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间物”意识的重构及其内在矛盾

进入1979年，以“想象的文革”的结束为标志，陈映真的思想结构形成了相对于60年代的在结构上类似然而在内容上有别的新的“中间物”意识。所谓在结构上类似是指在他的思想结构内部重新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这种紧张表现在：“文革”的真相使他基本否定了原本作为理想指归的大陆社会主义实践，他的思想内驱力促使他重新认真思考和接受现实，并以此作为批判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背景。然而同时，他不能完全斩断与早期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的藕断丝连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同时，面对8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退潮，资本主义以全球化的形式全面胜利和扩展，陈映真虽然承认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必然性，然而却仍然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因此，他在思想结构上重新呈现出一种“在”而“不属于”的“中间物”状态。所谓在内容上的不同，我们有必要与之和1966年之前的理想与现实的“中间物”意识结构进行简要的对比。早期的“中间物”意识状态的两端是“反共独裁下的资本主义”体制的台湾社会现实和左翼的理想主义所允诺的平等、富足的理想世界。鉴于海峡对岸的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实际上这种“中间物”意识同时还带有地缘特征。也就是说，他的革命理想主义虽然在彼时的台湾是以陈映真的理想形态存在的话，那么同时还以想象的形式存在于彼岸的大陆。正是这种以现实形态进行的革命理想主义的最终凋零，促成了他的理想与现实的“中间物”意识的重构。这种艰难的重构过程，实际上是伴随着“文革”的爆发与结束而展开的“中间物”意识的彼此对立的两个对象的颠倒与互相取代的过程。在这里，经过重构的“中间物”意识的特点是：他不能接受残破的“社会主义”实践，但他同时不能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在这种两面为敌的夹缝之中，他不得不努力寻求新的思想支撑点，为自己的批判实践开拓新的领域。

这种精神结构的不断变化、调整，是20世纪中期以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台湾的特殊社会环境的发展在陈映真精神结构中的反映，同时也是陈映真作为一个严肃、真诚的带有特定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和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的现实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陈映真经过重构的“中间物”意识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一组紧张关系之中：在对于曾经的革命理想主义及这种理想的现实形态——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同时，表现出一种批判的不彻底性。陈映真赋予了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遭受到的破坏的程度决定了他的批判限度。陈映真的“社会主义”批判瞄准的首要“症候”在于：这种标榜着“人的解放”、标榜着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优越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虚伪和巨大落差。在访谈中，他毫不掩饰：“第一，我一贯认为，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有虚伪的一面。这是至今我也这样想的。不同的是，我曾相信在大陆有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现在，事实摆着，这一点，我错了。……今天，在精神上，中国也同样缺少资产阶级民主生活的经验，好据以发展更真实，更纵深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民主生活。”[3]

“中共前近代社会的落后的物质条件，反映到中共体制中……便衍化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封建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4]从这段分析的思路来看，虽然在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批判，然而这种批判的思路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视野和方法。这种由知识结构的背景所决定的批判思路在方法论上的内在限制，使陈映真对于“民主”与“自由”的呼吁呈现出隐含的内在矛盾。

我们看到，陈映真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批判大陆“社会主义”实践的独裁专制的反面，然而他更想要的，或者说理想中的民主，仍然是“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我们的问题是，陈映真所要求的，是“直接的民主”还是“间接的民主”？很显然，陈映真所要求的是人民直接当家做主的“民主”，是一种以人民不间断地行使权力的民主形式。思想结构的方法论的内在限制同样表现在关于“自由”的呼吁上：“在一切之先，目前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在广大祖国的范围内，在客观的法制保障下，实践民主和自由。……没有这些民主和自由，整个民族的智慧会枯萎，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会窒息，整个民族的灵魂会受到最深的创折。”[5]我们引用以赛亚·伯林的关于“两种自由”的区分以澄清：陈映真所要求的是哪一种自由？伯林对这两种自由的区分是：消极自由回答这样的问题：“主体（一个人或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那个人的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源泉？”[6]从陈映真所呼吁的“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在伯林的意义上来说，属于“不受别人干涉”、“力求除去障碍”的“消极自由”。

对于民主和自由的不同理解和吁求，实际上是不同的“政治观”的体现。总的来说，存在着两种政治观：“第一种政治观主张至善的政治，它在心态上强调积极的作为、伸张性的行动，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不妨称之为积极的政治观。第二种政治观主张防恶政治，在心态上较为收敛、消极、讲究实际，注重设防的艺术，不妨称之为消极的政治观。”[7]以此为出发点，“积极的政治观”统摄的就是“直接民主”和“积极自由”，而“间接民主”和“消极自由”应该归属到“消极的政治观”的范畴之下。因此，陈映真所吁求的“民主”和“自由”分属于不同的政治观范畴，本身就存在着相互矛盾。应该说，陈映真对70年代末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所呈现出来的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他的经过重构的左翼身份本身蕴含着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