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口:以中国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分析(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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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书的分析视角选择及研究方法

(一)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为分析视角

本书将从中国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与人口有关制度的形成、调整和演变,分析制度与人口行为的关系,判断制度对人口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程度。这一选择表明,我们打算从动态而非静态角度去考察与人口有关制度的作用和特征,探讨制度建立和制度替代的途径。采用该方法的原因是:

(1)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从制度与人口的关系角度看更是如此。制度作为能够影响人口行为的规则,其主体是人们理性认识的产物。而这种理性认识表现为具体制度由决策者权衡、比较之后所形成,要经历一个过程。从历史过程研究制度将有助于提升制度与人口关系的理论认识。与人口有关的制度尽管有的具有替代表现和“突变”特征,但多数都是“渐进”变化的产物。有些当代制度形式有“突变”和“替代”特征,在实际贯彻过程中却有很大障碍。这些阻力有很大一部分是传统和历史惯性的产物。只有具有历史视野,才能对现实人口制度制定和落实的可行性及其效果有更明确的了解。

(2)认识制度的历史表现和效果将为当代人口政策的制定、完善和改进提供重要借鉴。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制度人口资源。它们不仅保存于大量的典章制度和政策文献之中,而且在民俗、方志和家谱之中均能看到制度对人口行为所起影响作用。对此进行梳理,可从中总结出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借鉴,减少当代与人口及其相关制度制定和改进的盲目性。

(3)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发生了重要的政治变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进入社会转型阶段。它成为当代与人口有关制度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和环境因素。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本质上讲是一种渐变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只有着眼于历史视角,我们才能对制度产生的背景、贯彻方式和最终效果有更加清楚的了解。

(4)对制度与人口关系的认识,特别是对制度效果进行评估的需要。只有将其放置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进行分析,才能把握其整体面貌和作用效果。

(5)若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去认识,更离不开历史性考察。制度变迁是制度的纵向发展过程,只有从历史视野去认识,才能认清制度的演进脉络。

(二)本项研究的方法

(1)对以往或已经施行的制度与人口变动、人口行为关系进行研究。一般来说,研究者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分析直接性制度对生育、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以及生育的实现方式——婚姻和家庭等的作用、影响程度和效果;二是考察间接性制度的影响。间接性制度对人口行为的影响有时候要超过直接性制度。在当代社会中,农村集体经济时期以家庭人口数量为主、劳动力工值为辅的分配方式对家庭养育人口能力的提升作用很显著。但它并非直接针对人口本身而制定。间接性制度分析将制度作为一种背景,观察人口行为的变化。这两个视角无论哪一种,都带有总结和评估性质。它将为新的人口制度的订立提供借鉴。中国在这方面的历史遗产很多,值得花力气进行分析。

(2)对已经形成的人口环境进行制度性考察,将不利于现代人口发展的方面揭示出来,找出替代或改进的方式。制度中的习俗、社会惯行相对于法律、政策有更持久的影响力。它没有制定主体,故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消失。农村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深蒂固,它与男系传承、妇从夫居、儿子养老等联系在一起。尽管招赘婚的提倡对男孩偏好有所矫正,但在多数农村并未使这种婚姻形式大幅增加。因为被招赘者多来自外地贫困家庭;对招赘女性来说,婚姻被包办的色彩增加了,婚姻质量降低了。而在城市,男孩偏好的降低则与男系传承基本改变(现在唯一被保留下来的符号是子女随父姓尚占多数)、婚居形式既非从夫也非从妻、社会保障的建立使儿子养老作用降低有关。可见,城市化对改变传统的婚姻方式和男孩偏好的作用最明显。当然,我们现阶段不可能提出不切实际的城市化目标,农村若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降低儿子的养老功能,也会收到抑制重男轻女行为之效。

(3)探讨制度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由于制度的制定主体不一样,不同的制定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考虑,因而,在一定时期其对人口作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如在当代,从对鼓励人们减少生育子女数量角度看,政府相关部门奖励和扶助少生家庭的父母;但贫困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政策也在许多地区出台。中西部不少农村贫困家庭夫妇存有超生问题。在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超生者的行为逻辑是通过多生子女使家庭获得利益或减少利益损失,政府对其中的贫困者实施救助一定程度上使生育控制政策难以落实。可见,若没有综合性、兼顾性制度,连带性问题将被引发。

(4)从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寻求改进和完善有利于人口全面发展的制度性措施。制度人口学旨在分析制度与人口的关系,研究以往制度对人口影响的积极因素和消极表现,探寻人口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这都表明,制度人口学有很强的“致用”功能。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我们正在进入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在这一过程中,人口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农业社会形成的制度性做法在当代正在受到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探寻制度性的做法,从整体角度制定方案,而不是零敲碎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