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行政区划研究

行政区划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研究课题，出版、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就主要的一些研究成果看，专家学者们主要讨论了以下一些问题：一是政区原理；二是政区沿革；三是政区边界；四是政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对此分别叙述如下。

（一）政区原理

在政区原理方面，专家学者们主要讨论了政区的基本内涵、构成要素、特征、划分原则及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律等。基本内涵与构成要素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将行政区划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政治性、阶级性和政策性；二是系统性与综合性；三是历史继承性、相对稳定性和可变性；四是区域性和区界的不重叠性[77]。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将行政区划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政治性、政策性和阶级性；二是地域性和不重复性；三是综合性；四是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五是动态可变性。[78]显然，在行政区划的基本特征方面，尽管专家学者们在文字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观点基本是一致的。

关于行政区划的划分原则问题，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观点自然有分歧。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将其分为古代政区划分原则和现代行政区划原则两类。古代政区划分原则主要有：第一，加强以中央集权的一元统治体系为核心的政治统一是历代行政区划的主要功能；第二，促进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是历代行政区划分的重要因素；第三，户口和财赋多寡是历代行政区划分的主要依据；第四，“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是古代行政区界线划分的两个重要原则。现代行政区划原则主要有：第一，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原则；第二，有利于合理组织区域经济运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原则；第三，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平等与繁荣，发扬历史文化传统，尊重各地习俗的社会原则；第四，有利于区域国土资源的开发、保护和环境综合整治的自然—生态原则。[79]王恩涌则将行政区划划分原则总结为经济性原则、政治性原则、民族性原则、历史性原则和自然性原则等。其中，经济原则包括生产力原则、区域经济差异原则、经济因子原则；历史性原则包括行政区划制度和系统的历史继承性、行政区划单位的历史继承性、行政区划规模和界线的历史继承性以及行政区划名称的历史继承性四个方面；自然性原则包括行政区划的地域性、行政区划的不可重复性、行政区划的生态性。[80]

关于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规律，学者们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将其分为政区发展演变与外部地理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规律和政区内部结构要素发展演变规律两类。前者包括：一是经济因素对政区发展演变在总体上起主导作用规律；二是不同政区结构要素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规律；三是不同历史时期政区发展演变与外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规律。后者包括：其一，高层政区由高变低直至消亡的演变规律；其二，高层政区由虚向实的转化规律；其三，基层行政区相对稳定规律。[81]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将其归纳为：第一，发展—消亡规律；第二，非行政区—行政区转化规律；第三，经济主导规律；第四，层级—幅度规律；第五，基层政区稳定规律。[82]周振鹤则将其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两千年三循环——行政区划的层级变迁；二是量地制邑，度地居民——行政区划幅员之伸缩；三是犬牙相入还是山川形便——行政区域划界的原则。[83]

除了以上这些内容外，专家学者们还讨论了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其他一些问题，如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研究行政区划史的意义及分野思想与行政区划的关系等。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一文，对行政区划本身及与行政区划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提出了定义或做出了诠释，并厘定了一些专门的学术用语。[84]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文指出：行政区划史研究不仅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就其现实意义来看，要改革现行政区以适合发展的需要，就必须研究历史上政区的变迁过程，寻绎其变迁规律，追求最佳的改革方案，这样才能使改革起到预期的成效。就其学术意义来看，行政区划史研究不仅是政治制度史乃至政治史的一个重要分支，还直接与微观的政治地理研究密切相关。[85]李智君《分野的虚实之辨》一文，对分野与行政区划的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分野思想的发展虽然依托于行政区划体系，但在西汉以后它与行政区划逐渐疏离，进而成为远古信仰秩序思想的象征。究其根本是建构信仰秩序系统是分野之实，而形式的繁杂与混乱并不为皇权拥有者所重视，此乃分野之虚。[86]

（二）政区沿革

在政区沿革方面，专家学者们不仅深入探讨了行政区划的起源，而且对中国历史上的政区沿革做了详细的梳理和归纳总结。

在行政区划的起源问题方面，形成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夏商周14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不存在行政区划，中国的行政区划始于春秋时期的县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夏代已形成行政区划的萌芽。

浦善新《行政区划起源探索》一文，在深入分析原始社会组织体系的基础上认为：国家产生以后，国家统治者“为了管理好比原来的部落大得多的国土，防止原有各集团之间的争斗和反抗，巩固其统治，就在原有各原始社会组织基础之上，实现分区分级管理，从而产生了初期的行政区划”[87]。浦善新《行政区划起源初探（续）》一文，对中国的原始社会组织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夏、商、西周是行政区划的萌发阶段，但“行政区域的划分尚未从根本上冲破氏族制度遗留下来的血缘联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全面推行郡县制。至此，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体系完整、结构严密、层次分明的行政区划”[88]。浦善新《先秦行政区划起源初探（续）》一文，对先秦时期的州制问题、畿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九州”是战国时期学者对东周领土所做的理论上的、理想化的地理区域划分，并没有在当时见诸实践，更不是大禹和夏、商、西周时代的行政区划；畿服也是先秦学者对王者以外的地区，按其与王朝的关系、离都城的远近而划为等距离环状地带的一种理想化的区划方案，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是先秦时代的行政区划制度；夏、商、西周三代虽然没有形成整套的行政区划制度，在主观上也不可能对整个国家进行系统的行政区划，但夏代在原始公社部落基础上所形成的“方国”或“小邦”，在客观上行使了奴隶制国家的地方行政管理权，起到了地方行政区的某些作用，成为中国行政区划的萌芽。[89]孙关龙则认为，“整个殷商、西周王朝没有任何行政区划”，“在中国夏、商、西周三代，约1400年左右的时间并没有形成整套的行政区划制度”，“也不可能对整个国家进行系统的行政区划”。其主要理由：一是“夏代是中国国家史的黎明时期，裂疆分土迄今不甚明了”；二是“殷商、西周已有确切材料证明，实行了分封制，即分封诸侯的制度”，公、侯、伯等“爵位是政治权力的标志，但不具备行政职能，更不是行政区划”；三是“各诸侯国王对所封国内的一切领土、山水、居民等都归其个人和家族所有，而且这种统治权又是世袭的，实际上完全是一个独立王国”，“与地方一级行政机构的性质、职责和组成都截然不同”，“各诸侯国除了国都是明确的外，其地域范围全是难以较确切地给予划定的，更谈不上‘四至八到’的疆域范围”[90]。周振鹤也认为，从传说中的夏代到商代一直到西周的大约1000多年时间里，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行政区划，因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只体现在政治方面，而且即使是中央与地方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是逐步形成的，并不是从国家一出现就随之而来的。换言之，在中国所谓上古三代（此处春秋战国时代不包括其中）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只存在政治关系，而未发生行政关系。因而行政区划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与国家同步出现的。[91]

中国历史上的政区沿革问题是学者们研究较多的一个问题，除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通史性行政区划史著作以外，还有不少断代史性质的行政区划史专著问世，如周振鹤的《东汉政区地理》、靳润成的《明代总督巡抚辖区研究》、李晓杰的《东汉政区地理》等。除上述主要研究成果外，关于明清以来行政区划沿革的主要研究成果还有史卫东的《省制以来统县政区发展研究》，陈漫的《清初（1644—1684）省级行政区研究》，林涓的《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许鹏的《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郑宝恒的《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孙学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划沿革》，屈桂春、柴海英的《近二十年我国行政区划变更分析研究》等。

史卫东《省制以来统县政区发展研究》，围绕统县政区这一研究主题，以省制以来统县政区的沿革、发展脉络为主线，综合运用地理学、历史学、行政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萃取各学科有关最新研究成果，对省制以来各时期主要的统县政区设置与管理体制作全景式的描述，归纳其沿革规律、总结其发展机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级政区发展演化的内在机制做了深入剖析，围绕当前以地级政区为中心的行政区划改革，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系统分析，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未来中国统县政区可能的发展方向，勾画出地级政区的改革路径。该文分为三大部分：理论基础与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沿革描述与规律机制分析；现实问题与改革路径探讨。[92]陈漫的《清初（1644—1684）省级行政区研究》，通过对清初督抚与布政使及督抚辖区、布政使辖区与省级行政区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究，考察清初的省级行政区是督抚辖区还是布政使辖区。该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元明时期行省制度的形成及演变；第二部分论述了清初对明朝政治制度的继承和发展；第三部分考察了清初的省级政区变动情况。[93]林涓的《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以中国历史政治地理作为基本的研究取向，结合制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对清代的行政区划改革展开专门研究，即以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及行政制度的调整为中心，对县、直隶州、府、道、督抚、布政使等地方行政区划和行政制度进行全面考察，探讨清代各级地方行政区划变迁的特点，系统分析其改革的深层原因。[94]许鹏的《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一文，不仅统计分析了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基本情况，包括迁徙的类别、数量、时间和地域特征，而且对迁徙的原因做了较为深入的归纳总结：一是自然灾害的影响，包括洪涝水灾、河道迁徙、地震、台风等。二是战争破坏、社会动荡，包括朝代更替、农民起义、土匪抢掠而迁治。三是由于原治废圮或设治不当而迁治。四是出于政治行政考虑、战略需要而迁治。五是因原治所在辖区内较为偏僻以及交通不便而迁治。六是当一个治所设立时，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治所衙署的建设，因此需要一定的工程期。在一般情况下，这些新设立的治所便临时居于别处，待官署建设完好时，再将治所迁入。七是由“军事单位向行政单位转变”。八是治所的迁徙会牵动该辖区内各方面事物的变化，所以在考虑迁治时常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九是因辖区内人民生活生产不便而迁治。十是因治所周围人口稀少、经济凋敝而迁治。[95]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一文指出： 1912—1949年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其前期（1927年前）是省、道、县三级制，中后期为省、县二级制。“道”在元、明、清时期都有，但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而是省的派出机构。1913年1月公布《划一现行各道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道”成为介于省、县之间的二级政区。[96]孙学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划沿革》一文，在详细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划沿革的基础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省一级行政区域的划分有三次大的合并和调整。总的变化趋势是减少行政区划的层次和数量，扩大某些行政区划管辖的范围，将一些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的地区逐步建成民族自治区。[97]屈桂春、柴海英的《近二十年我国行政区划变更分析研究》一文，分析了近二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变更的基本特征，变更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98]

（三）政区边界

政区边界也是学者们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徐建平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陈钊的《行政边界区域刍论》，满志敏的《行政区划：范围和界线》，侯甬坚的《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王颖、陆玉麒的《中国省界线形成的地理背景》，陈树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跨界冲突与协调研究》，王勇、李国武的《论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与行政边界》，阳宁东、周幼平的《“边界共有资源”开发的初步探讨——由杭州“曲线东扩”想到的》，刘戎的《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数据编辑方法研究》，何向阳的《谈勘界资料的形成及归档》等。在这些成果中，既有对政区边界进行理论探讨的，也有分析政区界线形成原因的；既有分析边界冲突的，也有研究边界经济发展的；既有研究界线标准画法数据编辑方法的，也有讨论勘界工作的。

徐建平的《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一书，从政治地理的角度，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以省级行政区域界线为基础，复原民国时期安徽省界变动的过程，归纳变动的类型，探究在省界变动中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的影响。该书将民国时期安徽省界变迁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整县改隶；第二类为模糊界线向精确界线的转变；第三类为两省之间划出一定的相邻地域设置新县；第四类为整理长江沿岸的插花飞地。[99]陈钊的《行政边界区域刍论》一文，阐述了行政边界区域的基本含义，讨论了行政边界区域范围的确定，分析了行政边界区域的研究意义和目的，并提出了主要研究内容。[100]满志敏的《行政区划：范围和界线》一文，不仅分析了历史时期政区面积的重要性及政区面积的确定方法，还讨论了政区界线的演变过程。政区面积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有与行政区划有关的统计数据都会受行政区域大小的影响；第二，统计数据背后的制度原因在空间上的差异与行政区划有关系。确定历史时期政区面积的有效方法是地理信息系统和数据库技术（CHGIS）。政区界线的演变经历了从示意性、象征性、习惯性到法定性的过程。[101]侯甬坚《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一文，“引入法律概念”分析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文章最后指出：“从‘划界’到‘勘界’，古今都有，不同之处在于历史上的划界方式多是自上而下，在人口密度增大、经济开发转盛、界线争执多发的地方，越来越常见的是自下而上的划界和处理方式。与过去相比，对于边界争端，现今更为提倡采取平等协商、协调与裁决相结合的处理方式”，“从习惯线到法定线，这是政区界线演变的一条必由之路”[102]。王颖、陆玉麒的《中国省界线形成的地理背景》一文，不仅分析了中国省界线形成的地理背景，而且讨论了中国省界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该文认为，中国省界线形成的地理背景包括自然背景和人文背景两个方面，自然背景主要有以下两类：一是以山脉、河流、湖泊、沙漠等自然界线为省界线；二是与综合自然地理单元相吻合的省行政区范围，像高原、盆地、岛屿，特别是水系流域。人文背景包括政治因素、历史因素、民族因素和经济因素。中国省界线存在的问题包括自然背景下省界线存在的问题和人文背景下省界线存在的问题两个方面。调整中国省界线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省区的幅员应做适当调整；二是对省界线的局部调整应注意经济因素；三应增设直辖市。[103]陈树荣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跨界冲突与协调研究》一文指出，经过多年快速发展，珠三角地区目前正面临着跨界冲突及区域协调的严峻挑战，区域发展的种种重大问题、冲突和矛盾在“行政区—跨界冲突—区域协调”这一主题下交织与渗透，使跨界的稳定机制、协调机制和创新机制变得极为重要。对跨界的冲突、磨擦、竞争、合作的应对与处理，引发了地方政府、市场经济单元与民间组织等多重行为主体在机构设置和功能改革上的挑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已有的制度安排与策略选择，以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市场经济单元与民间组织等多重行为主体之间的跨界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从而实现珠三角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104]王勇、李国武《论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与行政边界》一文，不仅提出了产业集群空间边界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地理边界和人文行政边界，而且深入探讨了强化产业集群行政边界的原因及后果，并提出了基于地理边界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该文认为，产业集群行政边界被强化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面临的激励机制密切相关；二是各种机构对产业集群进行以“乡（镇）”或“县（市）”为单位的称号评定。产业集群行政边界被强化的恶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表现为各地企业之间相互简单模仿，创新动力不足，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关联度低，竞争激烈，甚至相互压价诋毁，在国内外市场上造成恶劣影响；其次，各个基层政府将对方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可以合作的伙伴，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体系和产业服务体系等方面各自进行规划和投资，不关心和周边区域的协作，重复建设，缺乏共享和整合，形不成规模经济，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不利于产业集群向周围更大的空间扩展。制定基于地理边界的产业集群发展政策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要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成立跨区域的新型组织管理体系；其次，要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出发提供基础设施和建立产业服务体系；最后，要充分发挥核心区域和重点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该文最后指出：从狭隘的行政边界出发制定集群发展政策不利于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只有从地理边界出发制定集群发展政策才更符合经济规律，更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105]阳宁东、周幼平的《“边界共有资源”开发的初步探讨——由杭州“曲线东扩”想到的》一文，不仅提出了“边界共有资源”概念，而且对边界共有资源的开发现状、产生的问题、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及初步解决构想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文认为：“边界共有资源”是指在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域划分体制下，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边界地带所共同拥有的一个旅游资源。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看，它应该且仅是一个完整的旅游规划对象。第二，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它又分别属于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行政区域。目前，中国边界共有资源开发大致表现出以下三种状况：第一，各自开发，局面混乱；第二，有的开发，有的封存；第三，相互掣肘，资源浪费。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因为利益矛盾引出的问题（即“囚徒困境”类），包括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或者说国家）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矛盾；第二，因为各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资金、开发和保护经验等不一致引出的问题；第三，因为行政区划边界不易管理而造成的问题；第四，政府经营与企业经营之间的选择问题。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的行政区划将单一的旅游资源分割开来，造成多个主体对其拥有权利，因此也就形成了利益的多元化。各个利益主体在彼此的博弈中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却深陷低效的“囚徒困境”之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边界共有资源从资源性质到旅游规划到管理的完整性，即只由一个主体来对其进行管理。[106]刘戎的《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数据编辑方法研究》一文，以1∶1000000为例，研究了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数据编辑方法。首先进行了细致的资料分析与调研工作，全国勘界时各省所用地形图比例尺不同，有1∶10000、1∶50000、1∶100000等，细致地分析其上的省界专题要素及中国数字地图1∶100万2002年版（国际版）数据库的情况，由于成图与数据源比例尺相差较大，对主要数据源1∶1000000 DLG和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数字化地图（DLG）的数据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建立了利用坐标控制点和省界特征点，省界专题要素逐级缩编的技术方案，确定了缩编原则，提出了缩编指标，实现了成图与1∶1000000 DLG数据库的套合以及数据编辑中关键技术的解决方法。为实现省级行政区域界线和相关地图产品的规范化管理和标准化应用提供数据编辑技术。[107]何向阳的《谈勘界资料的形成及归档》一文，结合勘界工作实际，不仅总结了勘界资料的形成过程，而且对勘界资料进行了类别划分。该文认为，勘界资料的形成过程包括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准备阶段；二是实施阶段；三是收尾阶段。勘界资料应划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文书综合材料类；二是勘界材料类。该文最后指出：勘界资料形成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体现了上级政策、法规及规范要求，也倾注着勘界人员的心血和汗水，资料的形成来之不易。应用文字、数据、图表、照片将边界勾画清晰，为依法治界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108]

（四）政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政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编著的《中国政区地理》，王恩涌主编的《中国政治地理》，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编著的《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等著作都有专题讨论。除此以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李晓杰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行政区划层级与幅员改革之必行》，柳成焱的《我国乡镇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及其改革路径》，杜蓓蕾的《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研究（1980—2005）》，潘路明的《清代江苏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等。这些成果不仅分析了中国政区改革的必要性，而且对政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李晓杰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行政区划层级与幅员改革之必行》一文，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从层级和幅员两个方面分析了对中国现行行政区划进行改革的必要性。[109]柳成焱的《我国乡镇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及其改革路径》一文，不仅分析了中国乡镇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分析了中国乡镇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及改革路径选择。该文将中国乡镇行政区划的历史变迁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乡镇数量最多、规模最小的小区小乡时期（1949—1954年）；二是乡镇数量较多、规模较小的小乡小镇时期（1955—1957年）；三是乡镇数量最少、规模最大的大社大镇时期（1958—1960年）；四是乡镇规模时大时小的不稳定时期（1961—1982年）；五是由人民公社改回乡镇之后的规模不断变化时期（1983—2004年）。将中国乡镇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在国家结构形式采用单一制的条件下，对行政区划的调整改革做出决策并加以实施，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第二，在行政管辖的距离和幅度都超出一定界限的条件下，无论是行政管辖的幅度太大还是行政管辖的距离太远，都会增加行政区划的管理层次；第三，在行政区划不合理和法治不健全的条件下，乡镇的规模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该文认为，中国乡镇行政区划改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乡镇管理层次去留的选择；二是对乡镇数量多少的选择；三是对乡镇规模大小的选择。[110]杜蓓蕾的《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研究（1980—2005）》一文，对1980—2005年地方行政区划变革进行了系统梳理。将变革形式归纳为撤地设市，整县改市，撤县设区及以乡建镇等；分析了变革的具体动因、规范动因及非规范动因；总结了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的基本经验。该文认为，虽然变革的初衷是试图通过地方行政区划的调整整合城乡，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就实际效果而言，变革的绩效表现为城市化水平提高与假性城市化现象并存，城乡经济发展与城乡差距扩大并存，行政效率提高与行政层次及成本增加并存。[111]潘路明的《清代江苏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一文认为，由于在明清时期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江南地区，为了加强对江南地区的行政控制，出现了控江而治的政治格局。清代江南省也因为经济的繁荣而对之进行了分省，分割后的江苏省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发达的经济出现了一省之内两个布政使的状况。由于宁属和苏属两个布政使辖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其行政管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以及近代化的浪潮，两地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传统的内部联系被割断，清末民初出现了分省和合省的一系列事件。但由于传统行省意识的影响以及新的内部联系的迅速建立，江苏省保持了南北统一的原状。[112]

（五）西南行政区划研究

除各地方志、地理志等著作以外，涉及西南行政区划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王开队的《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王文光、段红云的《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龙德象的《永乐十二年贵州建省说辨误》，陈国生的《重庆地名的由来和建置沿革》《重庆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写在中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之际》，聂树平、赵心宪的《唐以前巴渝行政区划沿革考释》，赵伟的《贵州撤地设市分析》，陈钊的《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张绪清的《喀斯特生态环境与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发展——以川滇黔为例》，吴学刚的《浅谈四川区域划分》，勾靖宇的《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边缘经济形成的原因、特征及其对策研究》，何伟的《重庆行政区划应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型发展》，罗辉的《重庆市县级行政区划及其基于区域经济学评价标准的改革研究》等。这些论文既有研究历史政区的，也有研究当代政区的；既有研究政区沿革的，也有研究政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的。

王开队的《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一文，对今金沙江以东的云南曲靖地区北部、昭通、东川地区及贵州安顺、毕节、六盘水地区在13—18世纪的政区设置状况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后指出，这一地区13—18世纪的政区设置可分为初创（元）、调整（明）、定型（清）三个阶段，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主要变化趋势：首先，在政区层级上，由繁而简；其次，在基层政区设置的空间过程上，由外而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政区的实际控制上由虚到实。这一时期本地区在政区设置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趋势，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本地区地方部族势力的不断减弱和中央权力的逐渐加强所造成的。[113]王文光、段红云的《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一文认为：蒙古帝国及其后的元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有效治理，把云南的政治中心从洱海地区东移到滇池地区。为了达到此目的，蒙古帝国以云南的主体民族“乌蛮”的“部”为基础，设置了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元代又在万户府、千户所的基础上设置路府州县，这些举措使云南行省得到了稳步发展，奠定了明清以后云南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也促使“乌蛮”由单纯的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朝着现代民族方向发展。[114]龙德象的《永乐十二年贵州建省说辨误》一文认为，无论从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还是以辖区的行政区划来考察，永乐十一年（1413）完全可以作为贵州独立建省的时间。[115]陈国生的《重庆地名的由来和建置沿革》一文，对重庆地名的由来及建置沿革作了简明扼要的交代。[116]陈国生的《重庆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写在中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之际》一文，对重庆直辖前行政区划的变迁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回顾。[117]聂树平、赵心宪的《唐以前巴渝行政区划沿革考释》一文，依据中国古代史分期理论，对唐朝以前的重庆地区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按前国家时代（人皇、黄帝、尧、舜）、奴隶社会（夏、商、周）、封建社会萌芽期（春秋、战国）、封建社会定型期（秦、汉）、封建社会发展期（三国、魏、晋、南北朝）的顺序做典籍考证，发现今天所谓的巴渝文化区域，在唐朝以前有关的行政区划文史资讯中可见大量的证据，据以形成三点见解：其一，巴渝部族时代之史貌亟待建构；其二，巴渝文化是在多元文化影响下形成自身特点并不断发展的；其三，巴渝地区行政区划沿革史，为重庆在20世纪末成为直辖市，提供了区域性本土文化形成的历史依据。[118]赵伟的《贵州撤地设市分析》一文指出：当前，贵州省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区划调整是必然趋势。国务院领导同志曾深刻指出，行政区划调整好了，是投入最少、见效益最快的改革。贵州省各级领导和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贵州行政的重视与研究，为贵州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119]四川省从1993—1998年先后对原南充地区、达县地区、乐山市和内江市进行了拆分，在保留原有四个地级行政区建制的同时，新设了广安地区、巴中地区、眉山地区和资阳地区。陈钊的《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一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自区域拆分后，新设地区和保留地区的经济均取得了高于周边同类地区的发展速度，而这种拆分对新设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120]张绪清的《喀斯特生态环境与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发展——以川滇黔为例》一文，分析了川滇黔交界区（包括六盘水、毕节、昭通、宜宾和泸州）喀斯特生态环境的现状与基本的经济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该文指出：川滇黔三省接壤区正处于西南喀斯特核心地带；行政区划、政府职能等因素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形成了一种具有分割性、边缘性的经济现象和运行方式。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采取科学协调机制对喀斯特共有域进行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治理，以双赢目标促进协同发展。[121]吴学刚的《浅谈四川区域划分》一文，从行政区划、自然区划、经济区划和产业区划四个方面概述了四川的区域划分情况，并总结了四川的区域划分特点：一是区域划分类型随着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变化而相应变动；二是全部覆盖与部分覆盖的差异；三是相对稳定与相对不稳定的差异。该文还提出了在主体功能区之外增设“功能未定区”的建议。[122]勾靖宇的《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边缘经济形成的原因、特征及其对策研究》一文，对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边缘经济形成的原因与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该文认为，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边缘经济形成的原因主要有：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的物质条件较差；地理位置偏远，远离区域发展中心；市场观念不强，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自我发展能力弱；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市场竞争力弱；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运输成本高；市场建设滞后，组织化程度低；边界因素；交易成本。其特征：一是经济的欠发达性；二是区域分工不明确，经济活动表现为一定的冲突性；三是环境破坏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对策：一是要制定湘鄂渝黔交界地区发展规划，加强区域总体发展的宏观管理；二是要制定政策法规，创造协同发展的环境；三是要共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要大力推动企业跨地区整合；五是要加强区域整体招商引资能力，扩大区内经贸交流；六是要共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123]何伟的《重庆行政区划应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型发展》一文，运用行政管理理论，在对重庆成为直辖市后的行政区划调整进行回顾与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重庆行政区划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124]罗辉的《重庆市县级行政区划及其基于区域经济学评价标准的改革研究》一文，在回顾分析重庆市县级行政区划历史沿革、现实状况、重庆市县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县级行政区划改革调整的构想。[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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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2]刘戎：《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数据编辑方法研究》，西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3]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4]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多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5]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编著：《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6]王恩涌主编：《中国政治地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7]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8]浦善新等：《中国行政区划概论》，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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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1]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史念海：《战国时期的“插花地”》，《河山集》第7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519页。

[13]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99页。

[14]鲁西奇、林昌丈：《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地图》2009年第4期。

[15]蔡博峰：《“飞地”图谱》，《地图》2009年第4期。

[16]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89页。

[17]杨斌：《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

[18]杨斌：《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地理研究》2011年第10期。

[19]杨斌、张祥刚：《民国时期湘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清理拨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20]郭声波、王开队：《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21]覃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1期。

[22]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23]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24]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

[25]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6]傅辉：《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7]杨朝伟：《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长江论坛》2002年第2期。

[28]智通祥、刘富荣：《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资源导刊》2010年第11期。

[29]徐建平：《行政区域整理过程中的边界与插花地——以民国时期潼关划界为例》，《历史地理》第2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0]闫天灵：《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31]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210页。

[3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地理志》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89页。

[33]杨斌：《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

[34]杨斌：《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地理研究》2011年第10期；杨斌、张祥刚：《民国时期湘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清理拨正》，《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35]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505页。

[36]覃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1期。

[37]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38]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39]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

[40]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1]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210页。

[42]闫天灵：《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

[43]史念海：《战国时期的“插花地”》，《河山集》第7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4—519页。

[44]杨斌：《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

[45]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6]傅辉：《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47]郭声波：《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48]郭声波、王开队：《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49]鲁西奇、林昌丈：《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地图》2009年第4期。

[50]郭舟飞：《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科技创业月刊》2009年第9期。

[51]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

[52]马琦、韩昭庆、孙涛：《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6期。

[53]杨斌：《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第1期。

[54]冯贤亮：《明代江南的争田问题——以嘉兴府嘉、秀、善三县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5]杨朝伟：《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长江论坛》2002年第2期。

[56]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7]傅辉：《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58]冯贤亮：《疆界错壤：清代“苏南”地方的行政地理及其整合》，《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59]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0—505页。

[60]袁萍、袁兆康、刘勇、侯国女、胡朝城：《城市周边插花地带暗娼STD感染及就医行为调查分析》，《实用临床医学》2008年第4期。

[61]鲁西奇、林昌丈：《飞地：孤悬在外的领土》，《地图》2009年第4期。

[62]智通祥、刘富荣：《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资源导刊》2010年第11期。

[63]郭声波：《飞地行政区的历史回顾与现实实践的探讨》，《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64]蔡博峰：《“飞地”图谱》，《地图》2009年第4期。

[65]苏海红、杜青华：《基于对口帮扶政策的青南地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66]曾伟、陈政宇：《集中连片特困山区“飞地经济”发展对策研究——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67]上饶市勘界办公室：《巩固勘界成果的重要举措——对已勘定边界线两侧插花、飞地及争议地段进行详查建档工作》，《中国地名》2001年第1期。

[68]傅辉：《插花地对土地数据的影响及处理方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69]杨朝伟：《城区“插花地”问题及其处理对策》，《长江论坛》2002年第2期。

[70]傅辉：《河南插花地个案研究（1368—1953年）》，《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1]郭舟飞：《由武汉“插花地”看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科技创业月刊》2009年第9期。

[72]智通祥、刘富荣：《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资源导刊》2010年第11期。

[73]参见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1页。

[74]参见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21页。

[75]智通祥、刘富荣：《农村“飞地”如何管理和利用》，《资源导刊》2010年第11期。

[76]吴滔：《“插花地”的命运：以章练塘镇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10年第3期。

[77]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编著：《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78]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6页。

[79]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编著：《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61页。

[80]王恩涌主编：《中国政治地理》，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67页。

[81]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编著：《中国政区地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9页。

[82]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行政区划与区域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71页。

[83]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9页。

[84]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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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孙关龙：《分分合合三千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91]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

[92]史卫东：《省制以来统县政区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93]陈漫：《清初（1644—1684）省级行政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94]林涓：《清代行政区划变迁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95]许鹏：《清代政区治所迁徙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

[96]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略（1912—1949）》，《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2期。

[97]孙学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划沿革》，《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

[98]屈桂春、柴海英：《近二十年我国行政区划变更分析研究》，《阴山学刊》2009年第1期。

[99]徐建平：《政治地理视角下的省界变迁——以民国时期安徽省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0]陈钊：《行政边界区域刍论》，《人文地理》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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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侯甬坚：《从习惯线到法定线：我国政区界线性质的变迁》，《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103]王颖、陆玉麒：《中国省界线形成的地理背景》，《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年第1期。

[104]陈树荣：《珠江三角洲地区跨界冲突与协调研究》，中山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105]王勇、李国武：《论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与行政边界》，《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106]阳宁东、周幼平：《“边界共有资源”开发的初步探讨——由杭州“曲线东扩”想到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增刊。

[107]刘戎：《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数据编辑方法研究》，西北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108]何向阳：《谈勘界资料的形成及归档》，《中国地名》2001年第1期。

[109]李晓杰：《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行政区划层级与幅员改革之必行》，《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110]柳成焱：《我国乡镇行政区划的演变特点及其改革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11]杜蓓蕾：《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变革研究（1980—2005）》，上海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12]潘路明：《清代江苏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上海师范2004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3]王开队：《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

[114]王文光、段红云：《元代云南行省的政区设置及“乌蛮”的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5期。

[115]龙德象：《永乐十二年贵州建省说辨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116]陈国生：《重庆地名的由来和建置沿革》，《上海档案》1997年第6期。

[117]陈国生：《重庆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写在中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之际》，《重庆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118]聂树平、赵心宪：《唐以前巴渝行政区划沿革考释》，《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19]赵伟：《贵州撤地设市分析》，《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4期。

[120]陈钊：《地级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四川省为例》，《经济地理》2006年第3期。

[121]张绪清：《喀斯特生态环境与省区交界地带经济发展——以川滇黔为例》，《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

[122]吴学刚：《浅谈四川区域划分》，《四川省情》2007年第6期。

[123]勾靖宇：《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边缘经济形成的原因、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2期。

[124]何伟：《重庆行政区划应从金字塔型向扁平型发展》，《重庆行政》2003年第2期。

[125]罗辉：《重庆市县级行政区划及其基于区域经济学评价标准的改革研究》，重庆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