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背景分析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外部困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内在进行深入的斗争。党被各种矛盾分散了力量。
布哈林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打破了旧世界的漫漫长夜，向全世界宣告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使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由于触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内外都面临着众多复杂的挑战和严峻的考验，国内的社会情势极端复杂、“难题成堆”，“外部困难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我们的对手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同我们作斗争，我们的对手还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同我们作斗争。”[2]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
§第一节 国际背景
我们的对手用各种各样的武器同我们作斗争，我们的对手还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同我们作斗争。
布哈林
一 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敌视和封锁
苏维埃俄国自建立之日起就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包围和封锁之中，受到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暴露出日益增长的内部腐朽的症状，虽然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寄生倾向，但是在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里，特别是在最近时期内，强大的生产力毕竟在发展，技术在成长”[3]。西方世界那些经济和军事强势的帝国主义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施行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遏制打击的政策。它们在外交上不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对苏维埃俄国进行封锁，在舆论上散布苏维埃俄国“破产、失败”论，“对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革命进行无穷无尽的谴责”，[4]在军事上悍然入侵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从1918年3月起，英、法、日等14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从四面八方对苏俄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占领了苏俄四分之三的土地，形成了对苏维埃新生政权的包围圈，很多苏俄管制的重要城市被截断了石油、煤炭和粮食的供应，城乡饥荒和瘟疫严重。
在俄共（布）的坚强领导下，苏俄人民不得不用红色武装镇压白色恐怖，进行了顽强不屈、艰苦卓绝的英勇抗争，于1920年扑灭了燃烧的战火，把帝国主义驱除出境。代价是悲壮的，在反对白卫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残酷战争中，在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过程中，至少有1300万人悲壮牺牲。[5]
此后，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许多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承认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苏联进行了经贸往来，但他们依然对苏联怀有敌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对苏联进行不同程度的封锁和压制，使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列强“进行财政封锁的企图和迁延性的军事危险”中。[6]例如，在有苏联代表出席的战后第一批国际会议——热那亚、海牙、洛桑会议上，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显示出浓厚的敌意。1917—1933年，美国一直拒绝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在20世纪的整个20年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仍然保持白卫的武装力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从国外派遣人数众多的匪帮和恐怖小组袭击苏联，谋杀苏联的全权代表沃罗夫斯基、沃伊柯夫。帝国主义国家组织规模庞大的反苏宣传，发出各种各样的最后通牒和恶意挑衅，直到1929年的中东铁路军事冲突。[7]
二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
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许多国家受其鼓舞相继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此同时，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也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1918年芬兰爆发革命，1月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宣告成立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同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成立了苏维埃政权。”[8]那一时期，包括列宁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抱着极其乐观的态度，认为世界资本主义面临着总危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认为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欧洲很快就会成为共产主义的欧洲。[9]
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战后经济复兴的局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帝国主义的镇压、社会党人的背叛、共产党人的错误，逐渐进入低潮，世界革命的前景没有像当时苏俄领导人预想的那样乐观。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镇压，工人运动开始进入缓慢而艰难的低潮，几近平息。“1920年秋，意大利无产阶级占领工厂的运动遭到失败； 1921年德国三月事件遭到挫折；英国矿工的斗争也以失败告终”。[10]孤立无援的苏俄布尔什维克盼望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没有胜利，也得不到欧洲无产阶级的及时支援，到1923年，俄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颠覆苏维埃俄国政权企图的落空，世界上开始出现社会主义苏俄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种对立的力量在矛盾中共存的局面，“呈现一种本质上对立却又不能不和平共处的关系”[11]。
§第二节 国内背景
一个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年青的阶级，不可能想象到它必须经历的道路上的全部复杂情况。
布哈林
一 未能实施的建设计划
伴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苏俄社会主义在成堆的难题中独自艰难地探索前行。“我们是孤立无援的。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得不到任何借款”。[12]如何在基础落后、孤立无援的苏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被列入苏俄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议事日程。1918年初，列宁拟订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苏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1918 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设想。但是，由于外国武装力量的强悍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频繁叛乱，这一计划未能实施。对此，布哈林后来总结说：“在俄国，我们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开始的，而是从所谓新经济政策开始的。以后出现了武装干涉，阶级斗争激烈尖锐化，具有国内战争的形式，于是出现了‘战时共产主义’，以后又回到了新经济政策。”[13]
在这一未能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苏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中，列宁提出了如下思想：
第一，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就应该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把“组织对俄国的管理”作为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任务。列宁强调：“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已经夺取了俄国——为了穷人，为了劳动者，从富人手里，从剥削者手里夺回了俄国。现在我们应当管理俄国。”[14]
第二，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计算、统计和监督，是解决当时苏俄社会经济困难的紧急措施，是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站”，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尝试。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特征的论述，社会主义是由许多生产和消费公社所构成的体系，没有货币和市场，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社会通过统计和监督掌控全部生产和分配。列宁认为，建立在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和产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只有按照统一的计划对生产、分配和消费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有计划的调节，才能消除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带来的种种弊端，才能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他提出，小生产“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面计算和监督”[15]，统计和监督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站，没有这一站，就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则，“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继续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16]。
第三，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17]
这一时期，列宁还提出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间站的思想。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强调必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明确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入口的理论。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明确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18]1918年5月，他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站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在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19]这表明，列宁想要在苏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站走向社会主义。但后来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没有得以实现。
简言之，列宁在1918年春制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这个初步规划的总体思路是：尽快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工业实行国有化，农业实行集体化，在全国建立无所不包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体系，逐步用有计划的分配来代替商贸，以便实现列宁当时所构想的那种实现劳动和报酬平等的“大工厂”“大辛迪加”式的社会主义。这一思路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它主张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同时进行，不是把恢复和发展大工业建立在适应小农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恢复和发展大工业的同时，排斥和消灭小农经济和小生产。其二，它力图通过限制并逐步消灭商品、货币和贸易的办法，直接建立起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统一的生产和分配体系。列宁这时提出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其目的是为了在全国建立计算和监督体系、建立消费分配网，即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是为了逐步排挤并最终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
但是，自1917年底到1920年初，外国敌对势力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叛乱连续不断。布哈林指出，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连绵不断，极端激烈。捷克兵团和高尔察克发动叛乱。阴谋与暴动四起。白色恐怖猖獗”[20]。除了骇人听闻的经济破坏，农业减产，“外国资本家也起来反对我们，他们迫不及待地帮助俄国资产阶级。许多强国的资产阶级用一切手段——既有军事政治的，也有财政的——支持我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武装力量。我们的苏维埃国家曾不止一次被战火所包围，被敌人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那时苏维埃共和国统共只剩下几个受敌人进攻部队紧紧逼迫的省份了，彼得格勒处于直接的威胁之下，曾不止一次地在好几个月之内被截断了石油、煤炭和粮食的供应。在整整几年当中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四面八方被包围的要塞里，在这里已经开始出现饥荒和瘟疫”[21]。
为了保护和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苏俄不得不和国内外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列宁在1918年初提出的上述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步设想并没有得到实施。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成果，苏维埃俄国很快建立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进行了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种种尝试。
二 战争带来的严酷困境
苏俄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暴风骤雨般的英雄时代”[22]，在俄共（布）党的领导下，群众运动高潮迭起，革命热情如火如荼，于1920年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国内战争的结束虽然解除了军事危机，但长期累积的经济危机却难以消解，沉重的创伤也难以快速医治。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文化的落后性更显突出，农民陷于破产和贫困之中，到处是“贫困和愚昧的汪洋大海”。
由于连年的战争（ 1914—1918年为期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1918—1920年为期3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维埃俄国的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处于崩溃的边缘：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问题极端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大约有40％的工人、农民被强制入伍，许多工厂惨然倒闭，大片的农田无人耕种，交通运输极度紊乱，物价飞涨、食物奇缺，广大民众处于忍饥挨饿的状态。大量工人逃往乡下糊口谋生。国内战争使俄国在经济上几乎倒退到几十年前的水平。在农业方面，全国总播种面积急剧减少、牲畜总头数几乎减少40％、农业的总产量大幅度锐减，1920年的粮食总产量仅占1913年的一半。工业破坏严重，工业产值大幅度下降。由于缺少粮食、原料和能源，加之许多铁路和桥梁被破坏，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到了难以开工的地步。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20年大工业产值比战前几乎减少6/7。1920年煤炭产量为870万吨，比战前减少2/3，只相当于1898年的水平；生铁冶炼量为11. 6万吨，比1863年减少1/ 2，等于1913年的2. 4％；钢的冶炼完全陷于停顿，金属生产十分落后。轻工业方面，1920年纺织品产量为1亿1千万公尺，每人平均不到1公尺，棉织品产量只相当于1857年的水平；火柴的产量仅为1913年的16％。[23]
布哈林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困境：
在城市里多数工厂停了工，优秀的工人上前线打仗去了，城市里没有燃料，没有原料，没有粮食。大工厂不开工，商店空空如也，城市迅速消失，人们为了寻求一块面包由城市跑到遥远的农村去，以便更加接近土地，以便好歹挨过光阴，以便在什么地方弄到一块面包或一袋马铃薯。可以说，一切城市都已“四分五裂”，都靠乞讨度日，城市的人都已流离四散，遍及全国。
苏维埃纸币越来越贬值，人们成俄磅地携带它们，就象携带着一堆堆废纸一样。国库就靠这些可怜的苏维埃纸币来维系。当时的经济和国库已经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24]
那时，我们掌握的工厂不开工，我们发行的大量货币是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任何价值的纸片，我们的银行只剩下它们的建筑物，铁路不通车，大企业不具备进行生产的最必要的条件（没有原料，没有燃料，甚至不能供给挨饿的工人以面包）。[25]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战争环境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俄迫使无产阶级采取的政策，它适应了战争条件下对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的需要，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但它作为一种经济改造政策却严重脱离了苏俄的国情，日益强化的余粮收集制引起农民对革命政权的严重不满。尽管国家要求农民扩大粮食的耕种面积，但是由于对余粮收集制有抵触情绪，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既不愿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也不愿加强粮食生产的田间管理，以致粮食产量锐减，城乡到处缺少粮食。由于“当时不得不极其坚决地把所必需的一切统统收集起来，这种沉重的负担曾不止一次两次地使得某些农民阶层发生了动摇。这些农民阶层由于不堪忍受这种沉重负担，而又不理解作出巨大牺牲的必要性”[26]，农民频繁发生骚动。加之实行了封闭的、堵塞的商品流转制，没有市场，没有贸易，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交换渠道完全中断，这更加剧了粮食危机。
1920年战争结束后，由于燃料极端缺乏，工厂停工，铁路行驶车辆减少，苏俄国内的面包、脂油、肉类、食盐、衣服、鞋帽、火柴、柴油等生活必需品严重不足。在战争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忍受物品的缺乏，但是进入相对和平的建设时期后，人们感到越来越不能忍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农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到1921年春天，苏俄西伯利亚、乌克兰、顿河等地普遍发生了农民暴动。农民的不满也牵动着工人和士兵，致使城市出现工人怠工、旷工和罢工等抗议行动。在反革命分子的煽动下，1921年2月28日爆发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表明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招致了同样严重的政治危机，苏俄国内存在的不满情绪已经到了危及革命政权的程度。
三 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
列宁是积极探索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先驱，他尊重现实，尊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国内战争结束后，面对农民在战争结束后对苏维埃政权态度的转变，列宁开始认真审视、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探寻农民在战争结束后对苏维埃政权态度转变的原因。“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这种解决城市建设任务的直接的共产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27]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负面作用的教训后，列宁及时转变战略思想，提出取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而实施农民能够接受的、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经济政策”。
1921年3月16日，俄共（布）十大一致通过了列宁所做的《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报告并形成决议，颁布《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和原料征集制》的法令。这是苏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苏俄开始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尝试：通过推行新经济政策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第一，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取消作为国家收购粮食、原料和饲料办法的余粮征集制，实行税额低于余粮征集制税额的实物税；作为土地耕种者的农民，可以全权处理支配、自由周转自己在完成纳税义务以后剩余的全部粮食、原料和饲料，有权发展小私有经济。列宁认为，“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一个政党堵塞或者禁止这种发展，就是干蠢事，就是自杀，列宁同时认为，这种周转和交换的后果必然是小私有制经济的发展，而小私有经济的发展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无可争议的真理”。[28]
第二，必须利用商品和货币关系。刚刚实施粮食税政策时，苏维埃政府所规定的农民对纳税后剩余产品可以自主支配的范围程度是有限的，基本是属于产品交换的范畴。也就是说，农民用纳税后剩下的余粮进行的商品交换，是不通过市场和贸易的方式，而是通过国家粮食机关和合作社进行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然而，这种商品交换经过七八个月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表明这种排除货币和市场关系的商品交换是行不通的。列宁因此指出：“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边，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到，现在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29]这里所说的“国家调节和货币流通”是指国家允许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流通领域中进行自由贸易，允许私人的商业资本活动，国家只对这种贸易进行必要调节，以达到由国家监督的目的。可见，列宁认识到国家调节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小生产经济相结合的有效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从取消商品货币到利用商品货币的转变，表明列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和苏俄经济发展的现状。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提出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创新，表现了他可贵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
第三，必须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他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入口的理论。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革命实践中发展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想要在俄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站走向社会主义。但后来由于国内战争的爆发，这一思想没有得以实现。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更加明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阐明了苏俄可能采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租让制、租借制、合作制和代购代销。当时，在苏俄普遍采用的是租让制和合作制。租让制是苏维埃政权同国内外资本家缔结的一种合同。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要发展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业生产，发展大生产反对小生产，利用先进生产反对落后生产，加强由国家调节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从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最短的期间增加产品的数量。列宁认为，合作制可以把许多分散的小业主联合起来，在苏维埃制度下，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会使小农经济发展起来，并且有利于吸引广大人民群众脱离旧的生产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列宁根据苏俄实际，探索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从而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四 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扩展和曲折行进
1921年3月，新经济政策在苏俄提出后，逐步进入宣传和推广阶段。在这一过程中，1922年3月至1924年，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继续深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成果。这些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扩展的成果和1921年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一起，构成了广义上的“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在苏联高端领导层的论争中曲折前行，直至1929年被废止。
1922年3月至1924年，列宁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做出深化和扩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发展现代大工业，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在稳固后必须坚决地、迅速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物质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30]因为现代化大工业不仅是实现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推动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力量。因此，没有大工业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核心，是列宁思想区别于一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一切农业社会主义的基础。列宁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贯强调只有创造出较多的劳动生产率才是新社会制度胜利的保证，社会主义只有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堵塞产生资本主义的各种渠道。列宁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更高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没有现代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是无从谈起的。仅靠先进的政治制度，建立在落后生产力水平上的社会主义不能战胜资本主义的进攻。资本主义依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了大量财富。社会主义要取代和战胜资本主义，除了发展更新、更高的科学技术，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别无他途。列宁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31]这里所说的经济条件，是指建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所说的政治条件，是指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以后，就要及时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和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否则，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的目标任务。基于此，列宁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说明，共产主义必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表明列宁充分肯定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实现共产主义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二，通过合作社建成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广泛存在着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一种小生产经济，本身是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时被视为“还不断产生资本主义”的自发经济。因此，如何吸引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苏俄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列宁思考的重要问题。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广大农民不愿意立即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1923年初，列宁提出通过农民容易接受的合作社这种形式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认为，由于合作社可以实现“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32]，因此，在政治上，合作社可解决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对农民领导的问题；在经济上，合作社可解决把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起来的问题；在组织形式方面，合作社可以解决过去许多社会主义者没有解决的如何把小生产的个人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难题。基于此，列宁提出，合作社是组织千百万小生产者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好形式，是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引导小农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最佳途径。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33]由于合作社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工人国家的，因此，这种集体企业就同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强调，新经济政策下的合作社就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列宁提倡创办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如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等，然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4]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列宁对“合作制”的看法根本改变了。1917—1918年和1921年初，列宁曾多次著文谈论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国家资本主义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的阶梯。列宁同时认为，在苏维埃制度下，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它可以把许多分散的小业主联合起来，便于国家监督和订立合同。而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强调文明的合作社制度就等于社会主义。可以说，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制看作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两个入口，从而改变了他在十月革命前直至新经济政策初期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入口的看法。二是指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根本改变了。过去是指望运用政权的力量消灭剥削制度，消灭商品货币，用直接过渡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现在是把重心放在经济文化建设上，通过若干中间环节，以迂回的和平改造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
第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有充分的民主，这是列宁的一贯思想。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劳动人民打碎了旧的军事管理机器，建立起苏维埃国家政权。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新型的无产阶级政权，但是由于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残余的影响，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中，仍然存在着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拖拖拉拉，甚至压制民主、贪污腐化等旧思想和旧风气，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对此，列宁强调，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国家机关。他警示说，如果不改善国家机关，那么很可能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之前就灭亡了。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关键和基本要求是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使每一个苏维埃公民能够名副其实地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官僚主义等腐败的东西。列宁指出：“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35]列宁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他特别强调指出，在一个农民的又是大伤了元气的国家中，同官僚主义做斗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坚持不懈地进行这种斗争。
在列宁看来，苏维埃国家机关里之所以产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散漫性的小生产和萎靡状态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计划管理体制。因此，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和《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中提出了许多改革国家机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发动群众参加管理、监督、改造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从普通工人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监察委员；改组和加强工农检查院，吸收最下层的工人党员参加中央委员会；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立法的性质；吸收优秀的专家参与决策；改革干部制度，要求国家干部必须接受上级机关的考试、检查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求干部通过学习提高综合素质，提高运用科学知识和管理知识的水平。
第四，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新的条件下，布尔什维克党应该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完成历史使命？对此，列宁提出如下党建思想：其一，坚持集体领导与政党领袖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集体领导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最高原则，只有实行集体领导，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才能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同时应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的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贯彻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绝不能把集体领导的机关变成空谈的场所，“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实行集体管理都必须极严格地——并规定每个人对明确划定的工作所负的个人责任。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36]。其二，正确处理执政党同群众的关系。共产党应该是真正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党，并善于领导群众的党。列宁指出，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37]。他严厉地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骄傲自满、不负责任等脱离群众的现象。其三，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进行严格的监督。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由受党的培养最多、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最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38]。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团结、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的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现象做斗争。为进一步改善党的监督制度，1923年1月，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提出，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列宁认为，这种结合一方面可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另一方面还可以使中央委员会更紧密地联系群众，使它的工作更有条理，而且，“中央委员会里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会减少，从而分裂的危险也会减少”[39]。
第五，利用优秀文化遗产服务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也为继承和发扬过去的优秀文化遗产创造了条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脱离过去时代的文化凭空创造出来，必须吸收和改造利用包括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在内的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优秀文化成果，利用它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服务。列宁对当时国内存在的那种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抛弃一切以往的文化，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错误观点进行了驳斥，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文化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要研究、要创新，要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为此，一方面，苏维埃俄国必须吸收外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列宁用一个公式予以说明：“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40]另一方面，必须吸收和团结国内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作用。列宁明确指出：“如果认为我们只用清白的共产党人的双手，不要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就能建成共产主义，那是一种幼稚的想法。”[41]
第六，加强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大力进行文化建设。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出各行各业有足够数量的高度熟练的专门人才。这对于原来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苏俄来说，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列宁指出：“在实际上，使被剥削的劳动者能够真正享受文化、文明和民主的福利。这正是苏维埃政权一项最重要的工作，而且今后应当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42]为此，列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一是论述了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建设是发展文化事业的物质基础，而文化建设是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证和条件，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对于经济建设事业，文化建设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不可缺少的事业。列宁因此指出：“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43]二是论述了文化建设与政治变革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建设在苏俄的进程。当时，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和一些教条主义者，都认为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想要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是不可能成功的。列宁对此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论证了苏维埃俄国由于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和革命的某些特殊性，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道理。他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44]因为世界历史发展虽然是有规律性的，但这“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45]。这表明，列宁对苏俄后于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是明确的，并没有因为取得了政治革命的成功而忽视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三是论述了在落后的苏维埃俄国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改变苏维埃俄国文化落后的状况，必须坚决扫除文盲。文盲的大量存在是沙皇政府留给无产阶级的沉重负担，也是苏维埃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严重障碍。列宁针对苏俄文盲半文盲占全国人口比例较高的现实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46]四是论述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列宁一向强调，要大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提倡践行共产主义道德，不能因为实行新经济政策，经济上允许贸易自由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放弃或放松这方面的要求。“应当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47]在这里，列宁强调了在社会主义时期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向广大青年进行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共青团员应当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朝着共产主义迈进。[48]
上述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指导了当时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这些珍贵的理论思考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其宝贵的丰富和发展。
列宁逝世后，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理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苏俄领导高层内出现不同派别，围绕是否坚持新经济政策、如何对待农民问题、如何处理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展开多次论战，未能形成统一的意志。这种状况直至1929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成为苏联国家建设中的权威统治思想后才消失。在1924—1927年、1928—1929年的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向的多次论争中，比较重大的包括：斯大林、布哈林同托洛茨基主义的论争，斯大林、布哈林同新反对派的论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论争。在这些论争过程中，布哈林坚决地捍卫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列宁在逝世前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认为这些基本原则和思想观点是从苏联是落后的农民国家这一国情出发的，是应该落实的“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模式”[49]。也正是在论战过程中，布哈林深刻阐述并丰富发展了新经济政策，逐渐形成了具有“布哈林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1929年新经济政策被取消。
[1]《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7页。
[2]同上书，第241页。
[3]参见《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6页。
[4]参见《论布哈林和布哈林思想（译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6页。
[5]郑异凡、殷叙彝主编：《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6]《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页。
[7]郑异凡、殷叙彝主编：《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8]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321页。
[9]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10]同上。
[11]顾海良主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1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1页。
[13]《布哈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
[14]《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7页。
[15]同上书，第527页。
[16]同上书，第487页。
[17]同上书，第490页。
[1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19]同上书，第521页。
[20]《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9页。
[21]《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22]《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23]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24]《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0—391页。
[25]同上书，第433页。
[26]《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5页。
[27]《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2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504页。
[2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3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2页。
[3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页。
[32]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3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1页。
[3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3页。
[3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36]《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2页。
[3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38]《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88页。
[39]《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2页。
[40]《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4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8—129页。
[4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4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4页。
[4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7页。
[45]同上书，第776页。
[46]《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
[47]同上书，第302—303页。
[48]参见徐艳玲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88页。
[49]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