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20世纪的后现代美学在18世纪由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这一变化是由工业革命带来的都市化、传媒电子化催生的,如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文化引起的变革。美学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贵族、精英把玩的物品走向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真正的“生活美学”。从哲学上说这是一场对传统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的解构,这一思维的最高成果是德国古典哲学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主体”曾经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至尊地位,但这个“主体”长期以来依然是被道德、理性、“超我”“绝对命令”等禁欲主义枷锁控制的。哲学被“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所统治,而排斥“差异性”“多元性”和“个体性”,所以利奥塔把后现代的哲学和美学特征总结为“整体的瓦解”,他说：“只要把整体的瓦解还看作为是失落,那么人们还处在现代。只有人们把这种告别看作为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人们就过渡到后现代。”[59]“整体性”或者说“总体”的哲学会导致思维领域的独断、专横,后现代脱胎于现代,而扬弃了现代性的弊端。这个弊端就是：“现代为极权化提供了丰富的直观教具。现代一方面向多元化推进,但另一方面又总倾向于恢复极权化(Retotalisierung)——恢复意识形态、审美和政治领域的极权化。”[60]而后现代的出发点就是反对一切要求统一的极权主义,主张善待“差异”和“多元”,在利奥塔看来“最后的统一只有通过镇压和极权主义才能达到。异质性不仅具有历史的合法性,而且具有结构的合法性。告别统一意味着告别统治和强制。”[61]告别“统一性”就是告别过去那种强调“总体性”,忽视“差异性”“多元性”；强调“整体性”,忽视“个别性”；强调精神、灵魂,忽视身体、欲望；强调“集体主义”,忽视个体权利的乌托邦时代。“后现代告别了近代的现代的基本要求：统一的梦想。这些统一的梦想从普遍的数学模式的构想经过世界史哲学的规划一直达到社会乌托邦的全球计划。后现代的彻底多元性与这些统一的限制一刀两断,因为它们指望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毕竟只会兑现为极权主义。”[62]因此, 20世纪的很多由极权主义泛滥导致的悲剧都可追溯到“整体性”哲学和“总体性”哲学,这种哲学以强制的方式要求思想的统一,信奉绝对正确的东西,而且常常通过残酷非人道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只有通过使某一部分极权化才能‘实现’整体,这也就是说,通过粗暴地消除其他的选择,通过引人注目的排除。人们只有通过违反自己的逻辑、违反自己的论证、违反自己的推求,才能实现整体。恐怖是通向整体的唯一有效的道路。……恐怖也已经表现在话语的层面上,而不一定首先表现在政治的层面上。”[63]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的一律化是难以忍受的”。博德里亚指出,当代的不幸在于所有的“差异”正在消失,取代它们的是千篇一律。
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是康德,康德把道德形成的秩序看作现代性的必然结果,因此他尊崇心中的“绝对命令”——道德自律。这是一种排斥人的肉体欲望、源自古希腊的崇高的美学。美学在康德那里成为“把魔鬼关进瓶子里这一积极行动的帮手”,这个魔鬼就是人的肉体欲望。而西方的文化传统已经为这样的观念的诞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西方传统对于有关肉体的一切,诸如情感和感受,最多只抱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态度。精神控制住肉体,从而形成所谓和谐的整体,这被认为是美学愉悦的最高形式”。[64]康德虽然强调美学有两种形态,“纯粹的美”(自由的形式美)和“依存的美”,但他最终强调的是依赖于道德的“依存的美”,崇高的美超越了形式的限制,是不可用形式表现出来的,需要想象去把握它,因此在康德的美学中,“形式的美”被降格为次要的东西,“欲望的美”更是被无情地清除掉了,他关于美的定义是：“美是使人愉快的不涉及功利欲望的自由形式”。康德的美学是西方理性哲学、道德哲学长期积淀的结果,这种哲学衍生出来的美学其主旨就是找出理性、道德高贵,感性、欲望低贱的理由和证据,从而否定审美活动与欲望有关。林赛·沃斯特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康德美学的思想来源,“许多世纪以来,西方人都在进行一种精神锻炼,一种脑力增氧健身法,以使自己为了通往天堂的阶梯而牺牲和逃避尘世。这个阶梯的第一步就是修炼出一种内在精神,一种抵制尘世事物的内在和谐,苏格拉底谴责写作、路德谴责优秀作品。信仰高于一切,而且精神始终优越于肉体。”[65]康德的美学就是服从道德这个至高法则的美学,他甚至将上帝视为完善的道德的化身,在他心中,“上帝已经被变成了一种难以捉摸的道德变体,在不断追寻一种未知的和难以达到的目标的道德努力之中具体化了。他已经成了‘世界无限的、难以接近的统治者。’”[66]从本质上说,康德的美学起源于同样厌恶欲望的柏拉图的“理念”美学,继承的是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后现代是对这种禁欲主义式的崇高美学的消解。利奥塔对此做了论述：“现代美学是一种崇高的美学,尽管它也是一种怀旧的美学。它使不可表现的东西仅作为失却了的内容而实现出来；但是形式,由于其可辨的一致性,却继续出现在读者和观众面前,作为对他们的欣慰和愉悦。然而,这些情感却未形成真正的崇高的情操,因为那种情操只存在于快感和痛感的内在结合之中：理性应当超出所有的表象,想象或敏感不应等同于概念。”[67]如果说现代美学是“内容重于形式的”美学,那么后现代美学则是在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多元性的基础上反对将美学和艺术的某一方面强调到霸权的地步,以抵制美学权威主义的专断和暴力。现代美学是“整体性”大于“特殊性”的美学,伦理高于形式的美学,在戴维·哈维看来,后现代美学是碎片化的、美学取代伦理的。这里的美学应该理解为形式的多样化。“后现代理论基调是放弃现代性长期的野心：事实上就是放弃对统一性、普遍性和综合性的诉求。”[68]“现代知识向来具有统一的形式,而这种统一所依靠的是大的元叙事。”在康德那里要建构的是以道德作为结构主体的“大的元叙事”,康德的美学作为一种权威话语一直统治到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正因为如此,杜威才批评了西方文化这种故步自封的惰性：“迄今为止,哲学的动力一直是保守的；它一直站在悠闲阶级一边,赞成稳定而反对变化。哲学一直千方百计地赋予永恒不变以威望。”他说道：“‘欧洲古典哲学的主题’一直是使形而上学‘取代习惯而成为较高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源泉和维护者。’”[69]
发端于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却兴盛于美国有其历史的根基和思想的渊源。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就具有颠覆传统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观念。皮尔斯主张“任何一个有用的思想都必须解释得具体而合理,都应能够使人们充分理解它的含义和范围”,皮尔斯否认思想的普适性,指出了思想的有效性问题；詹姆斯在皮尔斯的基础上,主张“真理的相对性”,世界没有普遍的真理,真理并不凭借科学研究的各种判断,而是依靠个人经验的习惯；杜威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影响,否认进化有固定的方向以及进步是必然的思想,同时,也否定曾经影响过他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杜威坚信：“必然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变化,永不终止的进化,永不终止的暂时性。”[70]杜威的思想对传统的观念是摧毁性的,在那个时代,知识或文化的普遍主义理念、绝对主义理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遭到更强烈的质疑。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最终是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服务的,“杜威在民主中发现了一个使变化为人类服务的大机会。民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具有弹性,抵抗关闭,有接受性。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们都广泛追求‘实用性’,都能随时接受新事物,并努力使生活尽可能多地增添新内容。如果人们注意改进对人的理性运用,如果人们更加坚定地忠诚于民主的中心伦理理想,那么一切变化是可以由理性来引导的。从理论上说,变化可以是‘进步的’。”[71]实用主义为后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后来居上做了很好的思想铺垫。后现代思想具有很鲜明的“文化政治”意图,他试图从改善“微观政治”出发,达到完善“宏观政治”的目的。在后现代,科技、政治、传媒文化都在突破固有的边界,瓦解知识、哲学的“极权”、永恒、“总体”的性质,从关注抽象的本质的“大”叙事转到关注日常生活改善的“小”叙事,从关注“空洞的整体”到关注“具体的个体”,从精英的文学到视觉性的大众文化都无不显示了文化、哲学的转变与民主政治的关联。电子传媒的时代将世界带入到了一个更加民主的时代,微博、微信、微电影、网络是这个彰显“个体价值”、自由平等观念,以快节奏、“碎片化”为特征的时代表征,它们正在通过“碎片化”的时代印象、信息、记忆拼贴出“多元”“差异”的“大时代”图景,以此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处境、命运,表达对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情感的焦虑、诉求和渴望。
[1]王小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2][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8页。
[3]转引自[希腊]米歇尔·瓦卡卢利斯《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批判纲要》,贺慧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4][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页。
[5][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前言”第4页。
[6]同上书,“前言”第5页。
[7]同上书,第12页。
[8][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21、19页。
[9][美]林赛·沃斯特：《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0][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导言”第4页。
[11][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导言”第4页。
[12]同上书,第26页。
[13]同上书,“导言”第8页。
[14][希腊]米歇尔·瓦卡卢利斯：《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批判纲要》,贺慧玲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4页。
[15]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页。
[16][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见前言。
[17][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华明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见“致中国读者”。
[1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19]同上书,第62页。
[20]同上。
[21][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22][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导言”第17页。
[23]同上。
[24][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1—42页。
[25]同上书,第45页。
[26]同上。
[27][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28]转引自[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3页。
[29]转引自[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7页。
[30]同上书,第68页。
[31]同上书,第66页。
[32][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5页。
[3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34][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35][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9页。
[36]同上书,第208页。
[37][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82页。
[38]同上书,第283页。
[39]同上书,第288页。
[40][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2页。
[41]同上书,第144页。
[42][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序言”第1—2页。
[43][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44][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
[45][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46]同上书,第2页。
[47]同上。
[48]同上书,第3页。
[49][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50][美]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51][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52][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5—106页。
[53]同上书,第106页。
[54]同上。
[55][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107页。
[56][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7][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58]同上书,第6页。
[59][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66页。
[60]同上书,第276页。
[61]同上书,第57页。
[62]同上书,第10页。
[63][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64][美]林赛·沃斯特：《美学权威主义批判》,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65]同上书,第163页。
[66][加]埃克伯特·法阿斯：《美学谱系学》,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59页。
[67]王岳川、尚水主编：《后现代主义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68][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69][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70][美]查尔斯·博哲斯：《美国思想渊源——西方思想与美国观念的形成》,符鸿令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7页。
[71]同上书,第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