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研究目的及意义
近代以来，在世人的心目中，“社会主义”就是一种美好社会的象征。正是源于那份对美好社会的深切向往和不懈追求，几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勇敢探索，跋涉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实践之程。但是，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给出的是各自不同的答案，演奏出的是各自不同的乐章，描绘出的是各自不同的图画。其中既有大量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知灼见，也有囿于时代条件局限而产生的荒谬言行。尽管瑕瑜互见，却折射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无限艰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历经如磐风雨，科学社会主义的光辉在西方遭到遮蔽。“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稳健、凯歌高奏，其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中华儿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引下，为振兴祖国一直拼搏奋斗、开拓创新，同时，中国对世界各国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探索成果的借鉴吸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这其中，就包含着苏联20世纪20—30年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以下简称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我国研究苏联历史的专家郑异凡曾对布哈林写有一段详尽的介绍：“布哈林是列宁以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多的几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之一，他的著述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学、新闻学等多个领域，在这些方面他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先于列宁对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独创的见解。他首先对过渡时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过渡时期经济学》。他在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情况下，挤时间编写了体系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他的著名的平衡论，其中闪耀着10多年以后才为世人所知的系统论思想。为理论宣传的需要，他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撰写了解释俄共（布）新纲领的《共产主义ABC》。他在同斯大林争论中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还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当法西斯在欧洲露头的时候，布哈林立即敏感地觉察到它的危险性，此后不断地予以揭露和谴责。他在‘自己的’监狱里给我们留下的《哲学短篇集》，更是值得后人仔细研究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遗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布哈林是列宁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不研究布哈林的理论遗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将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缺了布哈林的名字就会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探索尤其值得我们注意。”[1]
布哈林，苏俄早期积极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之一。尽管有过曲折反复，犯过一些错误，也曾被污水泼身，但瑕不掩瑜，布哈林在苏联“难题成堆的时代”（ 20世纪20—30年代）为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出的不懈努力，足以证明他是一位坚持真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富于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位学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列宁），是“创造性地接受《资本论》作者遗产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他“使马克思主义一系列老论点更明确了，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研究”。[2]
在列宁去世后，对于“在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不久、脱胎于落后基础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极端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究竟应该如何从苏联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探索一条更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布哈林提出了很多令后人称道的开创性、系统性见解，反映出他对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如何建设的深刻认识，为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借鉴，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诸多有益的启迪。当然，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交织着渴望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与艰难处置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困扰。由于历史原因和诸多因素的制约，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具有诸多错误、缺陷和不足之处，特别是他经常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和分析问题，很少虑及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因素，不免陷入形而上学和政治幼稚的泥潭。
在布哈林的众多论著中，存在着大量与我们目前正在思考和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相关的东西。如何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客观审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其做出实事求是的评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提供镜鉴作用，是笔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来，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本书在写作中关注的重点。布哈林曾提出：“精心思考，该作怎样的结论就作怎样的结论。”本书正是遵循布哈林的这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同他的理论和实践，同他当时所处的苏联历史条件结合起来，进行客观的研究和分析，尽可能避免夸大和苛求，努力探寻布哈林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具有哪些合理因素，在当时和现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分析思考其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及错误，同时发掘这些局限性及错误出现的原因。
恩格斯在1874年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3]本书从整体视角出发，以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思想为切入点，系统探究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对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总结。笔者希望学以致用，在以史为鉴、系统研究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过程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从中汲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经验和元素、避免其中的偏差和错误，探寻如何尽可能理性而智慧地缩短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之间的距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研究历史终究是为了服务现实。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兴衰成败已经证明：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一项必须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征程。笔者在文中阐述了自己对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认识，希望能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是，由于笔者对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历史研究远未透彻，因此，要完全做到以历史的、理性的眼光，以辩证的、科学的尺度正确审视和辨析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的具体观点，对其做出十分客观、恰当的评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史为鉴，使人明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犹如一面历史之镜，折射出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今天，我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有清醒的认识，重视直接利用苏联“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避免和改正苏联“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正如1874年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工人运动时指出的：“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4]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的研究概况
中国对布哈林的了解，开始于1926年新青年社出版的《共产主义ABC》，它是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编著了这本在中国革命史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著作。出于革命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的下半期和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掀起了一个出版和研究布哈林的高潮。1929—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上海泰东图书局、上海现代书局、北平东亚书局、上海水沫书店等书店陆续翻译介绍了布哈林的主要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食利者政治经济学》《过渡时期经济学》《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和《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等。在这些翻译著作的后语中，很多翻译人员对布哈林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同一时期，我国的很多报刊上发表了布哈林的部分著作和发言报告，结合当时苏联联共（布）党内的斗争情况，有些报刊发表了多篇对布哈林的思想观点进行评价分析的文章，它们大都属于新闻述评性质的文章。1938 年3月，苏联对布哈林等人举行了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中国各报对这一审讯做了广泛的报道。在布哈林被苏联当局定为“人民公敌”以后的40年间，布哈林的著作没有在我国出版过。在这一阶段，布哈林在我国国内的报刊论著中或被描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被称为“外国间谍”，这种状况在1959—1976年最为明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学界对布哈林的研究出现了两次高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的推动因素是由于人们思想的解放而引发的对历史的反思；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末，其主要推动因素是1988年苏联为布哈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21世纪以来，学界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在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政治建设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上。学者们从多个层面、多个视角对布哈林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价，取得了很多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理论成果。现对其中的代表性观点和权威性成果进行梳理。
1.关于布哈林的政治思想
（ 1）关于布哈林的国家观点。学者郑异凡认为，布哈林提出在革命过程中“炸毁”的是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否定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 2）关于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学者郑异凡认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的总趋势，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布哈林正确地指出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再是工作重心，阶级斗争在“一定时期的尖锐化”过程中逐步缓和，最终消亡。
（ 3）关于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理论。赞同布哈林“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郑异凡、张镇强认为，布哈林的“长入社会主义”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利用国家杠杆改变经济关系，其实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主要通过经济斗争达到彻底消灭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走的是一条和平、渐进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周耀明则认为，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 4）关于布哈林的社会主义观。学者林莹、国平等认为，布哈林把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进入共产主义这段时期分为三个阶段：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共产主义时期，又把社会主义分为“落后的”和“真正完全的”两个阶段。学者苏戎安、梁承碧分析了布哈林的“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布哈林“通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理论基础是“平衡论”，新经济政策是具体尝试，走的是一条“民族类型”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分析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时，学者马裕兴、蒲国良认为，布哈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就是“以乌龟速度爬行”“长入”社会主义，其社会主义建设观点主要是关于阶级斗争、新经济政策、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问题；布哈林提出的“必须保持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注意积累和投资的界限、坚持计划经济和利用市场调节、反对官僚化机构”等思想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2.关于布哈林的经济思想
很多学者对布哈林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述评。学者顾海良、张雷声认为，布哈林详尽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一再遇到的三个主要理论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周期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增长和稳定发展的关系问题；认为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特征、世界经济、资本主义体系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其中尽管有着某些失误，但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宝贵的理论遗产；面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现实，布哈林难能可贵地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管理的形式和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做出论述，尽管其很多论述是从逻辑的推论中得出来的，难免掺杂一些主观的臆测，但其中的许多论述仍然是相当出色的，许多构想至今仍能给人以启迪。学者郑异凡指出，布哈林先于列宁对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独创见解；布哈林首先对过渡时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写出了《过渡时期经济学》，布哈林在同斯大林争论中发表的《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还提出了“短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学者罗卫东把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帝国主义及其消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问题及新经济政策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学者胡健认为，布哈林的一大贡献是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经济失衡的波动，并揭示了其原因；认为布哈林模式以平衡论为基础，强调在二元经济的共同增长中实现国家工业化，其中心是提高农业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学者吴兴科、邢素军认为，布哈林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概括为“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学者刘凤岐认为，布哈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应有不同的民族类型，对社会主义国家以“短缺”为特征的“颠倒的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学者陈其人认为，除了创建世界经济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理论，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贡献是：总结了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将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和理论逻辑的批判结合起来进行，为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树立了榜样；对奥地利学派的批判，以及对调和根本对立的马克思经济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种种做法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学者们对布哈林经济思想中的以下观点论述较多：
（ 1）关于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和世界经济观。学者尚伟认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素的继承和发展，对分析和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认清当代新帝国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科学的方法论价值。学者徐新民认为，布哈林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探讨了帝国主义，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认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理论对列宁形成其帝国主义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
（ 2）关于布哈林的平衡论。学者曾天雄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平衡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包含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学者赵成文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运动论是将自然科学中的平衡理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结合的产物。学者孙国徽认为，布哈林的平衡论是建立在系统理论之上的系统之动态平衡思想。学者赵新文认为，布哈林平衡论的实质是非平衡论，是开放系统论。学者蔡恺民认为，布哈林平衡论是布哈林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旨在通过国民经济平衡的发展缓和国内阶级斗争。学者林英认为，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发展的思想就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学者涂瓒虎指出，布哈林的平衡论犯了机械性的错误。
（ 3）关于布哈林的市场观。学者胡健认为，布哈林是系统探讨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地位的第一人，他提出可以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一定要消灭市场关系，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初步理论建构的尝试。对此，学者赵邨方、侯文富持不同观点，认为在布哈林的思想中，社会主义经济并非商品经济，其目的是利用市场经济走向计划经济。学者曹英伟强调，布哈林提出了市场是过渡时期沟通、繁荣城乡经济的渠道，是调节和平衡工农关系的机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出发点。学者蔡恺民指出，布哈林重视农民的市场容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关于布哈林的文化思想
学者马龙闪认为，布哈林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再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这一特点出发观察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学者安延明、吴晓明指出，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的文明需要有强大感染力和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任务”是过渡时期“整个革命的中心问题”。学者赵新文概括了布哈林的文化思想：布哈林主张无产阶级对科学文化的领导权，但反对对科学文化的行政干预。学者田国良强调，布哈林是想“通过文化革命创造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来发展民主法制”。学者任思明认为，布哈林将群众视为文化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学者汪太理认为，布哈林文化观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重心转移”学说，他的文化观着眼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人的本质的改造。
很多学者对布哈林与列宁主义、布哈林的政治思想、劳动消耗规律、生产力观、科学观、世界历史思想、多样化思想、合作化思想等进行了研究，对布哈林悲剧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对布哈林与中国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还有学者将国外学术界对布哈林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译介。
（二）国外的研究概况
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被苏联当局处决。此后，很少有人关注他的著作。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开始，布哈林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思想开始进入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其中，英国学者亚历山大·厄里奇是研究布哈林的代表。20世纪60—70年代，大量关于布哈林著作的新版本和研究布哈林思想的著述在国外出版问世。1980年，意大利共产党葛兰西学院组织了“关于在苏联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布哈林”国际学术讨论会，布哈林日益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主体，出现了大量关于布哈林与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比较研究，布哈林的社会学理论、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些研究成果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的学术资料。
总的来说，由于各自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国外研究布哈林的专家学者的学术见解差异很大。特别是在布哈林的祖国——苏联，不同年代的学者对布哈林的评价褒贬不一，几经反复，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政治印记。由于布哈林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思想相对温和，法制治理倾向明显，对此，西方学者的论著更多地显示出对布哈林的欣赏和赞许。笔者已经阅读的与本书关联较大的论著主要有：
匈牙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在《技术装备和社会关系》中，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做出如下评价：布哈林的新著是符合长期以来对一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解说的需要的。自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还不曾有过这种尝试（普列汉诺夫的薄薄一卷除外）。这种理论解说一直听任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去写，他们一般对马克思主义只有很肤浅的理解。因此，布哈林的尝试是值得欢迎的，尽管方法和结论都应予以批评。应当说，首先，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有意义的问题归纳到一种完整的、系统的解说中去，这方面是成功的，这部解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次，阐述清晰易懂。所以，作为一部教材，这本书可喜地达到了它的目的。
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对一种通俗的社会学的尝试的批评性札记》中指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读本》本质上是面向非专业知识分子广大读者的。他指出《通俗读本》从下列假设出发：人民群众原始的哲学的创立，是与传统哲学的巨大体系以及教士领袖的宗教，即知识分子和高度文化的世界观相对立的。葛兰西认为这种假设是错误的。葛兰西还指出，布哈林一头栽入了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在书中没有讨论历史运动是怎样在结构基础之上形成的；只是以非常肤浅的方式把辩证法作为前提，但却没有进行解释；其形而上学的最明显的痕迹之一，就是企图把任何事物都归结到一个终极的或最终的原因。葛兰西批评布哈林犯了方法上的反历史主义，批评布哈林把全部过去的哲学估价为梦呓和胡话，提出了颠倒时代的要求，企图使过去的人也像我们今天这样思想，认为某种教条主义的思想方式对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都是有用的，这就不仅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残余。
意大利哲学家吉诺·皮奥维查纳在《历史唯物主义者布哈林》中提出，布哈林是苏联20世纪30年代之前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统代表。他提出，俄国只有极少数曾经受过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科学教育的革命家，布哈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布哈林的历史观带有非常浓厚的历史社会学的色彩，从理论上看，布哈林的辩证法和俄国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法之间没有多大差异，可以通过研究布哈林是如何讲辩证法的飞跃即量变向质变的转化来证明布哈林辩证法的正统性质。他指出，从纯理论上看，布哈林的新东西就是关于平衡的观点即“平衡论”，是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辩证法的障碍中拯救出来的尝试，在这个尝试中，有着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所有哲学所具有的价值。
日本学者岭野修就德国学者彼得·克尼尔施《布哈林的经济观点》一书，分方法论、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几个部分全面地述评了布哈林的经济理论，认为引人注目的和代表布哈林方法论特点的就是平衡论，认为布哈林从自然科学、力学中采用平衡这个概念，并转用于社会现象；指出布哈林的辩证法的基本特点是把事物与体系的运动，用环境与体系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平衡的破坏来加以解释。
俄国学者伊·努·温达瑟诺夫在《苏联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模式和发展阶段的议论》中指出，布哈林认为俄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亚细亚形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特点是发展速度较慢，过渡时期较长，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农民问题，吸引广大农民参加建设事业；但是这种落后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各国革命的胜利，类型上的差别将会缩小以至消失。
日本学者日向健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经济发展论》中指出，由于战时共产主义受到挫折转入新经济政策体制时，布哈林变成了典型的新经济政策拥护者，布哈林对新经济体制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是通过市场走向社会主义。日向健认为布哈林过于乐观地提出，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的汪洋大海与社会主义工业的有机结合，便是市场关系，苏维埃的制度也依赖于这种关系。
苏联科学院历史学博士什卡林科夫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中指出，布哈林在苏俄国内战争的艰难年代，展现出一个科学共产主义和党的事业的杰出宣传家的良好风范；布哈林强调了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同时是某种矛盾的统一体，人们应该参照《资本论》第2卷来规定再生产的图式即规定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以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互相正确协调一致的条件进行建设。
苏联学者T．斯米尔诺夫在《难题成堆的时代——20—30年代历史和当前社会思想》中指出，布哈林曾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原则的理解，认为布哈林在对待进行粮食收购、建立集体农庄和粉碎富农问题上强调，不应采用非常的行政强迫措施，指出布哈林已经预见到试图担负市场调节职能的行政命令制度的危险性。
美国的斯蒂芬·科恩教授是近年来对布哈林思想研究较为深入、影响较大、论著颇丰的一位学者。科恩在《布哈林的幽灵为什么还在莫斯科游荡》一书中分析了布哈林事件的根源，认为布哈林是新经济政策的解释者和最大的捍卫者，认为布哈林维护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建设的政策，是他所称呼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布哈林提出的经济建设原则是“我们的经济是为消费者存在，不是消费者为经济存在”。科恩在《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中指出，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社会学，是“社会的一般理论，社会进化的法则”，认为社会是“一架庞大的工作机器”，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劳动关系”；布哈林强调社会冲突的意义，但也认识到社会和谐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布哈林认为任何一个稳定成长中的社会，其各个组成部分至少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和谐，而社会主义革命会最终导致和谐的、有效的、持久的平衡，这种观点贯穿于布哈林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政策思想中。科恩认为，斯大林第一个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对这个问题给予理论说明的是布哈林，布哈林从理论上阐明了在欧洲不爆发革命的条件下，俄国可以通过新经济政策建成社会主义。科恩认为，布哈林在1926年已经形成了他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并把两者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总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
以上资料表明，学术界对布哈林及其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表明，对布哈林的研究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化拓展的学术空间。总的来说，国内外关于布哈林的论著很多是描述布哈林的生平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大多数论文是就布哈林某一方面的思想进行重点探讨，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特别是系统研究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论著很少，是零散的、不系统的，没能从整体性角度进行历史纬度的和系统的梳理。
笔者在认真研读布哈林著作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存在着大量与我们目前正在思考和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相关的东西。因此，本书着力以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客观审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从整体视角出发，以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思想为切入点，系统探究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主要对1917— 1929年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客观总结，努力探寻布哈林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具有哪些合理因素，在当时和现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分析思考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及错误，同时发掘这些局限性及错误出现的原因，以从中汲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经验和元素、避免其中的偏差和错误。笔者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对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认识，希望能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三 逻辑结构与创新之处
（一）逻辑结构
本着以布哈林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镜鉴作用的逻辑思路，本书从整体上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旨在深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解，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清醒认识；从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汲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元素，避免其中的偏差和错误，以更好地从我国的国情和特点出发，重视借鉴和利用苏联“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避免和改正苏联“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探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更快发展的路径，尽可能理性而智慧地缩短现实社会主义与理想社会主义之间的距离。
遵循上述思路，笔者以1921年3月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界，把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阶段、坚持和发展新经济政策阶段。本书对布哈林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前的激进共产主义思想，结合文献资料予以历史的分析。本书的写作重点是从整体的视角出发，把布哈林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视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切入，分析布哈林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他在“幻想破灭”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尤其是对布哈林提出的“一些以前没有人说过的新看法”进行深入解读、客观评析。
本书认为，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布哈林遵循列宁“革命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教导，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统一起来，创立了具有“布哈林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以苏俄“落后的社会主义”现状为出发点，以“一个稳定成长中的社会，其各个组成部分应保持有效的、持久的、动态的平衡”为指导理念，认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增长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途径；提出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依托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以减少社会矛盾、缩小阶级差距、实现城乡一体、改造全国居民为任务；坚持和发展新经济政策，把国家政权变为进行经济社会管理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工具；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走和平改良、进化发展之路，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广大民众文明素质的提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平长入”民富国强、文明平衡的“真正完全的”社会主义。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介绍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第二章，分析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第三章，从整体上论述布哈林在192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第四章，从布哈林正确认识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特点、巩固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消除“无产阶级专政的对立物”、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等方面论述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思想。第五章，从布哈林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主旨、经济建设的宏观战略、经济发展的关注焦点、经济建设的“动态平衡”、工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农业建设是“全部经济的基础”、正确处理两制关系、参与世界经济运行等方面论述布哈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第六章，从布哈林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意义，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原则和任务，从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吸收借鉴西方文化遗产、学习利用西方先进科技，从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做好新时期的舆论宣传工作，从重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论述布哈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第七章，分析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总体特征、当代价值及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二）创新之处
本书重点从整体上系统探讨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 1）本书将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放置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中进行客观分析和探讨，在尊重布哈林本来意旨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一个整体研究格局。就目前笔者已查阅的资料而言，关于布哈林的论著很多是描述布哈林的生平和与其相关的历史事件，大多数论文是就布哈林某一方面的思想进行重点探讨，研究主题比较分散，特别是系统研究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论著很少。本书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对布哈林社会主义总体观的理解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通过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对有关布哈林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近些年来俄罗斯公开的最新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书联系当时苏俄国内党、国家、社会以及历史传统的整体状况和国际关系格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布哈林思想发展的影响，从整体上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既深刻阐述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又力争把握其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有机联系，对其总体特征进行科学概括。
（ 2）本书本着求实精神，以自己的视角解读研究布哈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深刻阐述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独特的理论贡献，分析总结这些独特贡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启示。理论研究应该积极回应时代提出的课题并服务于现实实践。在布哈林的论著中，存在着与我们目前正在思考和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解决办法相类似的元素。本书努力探寻布哈林在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具有哪些合理因素，在当时和现在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分析思考其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及错误，同时发掘这些局限性及错误出现的原因。目的是从中汲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经验和元素、避免其中的偏差和错误，积极寻找理想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契合点，为探寻“保持社会主义建设中科学与价值、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适度张力，实现二者有机统一”的实现路径做出自己的学术努力。
但是，由于笔者对苏联20世纪20—30年代的历史研究远未透彻，加之搜集整理的资料非常有限，对文献资料的把握尚未达到完全准确的地步。因此，要完全做到以历史的、理性的眼光，正确审视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的具体观点，做到以辩证的、科学的尺度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辨析，做出十分客观和恰当的评价，笔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研究方法
本书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研究写作。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探讨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个基本方法。从事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需要认真研读有关布哈林的基本文献资料，需要梳理和再认识学术界对布哈林的相关研究成果。只有加强对布哈林相关著述的研究和理解，才能真正明确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发生的条件和发展的历程，把握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科学评价其历史贡献与局限性。同时，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和布哈林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论述，都为理解和评析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提供了参照物，有关他们的文献资料也需要仔细研究分析。在尽可能详细地搜集、整理和消化有关布哈林、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相关人员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注意参考近年来俄罗斯公布的解密档案的基础上，笔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依凭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认真而深入的研究，做出尽可能客观而公正的评析。
（二）比较研究法
从一定意义上说，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也是在和他人的思想交锋、观点论战中萌生发展的。本书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依凭布哈林及其同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相关人员的文献资料，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深入探讨。通过比较分析布哈林与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等人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和观点的差异，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客观研究和辩证评析，探寻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继承坚持了哪些观点，发展创新了哪些观点，和他人相比，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哪里，出现了哪些偏差和错误，并分析其理论的薄弱环节和错误之处产生的原因，尽可能避免夸大和苛求。
（三）历史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即从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总结规律。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活动的，他们的言辞和行为都烙印着当时社会历史的痕迹。因此，要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就必须穿越时空的限制，联系当时苏俄党、国家、社会以及历史传统的整体状况，研究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影响，即从相关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布哈林的历史活动中寻求证据和规律，而后加以科学分析和研究，得出尽可能客观的结论。
客观、辩证地再认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历史赋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顺利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完成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更快发展的需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详细地占有相关历史资料。囿于笔者不懂俄文，在资料运用方面，不能直接阅读布哈林俄文版论著的第一手资料，只能借鉴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布哈林的第二手和第三手资料。好在国内外研究布哈林及其思想的资料很多，笔者重点参考了国内外著名的布哈林研究专家的论著，查阅了大量20世纪20—30年代前后的苏俄历史资料，请教了国内多位谙熟苏联历史和研究苏联经济发展历程的知名专家学者。在请教学习的过程中，渐渐地，笔者对有关布哈林文献资料的理解不断深化，对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初步形成本部著作。
需要说明的是，布哈林一生著述很多，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学、新闻学等多个领域，他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就蕴含在他的众多论著里。由于篇幅所限，布哈林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思想，本书未能展开阐述，以待今后继续研究。
[1]参见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3页。
[2]《苏联大百科全书》，1927年版，参见郑异凡《布哈林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411—4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