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微时代”与“微托邦”

霍布斯鲍姆以为,20世纪的世界史始于1914年,终于1991年,是一个“极端的年代”。[2]这个“短暂的20世纪”以“世界大战”“大革命”开始,而以革命失落、大国崩溃终结。身处此一时代的中国,亦不能免俗,也是一个追求现代、鼓吹革命的“大中国”,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种种大运动此起彼伏,至今,尤有“大国崛起”之大想象的鼓噪不已。然而,各种大鸣大放虽然不绝于耳,但是在大声喧哗之下,却是无数细语微言,绵绵不绝,借现代媒介网络四处流散,终而蔚为风潮,成就了一个历史终结、革命失落之后的“小时代”,并使得各样“微文化”点滴成川,一蹴而就为大潮流。

大时代之大,不是立足现实,而是超越现实,是因由无限超越性的渴望,故而以虚当实、自以为大。此种无远弗届之宏大思想境界,往往远离现实状况,并朝向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乌托邦转为行动,便是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革命成功却非乌托邦的实现,因为乌托邦之所以是乌有乡,乃是由于其对于现实的永恒拒绝。志在乌有未来的革命,必然导致不断革命,而不断革命的暴力专政,却又总是生产出各样“歹托邦”。法国大革命之后,是雅各宾专政；俄国革命的苏维埃海洋背后,是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大时代之大,肇因于指向未来的乌托邦话语,无此乌托邦思想泡沫的膨胀,所谓大时代之大也无从谈起。置身大时代之中,庶民小众则经由乌托邦话语召唤,构建了自己与现实之间的虚幻关系,进而遮蔽了自己作为无权者、并身处歹托邦边缘的事实。

追求全面正义的乌托邦实践,何以曲径通幽于歹托邦？而各种革命大时代,何以总是内陷为专制主义的黑洞？这里且不谈它。可见的事实是,革命终结带来世俗生活的复活,乌托邦凋零则有民间信仰的支撑,而“大时代”没落,总连接着“小时代”的崛起。今天,一切同一性的神话都烟消云散了,即便一些“大话”不时沉渣泛起,却只不过是无限延展的话语链中的碎片而已。如此彻底碎片化、流动化、数码化、全球化的中国,即处于一个后革命乌托邦的“小时代”。“小时代”里的人们,不再幻想一个未来乌托邦,转而想象一个现实乌托邦,即福柯所谓“异托邦”[3]。福柯的异托邦或有几重特征：1.随机性；2.有效性；3.交互性；4.空间性；5.现实性；6.开闭性；7.镜像性；8.流动性……异托邦是一个反现实的现实空间、反乌托邦的乌托邦,它不需要实现在时间的尽头,而只愿意偶露峥嵘于现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的中间地带——即大众魍魉栖居、游荡的“诡在”(uncanny)空间[4]。

异托邦何在？福柯的例证混杂异常：花园、坟墓、图书馆、博物馆、草原小屋、监狱、殖民地……而这自我与他者、想象与现实、昨天与今天、此地与远方、熟悉与陌生、镜像与真相交叉混合的“时空体”,如今似乎一一呈现于网络空间。虚拟花园、数字坟墓、数字图书馆……亦真亦幻,都悬浮于数字汪洋中,随时为你开放或封闭。随意的游荡,便可以遭逢一个个异托邦,漫不经心的创造,就能够经营自己的异托邦,这些经由数字虚拟技术构成的微小异托邦,亦可谓之“微托邦”——其是在网络空间偶尔实现的异托邦,是颠倒、陌生、随机,且充满争议的所在,并对现实世界构成质疑、反思与批判。“微托邦”的性质、内涵、位置及其可能性,是由路由器尽头的每一个“The One”(“选定之人”),在自由想象和创造中暗示出来的。无数微渺个人的参与、创造、互动,则使得彼此隔绝的思想溪流成河、百川归海,终而形成了依然与自由、正义、民主等“大理想”相关的“微文化”空间。

“大时代”以乌托邦作为自大的缘由,“微时代”用“微托邦”来想象自由的可能,“微托邦”是现实主义“桃花源”。相对于秦汉气象,偏安一隅的东晋,显得小里小气。于此“小时代”中,一个渔人屌丝顺水漂流,遭遇世外桃源[5]：如此洞天福地却是小的,不是大的；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普遍；是零落的碎片,不是完整的世界；是可遇不可求的偶遇,不是历史目的论的必然；是生命片刻的震颤,而非社会永恒的革命。据此言之,经营“微托邦”的文化生产,从不指向任何未来,而只关注现实世界敞开的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