情，顺乎民意”；同时呼吁百姓与政府合作，燃放鞭炮时要有节制，注意安全。我这篇十分“讲究策略”的文章奏了效，使得天津的年夜一直可以听到除旧迎新的炮声。很多禁了炮的北京人除夕那天跑到天津放鞭炮过年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每到腊月二十三日左右，我都要往两个地方跑一跑。一是东城外天后宫前的广场，这里是传统的年货市场。这市场不卖食品，全是岁时的用品与饰物。如鲜花、金鱼、吊钱、窗花、福字、香烛、年画、供品、绒花等等，红红火火，都是此地人深爱的“年货”。但十年“文革”中被视作“四旧”遭到禁绝，致使广场成了一片了无人迹的空地，广场中心甚至长出很高的野草。“文革”后百废俱兴，这里又恢复为津地年俗最浓郁的地方，自然是感知年味最好的去处。此外，我还要跑的地方是津西的几个乡镇，杨柳青、独流和静海一带。为了到这些地方的集市里挤一挤，每去之前先要打听好哪一天是集日，我说过“农民过年的劲头是在集市上挤出来的”。我到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就是寻找地道的农民印绘的粗粝又质朴的木版年画。这些地方全是古老的年画之乡，我对这里农民印绘的乡土版画情有独钟，特别喜爱。“文革”前我从这里收集的许多珍贵的年画，“红八月”时都给烧了。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再跑到这些年画之乡来，却很难见到手工印制的木版年画了。仅有的年画摊大都销售廉价又光鲜的机印年画。八十年代中期，在杨柳青镇西边一个街口还有两三个卖年画的地摊，但品种少得可怜，只能买到老版新印的《灶王》《全神》和《缸鱼》。唯有一个卖家那里能买到一些大幅的贡尖，如《双枪陆文龙》《农家忙》《大年初二迎财神》和纯手绘的《五大仙》，后来这些年画摊被作为不法经营取缔了。有一次，我跑遍杨柳青竟然一个年画摊也没找到，我站在这个徒有其名的“年画重镇”空荡荡的街口，心里一片茫然。

1990年春节将临，央视记者敬一丹约我去杨柳青镇子牙河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做一个过年的节目。媒体的消息比我灵通。他们听说镇上有一家年画老店玉成号——霍氏一家，近日把“文革”期间中断的祖传技艺重新恢复起来。现在这家老少三代齐上阵，“婆领媳做”，你印我画一条龙，我看了很感动。这在寂寞太久了的杨柳青镇，如同死灰复燃。我暗暗地想，怎么才能把这些古老的年画技艺保住，用心呵护并让它蓬勃起来？

当时，市内的杨柳青画社社长李志强是我的好友。他是画家，酷爱乡土艺术。我俩都痛感到古老的年画自“文革”以来一直没有恢复元气，应该为它做些事，把它振兴一下。当下决定由天津市文联和画社合办一个大规模国际性的年画节，邀请全国各个年画产地参展，举行学术研讨。时间放在当年腊月二十三日至正月十五日，虽然这个时间刚好在我为期两年个人绘画巡展的中间，但我那时不到五十岁，精力充沛，完全可以同时来办这个年画节，并立志要把这个艺术节办得具有文化深度与艺术魅力。天津民间文化资源丰厚，民俗、民艺、工艺、戏剧与曲艺等等，还有一些历史建筑都是顶尖的东西。如果真的将这些资源有声有色地调动起来，就不只是一个年画节和艺术节，而是城市传统的文化节了。

为此，在运用这些传统文化时，我们刻意把一些已经被时间的尘埃埋没的事物和细节，挖掘出来擦拭干净，重新亮闪闪的放在人们面前。在做这些事时，为了让历史的光芒重新照耀今天，我们发挥了许多非常美妙的文化想象。

比如，我请李志强把杨柳青年画“勾、刻、印、画、裱”全过程放在年画作品展中，好让普通民众了解木版年画复杂又精湛的技艺，这在当时的民间艺术展中是从未有过的。再比如我把开幕活动特意放在南门内建筑极华美的广东会馆，请来各道皇会、中幡、风筝魏、捏粉、书春、刘海风葫芦、石头门槛素包、面具刘、桂发祥麻花、栾记糖画、玉丰泰绒纸花等等各种民艺在会馆的院内外列开阵势，全面展示津地传统民艺的精粹。会馆戏台上演的开场戏是古老的《跳加官》，《三岔口》用上了数十年没见过的“砸瓦带血”；台口立着写了当场戏码的水牌子。台下有几桌“观众”是由天津人艺话剧院演员扮演的，他们身穿收藏家何志华先生提供的清末民初的老服装，表演昔时人们如何看戏。剧场里还安排一些演员表演老戏园如何沏茶斟水，卖零食香烟，扔热手巾把儿。连看戏的宾客们手里拿着的戏单，都是严格按照老样子，由年画社的老画师刻版印制的。就这样，完完整整呈现出津沽特有的戏园文化。让那些从北京来的文化界人士吴祖光、新凤霞、黄苗子、杨宪益、王世襄、黄宗江、凌子风、于洋等等看得如醉如痴，更叫天津身怀绝技的民间高人们引为自豪。闭幕式换了地方，设在杨柳青镇出名的石家大院。

那天是元宵节，杨柳青人也要在大批中外贵客前展示自己风情迥异的民俗民艺。“打灯笼走百病”是搁置久远的元宵旧俗，这一天却让它重新回到古镇的生活中，以表达这个岁久年长的年画之乡美好的文化情感。这一来，带动起天津各县纷纷复活自己的年俗节目，炫示自己独有的生活风情。年不就被我们召唤回来了吗？

那天杨柳青石家大院的元宵晚会散了后，我在那满是雕花的门前送走了四面八方的客人。成百上千杨柳青百姓都挤在那里一同笑脸送客。我心里很温暖，折腾了半个多月地域文化的精华，确实得到了一些充实。当然，时代对传统的消泯之势并不可能被我们这一点点努力挡住，然而我高兴的是百姓表现出的对自己地方传统的热爱与自豪。我在为记录这次活动所编写的《津门文化盛会考纪》的序言中说：

辛未岁阑，壬申新春，津门一些有志弘扬地方文化之士，倡办杨柳青年画节。以民间年画来办文化艺术节，乃中华大地史来之首创。

津人尤重过年，故气氛尤为炽烈，中外友人踊跃前来，百姓热情投入，年俗传统一时得以复兴。活动总人数何止数十万，海内外见诸报刊文章竟达二百多篇之多。影响可谓深广，此节可称盛会。

由此我想，我们还应为自己的城市做些什么？

记得一位记者问我：“你做这些文化保护的事，最初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想了想说：“一种情怀，应该是一种作家的情怀。”

为什么是作家的情怀？什么是作家的情怀？

情怀是作家天生具备的。作家是理性的，更是感性的。作家的情怀是对事物有血有肉的情感，一种深切的、可以为之付出的爱。我对民间文化的态度不完全是学者式的，首先是作家的。在作家眼里，民间文化不是一种学问，不是学术中的他者，而是人民的美好的精神生活及其情感方式。

因此，作家的情怀往往就是作家的出发点与立场。

可是那时，在我的行动和思考中还是出现了一些超出“情怀”的东西。在此次年画节留下的资料中我发现，在利顺德饭店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说了这样两句话：“当我们对年画的研究进入文化的层面，就会发现它天宽地阔，它是一宗宝。它不仅是无比丰富的艺术遗产，还是无比巨大的精神文化遗产。”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已经说出优秀的民间文化是“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不知道我当时怎么产生这样的概念与想法，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我已经站在时代转型的立场上来关注民间文化了。这应该是我十年后倡导全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思想的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