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农耕民俗的文学书写

民间风俗是特定的地理风貌、历史演变以及民族文化等因素共同演化的结果，表现为独特的行为习惯和文化特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讲的也是因为地域等条件的差异而造成的不同风俗。我国56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本身就各不相同，更何况地处西部高原、大漠、雪域、草原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习性和文化信仰更是表现出独特的风貌。这些风俗表现在文学中，就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钱穆先生曾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为人类的文化进行了分野和定性，认为人类文化从地理生存的源头来看可为三种类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而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1]依照这种划分，西部的文化便可大致分为两类：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农耕文化自然主要指汉族聚居地，还有很多在平原上生活的少数民族文化。游牧文化则主要指那些以畜牧为生的少数民族文化。因为这个分类，本章也依此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个方面来论述西部文学中的民俗文化书写。

钱穆先生在对人类的文学进行分类和分析之后，曾经乐观地认为，中国农耕文化具有很大的优势。他认为，上述三种类型文化，又可归类为两种。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其由于内给不足，需向外寻求，所以为流动的、进取的、侵略的文化。农耕文化因为可以自给自足，无事外求，所以为静定的、保守的、和平的文化。“独中国为古代唯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唯一标准。”[2]但是，这种乐观的分析在今天看起来并不能给人以信心，相反，农耕文化在经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改造，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城镇化发展，已经在快速消亡。进入21世纪以来，西部有很多作家都已经意识到这种文化的消亡，产生了共同的伤悼之情和反思之意。如贾平凹在《秦腔》中说“要为家乡立传”，因为他感觉到曾经永恒的乡村快要被都市吞没了。郭文斌则在《农历》中重写已经久被现代性压抑着的农耕民俗，试图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