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郊生平新考

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郡望河北平昌，先世曾居洛阳。其“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选为昆山尉”[1]。孟郊即于唐玄宗天宝十载（751）生于苏州昆山。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孟郊在赴山南西道节度参谋任的途中，卒于河南阌乡，终年六十四岁。死后张籍、韩愈等生前好友仿古人贤者易名之例，私谥其为“贞曜先生”，后世亦称孟贞曜。

关于孟郊生平种种，以华忱之《孟郊年谱》、夏敬观《孟郊年谱》、尤信雄《孟郊研究》以及钱仲联、尤振中《孟郊传》[2]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已论之甚详，故本章仅就孟郊生平研究中少所涉及之处，诸如孟郊的早年生活行事、孟郊在长安究竟有多少次科场被放的经历、孟郊去汴州依陆长源却为何没有入宣武军幕、孟郊尉溧阳的被分半俸、孟郊晚年困居洛阳的生活情状等问题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知人论世，希望能对孟郊诗歌研究有所裨益。

第一节　湖州：应举之前的活动中心

华忱之《孟郊年谱》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条下云：“按《新、旧唐书·孟郊传》俱称他：‘少隐嵩山。’由于文献不足，他隐居河南嵩山的经过和时间，以及他在这段时期中究竟写出了哪些诗篇，已难确考。就现存他的一些诗作来看，能考定他的行踪及诗歌写作年月的是从本年开始。”[3]是年孟郊三十岁。孟郊一生行年六十又四，而诸家对其前三十年的行事，又均取暂付阙如的态度，这便影响了孟郊研究的深入。为此，本文拟从孟郊的家世、当时吴越的环境、孟郊的交游及其诗歌创作等多个视角，对孟郊的早年生活进行新的梳理和勾勒。同时，对两《唐书》所记孟郊“少隐嵩山”一事稍作辨正。

一　孟郊的早年生活

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十二“古迹”载：“孟郊祠，在武康县西一里，即唐孟郊旧居。”[4]明王珣、汪翁仪等撰《湖州府志》卷七“园第”亦载：“唐孟郊故宅，在武康县西一里。宅傍有井，旧有孟井亭。”[5]可知，孟郊乃湖州武康人。关于孟郊的家世，韩愈《孟生诗》有云：“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林宝《元和姓纂》“平昌孟氏”亦无孟郊的相关内容。这说明孟郊一系在唐代并非显宦。其“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选为昆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昆山为苏州郊县，（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元和四年，洛阳，孟郊送李翱南行诗云：“赠君双履足，一为上皋桥。皋桥路逶迤，碧水清风飘。新秋折藕花，应对吴语娇。千巷分渌波，四门生早潮。湖榜轻袅袅，酒旗高寥寥。小时屐齿痕，有处应未销。旧忆如雾星，怳见于梦消。言之烧人心，事去不可招。独孤宅前曲，箜篌醉中谣。”（《送李翱习之》）即是对其幼年随父居留苏州生活的追忆。然而，孟郊兄弟不幸早年丧父，孟母裴氏只好携孤返居湖州武康。

据文献载：“自兵兴十五载，事隳宿贯，守国家之法，禀朝之政令者由关而东，郡亦无几，唯吴兴遵国经，体旧章，上下谦敬，确然不渝”。[6]可见安史之乱后，湖州的局势是相当平稳的。加之安史之乱中北方士人又多“南驰吴越”，更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云：“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富疆。”[7]作者本意是在盛赞吴中人文荟萃，同时也明示了吴中是“财富疆”。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云：“江表大郡，吴兴为一。……其野星纪，其薮具区，其贡橘柚纤缟茶纻。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8]孤儿寡母的孟家能生活在湖州这一方平稳安定之乡，也应是不幸中之大幸。孟郊《湖州取解述情》诗云：“霅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因兹挂帆去，遂作归山吟。”依照唐代乡贡进士本贯取解的规定，亦可证孟郊早年确是生活在湖州的。

“安史之乱”中，北方士大夫纷纷南迁江左，形成了文人词客汇集吴越的局面。由于战乱引起的南北政治经济形势的差异，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大历、建中以后。大历年间以鲍防为中心的浙东联唱和以颜真卿、皎然为中心的浙西联唱的相继出现，正是这一社会背景的产物。据贾晋华考证：“在鲁公守湖州近四年半时间里，以鲁公、皎然为核心，大开诗会，前后共聚集了九十五位文士，赏游赋诗，联句唱和，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联唱诗人群，其中包括了陆羽、袁高、吕渭、刘全白、张荐、吴筠、柳淡（中庸）、皇甫曾、张志和、耿湋、杨凭、杨凝及尘外（即韦渠牟）等著名作家。这一联唱集团的作品由颜真卿结集为《吴兴集》十卷，此集虽已散佚，可考者尚有存诗五十八首，词约二十首。”[9]这里的诗会考证材料未提及孟郊，但事实上年轻的孟郊也是身与其会的。孟郊《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诗中有云：“淼淼霅寺前，白多清风。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这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参加了当时湖州诗人联唱的，其时其人自然是在湖州的。

孟郊《逢江南故昼上人会中郑方回（上人往年手扎五十篇相赠云：以为他日之念）》诗云：“相逢失意中，万感因语至。追思东林日，掩抑北邙泪。筐箧有遗文，江山旧清气。尘生逍遥注，墨故飞动字。荒毁碧涧居，虚无青松位。珠沉百泉暗，月死群象闭。永谢平生言，知音岂容易。”孟郊不仅一直保留着已经是“尘生”、“墨故”的皎然往年所赠手札，还明白道出皎然是自己的“知音”。向来以诗自命的孟郊，对皎然的诗歌亦推尊有加，其《同昼上人送郭秀才江南寻兄弟》诗云：“地上春色生，眼前诗彩明。手携片宝月，言是高僧名。”《答昼上人止谗作》诗云：“烈烈鸑鷟吟，铿铿琅玕音。”以“片宝月”、“鸑鷟吟”、“琅玕音”来喻指皎然之诗，将皎然之诗形容为遍地春光生晖，一片金声玉振。钦慕之意，溢于言表。皎然的年辈长于孟郊，在安史之乱后江南文士活跃的交游唱和活动中，诗名卓著的皎然是处在一个中心位置的。“当时第一流思想家多为佛家，而彼辈亦类能诗文，故士子乐从游学。……至于相与切磋为诗文友，更无论矣。”[10]孟郊从皎然学诗，情理中事也。

诗人的交游对于考订其行踪，是个很重要的参照。考察孟郊应举后所干谒的对象，发现他们多在孟郊年轻时有过居留吴越的经历，且当时均与皎然深有过从。如陆长源，其人不仅是孟郊的诗文之交，更是孟郊后来依靠的主要对象。皎然与陆长源诗酒酬唱，交往深厚，其集中有《奉和陆中丞使君长源寒食日作》、《奉陪陆使君长源、裴端公枢春游东西武丘寺》、《奉和陆使君长源夏月游太湖（此时公权领湖州）》、《奉和陆使君长源水堂纳凉效曹刘体》、《夏日奉陪陆使君长源公堂集》、《奉送陆中丞长源诏征入朝》等众多诗篇。陆长源不仅参加大历两浙联唱，而且兴元元年还权领过湖州刺史。

孟郊一生引以为知音的没有几个，包佶即为其一。其《哭秘书包大监》诗云：“哲人卧病日，贱子泣玉年。常恐宝镜破，明月难再圆。文字未改素，声容忽归玄。始知知音稀，千载一绝弦。旧馆有遗琴，清风那复传。”包佶，字幼正，润州延陵人，进士擢第。皎然与包佶交厚，其《赠包中丞书》云：“今海内诗人，以中丞为龙门，贤与不肖，雷同愿登。仰测中丞之为心，固进善而据不工也。”[11]皎然曾向包佶推荐过灵澈。据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载：“皎然以书荐于词人包侍郎佶，包得之大喜，又以书致于李侍郎纾。是时，以文章风韵主盟于世者曰‘包李’，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飏，如云得风，柯叶张王。”[12]皎然与包佶为知己之交，当无异议。《旧唐书·德宗纪》云：“（贞元二年正月）国子祭酒包佶知礼部贡举。”[13]《唐摭言》卷十四“主司称意”条云：“贞元二年，礼部侍郎鲍防帖经后改京兆尹刑部侍郎。”[14]原来贞元二年鲍防以礼部侍郎知贡举，于正月十六日丁未贡举事未毕而迁京兆尹，是由国子祭酒包佶权知贡举放榜的。故《唐登科记》于该年知贡举署：“礼部侍郎鲍防，国子祭酒包佶。”[15]包佶为国子祭酒在贞元元年至贞元四年间。孟郊集中有《上包祭酒》诗云：“岳岳冠盖彦，英英文字雄。琼音独听时，尘韵固不同。春云生纸上，秋涛起胸中。时吟五君咏，再举七子风。何幸松桂侣，见知勤苦功。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此诗目的不在赞誉包佶文采之美，而是“卒章显志”，表达其希求汲引之情。

贞元年间在京应举的孟郊，《有古意赠梁肃补阙》诗云：“曲木忌日影，馋人畏贤明。自来烛照间，不受邪佞侵。不有百炼火，孰知寸金精？金铅正同炉。”诗中希求梁肃汲引之意甚明。上元年间，梁肃举家避难吴越，后随独孤及习文。建中年间，梁肃离开湖州时，皎然有诗相送。其《送梁肃拾遗归朝》诗云：“明主重文谏，才臣出江东。……故人荣此别，何用悲丝桐。”诗中皎然以“故人”相称，可知梁肃与皎然此前早有交往。

孟郊贞元年间有《献襄阳于大夫》诗云：“襄阳青山郭，汉江白铜堤。谢公领兹郡，山水无尘泥。……曩游常抱忆，夙好今尚暌。愿言从逸辔，暇日凌清溪。”于大夫，即于頔，前已提及他在贞元年间曾为湖州刺史，与皎然交情也不一般，集贤殿御书院承旨征皎然文集时，就是由于頔采编成《昼上人集》十卷，并为之作序的。孟郊献诗于頔，除了对他赞誉外，还表达了自己的投奔之意。

孟郊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东归之日作《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郎》诗云：“昔岁辞亲泪，今为恋主泣。……宝镜无私光，时文有新习。”吕侍郎即吕渭，字君载，河中人。贞元中，累迁礼部侍郎。吕渭在吴越为官甚久，两浙联唱均有参与，大历七年曾任湖州刺史评事，皎然有《妙喜寺达公院赋得夜磬送吕评事》诗送之。

显而易见，孟郊与上述诸公能结下因缘，多半是因为皎然。又据贾晋华《皎然年谱》可知，皎然天宝十五载以后除了短暂外出，其活动范围基本上不出湖州。孟郊能因皎然而结识大历至贞元初在湖州有过或居留或为官经历的上述诸人，其人其时必然是在湖州无疑矣。也正是在这里，早年的孟郊接受了以皎然等人为代表的吴中诗派的影响与熏陶。

吴中诗派的吴中俗体诗在音节声调上具有浏亮清激的特点，这种声调在诗体上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即拗句与拗体、仄韵七绝、杂言与三三七句式。拗句、拗体在孟郊的诗歌中比比皆是，王力先生曾特意指出“着意避免入律者，五言有孟郊，七言有韩愈”[16]。这里只就后两点谈谈孟郊对吴中俗诗体的继承。

仄韵七绝。据赵昌平先生统计：“仄七绝在唐人集中很罕见，然吴中派约160首七绝中，仄韵凡十四出。”[17]其七绝用仄韵比例接近十分之一。再看孟郊集中，七绝共12首，除去一首乐府诗平仄通押外，余11首中用仄韵者3首，其中两首为用入声韵者，粗略统计下来，孟郊七绝诗中用仄韵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

杂言与三三七句式。孟郊诗歌在形式上总体是趋于复古的五言诗，对于接近民歌体的杂言体所作甚少，统共只有三首，一首是本集不载，而见诸《乐府诗集》和《全唐诗》的《望远曲》，为五七杂言；一首为三七杂言的《望夫石》；一首是三三七式的《婵娟篇》。虽然所作不多，但在诗体特点上，孟郊的杂言体诗却是非常典型的吴声楚调，以至于后人认为孟郊的《婵娟篇》乃是吴中诗派代表人物之一顾况所作而孱入孟郊诗中的，如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云：“孟东野集古乐府，有《婵娟》篇云：‘汉宫承宠不多时，飞燕婕妤相妒嫉。’今顾况集中亦有，疑非孟诗，似顾况诸体。”[18]清人陆艺香《问花楼诗话》卷一云：“东野诗有《四婵娟》诗，宋人绘为四时图，以花当春，以竹当夏，以月当秋，以雪当冬。诗曰：‘花婵娟……月婵娟，真可怜。’余谓东野诗严冷峭厉，不作软媚语。此诗靡丽，疑是伪作。”[19]其实不然（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但这一事实本身恰恰说明了孟郊受吴中诗派的影响。以皎然为首的“吴中诗派”，是一个极具特色的诗人群体。其成员大多个性率直，重气骨，作拗句，追求清狂的诗风，还具有复古通变的创作观念与苦思求奇的诗歌理论。而这些特点也正是孟郊及其诗歌的典型特征。作为诗派的主将与理论家，皎然对孟郊的影响尤其巨大。其“真于性情，尚于作用”[20]的理论主张，甚至成为孟郊一生努力践行的目标：“真于性情”，造就了孟郊的矫激诗风；“尚于作用”则启发了孟郊的苦吟不辍。

此外，在孟郊的诗歌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受江南文化浸染的印迹。首先，杼山、霅溪、白洲这些湖州名胜在孟郊诗中频频出现，且这些地名的出现，均与其对早年交游之人事的怀念紧密相关。如《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之“淼淼霅寺前，白多清风……杼山砖塔禅，竟陵广宵翁”，《悼吴兴汤衡评事》之“君生霅水清，君殁霅水浑”等。其次，孟郊诗中多作吴语，如《送淡公》诗之“铜斗饮江酒，手拍铜斗歌。侬是拍浪儿，饮则拜浪婆。脚踏小船头，独速舞短蓑。笑伊渔阳操，空恃文章多”，以吴语的穿插，写越僧淡然之脱略形骸，通俗而古朴，颇具古乐府遗风，苏轼亦有“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21]之赞。再次，孟郊的家乡武康，乃古防风国，属古扬州。其地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胜。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瘐之风扇焉”[22]。这从孟郊的诗歌中亦可得到反映。其《弦歌行》诗云：“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暗中崒崒拽茅鞭，倮足朱裈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唐人诗歌较少涉及这类鬼神题材，故此诗能让我们得以略窥唐人驱傩之大概。与孟郊有过交往的于頔贞元年间为湖州、苏州刺史时，曾因“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23]由此看来，孟郊之所以能写出《弦歌行》之类传神入画的鬼神诗来，也是与其早年深受吴地事鬼之风的影响息息相关的。

诸多现象，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即孟郊早年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以湖州为中心的吴越一带。

二　“少隐嵩山”之辨

两《唐书》均称孟郊“少隐嵩山”，但叙孟郊生平颇详的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却只字未提。

唐代科举取士使得“贫民寒士可有平等权利自由参加考试，无论孤贫寒微，一经登第，便有进用之望，且有数年之间，便致位卿相者。平民寒士得此诱发，自多进士业者。然彼辈家屋仄陋，不宜习业，势必择山林静境建茅以居，尤贫困者更唯寄寓寺院随僧洗钵之一途。故进士科第愈盛，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亦愈炽”[24]。此外，寺院中大量的藏书亦是士子们多选择在此习业的重要原因。对于江南士子来说，还得加上一条，那就是，中唐江南诗僧中人才辈出的特殊状况。而上述诸条件，对于家贫无以为业的孟郊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追随皎然即始于读书习业。其《吊卢殷十首》其七在回忆其与卢殷的早年生活时所云“寺中摘梅花，园里翦浮芳”，反映的多数也是孟郊早年与卢殷一起习业寺院，切磋诗文的情景。其《读经》诗云：“曾读大般若，细感肸蚃听。当时把斋中，方寸抱万灵。忽复入长安，蹴踏日月宁。老方却归来，收拾可丁丁。”这里，孟郊向我们道出了其在赴长安走科举仕进一途之前，与佛家是有过较为密切的接触的，而这也正可作为孟郊早年读书山林寺院的重要佐证。再者，由孟郊《山中送从叔简赴举》诗之“却笑薜萝子，不同鸣跃年”与前引孟郊《湖州取解述情》诗之“因兹挂帆去，遂作归山吟”，亦可证其应乡贡进士前，乃是隐居山林读书习业者。

虽说孟郊早年有过隐居山林的经历，但却无“少隐嵩山”的可能。嵩山地处河洛一带，唐代这里确是儒风很盛的地区，同时也是所谓“隐士”云集之所。《新唐书·隐逸传》云：“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25]开天以来，曾有多人在此授徒讲学，大批文士聚集于此，使得这里成了一大习业中心。刘得仁《送车涛罢举归山》诗云：“朝是暮还非，人情冷暖移。浮生只如此，强进欲何为。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怜君明此理，休去不迟疑。”[26]世道冷漠，科场无援，失意而归，再于山中寻访名师，学有所成，再出山应举，这是当时士人普遍的人生写照。对于屡试不第的孟郊来说，其于嵩山就近备考是有可能的。但“此亦读书，非隐也”③。且对于初次应举已过“而立之年”的孟郊来说[27]，“少隐”实无从谈起。再者，孟郊一生事母至孝。“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28]寡母幼第，孟郊断无抛下他们而去嵩山隐居之理。其北上游学应举，也必在其兄弟长成，老母有托之后。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云其“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即是明证。

“嵩山”在孟郊诗中的确是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如“月明直见嵩山雪”（《洛桥晚望》），“再期嵩少游，一访蓬萝村”（《戏赠无本二首》其二），“嵩秋葬卢殷”（《吊卢殷十首》其二），“开门洛北岸，时锁嵩阳云”（《立德新居十首》其二），“枋口花间掣手归，嵩阳为我留红晖”（《济源寒食七首》其六），“曩怀沉遥江，衰思结秋嵩”（《秋怀十五首》其十），《访嵩阳道士》，《哀孟云卿嵩阳荒居》，《嵩少》等。孟郊元和初年依河南尹郑馀庆，任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随后孟郊在洛阳立德坊修建了新居，并在此度过了其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洛阳其地极近嵩山，孟郊之“月明直见嵩山雪”，应非虚语。孟郊《戏赠无本二首》与韩愈之《送无本师归范阳》一诗所咏时节和情况均相同，华忱之《孟郊年谱》定此诗为元和六年作，甚是。据韩愈《登封县尉卢殷墓志》可知，卢殷卒于元和五年十月，则孟郊《吊卢殷》诗必在其后。又据孟郊《济源寒食》诗中“无子老人仰面嗟”，知此诗作于孟郊元和四年连遭丧子之痛后。《秋怀》组诗，所写不外晚年老病侵夺之状。由此可知，上述这些语涉嵩山之作，多作于孟郊晚年定居洛阳之时。至于那些无法明确系年的诗歌，从内容来看，亦不似早年之作。如《嵩少》诗，其云：“沙弥舞袈裟，走向踯躅飞。闲步亦惺惺，芳援相依依。噎塞春咽喉，蜂蝶事光辉。群嬉且已晚，孤引将何归。流艳去不息，朝英亦疏微。”诗中一片晚景凄凉之感，亦当是孟郊晚年居洛游嵩之作。

由此我们推断：两《唐书》孟郊“少隐嵩山”之说，并不可信。所谓“少隐嵩山”，当是两《唐书》的修撰者未能将孟郊早年江南山林寺庙习业的经历与其后来居洛游嵩之事加以明辨的结果。

第二节　长安：科举仕进的伤心之地

一　十七年间六落第

长安是孟郊科举活动的中心，在这里孟郊饱尝了世态炎凉与落第悲辛。长安在孟郊的眼中是“长安车马道，高槐结浮阴。下有名利人，一人千万心”（孟郊《感别送从叔校书简再登科东归》）。“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傍”（孟郊《赠崔纯亮》）。“胡风激秦树，贱子风中泣。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长安十二衢，投树鸟亦急。高阁何人家，笙簧正喧吸”（孟郊《长安道》）。正是在这样一个以名利相争、奔竟不息的冷酷现实里，无可奈何的孟郊是“自叹方拙身，忽随轻薄伦。常恐失所避，化为车辙尘。此中生白发，疾走亦未歇”（孟郊《灞上轻薄行》）。仿佛一辆开上了单行道的汽车，孟郊在科举仕进一途上是回不了头了。“奈何从进士，此路转岖嵚”[29]，出身寒微，朝无奥援的孟郊，注定了其科举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其《下第东归留别长安知己》诗云：

共照日月影，独为愁思人。

岂知鸣，瑶草不得春。

一片两片云，千里万里身。

云归嵩之阳，身寄江之滨。

弃置复何道，楚情吟白。

其《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诗云：

自念西上身，忽随东归风。

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

离娄岂不明，子野岂不聪。

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

因缄俗外词，仰寄高天鸿。

其《下第东南行》诗云：

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

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

江蓠伴我泣，海月投人惊。

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轻。

时闻丧侣猿，一叫千愁并。

其《再下第》诗云：

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

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

其实这些还只是孟郊诗集中部分关于科举落第的失意之鸣。但从中我们已经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孟郊一次次抱希望而来，却失意而归的巨大失落。我们不禁要问，孟郊在长安究竟有过几次落第之痛，其初次应举又在何时？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将从孟郊现身京洛的建中元年至东野金榜题名的贞元十二年这段时间内知礼部贡举者以及大概的中举情况排列如下表：

关于孟郊初次赴举时间以及落第次数，华忱之《孟郊年谱》认为：东野贞元七年秋于湖州取解，贞元八年应进士试，初下第。东归途中，曾去徐州访张建封。贞元九年东野应进士试再落第，乃自长安出作楚湘之游。贞元十一年，东野三至长安应进士试，十二年进士及第。吏部侍郎吕渭知贡举。试《日五色赋》、《春台晴望》诗。同榜进士三十人。尤信雄《孟郊研究》“孟郊之生平事略”亦持是说。贾晋华《华忱之〈孟郊年谱〉订补》一文在肯定华谱之说大致可信的基础上，指出“惟贞元七年前应再补加一次应试落第”，并由孟郊《上包祭酒》、《赠万年陆郎中》二诗，推定“郊应于贞元三年或四年初次赴京应举，四年或五年落第”[30]。如此一来，从最初的贞元三、四年初试，到贞元十二年的金榜题名，其间孟郊至少有过三次科场失意的经历。事实是否如此，尚容作进一步之辨析。

依照华忱之《孟郊年谱》所载，建中元年孟郊突然出现在了去河阳的路上。有《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诗云：

暮天寒风悲屑屑，啼鸟绕树泉水噎。

行路解鞍投古陵，苍苍隔山见微月。

鸮鸣犬吠霜烟昏，开囊拂巾对盘飧。

人生穷达感知己，明日投君申片言。

寒风屑屑，泉水呜咽，苍山微月，鸮鸣犬吠，诗人眼中的世界显得灰暗无光，一派日暮途穷的景象。其中的人生失意之情，溢于言表。华忱之《孟郊年谱》依据此诗，怀疑“东野当于本年或次年秋冬之交来游河阳（但他是否由隐居的嵩山来此，未敢臆断）”[31]。可是刚刚三十岁的孟郊又是从哪来这么强烈的失意之情的呢？河阳距嵩山很近，可以说就在嵩山脚下，如果是从隐居的嵩山来游河阳，其强烈的失意之情那就更难理喻了。孟郊集中的一首题为《叹命》诗为我们提供了答疑解难的线索，其云：

三十年来命，唯藏一卦中。

题诗怨问易，问易蒙复蒙。

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

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

归去不自息，耕耘成楚农。

蒙，乃指《易·蒙卦》，其意谓运命蹇滞晦暗。“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是科场下第了。华忱之认为此诗“观诗语……或当作于建中二、三年间旅居河南，年三十一、二岁时”[32]，其说近似。或当就作于建中元年。是年知贡举者为礼部侍郎令狐峘。而孟郊集中又有《和令狐侍郎、郭郎中题项羽庙》诗，其云：

碧草凌古庙，清尘锁秋窗。

当时独宰割，猛志谁能降。

鼓气雷作敌，剑光电为双。

新悲徒自起，旧恨空浮江。

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认为：“令狐侍郎为令狐峘。《旧唐书》卷一四九、《新唐书》卷一○二有传。《旧唐书》卷十二《德宗纪》上：‘大历十四年九月丙戌……中书舍人令狐峘为礼部侍郎。’‘建中元年二月甲寅，贬史馆修撰、礼部侍郎令狐峘郴（衡）州司马。’唐令狐姓之为侍郎者仅令狐德棻、令狐峘、令狐绹三人。德棻和绹，时间与孟郊不相及。建中元年，孟郊已三十岁，故能与令狐峘相唱和。”[33]由此可知孟郊与令狐峘唱和的时间只能是在大历十四年九月至建中元年二月的这段时间内。而这又恰恰是令狐峘掌贡举的时间。从诗中所流露出来的情感，当是郊已下第后所作。孟郊另有《答郭郎中》诗云：

松柏死不变，千年色青青。

志士贫更坚，守道无异营。

每弹潇湘瑟，独抱风波声。

中有失意吟，知者泪满缨。

何以报知者，永存坚与贞。

此一郭郎中究竟是何人，尚待进一步考证，但其对孟郊的仕进给以关心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建中年间正是中原板荡之时，东野如不是因在京应举，断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旅居河南，以至为叛军所阻，回不得江南。原来东野正是科场落第之后，东归途中投书李侍御。这样方合情理。于时地也相吻合。

再者，建中元年中举的这批人中，如杜兼、樊泽、梁肃等人，后来与孟郊均有交往的事实[34]，也间接说明了孟郊是年在京应举的推断是能够成立的。

孟郊的知音好友李观，在其《报第充书》中云：“（贞元）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以初誓心不徒还，乃于京师穷居，读书著文，无阙日时。是年冬，复不利见小宗伯。”[35]可见李观在贞元六、七年间也是科场连连失利。而孟郊有《赠李观》诗云：

谁言形影亲，灯灭影去身。

谁言鱼水欢，水竭鱼枯鳞。

昔为同恨客，今为独笑人。

舍予在泥辙，飘迹上云津。

卧木易成蠹，弃花难再春。

何言对芳景，愁望极萧晨。

埋剑谁识气，匣弦日生尘。

愿君语高风，为余问苍旻。

此诗题下注云：“观初登第。”可知是作于贞元八年李观登第后。其“昔为同恨客，今为独笑人”，至少说明孟郊贞元六年或七年曾与李观一起应举落第。孟郊《春日同韦郎中使君送邹儒立少府扶侍赴云阳》诗云：“独惭病鹤羽，飞送力难从。”其“病鹤”的意象正是其落第的象征，此诗华忱之系于贞元六年，甚是。

如前所述，孟郊《上包祭酒》诗之“愿将黄鹤翅，一借飞云空”，希求汲引之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而包佶为国子祭酒又是在贞元元年至贞元四年间。故而贾晋华所推定的孟郊贞元三、四年间赴京应举是应该成立的。如此一来，孟郊在长安应举的大致情况可描述为：建中元年初次应举或落第，贞元三、四年间再应进士举落第，贞元六、七年间再应进士举落第，贞元八年落第，贞元九年落第，贞元十一年落第，终于在贞元十二年时来运转，春风得意。粗略算来，十六年间，孟郊经历了至少六次科场被放的伤痛。这也就难怪孟郊在其诗中留下了那么多“下第”、“失意”的酸呻苦吟了。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云其“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36]，显然不够真实！

二　《湖州取解述情》作年辨证

华忱之《孟郊年谱》系此诗于贞元七年，其解题云：“秋，东野于湖州举乡贡进士，旋往长安应进士试。有《湖州取解述情》诗（卷三）。‘取解’即谓‘拔解’。唐李肇《国史补》卷下：‘进士为时所尚久矣。……京兆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宋王谠《唐语林》二《文学》引同。李翱《与弟正辞书》云：‘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也称：‘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然拔解亦须预托人为词赋，非谓白荐。’实际上，这就是唐代所谓乡贡进士。每年拔取的时间，一般均在七月后。所以宋钱易《南部新书》有‘长安举子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府州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的记载。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进士科故实》也称：‘举场每岁开于二月，每秋七月，士子从府主觅解纷纷。’东野初次应进士试约在贞元八年，这首诗当为本年秋在湖州拔解赴长安前作。”[37]华忱之在解题中对如何是“取解”，作了非常详细的征引，解释亦颇透彻。唯其对孟郊的这首诗却是只看诗题，而疏忽了其内容所指。以至于出现了事实与诗意的扞格。孟郊《湖州取解述情》诗云：

霅水徒清深，照影不照心。

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

因兹挂帆去，遂作归山吟。

在这首诗中，孟郊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此次取解并未成功。“徒清深”、“未轻举”、“挂帆去”无一语不在述说他失利之后的怨愤之情。由孟郊诗题中“取解”二字可知孟郊走的是“乡贡”进士一途，唐制，乡贡是先由县一级考试，经过淘汰，选拔若干名送到州府；州府再经过考试，又经过一番淘汰，最终才选拔为数不多的几人发给选解，随上计吏报送中央参加礼部考试。这个逐级考试、层层选拔的过程应该是相当严酷的。如得不到州府的文解，自然是不能去参加礼部考试的，也只好唱着他的“归山吟”以待来年了。孟郊贞元八年礼部试落选，则其贞元七年必须取得文解。而《湖州取解述情》诗意与此不符，当非本年所作。孟郊此诗并未注明时间，诗中又没有明显提示，其作年已难确考，只能大致断定作于贞元十年前（贞元十二年孟郊已进士及第），且举凡孟郊应进士举的那几年均应该排除在外。贾晋华认为此诗作于贞元三年秋，其理由仍是孟郊于贞元三至四年有可能应进士试[38]，在因果关系上与华《谱》并无二致，故其说亦难成立。

三　《投所知》的可能对象

孟郊《投所知》诗云：

苦心知苦节，不容一毛发。

炼金索坚贞，洗玉求明洁。

自惭所业微，功用如鸠拙。

何殊嫫母颜，对彼寒塘月。

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辙。

尽美固可扬，片善亦不遏。

朝向公卿说，暮向公卿说。

谁谓黄钟管，化为君子舌。

一说清嶰竹，二说变嶰谷。

三说四说时，寒花拆寒木。

晔晔家道路，灿灿我衣服。

岂直辉友朋，亦用慰骨肉。

一暖荷匹素，一饱荷升粟。

而况大恩恩，此身报得足。

且将食檗劳，酬之作金刀。

“所知”，是指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人。笔者对《全唐诗》中举凡诗题中含有“所知”二字的诗篇进行了一个粗略的统计，得出如下一个大致的结论：1.诗题中出现“所知”始自中唐皇甫曾，从皇甫曾至晚唐共有47题50首诗以“所知”名题者。其命题方式一般在“所知”前用“寄”、“上”、“呈”、“献”、“投”等动词。2.从内容看，以“所知”为题的诗篇，绝大部分与科举相关。从作者看，又主要集中在科场屡次受挫的那些人，如李咸用6首，罗隐6首，杜荀鹤8首，郑谷3首，张蠙3首，四人所作已占一半以上。3.以《投所知》名题的诗，共计13首（含孟郊一首），除了僧贯休的一首为代人所投，诗意较含糊一点外，其余全部与科举仕进相关，作者均为困顿科场如孟郊，或甚于孟郊者。如：

李咸用《投所知》云：“手欠东堂桂一枝，家书不敢便言归。挂檐晚雨思山阁，拂岸烟岚忆钓矶。公道甚平才自薄，丹霄好上力犹微。谁能借与抟扶势，万里飘飘试一飞。”（《全唐诗》卷646）

罗隐《出试后投所知》云：“此日蓬壶两日程，当时消息甚分明。桃须曼倩催方熟，橘待洪崖遣始行。岛外音书应有意，眼前尘土渐无情。莫教更似山西鼠，啮破愁肠恨一生。”（《全唐诗》卷656）

罗隐《逼试投所知》云：“桃在仙翁旧苑傍，暖烟轻霭扑人香。十年此地频偷眼，二月春风最断肠。曾恨梦中无好事，也知囊里有仙方。寻思仙骨终难得，始与回头问玉皇。”（《全唐诗》卷657）

罗隐《新安投所知》云：“少年容易舍樵渔，曾辱明公荐子虚。汉殿夜寒时不食，宋都风急命何疏。云埋野艇吟归去，草没山田赋遂初。长剑一寻歌一奏，此心争肯为鲈鱼。”（《全唐诗》卷658）

郑谷《投所知》云：“砌下芝兰新满径，门前桃李旧垂阴。却应回念江边草，放出春烟一寸心。”（《全唐诗》卷675）

杜荀鹤《近试投所知》云：“白发随梳落，吟怀说向谁。敢辞成事晚，自是出山迟。拟动如浮海，凡言似课诗。终身事知己，此外复何为。”（《全唐诗》卷691）

杜荀鹤《下第投所知》云：“若以名场内，谁无一轴诗。纵饶生白发，岂敢怨明时。知己虽然切，春官未必私。宁教读书眼，不有看花期。”（《全唐诗》卷691）

杜荀鹤《书事投所知》云：“古陌寒风来去吹，马蹄尘旋上麻衣。虽然干禄无休意，争奈趋时不见机。诗思趁云从岳涌，乡心随雁绕湖飞。肯将骨肉轻离别，未遇人知未得归。”（《全唐诗》卷692）

杜荀鹤《下第投所知》云：“落第愁生晓鼓初，地寒才薄欲何如。不辞更写公卿卷，却是难修骨肉书。御苑早莺啼暖树，钓乡春水浸贫居。拟离门馆东归去，又恐重来事转疏。”（《全唐诗》卷692）

张蠙《投所知》云：“十五年看帝里春，一枝头白未酬身。自闻离乱开公道，渐数孤平少屈人。劣马再寻商岭路，扁舟重寄越溪滨。省郎门似龙门峻，应借风雷变涸鳞。”（《全唐诗》卷702）

李中《投所知》：“孤琴尘翳剑慵磨，自顾泥蟠欲奈何。千里交亲消息断，一庭风雨梦魂多。题桥未展相如志，叩角谁怜宁戚歌。唯赖明公怜道在，敢携蓑笠钓烟波。”（《全唐诗》卷747）

之所以不惮词费地罗列这些诗作，其目的无非是想说明唐诗中之以“投所知”名题者，其内容都是述说自己“手欠东堂桂一枝”“一枝头白未酬身”的怨愤和“古陌寒风来去吹”“千里交亲消息断”的愁苦，希望所知能够“借与抟扶势”，好让自己“万里飘飘试一飞”，并用“终身事知己，此外复何为”的誓言表示自己对于所知提携之功的没齿难忘。作为较早的以“投所知”命题的诗作，孟郊诗歌内容上所起的规定性是显而易见的。由诗意推断，孟郊登第即得力于此人在公卿面前的多次关说。韩愈、李观、李翱是我们明确知道的曾向公卿举荐过孟郊的人，但考其行迹，均与诗意不合。看来要知道这一“所知”为谁，还需要有新的信息。孟郊的《寄陕府窦给事》诗就给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其云：“贞元文祭酒，（自注：即阳公）比谨学韦玄。满坐风无杂，当朝雅独全。见知嘱徐孺，（自注：即徐端公）赏句类陶渊。一顾生鸿羽，再言将鹤翩。”华忱之认为：“‘文祭酒’，即阳城。”[39]可从。《新唐书·阳城传》云：

阳城，……资好学，贫不能得书，求为吏隶集贤院，窃院书读之，昼夜不出户，六年，无所不通。及进士第，乃去隐中条山，与弟阶、域常易衣出。年长，不肯娶，谓弟曰：“吾与若孤茕相育，既娶则间外姓，虽共处而益疏，我不忍。”弟义之，亦不娶，遂终身。

……

及裴延龄诬逐陆贽、张滂、李充等，帝怒甚，无敢言，城闻，曰：“吾谏官，不可令天子杀无罪大臣。”乃约拾遗王仲舒守延英阁上疏极论延龄罪。慷慨引谊，申直贽等，累日不止，闻者寒惧，城愈励。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顺宗方为皇太子，为开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谕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龄。城显语曰：“延龄为相，吾当取白麻坏之，哭于廷。”帝不相延龄，城力也。坐是下迁国子司业。引诸生告之曰：“凡学者，所以学为忠与孝也。诸生有久不省亲者乎？”明日谒城还养者二十辈，有三年不归侍者斥之。简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罢。躬讲经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40]

于中可见阳城的寒苦出身与忠孝操守。而孟郊的出身、秉性与此极为相似，这容易让阳城对孟郊产生惺惺相惜、同病相怜之感，这是阳城与孟郊亲近的原因所在，所谓“苦心知苦节，不容一毛发”乃是就此而言。“贞元文祭酒，比谨学韦玄”，所谓“文祭酒”，指贞元十一年阳城因裴延龄事贬官国子司业，“学韦玄”之韦玄，当指韦玄成，西汉大儒韦贤之子，宣帝时为相，《汉书·韦玄传》云其：“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敬，由是名誉日广”[41]。孟郊以之喻指阳城，可见孟郊受到阳城的礼遇不浅。次年孟郊中举，这中间应该就有阳城“一顾生鸿羽，再言将鹤翩”的功劳在。由《新唐书·阳城传》我们可知，阳城不是一个施恩图报，甚至对知恩图报还有点反感的人。正因为如此，孟郊才用“且将食檗劳，酬之作金刀”，即以自己将来的谨于为人、勤于政事来作为对阳城“大恩恩”的报答。华忱之《孟郊年谱》“贞元十二年”下曰：“有《投所知》诗（卷三）。‘所知’未详所指。据诗语：‘自惭所业微，功用如鸠拙。……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辙。……朝向公卿说，暮向公卿说。’似‘所知’在东野应进士试时，代向公卿关说延誉，使东野得登上第。将归，因赠诗为报。其作诗年月，疑当即在本年。”[42]其说可从。

第三节　汴州：一次失败的入幕之行

“慈亲诫志就，贱子归情急。擢第谢灵台，牵衣出皇邑。”（孟郊《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坐主吕侍郎》）进士及第后的孟郊，在向主考礼部侍郎官吕渭道别后，即离京南归。然而江南的清丽山水并没能留住孟郊的脚步，不久他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汴州，依附于宣武行军司马陆长源门下。种种迹象表明，孟郊此行乃是为求官而来。按说有陆长源这样的靠山，再加上时任宣武观察推官的韩愈的从旁策应，前进士之身的孟郊，要在宣武军幕谋得一官半职，并非难事。然而在汴州居留了近两年的孟郊，最终却是无功而返。在孟郊一生的行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弄清其中的原委，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孟郊的生平及其思想。可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就当时文人入幕之风、宣武军的实际情形以及孟郊的独特个性等因素，略陈管见。

一　唐人入幕之风与孟郊赴汴之行

中唐以后，藩镇使府竞相延请士人入幕，文人士子也竞趋于藩镇使府，甚至形成了所谓“及第便从诸侯府奏试官，充从事”[43]的特殊局面。其原因有三：1.正常情况下幕职在藩府是来去自由的，士人可以自由选择入何幕投何人； 2.幕职的俸禄是比较丰厚的，所谓“职多于郡县之吏，俸优于台省之官”[44]； 3.由于幕职是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崭露头角的机会也多，因而往往能够不次擢拔，迅速升迁。中唐以后藩镇备受朝廷关注，幕府僚佐在地方的表现很容易为朝廷了解，才能杰出者常得到朝廷的不次提拔。再者，节帅对朝廷用人有举荐权，僚佐还可以通过节帅的推荐入朝为官或在地方上做官。在这种情况下，藩镇僚佐的升迁比之朝廷和地方的职事官要迅速。尤其在唐后期科举艰难、吏部铨选拥滞的情况下，士人们乐于入幕，理固宜然。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进士及第后的孟郊难以置身事外。

孟郊是赞成文人入幕的。就在孟郊进士及第的贞元十二年（796），六月，宣武节度使李万荣病死，宣武军动乱。七月，朝廷以董晋为汴州刺史充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45]兼管内支度、营田、汴宋亳颖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韩愈应董晋之聘，任宣武军观察推官，随董晋赴任。孟郊有《送韩愈从军》诗送之，诗曰：“志士感恩起，变衣非变性。亲宾改旧观，僮仆生新敬。坐作群书吟，行为孤剑咏。始知出处心，不失平生正。……王粲有所依，元瑜初应命。一章喻檄明，百万心气定。今朝旌鼓前，笑别丈夫盛。”从孟郊对韩愈从军入幕的高度的赞誉中，我们甚至嗅出了歆羡的味道。而其“变衣非变性”的认识，更是明白表露了其对入幕的肯定态度。

宣武军乃是雄藩重镇，便于仕进。府主与幕僚的关系亦有如科举考试中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一般，其将来的出路也往往要靠府主的荐举。藩镇的地位越重，府主的身份越高，幕僚们能够得到升迁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多。因而那些由高官出掌的重镇，自然也就成了士人们投奔的主要对象。所谓“士君子之发令名，沽善价，鲜不由四征从事进者，翔集翰飞，盖视其府之轻重耳”[46]。代宗广德元年（763）置汴、宋节度使，治所即在汴州。德宗建中元年（780）改称宣武军节度使。其“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系，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47]，由于汴州重要的地理位置，朝廷对之也就格外重视。先以东都留守董晋同平章事，兼宣武军节度使，随后又命陆长源以御史大夫行宣武军行军司马，佐董晋幕。

陆长源对孟郊多年以来一直是关照有加。孟郊有《赠转运陆中丞》诗云：“衣花野菡萏，书叶山梧桐。不是宗匠心，谁怜久栖蓬。”其《赠万年陆郎中》诗云：“江鸿耻承眷，云津未能翔。徘徊尘俗中，短毳无辉光。”其《鸦路溪行呈陆中丞》诗云：“出阻望汝郡，大贤多招携。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应怜泣楚玉，弃置如尘泥。”以“宗匠心”喻陆长源，以“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表示自己对陆长源的依赖。另外孟集中与陆长源有关的诗还有《汝州南潭陪陆中丞公宴》、《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同赋十韵》、《夜集汝州郡斋听陆僧辩弹琴》等。行军司马一职在方镇幕职中尤为重要，其“弼戎政，掌武事。居常，习蒐狩之礼；有役申战阵之法。凡军之攻，战之备，列于器械者，办其贤良；凡军之材，食之用，颁于卒乘者，均其赐予。合其军书契之要；比其军符籍之伍。赏罚得之义，号令得闻三军，以之声气行之哉。虽主武夫，盖文之职也”，[48]加之行军司马在德宗朝“常为储帅”，[49]故陆长源在宣武军中之地位，仅次于董晋。有这样的靠山，孟郊自然要来投奔。

再者，孟郊是有着很强的出仕之心的。其“终然恋皇邑，誓以结吾庐”（《初于洛中选》）、“松萝虽可居，青紫终当拾”（《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坐主吕侍郎》）的夫子自道，和“本望文字达”（《叹命》）、“终立青史绩”（《游韦七洞庭别业》）的思想认识，说明孟郊对于求仕干禄是从不讳言的。而此时的孟郊已是前进士之身，处守选之时，具备了入幕的必备条件。

李翱《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云：“陇西李观，奇士也，伏闻执事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观病死；昌黎韩愈得古文遗风，眀于理乱根本之所由，伏闻执事又知其贤，将用之未及，而愈为宣武军节度使之所用。……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执事旧知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呜呼，人之降年，不可与期。郊将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于世，与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于郊之身，他日为执事惜之，不可既矣。执事终不得而用之矣，虽恨之亦无可奈何矣。”[50]韩愈受辟于宣武军在贞元十二年七月，李翱自徐州返回汴州在贞元十三年，与孟郊抵汴几乎同时。二人相识相知亦始于此。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定李翱此文约作于贞元十三年，颇近事实。李翱“郊将为他人之所得”的慨叹，显然是针对孟郊此次汴州求官的举动与可能性而发。

上述种种事实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孟郊赴汴州乃是为了入幕求官。验之韩愈在孟郊离汴南归时所作《醉留东野》诗之“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51]情形正复如是。

或谓“有陆长源这样的实权人物相引荐，又有深受董晋信任的韩愈从侧面帮忙，按道理说给孟郊安排一个职务不会有什么问题。可结果却恰恰出乎孟郊的意外，他在汴州白浪费了一年时间，最后是抑郁寡欢而去。……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董晋和陆长源的个人关系有关。从陆长源和孟郊的关系看，他不会不鼎力推荐的，但孟郊始终不能入幕，肯定是董晋所阻。而在董晋死后不到一旬，汴州便发生兵乱，陆长源等人均被杀，这不可能是突然爆发的偶然事件，从中可以看出陆长源和董晋的关系不太正常”[52]。这里提出了孟郊入幕未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行军司马陆长源与节度使董晋之间关系紧张，从而影响了孟郊的求官。事实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探究。

《旧唐书·董晋传》载：“以晋为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营田、汴宋观察使……朝廷恐晋柔懦，寻以汝州刺史陆长源为晋行军司马。晋谦恭简俭，每事因循多可，故乱兵粗安。长源好更张云为，数请更易旧事，务从刻削。晋初皆然之，及案牍已成，晋乃命且罢。又委钱谷支计于判官孟叔度。”[53]《旧唐书·陆长源传》云：“及至汴州，欲以峻法绳骄兵……晋性宽缓，事物因循，以收士心。长源每事守法，晋或苟且，长源辄执而正之。及晋卒，令长源知留后事。长源扬言曰：‘将士多弛慢，不守宪章，当以法绳之。’由是人人恐惧。……旧例，使长薨，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值；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值，每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情大变。或劝长源，故事有大变，皆赏三军，三军乃安。长源曰：‘不可使我同河北贼，以钱买健儿取旌节。’兵士怨怒滋甚，乃执长源及叔度等脔而食之，斯须骨肉靡散。”[54]董晋乃是故相，其为人委顺柔懦，有长者宽厚之风。之所以任用他为宣武军节度使，倒不是说因其为故相，有号召力，主要的还是因其性格中柔弱的一面，朝廷的用意本在安抚怀柔。虽说陆长源个性中有轻佻的一面，但其刚直有威严也是事实，朝廷用之佐董晋，看重的也正是其性格中刚毅的一面。看来朝廷是想采用刚柔相济、双管齐下的办法来整治宣武军这一方重镇。然而，美好的愿望，并不等于理想的现实。事实证明董晋与陆长源的配合并不成功，更无默契可言。陆长源反对怀柔，征得董晋的同意，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可最终董晋却又反悔，取消了计划。在骄横的将士面前，董晋是个好好先生，却将陆长源变成了道地的恶人，使他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事实说明，董晋与陆长源的关系虽非紧张，却绝说不上亲密。至于说董晋对陆长源言听计从，那更是无从想象的事。史书所言之“汴州军事皆决断之”，看来是有点言过其实了。

然而，事实说明，董晋与陆长源的关系并不能作为董晋不辟孟郊的主要原因。韩愈《崔评事墓铭》载：“君讳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汝州刺史吴郡陆长源引为防御判官，表授试大理评事，十二年相公陇西公藩汴州，而吴郡为军司马，陇西公以为吴郡之从则贤也，署为观察巡官。实掌军田，凿浍沟，斩茭茅，为陆田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连岁大穰，军食以饶。幕府以其功状闻，使者未复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寝疾终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陇西公赙赠有加。”[55]崔翰虽是陆长源的人，却受到了董晋的器重，署为观察巡官。看来孟郊在汴州的无功而返，其主要原因还不在于董晋与陆长源之关系如何。按说，如果陆长源鼎力举荐，孟郊求官应该是能有所着落的，何况还有观察推官韩愈从旁策应。然而孟郊居汴求官几近两年，却失意而归，个中原因，颇费思量。

二　孟郊的汴州遭际

孟郊在汴州依附陆长源的生活情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陆长源究竟是如何对待孟郊的？由于文献不足，今天已很难搞得清楚。我们只能从现存孟郊与陆长源的三组和答诗中，窥其大概了。孟郊《新卜清罗幽居奉献陆大夫》诗云：

黔娄住何处，仁邑无馁寒。

岂误旧羁旅，变为新闲安。

二顷有余食，三农行可观。

笼禽得高巢，辙鲋还层澜。

翳翳桑柘墟，纷纷田里欢。

兵戈忽消散，耦耕非艰难。

嘉木偶良酌，芳阴庇清弹。

力农唯一事，趣世徒万端。

静觉本相厚，动为末所残。

此外有余暇，锄荒出幽兰。

此诗表面是写新卜幽居后的孟郊是如何憧憬闲适安逸的田园生活的，无一字涉及入幕求官之事。可是，“笼禽得高巢，辙鲋还层澜”，虽写的是其解脱之感，但其指向却是此前进士考试的艰难；“力农唯一事，趣世徒万端。静觉本相厚，动为末所残”，虽肯定的是务农的单纯，但道出的却是对于出仕的担忧。可见纠缠在孟郊心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还是仕宦一途。陆长源以《酬孟十二新居见寄》一诗作答，其云：

大道本夷旷，高情亦冲虚。

因随白云意，偶逐青罗居。

青罗分蒙密，四序无惨舒。

余青濯子衿，散彩还吾庐。

去岁登美第，荣名在公车。

将必继管萧，岂唯蹑应徐。

首夏尚清和，残芳遍丘墟。

褰帏荫窗柳，汲井滋园蔬。

达者贵知心，古人不显馀。

爱君蒋生径，且著茂陵书。

陆长源在答诗中，充分肯定了孟郊的隐居之念。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将必继管萧，岂唯蹑应徐”二句，“应徐”为应玚、徐干的合称，二人均属“建安七子”，为曹操的文学侍从，并受曹氏父子重用。陆长源用此典，其目的乃是以应、徐为衬托，称美孟郊的仕途将不限于幕僚之位，而是应该像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帮助刘邦兴汉的萧何那样官至宰辅，位列卿相。从陆长源的溢美之词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证实孟郊赴汴州依陆长源的目的不仅仅是“衣食宣武军司马陆大夫”（孟郊《上常州卢使君书》）这么简单，入幕求官才是正题。从孟郊的一生行事来看，除了在诗歌上的天分外，于仕宦一途实无所长。其后来在溧阳尉任上耽于吟诗，曹务废弛，被罚俸代职的经历，以及后来入郑馀庆幕充河南水陆运从事时的“一旬一手版，十日九手锄头”（《立德新居十首》其七）的闲散，即是明证。而陆长源素有知人之能，对于相交已久的孟郊，于其吏治才干，陆长源断不会一无所知。况且孟郊初到汴州之日，正是陆长源因“欲以峻法绳骄兵”而与董晋发生分歧之时，从情理上讲，这个时候，陆长源也实在不便立时向董晋开口，为孟郊谋取一份闲差。“将必继管萧，岂唯蹑应徐”“爱君蒋生径，且著茂陵书”的赞语，看来更像是一份托词。至少对陆长源而言，孟郊此次赴汴求官，时机并不成熟。

以上是孟郊与陆长源在汴州的第一组和答诗，接下来再看看其第二组和答诗。孟郊《乐府戏赠陆大夫十二丈三首》云：

一

莲子不可得，荷花生水中。

犹胜道傍柳，无事荡春风。

二

绿萍与荷叶，同此一水中。

风吹荷叶在，绿萍西复东。

三

莲叶未开时，苦心终日卷。

春水徒荡漾，荷花未开展。

华忱之认为：“此组诗用比体写成。第一首以荷花比陆长源。以己比道傍柳。莲子者，爱子之谓也。言己虽爱陆，而身份各异，难以接近。此正调侃之辞。谓陆深沉，而己轻躁。第二首以荷叶比陆，以绿萍自比。谓陆有根底，而己则天涯流浪，一如无根之浮萍。第三首仍以莲叶荷花喻陆长源。借莲叶、荷花未开时不为春水所动，喻陆长源之老成持重，不肯随波逐流。”[56]这一解释大致不差。这一组诗以调侃游戏的笔墨写成，虽然含蓄委婉，但彼此应该是心照不宣的。陆长源的戏答诗云：

芙蓉初出水，菡萏露中花。

风吹着枯木，无奈值空槎。

这里陆长源承接孟郊之诗意，沿用孟诗之象喻，以荷花比喻孟郊的高洁与出群。而最堪玩味的是后两句——“风吹着枯木，无奈值空槎”。这里陆长源以“枯木”、“空槎”自比，大有深意。“枯木”不能凭借；“空槎”则为爽约（此处用张华《博物志·杂说下》“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之典）。陆长源委婉含蓄地表露出其没能帮助孟郊如愿以偿的一种歉意。

再看孟郊与陆长源的第三组和答诗，孟郊的《夷门雪赠主人》诗云：

夷门贫士空吟雪，夷门豪士皆饮酒。

酒声欢闲入雪销，雪声激切悲枯朽。

悲欢不同归去来，万里春风动江柳。

“归去来”的慨叹，说明此诗当写于孟郊贞元十四、十五年冬末春初，离开汴州的前夕。题为赠主人，乃是孟郊以陆长源的门客自居，这说明在汴州期间孟郊一直是依附陆长源生活的。诗中的“夷门”乃是用《史记·魏公子列传》信陵君礼贤下士于大梁夷门监侯嬴的典故，这里代指汴州。在“夷门贫士”与“夷门豪士”的“吟雪”与“饮酒”的强烈对比中，孟郊既是抒发了一种怀才不遇的愤慨，同时也曲折地反映出了当时宣武军中武人势盛、强横不法的事实。陆长源答诗云：

好丹与素通不同，失意得途事皆别。

东邻少年乐未央，南客思归肠欲绝。

千里长河冰复冰，云鸿冥冥楚山雪。

陆长源答诗首先肯定了孟郊的品性高洁，与众不同。接着以“东邻少年乐未央，南客思归肠欲绝”回应孟郊“夷门贫士空吟雪，夷门豪士皆饮酒”之叹。最后，是对东野归路景致的遥想，于中陆长源流露出了一种此地一别，鸿飞渺渺，不知何日再得相见的淡淡感伤。

看来，在汴州这段时间，陆长源只是一如既往地待孟郊以诗文之友，并没有荐孟郊入幕之意。其实，历来注家语焉不详的韩愈《答孟郊》诗之“弱拒喜张臂，猛拏闲缩爪”[57]，说的就是韩愈对自己举荐孟郊而无力，陆长源有力却不出头的现实情形。

三　危机四伏的宣武军

宣武军自贞元八年四月刘玄佐亲军作乱以来，分别于贞元九年十二月、贞元十年四月、贞元十二年六月连续作乱，士卒日益骄纵。可见董晋所帅的宣武军是个极不安定的藩镇。面对骄兵，董晋采取的是怀柔的政策，短期内固然奏效，然董晋一死，则故态复萌，骄兵再度作乱，结果是“欲以峻法绳骄兵”而与士卒结怨的陆长源遭到杀害。

对于宣武军的形势，赴汴之前的孟郊应该是持乐观态度的，否则他就不会跑到汴州，且一待就是两年。而这两年正是宣武军危机四伏，矛盾日益激化的两年。夷门豪士的骄横不法，董晋的一味姑息与陆长源的无能为力，以及董晋幕府主要幕僚的荒淫逸乐，[58]都在一步步加深孟郊对董晋所领宣武军的认识。孟郊离开汴州前夕所做的《汴州别韩愈》诗云：

不饮浊水澜，空滞此汴河。

坐见绕岸水，尽为还海波。

四时不在家，弊服断线多。

远客独憔悴，春英落婆娑。

汴水饶曲流，野桑无直柯。

但为君子心，叹息终靡他。

此诗起首的“不饮浊水澜”一句，虽语涉比兴，但并不难懂：在孟郊眼中董晋汴州幕已经是一潭浊水。所谓“饶曲流”、“无直柯”盖与“浊水澜”同一手法，同一所指。这样的一潭浊水，对于秉持“一不改方圆，破质为琢磨”（《上张徐州》）、“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赠崔纯亮》）坚贞操守，信守“变衣非变性”入幕原则的孟郊来说，他多半是不会去蹚的。如果说安史之乱爆发时，孟郊还年幼，且身处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动乱还没有什么切身感受的话，那么建中之乱对于孟郊来说，可谓身陷其境。于藩镇割据，对抗朝廷，祸乱社稷，涂炭生灵之种种，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对强藩的“擅摇干戈柄，呼叫豺狼声”，孟郊不仅发出了“胡为丧丹诚”、“岂无感激士，以致天下平”（《感怀》）的责问，而且吐露了“朝思戮国仇，暮思戮国仇”（《百忧》）的心声。所谓“乱邦不入，危邦不居”（《论语·泰伯》），孟郊对于藩镇应该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孟郊对宣武军的认识，才是其不入幕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孟郊对于汴州之行仍是不能释然。离汴南归，途经淮水，孟郊有《憩淮上观公法堂》诗。诗中除了抒发自己羁旅他乡的愁思和对观公道行高深的赞誉外，在诗中略显突兀的“淮水色不污，汴流徒浑黄”的对比，表露的正是孟郊对其近两年汴州生涯的耿耿于怀。

所幸的是孟郊还算见机的早，能抢在动乱前一刻选择了离开，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就凭他与陆长源的这层关系，虽说乱兵不至于将他也“脔而食之，斯须骨肉靡散”，但一场惊吓恐是在所难免。

虽说孟郊的入幕之行以其自我放逐的形式而告终，但孟郊的文学之旅在汴州却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好友韩愈在董晋幕，张籍、李翱不久也来到了汴州，并且张籍还因孟郊的举荐，得韩愈首解送京，一举中第。文朋诗侣，相聚一堂，免不了诗酒酬唱。可以说，正是孟郊和韩愈等人在汴州的诗文切磋，奠定了“韩孟诗派”最初的艺术基准。对于诗人来说，能够与知心好友在一起作赋吟诗，畅所欲言，自是人生一大乐事。这或许是上苍对求官不遂者的一种补偿吧。

第四节　溧阳：难以释然的县尉之旅

一　东野铨试之年发覆

华忱之《孟郊年谱》贞元十六年下云：“本年或次年东野在洛阳应铨选，选为溧阳县尉。”依据是韩愈《贞曜先生墓志》所云“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中的“间四年”，由孟郊登进士第的贞元十二年，“下推四年，正当以本年或次年尉溧阳”[59]。其实，韩愈的说法是非常含糊的，以今天可以明确考知的东野参加进士试的贞元七、八年算，其时孟郊也才四十一二岁，与“年几五十”相差甚远，即使以登第之贞元十二年算，其集京师之年也才四十五岁，勉强算得上“年几五十”。可见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在时间的表述上是存在着大而化之的问题的。那么其“间四年”究竟是从最后一次来集京师的贞元十一年算起，还是从登第的贞元十二年算起，亦是语焉不详。因此要想弄清孟郊参加铨选以及始任溧阳尉的确切时间，还必须寻找其他证据。

今本《孟东野诗集》卷八的一首《奉同朝贤送新罗使》诗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其诗云：

淼淼望远国，一萍秋海中。

恩传日月外，梦在波涛东。

浪兴豁胸臆，泛程舟虚空。

既兹吟仗信，亦以难私躬。

实怪赏不足，异鲜悦多丛。

安危所系重，征役谁能穷。

彼俗媚文史，圣朝富才雄。

送行数百首，各以铿奇工。

冗隶窃抽韵，孤属思将同。

韩愈《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云：“新罗国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鱼往吊，立其嗣。故事，使外国者，常赐州县官十员，使以名上，以便其私，号‘私觌官’。公将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国，不足于资，宜上请，安有卖官以受钱邪？’即具疏所以，上以为贤，命有司与其费。至郓州，会新罗告所当立君死，还拜容州刺史、容管经略招讨使。”[60]于韦丹出使新罗，史书的记载是：

《旧唐书》卷199《东夷·新罗传》载：“（贞元）十四年，敬信卒，其子先敬信亡，国人立敬信嫡孙俊邕为王。十六年，授俊邕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新罗王。令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韦丹持节册命。丹至郓州，闻俊邕卒，其子重兴立，诏丹还。”（《唐会要》卷95所载与此全同）

《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载：“（贞元十六年夏四月己丑）以权知新罗国事金俊邕袭祖开府检校太尉、鸡林州都督、新罗国王。”

《新唐书》卷220《东夷·新罗传》载：“（贞元）十四年，死，无子，立嫡孙俊邕。明年，遣司封郎中韦丹持册，未至，俊邕死，丹还。”

《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六年条”下载：“夏，四月，……新罗王敬则卒，庚寅，册命其嫡孙俊邕为新罗王。”

比较诸史所记，可知《新唐书》所云之“明年”（贞元十五年），当是误记，韦丹奉命出使新罗应当在贞元十六年四月。华忱之云：“此诗当作于贞元十六年，新罗使，谓韦丹。”[61]信然。

权德舆《奉送韦中丞使新罗序》云：“三台隽彦，歌诗较。”[62]当是指韦丹贞元十六年四月奉使新罗，朝中同僚为之设宴饯行，诗酒联欢的盛况，孟郊得以躬逢其盛，并作了这首诗。这首诗先渲染新罗海外岛国的玄远新奇，次赞颂韦丹此行的重大意义，再归结到眼前的宴会饯别，是一首典型的应景之作，并不新奇。倒是最后两句孟郊表示自谦的“冗隶窃抽韵，孤属思将同”中的“冗隶”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冗隶”，《南齐书·丘巨源传》云：“往年戎旅，万有余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隶，可谓众矣。攀龙附，翻焉云翔。”[63]与其意思相近的词有“冗官”、“冗员”。“冗官”指无固定职事的闲官，《后汉书·虞诩传》云：“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64]；“冗员”指无专职备使令的官员，《新唐书·萧至忠传》云：“今列位已广，冗员复倍。”[65]如此，“冗隶”当指闲散无固定职事的官员。我们知道此时孟郊已被铨为溧阳尉，并非闲散无固定职事之人。正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言“东野之役于江南，有若不释然者”，孟郊是带着“终然恋皇邑，誓以结吾庐”（《初于洛中选》）的希望来参加铨选的，在京为官才是孟郊的理想，对于溧阳尉一职孟郊是没怎么瞧在眼里的，其到任后以吟诗为务，置曹务于不顾，以至于县令不得已分其俸禄，请假尉代理其职的事实也正说明了这点。故其以“冗隶”目之，正是其当下心境的体现。

据徐松《登科记考》可知孟郊是贞元十二年吕渭知贡举时进士及第，随后孟郊就东归省亲，有《及第后东归抒怀献坐主吕侍郎》诗。后来又赴汴州依宣武军行军司马陆长源，至贞元十五年春南归。按照唐代进士及第守选三年的规定来看，孟郊是年守选已满。唐制，吏部于“每岁五月，颁格于州县，选人应格，则本属或故任取选解，列其罢免、善恶之状，以十月会于省，过其时者不叙”[66]。“以十月会于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冬集”，选人十月到京师，向吏部递交选解后，就算进入了铨选程序。唐代的铨选过程是相当烦琐而冗长的，但整个铨选工作必须在三月底结束，不得超过三月三十日。也就是说孟郊在贞元十六年三月底四月初已经知道自己被授官溧阳尉了。韦丹奉命出使新罗恰好在此时，孟郊有幸参加了饯别宴会，作为诗人，孟郊诚如韩愈所言“才高气清”[67]，但作为从九品的县尉，孟郊厕身朝中诸贤之间，实在是官卑职微，“冗隶”、“孤属”云云，固是孟郊当时的真实心境。

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云：“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68]从贞元十二年春中进士第到贞元十六年春被授溧阳尉，中间刚好四年。再者，以贞元十一年秋来集京师，从进士试，到贞元十五年冬至洛阳，参加铨选，这期间亦正好四年。

二　《游子吟》为“迎母溧上作”

《游子吟》应该说是孟郊后世最有影响的一首诗了。其云：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华忱之《孟郊年谱》云：“明胡震亨《唐音统签·丁签》载此诗，题下多‘自注：迎母溧上作’七字。宋明以来东野诸刻本俱无。胡氏当有所本。清·陈鸿寿《溧阳县志》卷九《职官志》孟郊传注引《溧阳旧志》载此诗也题作《迎母濑上》。‘濑上’即溧上，据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可证。今以《贞曜墓志》‘迎母溧上’语推之，知东野当于本年或次年迎养其亲于任所。本诗当即那时所作。”[69]看来华忱之《孟郊年谱》是肯定胡震亨《唐音统签》本孟郊诗题下这个小注的。然而，也有不同意见者，施蛰存即云：“《全唐诗》这首诗题下有一个小注：‘自注：迎母溧上作。’说明此诗是孟郊任溧阳尉时迎接他母亲而作。但看诗意却不对头。诗意分明是儿子出门旅游，临行时母亲为他缝制衣服，儿子有感而作。看来这个注不很可信。”[70]韩泉欣《孟郊集校注》亦持是论，曰：“《全唐诗》题下有作者自注：‘迎母溧上作’，颇于诗意相悖，似不可信。”[71]粗一看来，诚如施先生等所言，诗意与小注间乍看似有不尽相合之处，但如果联系孟郊的身世经历，诗题下的这个自注就并不见得可疑了。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理解孟郊《游子吟》的一把钥匙。

从韩愈为孟郊所作的墓志中，我们知道孟郊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是母亲含辛茹苦，一人抚育孟郊兄弟三人。正是在母亲的教育下，孟郊“生六七年，端序则见（或云‘有法’）。长而愈骞，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可亲”[72]。孟郊的性格养成与孟母对其教育是分不开的。身为长子，养家奉母，是孟郊这一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孟郊一生事母至孝，衣食无违，其《上常州卢使君书》曰：“小子显求阁下道德仁义之衣食以为养也，……小子常衣食宣武军司马陆大夫，道德仁义之矣。陆公既没，又尝衣食此郡前守吏部侍郎韦公，道德仁义之矣。韦公既去，衣食亦去。道德仁义显其主张，是在阁下。谨载是书及旧文，又有子遇之书同乎缄献。轻重可否倾一言，陈谢诚冀于异日。”[73]为了养家奉母，孟郊奔走干谒，卑辞厚颜，乞食于人，其困苦情状正如韩愈所云：“行古道，处当世；无田而衣食，事亲左右无违：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处身劳且苦矣！”[74]

“驱车旧忆太行险，始知游子悲故乡。”（孟郊《出门行》）正因为有着为出路生计而奔走在外的亲身经历，孟郊的游子情怀自非常人可比。常年在外，吃，可以乞讨于人；住，可以寄人篱下；而穿的，却始终是母亲缝制的那件，针脚绵密，宽窄合身。饥寒失意、形单影只之时，寄托思亲念归之情的也只有母亲缝制的这身已是仆仆风尘、客久线断的游子衣，自然它也就成了孟郊记忆深处最深的印痕和情感之中最真的感念，并屡屡出现在孟郊的诗中。如：

秋风游子衣，落日行远道。（孟郊《怨别》）

影孤别离月，衣破道路风。（孟郊《叹命》）

长为路傍食，着尽家中衣。（孟郊《远游》）

商山风雪壮，游子衣裳单。（孟郊《商山客舍》）

远客夜衣薄，厌眠待鸡鸣。（孟郊《西斋养病夜怀多感因呈上从叔子云》）

客衣飘飖秋，葛花零落风。（孟郊《过分水岭》）

岁新月改色，客久线断衣。（孟郊《寄卢虔使君》）

孟郊是个以古自鞭，“立身如礼经”（张籍《赠孟郊》）的纯诚之人，一生侍母至孝。因而其出处行藏，亦深受其母影响。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云：“（孟郊）年几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来集京师，从进士试，既得即去。间四年，又命来选为溧阳尉，迎侍溧上。”韩愈说得比较含糊，就“从进士试”而言，以可确考的贞元八年进士落第论，其时孟郊才四十二岁，距“年几五十”尚有一段距离。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孟郊走科举之路，乃是奉母命而为。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代进士科的难以中举是众所周知的，更何况孟郊乃一介孤寒。经过“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孟郊《落第》）的多次落第，忍受“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孟郊《夜感自谴》）的内心折磨，孟郊终于在贞元十二年进士及第，四十六岁的“少进士”吟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平生第一快诗”后，回乡守选，期满后，赴洛阳参加吏部铨选，被授予溧阳县尉一职。虽说是官微俸薄，心有不释，但却意义重大，从此，孟郊不仅是功名荣亲，而且可持禄尽孝了。由《游子吟》诗题下“迎母溧上作”的小注，可知此诗乃是作于孟郊任溧阳尉后不久。为便于晨昏定省，随侍左右，上任伊始，孟郊便去接母亲来溧阳。此前孟郊为求功名，不得不多次离家远游，每次都是母亲为他缝衣送行，这样的场景是早已深深地印在孟郊的脑海里的。抚今追昔，看着眼前白发萧然、年近古稀的老母（此时的孟郊已年逾五旬），虽说现在迎接寡母至任所奉养，但自己的这点孝心——“寸草心”与母亲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深挚关爱——“三春晖”相比，又是多么得微不足道。

三　孟郊尉溧阳的心态

孟郊贞元十五年秋赴洛阳应吏部铨选，于次年春被授予溧阳尉一职。“溧阳，紧，上元元年隶昇州，州废，还隶宣州。有湖山，有铜，有铁。”[75]也算是个物产富饶之地了。且唐代铨选注官时有北人注南方之官，南人授北地之阙的现象，孟郊应该还算幸运的。然唐人重京官轻外任，即使外任，也是离京城越近越好。从孟郊赴洛阳参加铨选时所作《初于洛中选》之“终然恋皇邑，誓以结吾庐”的夫子自道来看，孟郊是十分看重在京城为官的，孟郊的这种强烈的恋阙心理在被授溧阳尉后，遭到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更主要的是，此时的孟郊已经年届五十，五十岁对于中进士也许还算年轻，但对于四考七选，甚或五考七选的县尉一职来说，孟郊不能不说是老了点。这也就是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所说的“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76]。

其实新进士授县尉在唐代是屡见不鲜，几成一定之规的事。据《新唐书·选举志下》载：“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乙第，从九品下。”[77]可见进士在开始授官上品秩并不高。再看县尉一职，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京县……尉六人，从八品下；畿县……尉二人，正九品下；上县……尉二人，从九品上，中县……尉一人，从九品下；中下县……尉一人，从九品下；下县……尉一人，从九品下。”[78]从新进士规定所授官品秩来看，县尉一职是非常合适的，再者县尉一职圆额颇大，面对选人甚伙的现状，吏部安排起来也十分方便。唐代科举尤重进士一科，而进士科又重以文学取士，因而有唐一代进士一科聚集了大批诗人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他们的仕宦履历中，多曾有过短期或长期任职县尉的经历。如王昌龄曾任龙标尉、储广羲曾任汜水尉，王翰曾任昌乐尉，高适任过封丘尉，柳宗元任过蓝田尉，白居易任过周至尉，元稹做过河南尉，常建任盱眙尉，孟郊的溧阳尉等。很显然对于高中进士的唐代士人来说，登科作尉应该是他们的一段重要的人生履历。从县尉“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79]的繁杂事物中可见县尉一职并不轻松。对于假诗文以自进，怀抱浪漫政治情怀，甚至以帝王师自居的诗人们来说，被授予这样一个末流的事务性小官，又如何能够释然！施蛰存先生在谈论李白时曾对这一问题有所涉及，其云：

《盐铁论》里有一段大夫讥笑文学的话：“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传颂，窃商赐之辞；刺讥言过，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乃授之政，昏乱不治。”这些话都切中文人之弊。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心卑卿相”，人人自以为是伊、吕、管、晏。及至给他一个官做，也未见得能尽其职守。唐代进士初入仕，往往从县尉做起，可是诗人中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好县尉，而他们常在诗中发牢骚，嫌位卑官小，屈辱了他这样的人才。这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情绪，从屈原以来，早就在我国文学中形成一个传统，而李白的表现特别发扬了这个传统。[80]

施先生的这段话虽由李白而感发，但同样适用于“有若不释然者”以“冗隶”自居的孟郊。孟郊在溧阳尉任上的表现确实算不上称职，在其孤芳自赏、牢骚不平的背后，分明还有他“幽幽拙疾中”（孟郊《同溧阳宰送孙秀才》）的力不能任的酸楚自白。孟郊有《赠万年陆郎中》诗云：“天子忧剧县，寄深华省郎。纷纷风响珮，蛰蛰剑开霜。旧事笑堆案，新声惟雅章。谁言百里才，终作横天梁。”写陆长源如庞统一般，非百里之才。其不治县事，唯作诗文的表现正是孟郊所追求的优秀人物的风范，这样的作风亦正是表现屈才的最好说明。多年以后的孟郊在被授县尉后的不视曹务，唯有吟诗的做派，除了一份怀才不遇的逆反心理外，还应该有显示自己乃栋梁之材的用意在。可惜的是今非昔比，孟郊的这番用心，现实中已是无人能领会。不仅如此，还落得个代以假尉，被分薪俸的尴尬下场。这也是孟郊深叹今不如古的原因之一吧。

再者县尉是直接面对老百姓的俗务型官吏，官府对老百姓的种种不仁之举，基本上都是由县尉去执行的，这对于以仁义为道德标准的孟郊来说，违心是显然的，所谓“鞭挞黎庶令人悲”是也。再者，县尉一职属于品官之末，仰人鼻息是常有之事。在其《送青阳上人游越》诗之“秋风吹白发，微宦自萧索。……多谢入冥鸿，笑予在笼鹤”的自怨自艾中，和其《溧阳秋霁》诗“饱泉亦恐醉，惕宦肃如斋。上客处华地，下寮宅枯崖”的辛酸与不平中，孟郊对这次为官的失望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四　“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考述

士人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那就会感到一种莫大的遗憾，甚至遗恨终生。而士人一旦步入了微官卑职的行列，升迁无望时，“登科作尉官虽小，避世安亲禄已荣”[81]也就成了他自我放逐的借口，借山水以消忧解愁，在悠游自赏中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原则化为切实的生活实践。孟郊在溧阳尉任上放任山水、纵情吟诗的举动亦当作如是观。然而，不幸的是，孟郊的投迹山水，却招来了县令的不满。《新唐书·孟郊传》云其：“年五十得进士第，调溧阳尉。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旁，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82]孟郊溧阳尉被罚俸之事，最早见于唐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其云：

予为儿童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曰：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溧阳昔为平陵，县南五里有投金濑。濑南八里许道东有故平陵城，周千余步。基址坡阤，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势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夫抱。丛蓧蒙翳，如鸣如洞。地漥下，积水阻洳，深处可活鱼鳖辈。大抵幽邃岑寂，气候古淡可嘉，除里民樵罩外无入者。东野得之望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渚一往。至则荫大栎，隐丛蓧，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而后衮衮去，曹务多废。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东野竟以穷去。[83]

虽说《新唐书》本之于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但陆龟蒙所云之“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上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到了《新唐书》中则变成了“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虽说《新唐书》在文字表述上较之陆龟蒙的原文来得简洁明快，但却也犯了以己意度之的毛病，“半俸”之说遂由此而生，且其影响至为深远。如宋人唐庚《调华阳尉》诗云：

家世传儒素，平生学古文。

三年思故国，一命荷明君。

折节羞黄版，归休许白云。

吟诗无废事，薄俸不禁分。

（自注：孟东野尉溧阳，滛于诗，曹务尽废，郡置假尉以代之，分其半俸。）[84]

元辛文房撰《唐才子传》，亦采《新唐书》之说，云：“县有投金濑、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积水。郊间往坐水旁，命酒挥琴，徘徊赋诗终日，而曹务多废。县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辞官家居。”[85]由此可知，所谓“半俸”云云，并非唐人之说，而是宋人所改，后人因之而已。至于“辞官家居”一说，并不可信，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及两《唐书》亦均未提及。由孟郊《乙酉岁舍弟扶侍归兴义庄居后独止舍待替人》诗可知贞元二十一年孟郊尚在溧阳，从此逆推至授溧阳县尉的贞元十六年，足够县尉一任时间；再者充斥全诗的留恋之意，亦与“辞官家居”相左。陆龟蒙云“东野竟以穷去”，乃是就东野为官之窘境而发，非仅针对罚俸一端。辛文房坐实“贫穷”之意，并引出“辞官”一说，难免臆测之嫌。

唐代对官员的处罚，有所谓罚俸的制度。罚俸，又叫夺俸，主要是针对官员的俸钱而言，是在官员履行职务失职、擅权或因公务而违犯法令的情况下，停发其一定时期应得的俸钱。所以说，罚俸是一种对官员经济制裁的行政处罚。“唐代中后期对官员违反朝仪、违犯法、失职渎职的行为处以罚俸已经制度化，范围也十分广泛。”[86]之所以如此，乃是与当时的社会情况密切相关的。首先，按月发放俸钱为唐中后期通行的官员罚俸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俸钱成了官员整个收入的主要部分，同时官员的俸钱也成了政府开支的一项重要负担。再次，从罚俸所适用的主体和范围来看，对官员处以罚俸，既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等级秩序，又惩戒了官员的违法行为。对官员本人来说，罚俸这种经济制裁是短暂的，少则一月，多则两季，对官员的经济收入影响并不是很大，远不及刑事处分的后果严重。孟郊被罚俸，实在是很寻常的事。然而从目前的史料来看，除了孟郊被罚半俸一例外，其余无一例外地均为罚一定时间的俸，或一月或一季，视其情节轻重而长短不等。

“假尉”之“假”表示代理、兼摄之义。薛渔思《河东记》“崔绍”条载：“大和六年，贾继宗自琼州招讨使改换康州牧，因举请绍为掾属。康之附郭县曰端溪，端溪假尉陇西李彧，则前大理评事景休之犹子。”[87]又张读《宣室志》卷九载：“（郑）又玄以明经上第。其后调补参军于唐安郡。既至官，郡守命假尉唐兴。”[88]作为说部，其人物或为虚拟，情节亦可假构，然其所云名物制度则不离现实。即如上例而言，“陇西李彧”或为子虚，但“端溪假尉”应属实有；“唐兴”之地或为假借，但“郡守命假尉”之事必有发生。郑又玄以郡参军的身份去唐兴县代理县尉，恰好印证了《新唐书·孟郊传》“令白府，以假尉代之”的记载。如此一来，又该如何来看待孟郊的被代职与分俸呢？

如果情况真如陆龟蒙所记，那么孟郊在溧阳尉任上，应该是受到特殊待遇的。孟郊被代职、分俸，应该说当是普遍适用于各级官吏的罚俸制度的一种变通的做法。县尉之职，“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其剧乃居一县之首。县尉不称职，直接关系到一县之政绩，对于县令来说，孟郊的徘徊赋诗，荒废曹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也是事实所不允许的。因而非独“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所为”，只要是在县令这个位置上，碰到这么个县尉，换了谁都得跟他急，“立白上府”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的申请和处理结果，值得关注。陆龟蒙儿时，上距东野尉溧阳之时不出三十年，所谓“白头书佐”当是当年亲见东野遭遇之人。因而，其说较为可信。如此，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表述孟郊在溧阳尉任上的遭遇：东野因耽于赋诗，荒废了曹务，县令向上报请以一人代理孟郊县尉的事务，酬劳则从孟郊的薪俸中扣，而孟郊继续做他的县尉，拿扣除后的俸禄，继续吟他的诗。从孟郊溧阳尉期间所作《溧阳唐兴寺观蔷薇花同诸公饯陈明府》、《同溧阳宰送孙秀才》等诗，可见孟郊还会不时陪县令进行一些公私宴请。孟郊在溧阳，因为其诗名卓著，可以说是受到上上下下的特殊照顾的。尽管如此，孟郊还是难以释怀，正如其《病起言怀》诗所云：

强行寻溪水，洗却残病姿。

花景晼晚尽，麦风清泠吹。

交道贱来见，世情贫去知。

高闲思楚逸，澹泊厌齐儿。

终伴碧山侣，结言青桂枝。

“高闲思楚逸，澹泊厌齐儿”，这里孟郊用了楚狂接舆佯狂避世和朱博蔑称州县椽吏为“齐儿”的典实，可知此诗当写于入仕之后。在孟郊的生平中，只有在为溧阳尉或河南府水陆运从事时，才会周旋于府县佐吏之间。然而从诗中流露的情绪来看，当为溧阳尉任上作，因为孟郊在郑馀庆河南府的心情是欢愉的，关于这点后文将有详论，此处从略。一个“厌”字，将孟郊当时失意心境表露无遗。

第五节　洛阳：苦难人生的最后一站

一　定居洛阳的选择

从溧阳尉任上卸职的孟郊，并没有停下人生的征程。不久即又北上长安，在韩愈、李翱等人的举荐下，于元和一、二年间入河南府郑馀庆之幕，任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有了固定的收入后，孟郊即在洛阳立德坊赁地盖了新房，并将老母从常州义兴接来洛阳奉养。定居洛阳的头几年，是孟郊一生中难得的一段美好时光。其《立德新居十首》就典型地反映了孟郊定居洛阳之初的富足安逸的心态。其诗云：

（一）立德何亭亭，西南耸高隅。阳崖泄春意，井圃留冬芜。胜引即纡道，幽行岂通衢。碧峰远相揖，清思谁言孤。寺秩虽贵家，浊醪良可哺。

（二）耸城架霄汉，洁宅涵缊。开门洛北岸，时锁嵩阳云。夜高星辰大，昼长天地分。厚韵属疏语，薄名谢嚣闻。兹焉有殊隔，永矣难及群。

（三）宾秩已觉厚，私储常恐多。清贫聊自尔，素责将如何。俭教先勉力，修襟无余佗。良栖一枝木，灵巢片叶荷。仰笑鹍鹏辈，委身拂天波。

（四）疏门不掩水，洛色寒更高。晓碧流视听，夕清濯衣袍。为于仁义得，未觉登陟劳。远岸雪难莫，劲枝风易号。霜禽各啸侣，吾亦爱吾曹。

（五）崎岖有悬步，委曲饶荒寻。远树足良木，疏巢无争禽。素魄衔夕岸，绿水生晓浔。空旷伊洛视，仿佛潇湘心。何必尚远异，忧劳满行襟。

（六）悬途多仄足，崎圃无修畦。芳兰与宿艾，手撷心不迷。品子懒读书，辕驹难服犁。虚食日相投，夸肠讵能低。耻从新学游，愿将古农齐。

（七）都城多耸秀，爱此高县居。伊雒绕街巷，鸳鸯飞阎闾。翠景何的砾，霜飔飘空虚。突出万家表，独治二亩蔬。一旬一手版，十日九手锄。

（八）手锄手自勖，激劝亦已饶。畏彼梨栗儿，空资玩弄骄。夜景卧难尽，昼光坐易消。治旧得新义，耕荒生嘉苗。锄治苟惬适，心形俱逍遥。

（九）玉蹄裂鸣水，金绶忽照门。拂拭贫士席，拜候丞相辕。德疏未为高，礼至方觉尊。岂唯耀兹日，可以荣远孙。如何一阳朝，独荷众瑞繁。

（十）东南富水木，寂寥蔽光辉。此地足文字，及时隘骖。仄雪踏为平，涩行变如飞。令畦生气色，嘉绿新霏微。天意资厚养，贤人肯相违。

“寺秩虽贵家”、“宾秩已觉厚”，看来孟郊河南水陆运从事的薪俸自是不低。除了营造立德新居，孟郊还在洛岸边的小溪上修了一座“生生亭”，以观风景，其生活闲逸可见一斑。“一旬一手版，十日九手锄”，虽说孟郊过着半官半农的生活，其所为官也就是一闲差而已，但府主郑馀庆对其却是敬重有加，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特意写其“亲拜其（孟郊）母于门内”一事。可见此事对一贯遭人冷落的孟郊影响之大，想来这也是其不愿离开洛阳的原因之一吧。“此地足文字，及时隘骖。”洛阳作为东都，对于身入仕途的人来说，其在政治上自然具有他处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在。其《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诗云：“待我遂前心，收拾使有终。不然洛岸亭，归死为大同。”言下之意，如果“前心”未遂，则其就要老死洛阳，不归江南了。问题是这里的“前心”究竟指的是什么。在孟郊诗中对于“前心”是屡有提及的。如《溧阳秋霁》诗之“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纳凉联句》中之“嘉愿苟未从，前心空缅邈”。揆之诗意，孟郊的“前心”只能是其强烈的功名之心。洛阳在孟郊心中的地位，从当年其应铨选时的《初于洛中选》诗，可以得其大概，诗云：

尘土日易没，驱驰力无余。

青云不我与，白首方选书。

宦途事非远，拙者取自疏。

终然恋皇邑，誓以结吾庐。

帝城富高门，京路绕胜居。

碧水走龙蛇，蜿蜒绕庭除。

寻常异方客，过此亦踟蹰。

“终然恋皇邑，誓以结吾庐”，可见孟郊定居京邑皇都的打算是早已有之的。孟郊死后，“樊子（樊宗师）合凡赠赙而葬之洛阳东其先人墓左”。[89]孟郊晚年未返江南，亦与其先人葬在洛阳有关。孟母裴氏死后，不闻有回葬江南之说，想来也应是葬在了洛阳。“不然洛岸亭，归死为大同”，在孟郊在潜意识里，已将洛阳当作了人生的最后一站。

二　韩孟诗派的聚会

尽管孟郊在洛阳的生活每况愈下，然而孟郊的诗文创作却获得了极大的丰收。不仅如此，还对韩孟诗派的其他成员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孟郊在由天宝儒士复古群到元结与《箧中集》诗人再到韩孟诗人群之间的过渡联结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唐诗歌发展的进程中，孟郊是复古思潮中的重要一环。在复古与创新之间，孟郊的选择是思想内容上复古，用语造境上创新，形成了古雅峭拔的风格特征。韩愈正是在对孟郊的学习和推尊的过程中团结和吸引了一批同好，并在评论中给予方向上的引导。孟郊定居洛阳之后，韩愈亦来洛阳为官，卢仝也定居洛阳，刘叉、马异成了韩愈的座上客，后来贾岛亦从北方赶来。这是韩孟诗派最大的一次聚会。他们切磋诗文，以诗角胜，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创作集群。

卢仝与孟郊的交往主要是孟郊晚年定居洛阳期间，先是卢仝受知于韩愈，“卢仝居东都，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仝自号玉川子，尝为月蚀诗以讥切元和逆党，愈称其工”[90]。自韩愈离开洛阳后，卢仝主要与孟郊往来，从孟郊的《答卢仝》、《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和卢仝的《孟夫子生生亭赋》等诗可以看出二人关系之亲密。后来卢仝在常州之所以受到孟郊叔父孟简的热情款待，恐与孟郊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刘叉“闻愈接天下士，步归之作《冰柱》、《雪车》二诗，出卢仝、孟郊右。樊宗师见，为独拜。能面道人短长，其服义则又弥缝若亲属然。后以争语不能下宾客，因持愈金数斤去”[91]。可见是个怪人。今存刘叉与孟郊交往的资料很少，只有刘叉的一首《答孟东野》诗，诗云“酸寒孟夫子，苦爱老叉诗。生涩有百篇，谓是琼瑶辞”。可见刘叉的自负和孟郊对刘叉的器重。

贾岛“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92]。贾岛三十二岁至洛阳，携“新文”谒张籍、韩愈、孟郊，有《携新文诣张籍韩愈途中成》、《投张太祝》、《投孟郊》、《寄孟协律》等诗。从孟郊《戏赠无本二首》和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等诗来看，孟郊、韩愈等人对贾岛的诗歌创作是有引导之功的。

遭逢时艰，一生坎坷，贫病交加，有志难伸，这些是韩孟诗派成员共同的身世遭遇。韩愈幼失怙恃，随兄嫂生活。为官后又因直言犯忌，屡遭贬谪。孟郊早年丧父，寡母幼弟，生计艰难，成年后，常年羁旅在外，在经历了“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的多次科举落第后，终于在四十六岁那年“春风得意”高中进士，授官溧阳尉，却因拙于政事，耽于游适，被罚俸代职，晚年困居洛阳又连遭丧子之痛，饥寒潦倒，贫病而亡。贾岛早年为僧，漂泊流离，辗转于友朋之间，亦是“累举，不中第”，落拓一生。张籍早年虽因韩愈首选送京，一举中第，免受了科场蹭蹬之苦，但其为官以后却一直沉滞于卑官冷职，加之久患眼疾，苦不堪言。卢仝一生不曾为官，隐居著述，亦长为贫困侵扰，生活清贫之至。相同的经历，共同的爱好，使得他们自然地结合成一个团体，并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成就，又以他们为中心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诗文挚友，影响甚至左右了文坛的创作取向。

在韩孟诗派中受孟郊影响较大的，贞元年间是韩愈，元和年间则为贾岛。贾岛《寄孟协律》诗云：

我有吊古泣，不泣向路歧；

挥泪洒暮天，滴著桂树枝。

别后冬节至，离心北风吹。

坐孤雪扉夕，泉落石桥时。

不惊猛虎啸，难辱君子词。

欲酬空觉老，无以堪远持。

岧峣倚角窗，王屋悬清思。[93]

“不惊猛虎啸，难辱君子词。欲酬空觉老，无以堪远持。”说明贾岛对孟郊诗求新求异的特点以及自己与孟郊的差距是有清醒认识的。其《投孟郊》诗云：

月中有孤芳，天下聆熏风。

江南有高唱，海北初来通。

容飘清泠余，自蕴襟抱中。

止息乃流溢，推寻却冥蒙。

我知雪山子，渴彼偈句空。

必竟获所实，尔焉遂深衷。

录之孤灯前，犹恨百首终。

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

生平面未交，永夕梦辄同。

叙诘谁君师，讵言无吾宗。

余求履其迹，君曰可但攻。

啜波肠易饱，揖险神难从。

前岁曾入洛，差池阻从龙。

萍家复从赵，云思长萦嵩。

嵩海每可诣，长途追再穷。

愿倾肺肠事，尽入焦梧桐。[94]

“录之孤灯前，犹恨百首终。一吟动狂机，万疾辞顽躬。生平面未交，永夕梦辄同。……前岁曾入洛，差池阻从龙。萍家复从赵，云思长萦嵩。”贾岛对孟郊诗歌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时对没能当面向孟郊请教念念不忘，甚至耿耿于怀。就目前所见贾岛诗歌来看，孟郊影响贾岛主要在其五古。以《寄远》诗为例，其云：

别肠多郁纡，岂能肥肌肤。

始知相结密，不及相结疏。

疏别恨应少，密离恨难袪。

门前南流水，中有北飞鱼。

鱼飞向北海，可以寄远书。

不惜寄远书，故人今在无。

况此数尺身，阻彼万里途。

自非日月光，难以知子躯。[95]

清纪昀《删正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云其“语语深至，尤妙于一气浑成，无斧凿之迹。阆仙才不及东野，此诗则东野得意之笔亦不过如此”[96]。诚哉斯言。此诗所用之顶真回环，隔句相承等手法酷似孟郊。再如其《客喜》诗之“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其凄苦寒涩之调，与喻象鲜明之比，正是孟诗本色。欧阳修将之与东野《借车》诗之“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等寒苦之言并论，[97]可谓具眼。

相似的身世经历，使得贾岛受孟郊的影响很深。孟郊的贫士角色和苦吟精神经由贾岛的传承而在晚唐发扬光大，蔚为大观。孟郊在《戏赠无本》诗中亦用“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的评价对贾岛给予肯定和鼓励。在与贾岛的诗歌往来中孟郊发现了贾岛借助佛家手段，摆脱造化固有规律束缚，达到“万有随手奔”的创作境界的奥妙，而这又与孟郊“天地入胸臆……物象由我裁”（孟郊《赠郑夫子鲂》）的创作理论不谋而合。可见二人的声气相投。

孟郊死后，贾岛至为悲伤，有《哭孟郊》、《吊孟协律》、《哭孟东野》等诗，言词悲戚，哀恸至深。

三　贫困潦倒的余生

然而洛阳留给孟郊的更多的却是悲苦辛酸。元和四年春，孟母去世，孟郊丁忧去职，不久他的几个儿子接连夭折，最终孟郊成了无后的孤家寡人。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孟郊（韩愈、郑馀庆先后离开了洛阳）晚年生活很是凄凉。这里以对孟郊一句诗的辨析，来对其生活窘迫之状，略事说明。

孟郊《寄陕府邓（一作窦）给事》诗有“戆人年六十，每月请三千”一语，陈延杰注云：“戆人，东野自谓。元和五年，东野六十，是岁当为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故月俸两千也。”[98]（按，弘治本作“每月请二千”，宋刻小字本、汲古阁本均作“每月请三千”）华忱之、喻学才注云：“‘戆人’二句：‘戆人’，东野自谓。元和五年，东野年六十。‘三千’，指俸钱。”[99]邱燮友、李建昆注云：“此自陈数年前任河南水陆运从事时，所得月俸。”[100]并引陈延杰对此句的注释于后。郝世峰笺注“请三千”云：“领取三千钱的俸禄。”[101]其余诸家所注，不出以上范围，不再赘引。上引诸说不论是明确具体还是含糊其辞，均一致认为此处的“三千”应指孟郊的俸禄。其实不然。

这里先看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8“白公说俸禄”条所载：

白乐天仕宦，从壮至老，凡俸禄多寡之数，悉载于诗。虽波及他人，亦然。……因读其集，辄叙而列之。其为校书郎曰：“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为左拾遗曰：“月惭谏纸两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按此处三十万，乃是就年薪而言，非是月俸。如拆分开算，白居易任左拾遗的月俸也就是二万五千。）兼京兆户曹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贬江州司马……壁记曰：“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为宾客分司曰：“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其致仕曰：“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其将下世，有《达哉乐天行》曰：“先买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102]

洪迈读书倒也细致，他将白居易诗歌中自述为官俸禄的诗句辑出，本意是使白居易“立身廉洁，家无余积，可以概见矣”。殊不知却为我们研究中唐尤其是白居易时代唐代官员的俸禄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参照。孟郊与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当，则其为官的俸钱与白居易亦应仿佛。孟郊所任水陆运从事，乃幕职，其俸禄的发放一般是参照其所试之官而定，据《唐六典》可知太常寺协律郎为正八品，门下省左拾遗为从八品上，京兆户曹为正七品下。虽然内外官在俸禄上容或有出入，但大致说来孟郊任河南府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时的月俸应该是在左拾遗与京兆户曹之间，比照白居易的月俸，也就是在二三万至四五万。显然与三千之数相差甚远。也与孟郊“寺秩虽未贵，家醪良可哺”、“宾秩已觉厚，私储常恐多”（《立德新居十首》）的自诩极为不符。再者，唐代官员的俸禄总体说来还是相当丰厚的，从九品的县尉月俸也有十几、二十贯（唐代一贯等于一缗，合一千钱）。既然孟郊每月所请的“三千”之数不是月俸，那又是什么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孟郊的诗里头。孟郊的《寄陕府邓（一作窦）给事》诗，华忱之认为“此诗当作于元和五年。东野时年六十。陕府，即陕州。唐属河南道。今河南陕县。邓给事，不详为何人”。[103]且看其诗云：

陕城临大道，馆宇屹几鲜。

候谒随芳语，铿词芬蜀笺。

从来镜目下，见尽道心前。

自谓古诗量，异将新学偏。

戆人年六十，每月请三千。

不敢等闲用，愿为长寿钱。

非关亦洁尔，将以救羸然。

孤省痴皎皎，默吟写绵绵。

病书凭昼日，驿信寄宵鞭。

疾诉将何谕，肆鳞今倒悬。

尘鲤见枯浪，土鬣思干泉。

感感无绪荡，愁愁作□边。

贞元文祭酒，比谨学韦玄。

满坐风无杂，当朝雅独全。

见知嘱徐孺，赏句类陶渊。

一顾生鸿羽，再言将鹤翩。

宣扬隘车马，君子凑骈阗。

曾是此同眷，至今应赐怜。

磨墨零落泪，楷字贡仁贤。

陕府窦给事，究竟何许人也？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云：

《寄陕府邓给事》题注：邓一作窦。按作“窦”是检《唐方镇年表》卷四，陕虢观察使兼陕州大都督府长史，无姓邓者。元和八年九月，窦易直以给事中出为陕虢观察使。窦给事为窦易直。《旧唐书》卷一六七、《新唐书》卷一五一有传。孟郊在洛阳原依河南尹郑馀庆，为河南水陆运从事、试协律郎。元和六年冬，郑馀庆入朝为兵部尚书，孟郊落职贫居，至元和八年，以不能自存，故致书窦易直告借。诗云：“疾诉将何谕，肆鳞今倒悬。尘鲤见枯浪，土鬣思干泉。”求助之意甚明。华忱之《孟郊年谱》以诗中：“不敢等闲用，愿为长寿钱”等句，系此诗于元和五年郊六十岁时，遂不知陕府给事为何人。细绎诗意，此数句为孟郊自陈数年前任水陆运从事时所得月俸未敢滥用，故能维持日久，今则贫病交加，山穷水尽，不得不告急求援。诗当作于元和八年冬或九年春。[104]

除了将孟诗“戆人年六十，每月请三千”之“三千”理解为“孟郊自陈数年前任河南水陆运从事时，所得月俸”一处失察外，余皆不刊之论。孟郊此诗大致可分三部分，首先赞颂对方；其次为求助之言；最后回忆过去曾受过窦给事等人的照顾，希望对方再一次给予帮助。“戆（愚而直）人年六十”的“六十”在这里只是举其成数，并非实指。“每月请三千”则是孟郊向窦给事求助的具体数目，“三千”，从数量上看并不是很多，生活在动辄米价踊贵，斗米以至千钱的通都大邑，这个数目大概也只能够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吧。孟郊一生穷苦潦倒，曾多次乞食于人。《上常州卢使君书》云：“小子显求阁下道德仁义之衣食以为养也，谓之中庸之道。谓之中庸，则敢求也；谓之特达，则不敢求也。小子尝衣食宣武军司马陆大夫（陆长源），道德仁义之矣。陆公既没，又尝衣食此郡前守吏部侍郎韦公（韦夏卿），道德仁义之矣。韦公既去，衣食亦去。道德仁义显其主张，是在阁下。”过去孟郊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帜乞讨，而今“肆鳞倒悬”的惨状逼得诗人向昔日的熟人发出“至今应赐怜”的哀告，在“磨墨零落泪”的凄凉中，孟郊写下了人生最后的一封乞讨书，提出了一个维持生计的最低要求——“每月请三千”！

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孟郊所作的最后一首诗，是一首题为《酬郑兴元仆射招》的酬赠诗，其云：

国老出为将，红旗入青山。

再招门下生，结束余病孱。

自笑骑马丑，强从驱驰间。

顾顾磨天路，袅袅镜下颜。

文魄既飞越，宦情唯等闲。

羡他白面少，多是清朝班。

惜命非所报，慎行诚独艰。

悠悠去住心，两说何能删。

靠乞讨度日，孟郊晚年的凄惨光景可以想见。所以当老上司郑馀庆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表奏孟郊为节度参谋，试大理评事时。尽管已是病孱之身，余日无多，孟郊还是踏上了赴任之途。虽说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不惜性命，但骨子里还是因为穷啊！当老弱不堪的孟郊勉强行至河南阌乡时，终于经不起颠簸之苦，暴病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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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2]吕慧鹃等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79—388页。

[3]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7页。另，本书所引孟郊诗均出自是书。

[4]《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704册，第123页。

[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179册，第504页。

[6]（唐）杨夔：《湖州录事参军新厅记》，《文苑英华》卷803，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248页。

[7]《全唐诗》卷186，中华书局1960年标点本，第6册，第1901页。另，本书凡标注引自《全唐诗》的唐人诗句，均出自此书。

[8]《文苑英华》卷801，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237—4238页。

[9]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10]严耕望：《唐代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台湾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52页。

[11]（唐）皎然：《杼山集》卷9，《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集部，第1071册，第859页。

[12]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校注》卷18，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181页。

[13]《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2册，第351页。

[1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9页。

[15]（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87页。

[16]王力：《汉语诗律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页。

[17]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18]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5—326页。

[19]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7—2298页。

[20]（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卷1，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21]（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16，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97页。

[22]（唐）杜佑：《通典》卷182，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第969页。

[23]《旧唐书》卷156《于頔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3册，第4129页。

[24]《新唐书》卷196，《隐逸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册，第5594页。

[25]《新唐书》卷196，《隐逸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册，第5594页。

[26]《全唐诗》卷544。

[27]关于孟郊初次应举的时间，华忱之《孟郊年谱》定在贞元七年，其年东野四十一岁；贾晋华《华忱之〈孟郊年谱〉订补》一文则认为应定在贞元三、四年间，即以贞元三年算，其时东野也已三十有七。

[28]韩愈：《与孟东野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29]韩愈：《孟生诗》，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30]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31]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27页。

[32]同上书，第148页。

[33]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367页。

[34]孟郊《哭李丹员外，并寄杜中丞》诗云：“生死方知交态存，忍将齰齖报幽魂。十年同在平原客，更遣何人哭寝门。”劝杜兼捐弃前嫌，不要再和死者计较了。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云：“唐有两李丹，一为李详子，一为李岑子。《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第437页已作辨别。此时所哭之李丹为李岑子，与李舟为兄弟，官至濠州刺史，见《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杜中丞为杜兼。《旧唐书》卷一四六、《新唐书》卷一七二有传。《新传》云：‘杜兼字处弘……建中初，进士高第。徐泗豪节度使张建封表置其府，积劳为濠州刺史。’韩愈《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五六六）云：‘公讳兼……佐徐泗军，遂至濠州刺史，徐泗军乱，以兵甲三千防淮，道不绝，有功，加御史中丞，赐紫衣金鱼。’由此知李丹、杜兼先后为濠州刺史，均为徐州张建封属官。孟郊于贞元八年曾至徐州依张建封数月，有《上张徐州诗》等，后又多次途经徐州，故与张建封属官李丹、杜兼相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书李丹卒官为濠州刺史，臆李丹死后，濠州刺史即由杜兼继任，故此诗哭李丹而并寄杜中丞。”（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殊不知孟郊是早就结识了杜兼的，也正因为是老相识，孟郊才有上述劝说之举。后来孟郊亦有《献汉南樊尚书》、《古意赠梁肃补阙》等诗投樊泽和梁肃。从孟郊多干谒故人的特点来说，孟郊亦当早就认识樊泽与梁肃。从孟郊的生平行事来看，孟郊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年结识樊、梁的。

[35]（唐）李观撰，陆希声编：《李元宾文编·外编》卷2，《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集部，第1078册，第306页。

[36]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37]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东野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38]详情参看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32页。

[39]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40]《新唐书》卷194《阳城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8册，第5569页。

[41]《汉书》卷73《韦贤传》附，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第10册，第3108页。

[42]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57页。

[43]（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83页。

[44]（唐）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79页。

[45]唐制，亲王遥领节度使，不之官，其正任者降名号以避之。《唐会要》卷78载：“贞元九年十二月，以通王谌为宣武军节度使。”故董晋以副大使知节度事。

[46]（唐）权德舆：《送李十弟侍御赴岭南序》，《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3780页。

[47]（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文苑英华》，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4246页。

[48]（唐）李翰：《淮南节度行军司马厅壁记》，《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4380—4381页。

[49]《旧唐书·严绶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2册，第3960页。

[50]（唐）李翱：《李文公集》卷8，《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集部，第1078册，第137页。

[51]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

[52]毕宝魁：《韩孟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148页。

[53]《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2册，第3935页。

[54]同上书，第3937页。

[55]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8—349页。

[56]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57]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58]由韩愈《董公行状》、《祭董相公文》等文可知，董晋幕府的主要幕员有节度行军司马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陆长源、度支营田判官检校金部员外郎侍御史孟叔度、杨凝、观察推官守秘书省校书郎韩愈、杜伦等。而据《旧唐书·陆长源传》之“董晋判官杨凝、孟叔度亦纵恣淫湎，众情共怒”和《新唐书·杨凝传》之“宣武董晋表（杨凝）为判官，亳州刺史缺，晋以凝行州事……时孟叔度横纵挠军治，而凝亦荒湎，晋卒，乱作。凝走还京师，阖门三年”可知，此二人实亦荒淫宵小之辈。

[59]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60]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页。

[61]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2页。

[62]《全唐文》卷491，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5013页。

[63]《南齐书》卷52《丘巨源传》，中华书局1972年标点本，第3册，第895页。

[64]《后汉书》卷58《虞诩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7册，第1866页。

[65]《新唐书》卷123《萧至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4册，第4372页。

[66]《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第4册，第1171页。

[67]韩愈：《与孟东野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68]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69]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

[70]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

[71]韩泉欣校注：《孟郊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72]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5页。

[73]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3—514页。

[74]韩愈：《与孟东野书》，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75]《新唐书》卷4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册，第1057—1058页。

[76]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页。

[77]《新唐书》卷45，《选举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册，第1173页。

[78]《新唐书》卷49，《百官志》，第4册，第1318页。

[79]（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30，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53页。

[80]施蛰存：《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

[81]（唐）杜荀鹤：《送福昌周繇少府归宁兼谋隐》，《全唐诗》卷692。

[82]《新唐书》卷176，《孟郊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7册，第5265页。

[83]（唐）陆龟蒙：《甫里集》卷18，《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集部，第1083册，第398—399页。

[84]（宋）唐庚：《眉山集·眉山诗集》卷4，《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集部，第1124册，第303—304页。

[85]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二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07页。

[86]张艳云：《唐中后期罚俸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87]李时人编校，何满子审定：《全唐五代小说》第二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页。

[88]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7页。

[89]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90]《新唐书》卷176，《卢仝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17册，第5268页。

[91]《新唐书》卷176，《刘叉传》，第5269页。

[92]《新唐书》卷176，《贾岛传》，第5268页。

[93]齐文榜校注：《贾岛集校注》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94]齐文榜校注：《贾岛集校注》卷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9页。

[95]同上书，第12页。

[96]转引自齐文榜校注《贾岛集校注》卷3，《寄远》诗后集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97]（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自为穷苦之句。孟有《移居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乃是都无一物耳。又谢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贾云：‘鬓边虽有丝，不能堪织寒衣。’就令织得，能得几何？”（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6—267页。）

[98]陈延杰：《孟东野诗注》卷7，（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99]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页。

[100]邱燮友、李建昆校注：《孟郊诗集校注》，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65页。

[101]郝世峰笺注：《孟郊诗集笺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102]（宋）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96—897页。

[103]华忱之、喻学才校注：《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104]吴汝煜、胡可先：《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