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再谋新篇：走向更进一步、更快一步的现代化浙江[1]
一 “十二五”浙江发展的探索实践和阶段性新特征
（一）“十二五”以来浙江发展的探索实践
“十二五”以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紧紧围绕建设“两富”“两美”浙江的总目标，按照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出转型升级主线，守住百姓增收、生态良好、社会平安“底线”，抓改革、促转型、治环境、惠民生，着力打好“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等转型升级“组合拳”，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同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民生保障进一步改善，社会和谐稳定。预计到2015年，“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任务将如期基本实现，将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为干好“一三五”的“三”圆满收官，为实现“四翻番”和建设“两美浙江”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是综合实力连上台阶，全面小康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生产总值连上三四万亿台阶，稳居全国第4。人均GDP名列省区第2，跨入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总体全面小康水平明显提升，综合评价值居全国第1。
二是增速换挡特征显著，增长质量全面提高。经济增速换挡，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质量全面提升，稳步迈入中高端。财政收入更加丰盈，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改善，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连续14年居全国第3位，省（区）第1 位；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连续30年居全国省（区）第1位，2014年首次超过北京，列上海之后居全国第2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
三是增长动力发生根本性变化，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统筹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等重大举措，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取得积极成效，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跨越，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三驾马车”协调发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对外依赖程度明显降低。
四是行业结构调整优化，转型发展稳步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进一步调整，工业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引领发展。成功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省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加快建设，加快发展信息产业、环保产业、健康服务业、旅游业、时尚产业、金融业、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七大产业。2014年，两化融合指数86.26，居全国第3位；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实现网络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从14.9％提高到33.4％；跨境电商进出口额约占全国的20％，居全国第2位。产业集聚建设初见成效。特色小镇创建助力产业转型发展。山南基金小镇、云栖小镇、梦想小镇等37个小镇成为首批省级创建特色小镇，正在带动当地的创新发展、转型发展。
五是有效投资稳定发展，创新驱动不断加强。投资是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稳定器”。“十二五”前四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74922亿元，四年投资总量比“十一五”期间五年的总量还要大68.1％，年均增速（19.8％）比“十一五”时期加快6.5个百分点，民间投资比重从2010年的57.4％提高到62.8％。创新驱动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进器”。2013年，科技综合实力由2010年全国第7位上升到第6位，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继续保持全国第5位，同时还取得了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有些成果达到全国乃至世界先进水平。
六是环境整治多措并举，美丽浙江建设稳步推进。环境整治强力推进。坚定实施省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定》。2014年，全面实施“十百千万治水大行动”和“三改一拆”行动，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境质量明显好转。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46个县成为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累计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581个，占全省乡（镇、街道）总数的44.0％，数量居全国各省（区、市）的第1位。节能减排成效显著。
七是社会发展稳步推进，民生保障日益加强。教育事业进入一个崭新发展阶段。学前3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普及率为98.4％，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程度名列全国前茅。普通高校录取率为85.8％，文化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平安浙江建设引领全国。就业基本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参保人数和覆盖面持续扩大。
（二）新常态下浙江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总的看，过去的五年，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实际行动，奋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在浙江的生动实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浙江两富、“两美浙江”建设开启了历史新征程。
“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转型时代。世界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处于深度调整之中，复苏动力不足，地缘政治影响加重，不确定因素增多，外需不足将对浙江省出口稳定增长带来更大难度。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举措陆续推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实施孕育着巨大的改革发展机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发展基础日益雄厚，改革红利正在释放，经济发展呈现减速换挡、质量效率改善、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常态”。
结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典型特征，我们判断，浙江经济已较早进入了发展新常态，即在2008年以来就进入了发展新常态，大体比全国早5—6年。因为发展领先必然要导致转型的领先，浙江经济的增长速度较早下台阶，原有发展方式较早陷入困境，体制机制较早遇到瓶颈，这使得浙江比其他地区更早地认识到转型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
当然，进入新常态状态早并不意味着就会转型快，相反更早地面对困难，就意味着没有更多的经验供我们参考。要实现新形势下浙江的持续发展仍需要敢于先行先试、探索创新。必须看到，对于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近几年虽然看清楚了方向，研究出台了一揽子组合拳，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对新常态仍有不少方面进展不显著，甚至有一些领域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
直面当下，当前浙江发展较为紧迫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结构调整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工业转型升级缓慢，企业效率有待优化提升，服务业发展还须提速，消费动力相对偏弱。二是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劳动人口规模呈持续减少趋势。基础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环境问题仍需关注。三是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老龄化问题突出，给医疗卫生、养老体系、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公共卫生应急保障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
面对未来，今后一个时期包括“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不仅面临“三期”叠加，而且面临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改革攻坚问题、国际市场低迷问题、国际地区冲突频发问题等的交织和困扰，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应对处置不当，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所以，我们判断，浙江发展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至少面临八期叠加和融合，或者说是“三期”加“五期”的叠加和融合的挑战，扩展为“八期叠加”，即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社会矛盾凸现期、环境治理紧迫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国际市场低迷常态期、国际地区冲突频发期。
当然，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上述八个方面的挑战，如果应对得当，也可转化为浙江发展的机遇。同时，更要深刻看到，中国是一个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快速演进和转型的大国，也是一个正处于成长上升阶段的经济体，其自身的发展潜力、发展空间、发展韧性和回旋余地都很大。浙江也是一样。虽说传统的劳动力红利、土地资源红利、环境红利、低端市场红利、全球化红利等正在消失或减弱，但也有许多新的红利在形成和积累起来。主要有：深化改革的红利、新型城镇化的红利、创新驱动的红利、互联网+的红利、新兴产业崛起的红利、区域协同发展红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支持经济发展。
总体上说，虽然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减，并仍不断有新的因素对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但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和浙江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正在形成和积累起来，而且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正在得到改善。
我们认为，未来浙江须顺应九大趋势，实现九大发展“再平衡”：（1）顺应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和产业融合趋势，积极构建产业结构再平衡；（2）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突破和互联网+趋势，积极构建新老经济业态的再平衡；（3）顺应人口红利减弱和人口老龄化趋势，积极构建就业结构再平衡；（4）顺应消费能力提高和消费需求升级趋势，积极构建消费结构再平衡；（5）顺应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趋势，积极构建发展动力再平衡；（6）顺应城市化减弱和城乡一体化趋势，积极构建城市化结构再平衡；（7）顺应自然规律和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积极构建资源环境再平衡；（8）顺应国际经济形势新变化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趋势，积极构建对外开放再平衡；（9）顺应财政收入放缓和支出刚性增加趋势，积极构建财政收支再平衡。
我们认为，面对趋势，浙江只要把握好规律，保持战略定力，战术有力，加快推动结构再调整，就完全有基础也有能力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中速增长，并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
二 前瞻浙江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目标考量
浙江“在哪里”，浙江“要去哪里”，这是每一个五年或十年关键节点上必须问一问的问题。对于浙江“十二五”到2020年的十年发展方向，我们曾提出了“12345”的发展构想和路径：
“1”即一个总体目标：加快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步伐，基本实现地区现代化。用十年时间，到2020年浙江发展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实现富民强省，完成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和生态等重要领域发展跨过上等发达国家（或地区）门槛。
“2”即两个战略步骤：分两步走，实现两个率先。第一步，力争在2015年前率先建成更高水平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第二步，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力争2020年前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地区现代化。
“3”即三大核心理念：科学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即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线，以创新发展为动力，以和谐发展为要求。
“4”即四大战略目标：人均GDP、服务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和中等收入阶层比重。即发展水平必须率先跨入现代化门槛，经济结构必须率先实现现代化转换，城乡一体化必须率先达到现代化要求，社会结构必须率先符合现代化基本指向。
“5”即五大战略重点：实施创新型省份方略、国际竞争力提升方略、海洋开发方略、新型城市化方略和社会发展优先方略，加快建设“五个浙江”——创新浙江、开放浙江、海上浙江、城市浙江、和谐浙江。即实施以构建区域创新体系为导向的创新型省份建设方略，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实施以推动全面开放为导向的国际竞争力提升方略，加快建设“开放浙江”；实施以陆海统筹为导向的海洋开发方略，加快建设“海上浙江”；实施以推动城乡一体化为导向的新型城市化方略，加快建设“城市浙江”；实施以构建“橄榄形社会”为导向的社会发展优先方略，加快建设“和谐浙江”。
目前来看，我们认为这一构想依然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符合浙江当前阶段的实际。但是我们也看到，“十三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是一个“他变”与“我变”共同存在的时期。对于浙江而言，未来十年与过去十年有“四大不同”：
第一，战略时势不同。所谓时不同，是指高速增长奇迹达到顶峰，前尘已矣，“八期叠加”之下浙江进入了“二次创业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虽然强大，但要引领未来，一切都需从头打拼。所谓势不同，是旧常态下强劲发展的旧势已去，新常态下创新引领的新势仍待积蓄，浙江处在爬坡上坎关键期，不进则退。
第二，阶段战术不同。“三期叠加”也好，“八期叠加”也好，从旧常态迈向新常态，浙江战略可以不换，但战术却必须“六换”并举。
——增长换速：增长区间必须适应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区间，过渡到中高速不是无奈之举，是为了获得中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战术变化。
——动力换挡：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必须适应从要素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动力的转换需要新的物质投入、新的人才支撑、新的平台和体制保障。
——体制换策：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之下，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过渡期向成熟期转变，在法治的保障下，各类制度创新趋于活跃，政策手段和体制机制将发生重大调整。
——产业换代：原有旧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金融结构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常态下引领未来的将是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金融、新投资、新企业、新消费，未来产业的结构不同、业态不同、内涵不同、模式不同。
——社会换型：开放的深化、信息时代的来临以及高速交通网连接，让社会变化进一步加速，面对多元化诉求和多样化、多层级的管理，必须适应从政府单一治理型向多元治理型转变。
——城乡换网：立体综合高速交通+移动万物互联将推动相对集中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县域网络向更大范围平等共享的都市圈网络转变，城乡节点的功能得到增强，但分散化发展的趋势开始显现，城市化进程减速，但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加速，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从原有的县域经济思维向都市圈经济思维转换。
第三，关键问题不同。新的十年，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果导向，问题不同、方法不同，举措也不同；问题变化，手段和工具亦应变化。比较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起了变化：
——发展是硬道理的内涵在变化。任何时期发展都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主要抓手，但每一个阶段的发展的内涵和方式是不同的。从“十五”时期的增长问题，到“十一五”的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到可持续问题，再到当下的增速换挡，创新驱动发展，反映的正是这种动态变迁。
——问题的痛点和关注点在变化。未来十年看问题的视野更加全面、系统，将从更关注要素规模到更关注要素质量、结构和效益，从更关注物的发展和财富积累到更关注人的发展和精神层面，从更注重经济到经济社会生态兼顾，从关注区域内部结构到关注区域内外联动，乃至全球范围的竞争与合作。
——解决问题的工具手段在变化。从依靠发展工业主导到发展服务经济主导，从县域经济一花独放到聚合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功能，从间接性和政府性投资带动向直接性和股权性投资多元带动，从重实体或脱实向虚到虚实并举、虚实并重，从依靠政府主导调控到更重视调动多元化社会力量共同治理。
第四，目标要求不同。虽然从全国要求而言，2020年浙江发展的任务仍是要建成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但浙江先发地位决定了，它的“高水平”一定是盯牢更高的标杆——基本实现现代化。即为接近世界上最先进的发达水平而努力。因此，结合新的目标要求和浙江实际，我们提出新“12345”的战略路径构想：
“1”即一个基本要求，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浙江要“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在转型上更快一步，在发展上更进一步，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这一要求比以往更加严格、更加具象。
“2”即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两富”，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第二个目标是“两美”，共建美丽浙江、共创美好生活。“两富”和“两美”既有包含关系，又有递进关系，它的关键标志是要在高质量实现“四个翻番”基础上的永续发展，即在不加大污染，环境有改善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人均GDP的翻番和居民收入的翻番，在经济先发的浙江实现文化生态和社会和谐走在前列。这样的目标要求比以往更加全面、更具内涵。
“3”即三个“中高”。第一个“中高”是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这在新的形势下并不容易。第二个“中高”是产业发展实现“中高端”，这需要创新驱动支撑。第三个“中高”是生活水平达到“中高质”，这需要分配结构、社会结构、城乡结构趋于新的平衡，社会公平法治达到新的水平。
“4”即四个全面。全面小康社会，是未来必须实现的基本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是关键手段，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
“5”即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未来的十年，将更加注重发展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综上所述，浙江未来十年的总体目标是，在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水平上更进一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快一步。未来五年的总体目标是：转型更快一步，发展更进一步，高质量实现“四个翻一番”，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具体是：
——综合实力走在前列。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全省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分别增长7％以上和7％，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番目标。
——结构调整走在前列。基本形成服务经济主导、浙江特色突出的现代产业体系，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达57％以上，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创新驱动走在前列。自主创新体系更加完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创新资源有效集聚，创新效益大幅提升，基本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
——生活品质走在前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升，力争年均增长7％—7.5％，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城乡发展走在前列。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初步形成，功能互补、结构合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基本建成。美丽乡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建设进展顺利，区域发展格局进一步优化。
——生态质量走在前列。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初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争取建成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和美丽中国先行区。
——改革开放走在前列。要素、财税金融以及转型升级体制机制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以“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核心的政府自身改革取得显著成效。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投融资体制改革、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全面提高，深入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长江经济带分工合作，港口群竞争实力进位，国际分工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升。
三 浙江转型更快一步、发展更进一步的十大举措建议
面向202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挑战依然严峻，但机遇前所未有、方向无比清晰、战略已然确定、目标具体明确。浙江站在干在实处的新起点上，迫切需要凝聚合力、精准发力，为建成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两美浙江”、“两富浙江”的现代化浙江不断创新、不断探索。新常态下，浙江只要能适应变化，顺应规律、顺应趋势、在十个方面更进一步、更快一步，转型发展、持续发展，必将开启走在全国前列的新篇章。
（一）着力在稳增长转方式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未来一个时期，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发展方式的持续性是走在前列的根本基础。稳增长的重点是强化消费需求的基础性作用、稳固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优化对外贸易的支撑性作用；转方式的方向是加快由投资、出口拉动为主向由消费和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一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的基础性作用。人均GDP 1万美元以上，意味着居民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消费档次、消费品位、消费质量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消费进入“扩量提质”的时期，“四大转变”特征明显：（1）消费结构由生存保障型向注重发展型转变；（2）消费理念从偏重物质满足向兼顾物质与精神双满足转变；（3）消费内容从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4）消费方式和区域从本地消费向跨区消费转变，从线下消费向线下线上结合转变。因此，下一阶段浙江扩大消费的战术重点应该放在三个方面。其一，积极扩大服务性消费。未来电子产品、汽车、健康等热点领域消费持续增长，网购等新兴商业模式发展迅猛，传统的餐饮市场经过前一阶段调整后已经处于恢复状态。但更广大的空间是信息消费、旅游和文化娱乐、教育、医疗保健、养老等服务性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这需要在市场供给和市场环境上加大支持保障力度，积极完善教育、文化、健身、旅游等基础设施，健全和完善休假制度，培育新的服务性消费热点。其二，积极扩大农村消费。从消费结构来看，农村消费结构也至少滞后于城镇五年以上，城乡居民在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的支出和主要耐用品持有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这都是产业供给巨大空间。建议要以农村消费流通渠道和农村电商发展为重点，拓展农村居民收入渠道，引导各类资本加大投入，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其三，积极扩大“回流消费”。近些年，出国购买奢侈品、出国教育、海淘消费等领域商品和服务性消费快速增长，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缺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若加以引导，这部分外流消费“回流”的规模将非常可观，对于藏富于民的浙江经济而言有重要稳定作用。
二是创新稳固有效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长期过度依赖投资造成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已明显地显露出来，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的重点在于强化投资的两大特性。其一是有效性。如何让今天的投资有效，成为明天的有效产出，而不是过剩产能，这就需要和消费趋势变化相匹配。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时期，让投资有效的领域主要有：政府性投资要选择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以及轨道交通等打基础、影响大、带动力强的项目优先实施，为促进社会投资增长营造环境，提振信心。这包括天网（通信、通航、移动互联网等）、地网（公路、铁路、城际轨道、市域交通、地下管网等）、水网（港区、内陆航运网、八大水系和内河网络）、绿网（城市绿廊、乡村道路景观绿化美化等）、服务网（政务管理、城乡公共服务、社会保障） ；社会资本投资领域，则需要根据消费和产业供给变化来确定。目前来看，浙江省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制造等七大产业，丝绸、黄酒、茶叶、青瓷等一批历史经典产业传承的特色小镇，以及新能源、新消费、新金融、生态环境和城市功能提升等相关领域都应是重点，需多措并举，要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热情。其二是持续性。要让投资可持续的关键在于调动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重点应放在一步深化金融创新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优化区域投资环境。要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创新，进一步落实民间投资实施细则，打破“玻璃门”、“弹簧门”，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将更多好项目、大项目向民间投资开放。要加快“四张清单一张网”为重点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有效发挥省级产业引导基金、各级各类产业投资基金以及“浙民投”等各类社会投资基金的杠杆作用，探索设立中小企业创业引导基金，用市场化的工具和手段鼓励引导社会投资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把促进要素分配机制的公平性摆在突出位置，探索更有利于要素有效配置的市场化机制。
三是优化结构强化贸易的支撑性作用。浙江对外贸易商品加工组装配套品的贸易比重大，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产品出口比重大，进口低出口比重大，这就决定了浙江对外贸易必然是低层次、低附加值，高依附性，主导权、话语权、增殖权都不强。因此，未来时期，浙江强化贸易的支撑性作用，必须改变结构，战术路径有三条。其一，提高贸易产品品质和交易平台层级。在积极培育大型成套设备等新出口产品的同时，要认识到浙江的传统产业商品在全球依然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关键是要提高商品品质，降低渠道成本，建议重点是以义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扩围为重点，探索支持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实验区建设，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打造优质跨境电商综合平台，大力建设跨境电子商务“海外仓”，构建跨境电商的全球网络布局，以质优价廉的商品直接面对海外消费者，构筑新的出口竞争优势。其二，“走出去”加强营销渠道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紧紧抓住“一带一路”、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非合作和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等机遇，组织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和投资交流，组织参与国际重大经贸交流活动，推动浙江省优势企业和富余产能跨出国门，实施海外并购国际知名企业和海外生产基地、全球营销网络建设。其三，鼓励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和服务贸易。加大进口力度，加强杭州空港保税物流中心、宁波保税区等进口平台建设，支持企业扩大先进技术、关键装备、能源资源等的进口。积极推进服务贸易提质扩量，重点发展软件信息服务、通信研发、生物医药等特色服务外包产业。
（二）着力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浙江产业结构面临三大重大变化：一是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正加快形成；二是高端制造产业面临破题；三是以“互联网+”为主特征的产业融合趋势正在改变产业发展模式、业态和发展的规律。因此，在此背景下，浙江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以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七大万亿级产业为核心，顺应三大趋势，在结构调整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一是在产业融合发展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1）加强农业和二、三产融合，推动农业现代化。以旅游经济为龙头、以生态循环为导向，以壮大农业特色主导产业为支撑，深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构建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一、二、三产融合联动的现代农业体系。（2）加强“互联网+产业”的融合发展，积极引导传统企业应用“互联网+”，发展工业互联网、工业物联网，推动智能化制造，提升传统产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水平。把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作为重中之重，加速信息化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打造信息经济竞争力最强的省份。（3）加强生产型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加快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工业设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进工业制造服务化、智能化、柔性化、绿色化。（4）推动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立足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化发展的需求。推动服务业交叉渗透、跨界融合，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服务业的应用，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二是在服务经济发展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按照制造业转型升级、居民消费升级、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突出重点，着力发展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旅游业、商贸流通业、房地产六大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健康服务业、电子商务、科技服务业、文化创意等四大新兴服务业，构筑“6+4”服务业产业体系。同时，为促进城乡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保障和改善民生，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业。突出生产性服务业优先位置，引导制造业企业分离和外包非核心业务，加快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链相关服务产业，培育发展电子商务产业、互联网金融产业、现代物流产业和商务服务业等，形成“产品+服务”的现代产业模式，促进产业结构逐步由生产制造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顺应新型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和消费结构升级趋势，优化城市各类服务功能区布局，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健康服务业和家庭服务业，积极发展休闲旅游、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产业，带动服务产品向多元化、个性化、高端化发展，壮大一批服务业新行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在高端设备制造业发展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制造业是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先进制造和高端制造是工业强省的关键。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制定实施《浙江制造2025》，充分发挥浙江制造业“专、精、特、新”的优势，以质量为核心，加强“浙江制造”高标准体系建设，顺应智能化、绿色化、品质化发展趋势，加快向智能制造、服务制造等先进制造业方向转型，占领制造业的制高点。以15个省级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产业集群示范区、科技城为重点，明确导向，主攻绿色智能化高端制造领域，特色发展、差异发展、专精发展，继续做强船舶、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轻工产业、纺织工业、建材工业、医药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努力做大节能环保、高端装备、新材料、生命健康、智慧交通、信息制造等新兴潜力产业。
（三）着力在推动城乡协调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未来一个时期，推动新型城市化的核心是人的城市化，关键在于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对于浙江而言，省域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管理、城市人居环境和美丽乡村建设是必须走在全国前列的四大重点。
一是以做强都市圈核心为突破口优化整合城市化空间。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是推动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转型。加快建设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圈，集聚高端要素，发展高端产业，以中心城区带动周边县市一体化发展。发展壮大湖州、嘉兴、绍兴、衢州、舟山、台州、丽水等区域中心城市，完善综合服务功能，增强集聚辐射能力，加快培育成为都市圈的副中心。支持推动有条件的经济强县，引导城市专业化发展，积极培育成为都市圈的次中心。
二是以制度改革先行推进农村人口转移转化。按照“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要求，统筹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加快制定耕地保护补偿、宅基地有偿使用和有偿退出、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征地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积极争取国家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与吸纳省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政策。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宁波、嘉兴、义乌和龙港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
三是以治水治气治堵为重点改善城市人居环境。顺应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丰富城市内在品质，不断提高城市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发展水平。努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坚持“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并举治污水，“强库、固堤、扩排”并举防洪水，“强库堤、疏通道、攻强排”并举排涝水，“开源、引调、提质”并举保供水，“源头控制、再生利用”并举抓节水，全力推进“五水共治”。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大力推广清洁能源汽车，确立以公交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进一步完善由轨道交通、城市快速公交、公交、公共自行车组成的城市公交系统。加大城市快速路建设力度，优化骨干路网体系，提高城市支路网密度。加快城市交通拥堵点改造，加大道路功能提升和管理挖潜。实施循环交通组织工程，提高城市交通总体通行效率。深入推进“三改一拆”“四边三化”行动，全面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四是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优化布局，强化特色，让广大人民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继续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推进村庄生态化有机更新。建设秀美之村，强化农房设计服务，改善整体环境，精心建设一批“浙派民居”。大力培育建设中心村，引导农村人口集中居住。加快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乡村拓展延伸，促进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合理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农村居民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固体废物垃圾污染环境防治。推行垃圾分类，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四）着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充分发挥浙江生态、区位和文化优势，坚持先行先试，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导向，以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以改善环境质量为重点，以全民共建共享为基础，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推进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和生活方式绿色化，加快建设美丽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一是绘好生态生产生活一张蓝图。积极推进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环境规划“多规融合”试点，加快划定生态保护红线进程，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合理考虑城镇、村庄空间增长边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独立建设用地控制线这四条基线，强化各类规划的衔接，加紧编制市县级环境功能区划，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发展。
二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重点整治。继续在全省范围内实施以“五水共治”为核心的重大战略，实行最严格的水环境监管制度，鼓励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水环境治理。继续开展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落实能源结构优化、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业废气污染整治、城乡废气治理等各项举措，通过源头治理、综合防治，逐步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大气污染防治新机制。全面推进污水、大气环境、土壤、垃圾等生态环境各领域整治，加强重点行业和区域的污染减排，做好污水、垃圾及固废弃物的集中无害化处理，全面深入实施园区循环化改造。严格控制新增土壤污染，明确土壤环境保护优先区域，实行严格的土壤保护制度。全面开展土壤修复工程，排查并划分污染场地环境风险。强化环境应急管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强化饮用水源安全保障，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实行环境应急分级、动态和全过程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企业环境应急预案，重点强化石油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有色金属冶炼等预案的及时更新和动态管理，提高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完善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建立差异化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探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强化环境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逐步建立第三方治理模式持续发展机制。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环境监管执法机制。全面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加强舆论正面引导，切实强化公众参与，让公众在政府环保决策和评判环保工作成效拥有更大话语权。
（五）着力在社会民生建设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强化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满意导向，抓住民生支出来源、服务提供水平以及社会治理结构三个重点，主动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聚焦民生热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
一是完善民生支出长效性保障机制。建立民生领域财政支出增长长效机制，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事权支出责任。加强县级财政民生保障能力。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逐步提高县级财政在省以下财力分配中的比重，帮助困难县（市、区）弥补基本财力缺口。县级政府要综合考虑本地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科学统筹财力，合理制定预算，并强化自我约束。完善资源动员和服务供给机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逐步形成有序竞争和多元参与的机制，利用市场机制，提高服务效率。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建立非营利性公益服务机构，探索民生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和民间投资公共服务的财政资助机制。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使事业单位真正转变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和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积极引导省外浙商回归参与家乡民生服务项目建设，捐建社会公益项目。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促进志愿服务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二是健全公共服务多渠道供给机制。建立健全全民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健全一个全民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健全完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公共资源布局，加大对基层群众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完善政府购买机制，发展和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方式和政策，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质量标准体系、考核评价机制和风险评估机制，使公共服务水平稳中有升。
三是完善社会多元化治理机制。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推进专业社会机构建设，鼓励支持企业、机构、行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以及公共服务领域相关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完善现代社会治理，推进以城乡统一的身份、户籍、就业、收入、社保等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服务水平。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以社区回归实现基层群众自治，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结构与自治机制。以法治、德治保障基层社会自治，以政社互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以乡贤治理、乡约治理、以德治理等优秀传统治理经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
（六）着力在文化强省建设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面对新形势，紧紧围绕基本建成文化强省这一目标，始终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文化创新，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浙江省文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以中国梦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加强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打造“当代浙学”品牌，推进新型智库建设，培育一批在省内较有影响力的重要智库。以深入推进核心价值普及行动、优秀文化传承行动、文化礼堂推进行动、最美风尚培育行动、网络空间清朗行动、诚信建设推进行动等“六大行动”为载体，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二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合浙江实际，制定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深入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公共文化设施实行免费、错时开放。探索建立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开展公共文化“菜单式”服务。探索具有浙江特色的文化志愿服务模式。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设施建设，以农村文化礼堂为重点建设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加强规划布局，到2020年在全省建成1万个农村文化礼堂。加强文化内容建设，推进省级重大文化项目建设，推进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及市县综合非遗馆建设，在全省加快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实现省级中心镇和人口10万人以上的镇图书馆乡镇分馆全覆盖。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加大面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建设农家书屋”等力度，实施全民阅读和“书香浙江”促进工程。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进一步落实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措施办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保障特殊群体基本文化权益。积极开展面向老年人、未成年人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化建设。以实施“六大工程”为抓手，打造文艺精品。大力实施地方戏曲振兴工程、当代文学提升工程、美术书法创作工程、影视精品打造工程、基层文艺繁荣工程、文艺浙军培育工程等“六大工程”，推进艺术创新，打造“文艺浙军”。
三是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强省建设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进一步理顺党政部门与其所属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继续推进文化领域审批制度改革，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的”的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的转变、由“管脚下”向“管天下”的转变。深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试点改革，深化国有经营性单位改革。推进省级重点国有文化集团公司制股份制改造，率先在符合条件的新闻出版传媒企业试点探索“特殊管理股”制度。推进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机制改革。加快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规范市场经营行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构建现代文化市场监管体系，推进文化市场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工作，制定和修改省级层面的文化市场法律法规，健全市场监管法制化体系。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和队伍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全面落实智慧监管。
四是提高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挖掘浙江充裕文化资源，加快转化为资本资源和发展资源，努力构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推动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通过“十三五”的发展，力争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以上，成为浙江省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产业。大力打造产业发展平台（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县、重点园区和重点企业、重点培育文化小镇）、产业服务平台（建设完善文化产业人才、金融、版权、信息等服务平台）和产业交易平台（重点打造义乌文交会、中国国际动漫节、杭州文博会、温州时尚产业博览会等重要文化节展） ；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努力构建文化产业发展“一圈三带”空间布局，打造以杭州为中心辐射带动湖州、嘉兴、绍兴等周边城市的文化产业核心圈，以及宁波、舟山，温州、台州，金华、衢州和丽水等三个文化产业带；推动文化服务机制创新，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发展文化产业，巩固提升影视、出版、演艺、动漫、制造等已有五大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数字内容、创意设计、艺术品交易、文化旅游、文化会展等新五大优势产业。推动浙江文化“走出去”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和文化贸易，在更宽的渠道上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实施文化品牌提升战略，增强对外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在境外投资、营销、参展、宣传等领域开展活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七）着力在创新驱动发展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未来一个时期，科技创新将深刻影响着新一轮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核心动力，主动推进创新驱动是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未来一个时期无法回避的重要历史使命。
一是科技创新突破要“硬”。未来产业的竞争，科技创新是关键。要加强基础研究与源头创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强化基础研究前瞻引领功能。加快基础成果在相关产业转化和应用的速度。要推进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技术有突破，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海洋装备、医疗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3D增材打印、固态存储、量子通信、石墨烯等新型材料等新技术发展，合力攻关，提升科技核心竞争力；要积极推进“四换三名”工程和两化深度融合，促进重点产业技术升级。加快推进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加快农业农村技术创新，在农业新品种选育、农业机械、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安全等方面获取并推广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突出智慧物流、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数字文化、电子商务等领域，大力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推动高技术服务业科技创新。要针对民生需求，积极推进科技惠及民生。重点在人口健康、公共安全、资源保护、环境生态、新型城镇建设等重大民生科技领域的研究应用有所突破。
二是创新体制环境要“优”。推进浙江科技大市场建设，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电子商务技术，改造提升现有浙江网上技术市场。完善技术中介服务体系，形成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创新服务链。优化成果交易转化要素配置，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快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提升科技开放与合作水平，推广省校合作和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建设的经验，依托青山湖科技城、青山湖未来科技城等创新基地，加快新型科研机构建设。加强军民科技合作，实现军民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完善政府间双边科技合作机制。巩固和深化政府间科技合作，拓展合作领域，形成层次合理、重点突出的科技合作新格局。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提高科研活动国际化程度。鼓励有实力的民营科技企业赴国外设立研发机构，设立双向互动的国际科技园或孵化器。鼓励跨国公司、央企在浙设立研发机构。加大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力度，全面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计划管理制度改革，深化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改革，建立省市县联动的科技管理机制。
三是创新平台载体要“实”。推进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高新园区扩容提质，探索创新信息经济、健康、节能环保、科技金融、高端装备等各类新型特色小镇，重点加快形成以杭州创新走廊为龙头，以杭州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嘉兴科技城、舟山海洋科学城以及温州、金华等有条件的中心城市新设立的科技创新平台“多点”为关键支撑，以孵化器、加速器、众创空间等各类创新载体为重要补充，面向多层次、多类型创新需求的区域创新体系，打造创业基地、创新基地、产业基地联动发展、有效衔接的创新发展链条。
四是集聚创新人才要“高”。加快形成高层次创新人才集聚机制，整合国家和省“千人计划”、“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百千万科技创新人才工程”“钱江人才计划”“青年科学家培养计划”，突出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建设，建设符合全省产业发展导向、创新路径清晰、创业成果显著、预期效益明确的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造就一批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重视企业家队伍建设，支持一批新生代企业家加快成长。依托创新平台、产业联盟、创业基地等培养和造就大批研发人才、产业化人才、投融资人才、管理人才、商业模式创新人才。招募和聘请海外离退休科学家、工程师来浙江省开展技术咨询与服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八）着力在重大体制改革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前进中的突出问题的关键手段。浙江经济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并继续走在前列，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尤为关键。除了全国顶层设计推进的改革和已经部署推进的国家战略之外，对于浙江而言，有效利用政府有为之手，推动三个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改革突破，既对全国具有示范作用，也对浙江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
一是基本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村和民资的产权保护关系浙江未来，对全国亦具有标杆意义。其一，以知识产权保护改革推进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面深化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全力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改革，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机制，加大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其二，以农村产权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的要求，统筹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农民财产权利的资本化、城乡要素配置的市场化为导向，全面实施农民持股计划，采取集体资产量化、农民合作社扩员扩股、集体物业经济参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等方式，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推动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其三，以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推进激活民企转型发展的活力。在区分国企功能分类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推进国有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地受到法律保护，实现各类企业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为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二是要素市场化改革。以亩均产出、亩均税收、单位能耗、单位排放等指标为调控指标，形成以“亩产论英雄、节能论英雄、节水论英雄、环境论英雄、科技创新论英雄、综合效益论英雄”的资源要素配置机制。重点做好“四个深化”，①深化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建设。建立土地、排污、用能等要素资源供给的多层次市场，推行跨区域交易。②深化工业用地土地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改革以往按行政区域“切块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分配方式，建立存量土地盘活、消化批而未供土地、土地产出效益等集约指标和计划指标分配挂钩制度。③深化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排污权交易指标，探索将氮氧化物、碳排污权等纳入交易范围，建立排污权交易二级市场，促进排污权指标拍卖、租赁等市场化运作。④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电价、水价、气价阶梯价格政策，扩大差别化电价和惩罚性电价实施范围，全面建立城市居民阶梯水价和非居民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三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金融支持实体发展的重要作用，重点是：①增机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自担风险民营银行，探索设立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②转方式。扩大债券融资、股权融资比重，探索资产证券化、市政债等融资方式。创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鼓励发展股权投资、风险投资，推动各类企业上市和挂牌。积极延伸推广温州、义乌、丽水等金融改革试点经验。利用好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依法放开经营性领域开发建设和经营市场，以公共私营合作制（PPP）、股权合作等方式，建立投资、补贴与价格的协同机制，推动准经营性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适应国家开放战略，扩大货币兑换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试点。③强服务。探索政府设立或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再担保公司，为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化信贷供给机制，在信贷规模、贷款利率、产品服务、信用评级等方面实施差别化政策。
四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以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政府转变的核心突破口，推进“收入一个笼子、预算一个盘子、支出一个口子”公共财政管理改革。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改进预算管理，全面细化预算编制。完善政府性债务管理体系，将政府性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并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推进省属非经营性国资管理体制改革。
（九）着力在开放合作发展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国家新一轮全方位的开放是未来时期浙江发展的重大机遇和挑战。浙江既有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也有“走出去”“引进来”实现产能国际合作、跨区域发展统筹的实力和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尤为重要。
一是在打造对外开放高能级战略平台上下功夫。以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为主体，以资本为纽带，实质性推动宁波—舟山港一体化，实现宁波—舟山港港航管理、投资建设、港口运营一体化，统一整合运营全省五大港口宁波港、舟山港、嘉兴港、台州港、温州港。加快推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着力建设世界第一大现代化枢纽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储备交易基地、国际一流的现代海事航运服务基地和高效便捷的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支持宁波发起设立国际港口城市联盟，在沿海、沿江和“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城市开展合作，围绕宁波—舟山港打造港口经济圈，支持宁波—舟山港共同申报国家第三批自贸区。加快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
二是在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创新上下功夫。全面实施“4+6”国家战略举措。联动推进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促进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嘉兴港、温州港、台州港、义乌无水港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制订浙江加快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行动方案，完善支持浙江本土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体系，推动浙江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多领域、深层次、全方位的经贸合作和交流，促进浙江企业总部、研发、营销、制造等职能形成国际布局。全面推进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加快杭州、宁波、金华、舟山跨境电子商务试点城市建设，鼓励和引导企业建立“海外仓”，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跨境支付、物流等支撑系统。建立健全相关服务支撑体系，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支持企业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完善浙江产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布局。
三是在加快完善跨省域区域合作体制上下功夫。全面加强对接上海自贸区，完善大小洋山开发机制，积极争取上海自贸区政策向小洋山北侧陆域延伸，加强大洋山作业区投资机会研究，制订合理的浙沪合作方案。创建浙、皖、闽、赣四省边界国家级生态旅游实验区，按照“打破市界、整合资源，突出特色、错位发展，国际标准、高效务实”的要求，加快构建“一圈三片五组十线”的总体旅游发展格局，牵头组织开展总体规划编制，争取上报为国家战略，打造国家东部生态屏障、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山区生态富民示范区、多省合作交流机制创新示范区。研究探索合作共建新疆国际陆港，创造争取设立综合保税区，将义乌铁路纳入国家“十三五”口岸发展规划，主动与新疆探讨共建国际陆港的可行性，加强与义乌国际陆港的互动，增强浙江服务陆上丝路战略能力。
（十）着力在法治治理建设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
法治治理是衡量一个地区现代化治理体系完备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巩固改革创新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未来一个时期，要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以建立法治政府为突破口，加快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构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一是营造良好法治意识和氛围。切实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完善学法制度，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将依法履职情况和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情况作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纳入实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普遍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现全省市县乡三级政府法律顾问全覆盖。引导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增强公民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扎实做好国家宪法日教育活动，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夯实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
二是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围绕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全面深化“四张清单一张网”建设。建立权力清单动态调整机制，调整和优化投资负面清单，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大幅度推进专项资金的实质性整合，全面落实法定工作责任。加强行政审批事项动态管理，探索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动态目录制，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积极稳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配备。完善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创新和完善政府管理服务方式，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一律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加强监督指导。推动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创新公共服务模式，积极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加快浙江政务服务网建设，加快权力事项集中进驻、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数据资源集中共享，形成省市县统一架构、多级联动的在线“智慧政府”。围绕权责统一权威高效，进一步健全依法行政工作机制，健全科学民主的政府立法机制，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推进基层依法治理机制，强化依法行政的工作推进机制。围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健全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主体，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强化执法的法定职责，重点围绕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安全生产、文化旅游、资源环境、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城乡建设、海洋渔业等领域，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能力。
三是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健全对行政权的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健全行政监督体制机制，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与制衡。强化审计监督，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提升监督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制度，创新政务公开方式，重点公开征地拆迁、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公共资源配置信息，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信息，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就业等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信息的公开。全面推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及责任倒查机制。
[1]作者系本课组，执笔潘毅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