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迷楼到贺秘监祠

在走南闯北举办画展的两年里，不曾想看到了那么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从川西的大足石窟到泰山脚下的华岩寺，从孟子故里到浙东的秋瑾故居，从雄奇的三峡到豪强的水泊梁山，无一处不触动我。然而更触动并使我惊讶的，是这个伟大历史的巨大根基正在松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雷霆万钧般地席卷大地的冲击下，任何过往的历史事物都有被丢弃和废除的可能。如果我只是身在天津的书斋里伏案写作，是不会知道一种可怕的文化现实正在全国到处发生。

在山东东平县的“一线天”那块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站着几个山民的孩子，手高举锤子，朝我喊着“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巨石上多半造像已经没有佛头。我拍下许多照片，把这些情况直接反映给山东省委，还在山东画院做了演讲，希望山东人留住自己仅存无多的唐以前的摩崖石雕。在重庆沙坪公园一角保存的红卫兵墓群是全国仅有的“文革”遗址。然而周围势如洪潮的房地产开发正在逼向这一地区，我找到沙坪坝区政府，请他们保护好这个当代史重要的历史遗址。

最触动我的是上海郊外的周庄。这个触动对我一生都很重要。

在山东济南的画展之后，就“转战”到上海。那天，在上海美术馆的展厅里，几个上海媒体的朋友《文汇报》的肖关鸿、《解放日报》的吴芝麟等建议我到周庄去看看。周庄是上海周边辈分最高的古村，去年它刚刚度过九百岁的生日。一个胡须至少五尺长的老村子，当然要去看。当我听说明代江南巨富沈万山的故居仍保留在这个村庄里，兴趣更高。早在儿时看连环画，看到过一本《沈万山巧得聚宝盆》，讲述沉湎于花天酒地中的富家子弟沈万山最后耗尽家财，穷愁潦倒，一头撞墙寻死，竟然意外撞出一个祖先埋藏在墙体里的聚宝盆，从此幡然醒悟，做了一位救困扶贫的仁人义士。这个传奇故事曾经把我迷住。我带着来自孩童时的情结走进周庄，遭遇却完全在意料之外。

这天周庄很美。虽然是初冬，树叶尽凋，那时还没有被开发，没有游人。乳白色的雾笼罩这个幽静的古村，石桥的栏杆上还有湿漉漉的青苔。站在桥上看不清四周的景物，却可以听到脚下有划船声，空气里有鸟飞过时羽翼煽动空气的声音。待从沈万山故居出来，烟雾飘散，我看到河边一座小木楼，一排窗子敞着，楼前泊着小舟，如画一般。来陪我们游周庄的管理人员告诉我，这小楼名叫迷楼，在周庄很有点名气。传说迷楼曾是一座小茶社，当年柳亚子在这里搞“南社”时，常带着一些文友在这里聚会，吟诗论文，畅议时事。渐渐村子里就传出了闲话，说这些文人看似诗文雅聚，实际上是被店主漂亮的女儿迷住了，于是这小楼便有了“迷楼”之名。后来柳亚子还把他们在这里作的诗结集出版，就叫作《迷楼集》。

我说：“这小楼看上去如画，又有南社的诗文，真很难得。”不料这管理人员说：“下次你再来就看不到了。”我很诧异，待问方知，这个表面宁静的古村其实并不平静。如今社会飞快发展，古村设施破旧，村里边的很多人已经不想再住这里，都在想办法把房子卖了，用钱在村外找一块地盖新房。据说这个迷楼也要卖了，卖价三万。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是一笔不小的钱。

我听了心里一急，念头一闪，便对肖关鸿和吴芝麟说：“把房子买下来吧。我的画展本不卖画，但听说有几个台湾人要买画，那就卖一幅吧。拿钱把这迷楼买下来，由你们《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管理。再有作家画家来上海玩，就在这里招待他们，写写画画，好的画和文章还可以在你们的报上发表。”

大家都说这想法好，我便把画展上一幅名为《李白诗意》的画卖给台湾人，得到三万元。可是拿到钱与周庄一联系，迷楼的房主变了主意，非要涨价，要五万了。我说那就再卖一幅画。可是还不行，周庄那边来信儿说还要涨价。大家很生气，说这真是“一赶三不买，一赶三不卖”了。过两天肖关鸿对我说，你也别再卖画了。周庄那个管理人员来电话说，你们放心吧，你们一个劲儿非要买，已经把房主闹明白了，他知道这房子将来可能会值大钱，不卖了，也不拆了。

就这样，迷楼真的保下来了，直到今天也没拆，并成为周庄一个闻名遐迩的旅游景点。我这次没有花钱，却促使迷楼保下来了。由此明白了自己的一个优势：可以卖画救文化。

此后只要碰到这样的难处，我就自然而然想到这个办法。紧跟着在宁波就用到了。

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这次在周庄情急之下的行动，竟是我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上走出的重要的“第一步”呢。

第二年春天，我在自己的老家宁波举办画展。宁波是我父亲的出生地。它不是我的故乡，而是我的老家。老家埋着一条长长的流着热血通往生命源头的根脉，回到宁波是我在血缘意义上的“回家”。这是第一次回家，心怀敬畏之心，所以我在画展的名字上加了两个字，叫作“冯骥才敬乡画展”。

没想到，我的老家更在乎我。不仅在街上能见到“大冯，家乡人民欢迎你”的过街横标，在宁波美术馆大门前举行开幕式时，连马路上都堵满了乡亲。

我的老家在宁波江北的慈城。虽然我不曾来过，却感到它像一种梦境出现在眼前：斑驳的老墙，苍劲的石坊，带着阴影与阳光，梦幻般弯来弯去的旧街，陌生的人们亲切和善的面容……这竟使我感觉来到了父亲的童年。我看到街边一个几岁男童笑着朝我们开来的车子撒尿。我在家乡的欢迎会上说：“我忽然觉得，我父亲当年在这里一定就是这样。”我这话引来大家一阵亲和地笑，我一下子感觉自己与乡亲们融为一体。我在父亲出生的房子里见到我的堂兄。我送他一幅《雨行中》，是来甬之前特意画的，上边题了几句诗：

疏疏密密雨，

轻轻重重声；

浓浓淡淡意，

深深浅浅情；

远远近近事，

都在此幅中。

正是由于此次回家，我才知道家族历史的深远。此前只是十分粗略地知道我最早的祖先是汉代的大树将军冯异而已，这次在孔庙中看到一块冯氏家族牌，上边全是我家族宋代以来一代代做了进士的先人的姓名，数一数竟有五十六位。至于冯氏家族在慈城镇上所建的屋宇、牌坊、书楼和祠堂，至今仍有厚重的遗存。我还结识了一位宁波地域文化研究者钱文华，他对我家族的历史渊源了如指掌，令我汗颜。在他面前，我还能自诩为冯氏后人吗？他领着我到镇上各处游看，给我尽数家珍。

慈城镇上住着一位我的族姐叫冯一敏，她收藏着我家族的族谱和几幅祖先的画像，一天，邀我去她家看。她家住在一条名叫太阳殿路的老街上，院内草木繁茂，房子矮小破旧。冯一敏先给我看《慈溪冯氏启承词家谱》——这正是我家十分珍贵的族谱，然后从隔壁一间小屋的阁楼上取下几卷十分残破、带些霉味的轴画，打开之后令我吃惊。一种静穆冲和之气显示出唯“大明”才有的韵致。画中石青与朱砂几种颜料历久犹鲜。钱文华从画像上端池堂题写的名款，证实了这是我家族至少五百年前的祖先。冯一敏的保存，使我看到先人的真容，叫我肃然起敬，又惊喜不已。

没料到第二天，冯一敏就带着女儿，把这几轴祖先画像送到我居住的宁波车站附近的旅店，执意叫我保存，并说只有交给我才放心。这几轴画像用一张红纸包着，依照民间礼节，红色的纸面朝外，以示吉瑞。我当即赠送给她一幅中堂山水画和一副对联，并告诉她我会把冯家这几幅祖先像修复好、保存好，等我老了，把它们送回宁波，找一个可靠的部门收藏起来。这是老家的东西，最终一定要放到老家，才是最好的归宿。

就这样，我感觉自己像一株植物那样，与土地里的根脉相通，我的身体吸入了这块土地清新、温暖、极其充沛又深远的气息，从此与老家密不可分了。这种感觉是来宁波之前不曾想到的。我去游保国寺、普陀山、阿育王庙、东钱湖、河姆渡等等，都感受到一种唯家乡风物才能生出的自豪。至于我家在慈城五马桥民主路上的老宅，一切一切都使我触景生情；一扇老门，一把磨光的竹编摇椅，一口曾养活爷爷和父亲的老井，一堵历尽沧桑的乱瓦墙……我写了一首诗，道出此时内心的感动：

人间不将往事存，

且向故里深巷寻；

翻新泥屋认老瓦，

破败石径猜旧痕。

窗前还是那般影，

井中依然这片云；

唯有时光倏忽去，

后辈一片皆成人。

我跑到百货店买了两只玻璃杯，与儿子冯宽在老宅院中的花池里取了两杯土，带回到天津。一杯土在父亲迁坟时，与父亲骨灰一起合葬——入土为安；一杯土放在我书房的书架上，至今如此。有人曾问我，你是传统观念很深？还是传统情感很深？我说，是后者。

在这样的乡情热潮里，我遇到了一件事。这期间宁波也开始城市改造了，正在翻天覆地地进行市中心月湖周边的改造，有一座很古老的建筑马上要拆，竟然是唐代诗人贺知章的祠堂。我去看了，粉墙黛瓦，马头山墙，临水而立，沉静精雅，又十分破败。据一位官员说，市里原想把这座建筑给宁波文联，但文联没有足够的钱修理。房子太破，不大修无法再用，只好拆掉。我是天津文联主席，知道文联是穷单位，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一座古代大诗人的祠堂拆掉。便问：“大修这房子要多少钱。”当地人说：“估过价，得要二十万。”

因为有过头一年冬天为抢救周庄迷楼而卖画的经历，我听罢，好像自己具备什么“实力”，脑袋一热便说：“我来卖画帮宁波文联，把这房子保下来吧。”

回来便拉着妻子同昭到画展上去挑要卖的画。我爱人一直支持我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我们在画展最后边、也是画幅最大的那部分中挑选了五幅，都是六尺对开的山水，全是我的精品。只有精品才对得住买画的人。一幅画要卖四万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可是不小的数目啊。

义卖的画刚刚确定，便得到消息说一位来自台湾的大企业家、“应氏围棋计点法”的创始人应昌期先生要来看画。他也是宁波慈城人，与我同乡。他听说我的义举，十分感动，想来看看有没有他中意的画。应昌期先生是位乐呵呵、敞快又和善的人，他喜欢我追求情境的画风，尤其喜欢其中一幅《老夫老妻》。我说这幅画的主题缘自我和我妻子几十年的相依为命，他笑着说自己的妻子也是原配，俩人一辈子辛辛苦苦、风风雨雨地走来。他对我这幅来自人生的苦中作乐之作感同身受，当即就买下这幅画。就这样，我把余下的画交给宁波市政府全部卖掉。有钱修房了，贺秘监祠便保下来，修好后一直归宁波文联使用，至今依然姣好地矗立在波光潋滟的月湖边。每次我回宁波，都会去贺秘监祠看一看，坐一会儿，享受一下自己当年的那种情怀。

如果说，在上海我是以卖画的行动促成了迷楼的保护，这次则是用卖画之所得切实地保住了贺秘监祠。我由此实实在在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中来。在宁波期间，我应邀参加一个以“促进城市开发”为主题的会议，会上我说：“凡是由外地回乡探亲的游子大都有两种心理：一种是希望家乡旧貌换新颜，摆脱贫困，富裕起来；一种是希望风光依旧，风物犹存，使自己对故乡有迹可循，情感得以依傍。这两种希望是矛盾的，也是并存的，缺一不可的。那就希望你们在工作中想办法解决好。两全其美，不能偏废，更不要为了现实的需要毁掉历史的文化和文化的历史。”

由此看来，我那时已经开始思考当时人们尚未注意到的时代深处的文化危机了。

但是我还没有投身其中。

我看得还不够深刻和紧迫，文化视野还不够开阔，还没有从更大的背景来思考这些时代的病兆，还没有找到参照物来进行文化比较；我的行动还不是社会行动和文化行为，而只是一种个人的情感行为。何况当时我精神的重心还在绘画里。那两三年我的写作很有限，只写了一个短篇《炮打双灯》，这篇小说被导演何平改编成电影后在西班牙和夏威夷电影节上获奖，我却没有太当回事。自1991年至1992年我的中篇小说《感谢生活》连续被译成法、荷、德、西等版本，还在法国与瑞士获奖，我也没表现得太兴奋。每每收到译本，翻一翻，在新纸和印刷的油墨发出的香味中新鲜一会儿，便放在书架上。

难道文学不再与我紧密相关了？

这期间我心里装着的大多是绘画。特别是在巡展期间，各种事做得是否精到都与画展的效果密切相关，而且我每到一地举办画展，都必须挂上几幅得意的新作才使自己有“不断前进”的感觉。《树后边是太阳》《小溪的谐奏》《温情的迷茫》等那一批大画都是在1992年秋天重庆画展上才出现的。1992年的这批画，更能表现我绘画“散文化”的艺术追求。我认为如果古代文人画的文学性是诗，现代文人画的文学性应是散文。因为散文有叙述性，人人都可以写，与现代人关系更近。在这样的绘画观中，我感觉自己绘画的面貌愈来愈清晰，创作的欲望愈来愈强，心灵世界愈来愈宽广。

重庆画展之后，我把全国巡展的收官之作放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由于此前两年在各地举办画展所积累的影响，更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我每年一半时间在北京，北京文艺界的友人熟人太多。开幕那天出席的宾客挤满了二楼的三个大厅。很多人今天已经不在了，如冯牧、陈荒煤、吴祖光、丁聪、于洋、谢添、张权、英若诚等。我还保留着一些文学前辈因身体不好而不能出席的祝贺信，如季羡林、严文井、叶君健、杨绛和钱钟书先生等等。我请当时受到“冷遇”的王蒙致辞。有家报纸用《非画展，是人展》报道那天的盛况。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歌唱家关牧村和张权在那幅秋苇摇曳、情境感伤的《往事》前流下泪水，他们从中想到自己凄凉的岁月。很少会有人在山水（风景）画前流泪的情况，由此使我坚信这是绘画“散文化”——文学的力量。唯文学才有这样至深的蕴藉与情意，单纯视觉的绘画难以这样透入心灵。

北京画展使我对自己绘画的前景有了进一步的信心。可是我收到的几封读者来信却告诫我不要浪费自己，还责怪我逃避现实，不敢操用文字的锋芒，只在水墨丹青中苟且求安。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做任何抉择。我知道，只不过由于文学的中断带来的彷徨和失落，致使一个仪态万方的“昔时的情人”乘虚而入，走进我的世界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