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史与理论方法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宗教的热点。分布于中国西南滇、川、藏交界“三江并流”地区的普米族群（云南境内称普米族，四川境内划归藏族，亦有少部分划入纳西族），具有丰富的原始宗教文化内容。近代以来，美国学者洛克（Joseph F.Rock）、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及一些外国传教士，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典籍，揭开了国外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序幕。中国学者杨成志、江应樑、吴泽霖、岑家梧、梁钊韬、林耀华、马长寿、丁文江、马学良及凌纯声、芮逸夫、李霖灿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调查，在其论著中都探讨了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特质，其考察研究成果至今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社会改革的需要，我国政府曾组织大批力量（其中不少是民族学者）对各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过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获得了不少有关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的调查侧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构成，对于传统宗教（通常被视为迷信）的调查，不予重视，一般不过一鳞半爪，浅尝辄止。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研究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各地许多宗教学者、民族学者积极参与此项研究，经过数年的努力，1999年，由吕大吉、何耀华任总主编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下文简称《集成》）。在《集成》一书中，由普米族学者杨照辉任主编组织了普米族卷的编写工作，其内容主要以普米族的宗教信仰和祭巫师履行的宗教仪式程序排列成章，收录了杨学政、杨照辉等学者长期对滇川交界地区的普米族及藏族（普米人）宗教的田野调查成果，基本真实地提供了这个地区普米族的宗教状况，但由于工作紧张，未来得及对普米族宗教进行深入探讨。

20世纪初，英人斯坦因（A.Stein）、法人伯希和（P.Pelliot）从我国敦煌石窟先后劫走大量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件长达398行的藏文写本，编号为S.C.736，卷首与卷尾各残缺4行，尚存390行。虽用古藏文拼写而实非藏语，因而作为一种“未知的语言”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开始对其研究。牛津大学陶玛士（F.W.Thomos）教授前后经过22年对S.C.736卷的辛勤研究，至194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了《南语：汉藏走廊的一种古代语言》（下文简称《南语》），将S.C.736卷语言取名“南语”，以专章讨论《南语、西番语与羌语》，认为“南语”抄写的年代为7—8世纪，记录内容与宗教有关，其语言与诸羌语西番（普米）语相联系。《南语》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外学者纷纷发表专文进行评论，部分学者对南语的定名与比照藏语研究方法提出质疑。然而，由于掌握羌语资料有限，均未能破译该写本。1980年，受金鹏先生的委托，玉文华、杨元芳、陈宗祥、邓文峰等学者对《南语》一书进行了翻译。陈宗祥教授更是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定名为南语的正确性，认为“白狼语—南语—西夏语—普米语等一脉相承”。陈先生将S.C.736卷文归纳为五个章节，在试译卷首部分（自然段落61行）后，惊奇地发现其记述的内容和描绘的场景在现今普米族宗教活动中仍以活的形态存在，甚至成为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陈先生年事已高，亦未能对普米族的宗教作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笔者对分布在云南境内的普米族以及川西南地区的藏族（普米人）的传统宗教韩规教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深感中国西南普米族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与中国传统宗教的道教、佛教以及白族本主崇拜有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

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宗教的研究，是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当代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桑格瑞（P.Steven Sangren）提出民间信仰、仪式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的论题。本书是宗教学领域有关的区域宗教研究，涉及宗教、社会与地域文化等国际学术前沿问题，选题内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首先，普米族属中国特少人口民族之一，本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发展西南地区的旅游经济；本书对宗教祭祀仪式的研究，将进一步阐明宗教与迷信的区别，对于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规范宗教活动，有效地开展对当代宗教活动的管理，亦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本书还为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共存现实下建设和谐宗教关系提供服务。

其次，普米族宗教有着丰富的经典和祭祀仪式，其蕴涵的教义思想和祭祀的宗教活动，是宗教学的两大要素。普米族宗教有从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化的特质，在宗教学领域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基础理论。在比较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领域，探讨普米族宗教与道教、佛教及其他民族宗教的关系，对认识不同民族间宗教文化的融摄传播，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者，本书还开创了普米族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虽然国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已近三十年，但对普米族宗教及其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迄今为止仍是空白。近年来，国内外不断有学者从事普米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如章虹宇的《普米族的“八卦图”》、胡文明和范咀华的《普米族史诗〈创世纪“直呆木喃”〉的哲学思想》、陈宗祥的《普米族二十八宿初探》、胡文明的《普米族〈创世纪〉的认识论》以及奔厦·泽米的《普米族原始宇宙观初探》等。可以说，有关普米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就总体而言，对普米族人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至今仍然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目前笔者所搜集的文献，多侧重于介绍性、描述性、资料性的研究，缺乏有深度的学术讨论，尤其是普米族宗教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相反，在岁月的剥蚀、市场的冲击以及当代外来文化的撼动下，普米传统文化正逐步消失，文化技艺后继乏人。因此，对普米族宗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填补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进而有助于从民族宗教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索哲学的起源问题。

尽管普米族人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但川滇各地普米族人中所保存的借用汉字或古藏文拼音记写的普米语宗教典籍以及世代传承于普米族民间的《帕米查哩》、《戎吭》、《吉塞哩》等古歌、史诗中，就包含有普米族先民关于天地、万物起源和演化的古老而丰富多彩的原始宇宙观、原始哲学思想。在普米族古老的宗教神话和史诗中，有关宇宙生成和演化的化生型、创造型、自生型解释以及普米先民对人类起源、社会认识的来源的理解，构成了普米族的原始哲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原始宇宙观、人类起源观和社会认识论，普米族创造出一套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体系。

关于宇宙演化、人类起源的原始观念是原始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普米族宗教哲学思想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讨论其在少数民族原始哲学研究方面的意义。

一是可以丰富中国原始哲学思想的研究，填补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中央民族大学佟德富教授曾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在于，中国少数民族“往往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和演化以及人类的来源做出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且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资料之丰富是中国汉族哲学所不及的。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一大显著特色”；“任何国家早期哲学宇宙生成论和天地万物演化观都没有像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样内容广泛而丰富，流派如此众多，描述生动且带有神秘色彩，形式如此多样，实乃对人类早期哲学的一大贡献”。[1]简言之，反映宇宙生成、万物和人类起源的原始哲学思想是少数民族哲学的显著特色，研究少数民族的原始哲学思想具有丰富中国乃至世界早期哲学思想内容的重要意义。而现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仍然不尽如人意，尤其对普米族原始哲学思想的研究，目前尚属研究的空白。

二是有助于从少数民族原始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索哲学的起源问题。迄今为止，鲜见从理论上专门论述哲学起源问题的著作。这一现状，既跟学界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分歧有关，也跟少数民族原始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有关。国内第一部综合性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主编之一萧万源曾说：“哲学应该有自己的发生学”；“哲学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的过程，其萌芽就孕育在原始意识之中。它通过原始崇拜意识、灵魂和鬼神观念，以及原始神话、史诗、传说中关于天地的形成、万物的产生、人类的来源等思想（感觉）表现出来”；较之汉族，少数民族关于哲学思想萌芽（包括原始宇宙演化观）方面的材料更为丰富和鲜明，因而为研究“中国哲学乃至一般哲学萌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2]探索哲学起源的奥秘，需要研究者首先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各民族原始哲学思想的史料，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不同民族的原始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弄清其间所包含的带普遍性的问题意识、思维方式、价值意向及其与成熟期哲学思想的逻辑关系。

普米族世居云南省西北部“三江并流”的广阔区域，长期与白族、纳西族、彝族、怒族、藏族、汉族等民族交错、毗邻而居，各民族思想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而又各有特色。在这个区域内，普米族的思想文化可称得上是滇、藏思想文化交汇的典型。就此而言，研究普米族的原始宇宙观、人类起源观等原始哲学思想，对于通过各民族原始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来探索哲学的起源问题，也具有典型的意义。

总之，普米族有着丰富的原始宗教哲学思想文化内容，历史上又逐渐融摄道教、佛教以及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普米族哲学，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较早形成，亦反映历史上华夏文化辐射力的深远影响。普米族由于历史、社会、地域文化的因素，其原始哲学思想既保持其个性特点，又与其他民族哲学思想存在诸多相似的共性，系统研究普米族宗教哲学思想，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