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唐诗歌的演进，以贞元中期为界，就作家群体特征论，大致可分出前后两个时期，孟郊正处其间，相对于大历诗人，孟郊是后辈；可较之元和诗人（韩愈、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李贺、贾岛），孟郊可算先辈。在“四杰”、“王孟”、“高岑”、“李杜”、“韩孟”、“元白”、“刘柳”、“小李杜”这一代表唐诗流变的作家名单中，孟郊占有重要一席。
孟郊一生贫寒潦倒、仕途坎坷，是个充满辛酸的悲剧性人物；但其苦吟不辍，视诗为生命，开元和诗变之先声，又是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诗人。孟郊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守正不阿的禀性，清高自持，特立独行。然而在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悲苦后，孟郊却撕下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面纱，以寒苦面目直面惨淡人生，用其率真之笔抒其不平之鸣。其所强化了的这种主观色彩极浓的矫激诗风，在当时为人效法，得韩愈推尊，有很高的声誉；然而其后世的评价却是贬抑多于褒扬，又是个颇具争议的诗人。
一
从唐诗发展的历程来看，盛唐和中唐的两个创作高峰都和南北诗风的融合密不可分。隋唐统一，南北合流，带来了唐诗的第一高峰——盛唐气象；安史之乱后，大批文士如过江之鲫，纷纷南渡，在与南方山水人文融合演进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催生了唐诗发展史上的“中唐之再盛”。孟郊生长于江南人文荟萃之地的江浙（湖州武康），年轻时，孟郊受知于江南地方官诗人代表韦应物和方外诗人代表皎然，参加南北诗人大联欢的湖州诗会；壮年之后的孟郊长期滞留北方，亲身感受着“河朔贞刚之气”的内在律动。刘师培认为孟郊之诗属于北方之诗[1]。其实，从孟郊的成长过程看，他是一个吸收南北诗风或接受南北融合之诗风影响的诗人。南北两种不同的诗风在孟郊的身上融合化育，诞生了唐诗发展史上风格独特的“孟东野体”，它不仅促成了新的诗歌流派的诞生，而且还影响和开启了中唐诗歌新变的大门。
后世往往以孟郊为“苦吟”诗人的鼻祖。苦吟不仅是孟郊诗歌创作的重要艺术手法，更是其占主导地位的创作心理。他的苦吟不仅带来了大量风格独绝的诗篇，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走向，在他之后唐代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壮的苦吟诗人群体。
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来重新估量孟郊在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们发现，孟郊不仅开启了中晚唐苦吟的时代，和韩愈一起变唐音而为宋调，而且还以“轻红流烟湿艳姿，行云飞去明星稀”（孟郊《巫山曲》）、“樱桃花参差，香雨红霏霏。含笑竞攀折，美人湿罗衣”（孟郊《清东曲》）、“初英濯紫霞，飞雨流清津。……碧玉妆粉比，飞琼秾艳均。鸳鸯七十二，花态并相新”（《南阳公请东樱桃亭子春宴》）、“红雨花上滴，绿烟柳际垂”（孟郊《同年春宴》）、“春桃散红烟，寒竹含晚凄”（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碧濑漱白石，翠烟含青蜺”（孟郊《和皇甫判官游琅琊溪》）的抒写，“开始了晚唐强调重感官的彩绘的笔触”[2]，影响了包括李贺在内的一代诗人的审美追求。
衡量一位诗人的成就，主要是看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哪些足以推动诗歌发展的新创造。换句话说，就是看他创作了多少前人没有过的东西。在“大历之风尚浮”与“元和之风尚怪”之间，孟郊是个扭转风气的重要人物。他影响了韩愈，并和韩愈一起促成了“韩孟诗派”的形成。韩愈诗歌艺术手法中的诸如造语诡、取境奇、意象新、谋篇怪等特点，其基因均来自孟郊，因其才力高绝，遂使诗变大彰。中唐诗歌的演进，孟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当日的诗坛地位，诚如尤信雄教授所言：“东野挺生中唐，能自脱于一代之风气，首开奇险之诗风，洵为贞元、元和间最突出之诗人。”[3]
二
1933年，陈柱在无锡国专作了题为《孟郊诗》的讲演，其云：“余此次来锡，本非预备演讲，以久不晋谒唐蔚芝师，故乘章太炎先生等来锡演讲之机会，有此一行；而唐师及冯振心先生乃必要余演讲，辞不获命，仅以向来不甚注重之孟郊诗，为诸君试扬搉之。余所以在此提出孟郊诗，有两大原因：一为孟郊血冤；二为挽救今日之文澜。而后者之目的尤大。”[4]讲演中，陈氏反对以“寒酸”指称东野，认为孟郊与杜甫、韩愈并列，有侠客风，为唐人中少有之“雅”派。陈氏借替孟郊雪冤为由，行针砭时弊之实。此后，陈柱又在其主编的《学术世界》撰专文，对孟郊诗的内容、风格做了全面归纳，指出：“东野诗尚奇涩，可以医俗滑之病”、“东野诗多精悍，可以医冗散之病”、“东野诗起句最用力，可以医世俗不讲起句之病”、“东野诗多深入，可以医浮泛之病”、“东野诗能加倍透写，可以医俗人语不关痛痒之病”、“东野诗精而不巧，故无纤仄之病”、“东野诗能生造，故无数见不鲜之病”、“太白诗如天上神仙，云行无迹；东野诗如百岁老人僧，古貌峥嵘。子美诗如忧国大臣，痛哭流涕；东野诗如义士见贼，怒发冲冠。退之诗如大海洪涛，浩浩荡荡；东野诗如高山奇石，险涩难攀”。[5]显而易见，其目的仍是当日演讲之“挽救今日之文澜”和“为孟郊血冤”。自此，“向来不甚注重之孟郊诗”，开始受到关注。
钱大成认为：“自来论孟郊诗者众矣！类皆好恶出于其心，或仅较其一辞一句之工拙，罕有究其体制者。是故余博采群言，断之鄙见；详考得失，诠以实证，作孟郊诗研究一书，先成斯篇，聊当发凡。”指出：“斯数子（韩愈、李观、李翱、张籍）者，皆与郊有旧，过从甚密，或稍阿好。然其五言诗固戛戛独造，自成一格。严羽别为孟东野体，极是也。”“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推为清奇僻苦主，……是亦但得其偏耳。”“实则郊诗文从字顺，反复诵之，其趣自然涌出；其言皆人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而郊为达之；且时时推进一层，会心言外。”认为孟郊诗的真价值在“调苦词哀”、“情真意挚”、“结体古奥”、“鑱刻锤炼”、“工于发端”五目，而“近世学为宋诗者，多于郊诗下过一番功夫，以洗炼其句法”[6]。钱氏《孟郊诗研究》一书未见传世，也许当日并未写就。但就此“发凡”来看，其对孟郊诗的接受、特征与影响的论述，允称精当。夏敬观则深入孟郊诗歌语言内部，指出“东野诗无一字无来历，却又无一字蹈袭古人。乍读之，虽不免觉其晦涩难明，多读数遍，便能咀嚼其兴味，明瞭其意义。实非过于奇异者。其诗中决不使用一死名词，决不掺杂一呆典故。其率情而书者，直是寻常言语，而高深浑厚，转胜于一切诗家。无怪乎退之倾服也”[7]。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讲课，闻先生以诗人之慧心、学者之修养，处动荡之时，有感而发，在分析了孟郊诗歌的独特性之后，进一步指出“从中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最能结合自己生活实践发扬杜甫写实精神，为写实诗歌继续向前发展开出一条新路的，似乎应该是终身苦吟的孟东野，而不是知足保和的白乐天”[8]，对孟郊及其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惜的是，闻一多的讲稿当时并未发表，而是事隔三十多年，才由当年的学生将之整理面世。
此外，孟郊及其诗歌的研究亦扩展至孟郊年谱以及孟郊诗之版本、诗注、诗选诸方面。如钱大成、戴传安《孟东野诗集版本考》[9]（1936），李士翘《孟郊年谱》[10]（1936），夏敬观《孟东野先生年谱》[11]（1940），华忱之《孟郊年谱》[12]（1940），陈延杰《孟东野诗注》[13]（1939），夏敬观选注《孟郊诗》（1940）。新中国成立前的孟郊及其诗歌研究，虽说还处在开创时期，但其研究格局已基本奠定。
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对孟郊的研究除了华忱之的《关于孟郊的生平及其创作》[14]、刘开扬的《论孟郊》[15]两篇较有分量的论文外，其余基本上是对孟郊单篇诗歌的赏析。华文首先指出历史上对孟郊诗好作苦语的非难实属贬责太过，认为“他之所以喜作愁苦之音，不能仅仅认为是抒写他个人小小的悲欢、一生的坎坷，而是从他个人的不幸中更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艰难，现实的残酷，世路的险巇，揭示了封建社会中无数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悲惨命运和苦闷心情。是有其特定的现实意义与思想价值的”。接着由孟郊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入手，指出“只有把孟郊在现实痛苦磨炼下描写个人生活窘困的诗篇，和他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诗篇互相联系起来；把他个人的不幸和时代的多艰互相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和理解，才能深入地把握孟郊诗歌深刻的思想意蕴与社会价值，廓清前人由于‘门径不同，是丹非素’的一偏之见”。华文还从乐府、山水、咏怀、酬赠、送别、哀吊等类诗歌入手，对孟郊的诗歌艺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孟郊诗歌的风格成因。此文同时也是华忱之校订和校注的孟郊诗集的前言，影响深广，可以说是孟郊诗歌研究的第一篇力作。与华文几乎同时的刘开扬《论孟郊》一文，由历史上对孟郊诗或毁或誉的两种相反观点入手，在对孟郊诗歌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历来对孟郊诗的两种相反的看法，自然是称赞孟郊的一种看法比较正确一些”。就为孟郊翻案和雪冤这一出发点而言，刘文似乎又接上了陈柱《孟郊诗》讲演的话头。
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十年动荡的年月，留下的是孟诗研究的空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学术事业发展的日新月异，孟郊及其诗歌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一批角度不同、方法各异、较有深度、颇富新意的研究成果。但与韩愈、元稹、白居易、李贺、刘禹锡、柳宗元等人比较，学界对孟郊及其诗歌的关注，还是相对薄弱的。据笔者统计，计有专著两部，论文120余篇（含硕士学位论文8篇）。
其中以孟郊诗歌的艺术成就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有张天健的《苦吟诗人孟郊及其诗歌艺术》[16]、马承五的《孟郊诗歌的艺术特色》[17]、尚永亮的《论孟郊诗的风格及其成因》[18]、张国举的《孟郊的诗歌艺术及其在唐诗发展中的贡献》[19]等文。张天健文从“常语古淡，婉转白描；矫激惊铤，硬语盘空；淳意清正，涩苦回甘”三个方面概括了孟郊诗歌的风格。马承五文先用一个“奇”字来概括孟郊的诗风，接着从“构思奇、抒情奇、比喻奇、语言奇”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论证，虽然这四个方面在逻辑上有些模糊，但对于孟郊诗歌尚奇的分析却是比较全面的。尚永亮文主要从中唐社会背景、诗人的主观努力、诗人的生活道路、性格特征以及与韩愈的相互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孟郊诗歌独特风格的形成原因。张国举文用“古韵悠然，清淳淡泊；硬语盘空，矫激孤耸；精思结撰，巧妙新奇”诸语来概括孟郊诗歌古淡、矫激、新奇的特点，亦颇能醒人耳目。
从心理学的角度寻绎孟郊诗歌的创作倾向的成果，有傅绍良《论孟郊审美心理的基本特征》[20]、马承五《“病态的花”的文化心理特征：中西苦吟诗人比较研究》[21]、李芳民《略论孟郊的心态与山水诗创作的审美追求》[22]、曹曼《爱伦坡与孟郊创作心理定势之比较》[23]等论作。傅文认为孟郊在审美心理上存在着“悲抑阴郁的悲剧意识”、“以道德判断为核心的理性精神”和“感情刺激和艺术刺激下的求异心理”等三方面的显著特征，正是它们决定了孟郊阴郁、理致、奇崛的独特风格。马承五在对中西文化背景和中西苦吟诗人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以孟郊为代表的苦吟诗人在创作中存在着患难感、忧郁感和幻灭感这三种文化心理特征，而这三者又具体表现为诸如“憎恶”、“惧畏”、“孤独”、“失望”等心理感觉和意识活动。李芳民则从孟郊生活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以及个性气质入手，分析了孟郊悲凉落寞心态的形成原因。曹曼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孟郊诗歌创作中的逆向心理定势，以孟郊《古怨》诗为例，指出孟郊“是以一种美的破坏来获得另一种美的实现，……在诗人的眼里，‘死’才是美的象征，是值得人们赞美的对象，是最为完美的境界。这种对死的赞美，反映了诗人心理和情感上的背向”；以孟郊《寒地百姓吟》之“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为例，说明孟郊在语言上的逆向心理的表现，并进一步指出“在孟郊的诗歌中他用‘死’六十多次，写春死、月死、舌死、声死，他广泛表现死，反映了他的情感的背向和心理上的逆反”；以孟郊诗歌中大量属于“丑”的事物的描绘为例，说明孟郊在审美取向上所表现出来的逆向心理，指出“他用丑的形象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感觉，用形形色色的丑来诱发人们产生异常的艺术感觉，以达到审美的效果”。其结论是：“爱伦坡和孟郊创作的独特在于，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偏离于他们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学，以非同常人的眼光去审视人生世界，去歌颂死亡，歌颂丑陋，以美的破坏去获得美的实现，用死亡去表达对生的渴望、对爱的追求。”虽说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此深入地去挖掘孟郊创作的心理动因，在孟诗研究史上却是头一次，其开拓之功不容忽视。
随着对孟郊创作心理的进一步的探索，孟诗与佛、道二教这一过去并未引起重视的问题，开始受到越看越多的关注。代表性论文有谢建忠《道教与孟郊的诗歌》[24]、《论佛教“苦谛”与孟郊的诗歌》[25]、《论佛教哲学与孟郊的诗歌》[26]，陈允吉《“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幻意象》[27]，全华凌《论“韩孟”的佛道诗》[28]等。在唐代释、道二教与孟郊诗歌创作关系研究上，谢建忠用力颇勤，其《道教与孟郊的诗歌》一文着重论述了孟郊受道教影响的三个特征：一是他对道教神仙之说的矛盾心态；二是儒道互补与儒道体用的接受方式；三是道教文化影响到孟郊审美意识向怪诞发展。至于佛教对孟郊诗歌创作的影响，谢建忠从佛教“苦谛”对孟郊的影响这一独特视角楔入，去挖掘孟诗何以吟苦的深刻哲学原因，指出中唐之世“佛教‘人生皆苦’的哲学思想如此广泛深入地渗透社会心理和社会心理如此普遍地认同佛教的人生哲学，使相对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理世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佛教给了中唐人一记当头棒喝，人们从盛唐的梦幻中醒悟过来：人生无常，一切皆苦！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喝的是苦酒，食的是苦果，经历的是一个又一个不幸，感受的是无穷的压抑，体验的是精神的苦闷”。而“孟郊对佛教苦谛的认同使他在理解、感受和体验人生现实的审美心理活动中形成一种定势，左右着自己的创作去吟唱现世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苦闷，从而使其诗歌形成了一种以吟苦为突出特性的审美风貌”。陈允吉文在指出“许多唐诗爱好者接触《孟东野集》，往往只挑选《游子吟》、《苦寒吟》、《长安羁旅行》、《赠崔纯亮》等一些真率的抒情篇章来读，而不大注意诗人喜好怪险蹶张的一面”的事实后，进一步指出孟诗意象上之多涉鬼怪乃是受了佛教鬼神观念以及佛寺壁画影响的结果。全华凌则从宗教观念、审美情趣以及表现技巧等多个角度入手，对韩、孟二人的佛道诗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韩诗尚“俗”尚“实”而孟诗尚“雅”尚“虚”的结论。
张籍赞孟郊“立身如礼经”（张籍《赠别孟郊》），孟郊亦自诩“名姓挂儒宫”（孟郊《夏日谒智远禅师》），其一生服膺的儒学，对其诗歌创作必然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谢建忠《论儒家诗教影响孟郊创作的得失》[29]一文认为孟郊的儒者立场与儒家诗教观念使孟郊的诗歌在关注现实、抨击时弊、揭露黑暗以诗“证兴亡”、“补风教”上具有了积极的一面。“然而儒家诗教影响孟郊的诗歌创作还产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消极后果，其中以复古和反对竹枝词为最”；“如从诗歌应具审美功能的角度来看，孟郊的相当一部分诗歌中，其消极的因素并不亚于其积极意义。”孟修祥《论孟郊反屈骚倾向及其创作失误》[30]一文从孟郊《旅次湘沅有怀灵均》一诗入手，认为孟郊之所以放肆地指责屈原，乃是由于儒教的诗学观念决定了他对屈骚的拒绝态度。并进一步指出由于孟郊受儒教诗学观的形象，太注重诗歌的补偿功能，以至忽视了诗歌本身所应有的审美特征，从而导致了诗歌创作中“过分突出宣扬儒家道德伦理观念，把诗歌变成一种说教的工具”和“过分推崇《诗经》之‘大雅’，以议论代替诗歌意象”的明显失误。
“苦吟”作为孟郊诗歌最显著的艺术特征，虽每每被人提及，但专门论述孟郊“苦吟”的成果却不多。就单篇论文而言，沈家庄《诗人的悲剧和悲剧的诗人——论苦吟诗人孟郊和他的创作》[31]和冈田充博《关于贾岛和孟郊的苦吟》[32]可为代表。沈文抛开苦吟的外在形式上的特征，从诗人的悲剧命运及其诗歌文本中悲剧意境的创造出发，揭示孟郊苦吟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表现，指出：时代的需要与诗人的个人才能的冲突构成孟郊诗境的“苦”；中唐道德沦丧与诗人先验的道德理想的冲突构成诗境的“清”；以上两种冲突造成了诗人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其投射于诗句和诗境，就形成了诗人的“苦吟”和“清词”。受伤的孤鹤的形象是苦吟的内质；“寒”与“不欢”是苦吟意境创造的根源；高古、峭硬和新奇乃苦吟的外在表现。孟郊的苦吟，开启了中国寒士文学的新境界。冈田则通过贾岛与孟郊这两位唐代最有名的苦吟诗人的比较，指出孟郊的“一生都是在悲哀、忧苦的心情下埋头作诗的，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孟郊‘苦吟’的特征”。如果说“贾岛的‘苦吟’是落笔缓慢的纯艺术的自我宽解型”，那么“孟郊的‘苦吟’则是出手迅捷的现实派的抒泄愤懑型”。通过比较可见孟郊的“苦吟”诗“恰恰是由于自身精神上无法压抑的创作欲所激发而产生的深刻作品”。二家所论，表明孟郊的苦吟心理，已经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随着唐诗研究的渐趋深入，孟郊及其诗歌在唐代诗歌嬗变史上的开创作用和历史地位，也引起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产生了一批颇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如张国举《孟郊的诗歌艺术及其在唐诗发展中的贡献》[33]、傅绍良《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34]、蒋寅《孟郊创作的诗歌史意义》[35]等文。对于孟郊及其诗歌在诗歌史上的意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认识与肯定。尤其是蒋寅一文，将孟郊提到了几乎和初盛唐之际的陈子昂一般的地位，对其在诗风转变过程中上接大历下开元和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估量。指出“孟郊在唐诗演进中的特殊意义在于：第一，作为皎然和韩愈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孟郊对中唐复古思潮起了前导作用；第二，其诗歌中显示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强化了诗歌抒情的主观色彩；第三，孟郊用独特的诗歌语言形成了他主观化的艺术表现，为中唐尚奇的诗歌风气开了先河”。
关于孟诗风格及其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苏东坡“郊寒岛瘦”之论的评价上。如陈文华的《“郊寒岛瘦”是非论》[36]、邵明珍《苏东坡“孟郊论”发微》[37]、吴惠娟《评苏轼论孟郊诗》[38]等，各家都力图恢复孟诗的真实身份，用孟郊诗歌风格的多样性来驳苏东坡、元好问等人的片面性。可惜的是他们却没能进一步指出孟郊诗歌真正的主体风格所在。罗时进的《寒天中高耸瘦骨的孤鹤——论孟郊诗骨寒神清的审美取向》[39]一文，开始提及孟郊诗歌“清奇”的重要特点，在肯定“‘清’是一种人格境界，也是唐人的美学追求”这一基础上，指出“清奇不但是孟诗瘦寒的补充，也是风韵的体现。这位不平则明、超凡绝俗的孤鹤般的诗人，正是以操行与气质的脱俗、立意与表现的新颖、意境与情趣的凄冽和古雅，向世人展示其诗篇的‘清奇’的诗美和风韵”。指出孟郊在人格与诗风上的对应关系，是罗文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国内孟郊研究的专著目前可见尤信雄教授的《孟郊研究》[40]和戴建业教授的《孟诗论稿》[41]两种。尤信雄教授在《孟郊研究》一书中，针对“后世之论者，率于东野未能作深入之了解，往往以一己之宗尚好恶，加以议论；或贬之太过，或推许过当，可谓毁誉参半，而未能获得应有之重视与地位”的现状，决定对其“作一整体而深入之研究”，“期能作一公允之论断”。在结构上依照孟郊之里贯、孟郊之生平事略、孟郊之赋性、孟郊之思想、孟郊之交游与韩孟之交谊、孟郊之文学批评、孟郊之诗歌创作、孟郊诗之风格、结论的次序，分九章安排内容。书后附录有孟郊年谱一份和夏敬观《说孟郊》一文。在这部专著里，我们可以看出尤先生扎实的功力和实事求是的谨严态度，就事实说话，就孟郊立论，绝少旁逸斜出之举。然而正是这样的态度，束缚了作者的手脚，没有能将孟郊放在唐代的社会实际中去历史地打量，多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而少有“为什么”的追问，因而书中的孟郊显得相对平面化了些。戴建业教授的《孟诗论稿》全书共分九章。前五章分别讨论了孟郊的精神生活，孟郊对诗之真的认识，孟郊的艺术个性、诗歌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特征；第六章则对韩孟诗风进行比较研究；第七、第八两章分别就孟郊的言贫诗和山水诗进行了论述；第九章讨论了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大陆最早，也是唯一的一部专门讨论孟郊诗歌的专著，《孟诗论稿》采用了“多维透视”的研究方法，在比较广阔的文化背景上阐述了孟郊对中唐诗坛的贡献。
国外有关孟郊及其诗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与美国。尤以斋藤茂《孟郊研究》[42]一书和罗素·爱德华·麦克劳德（Russell Edward Mcleod）的博士论文《中国巴罗克传统里的孟郊诗》（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in the Chinese Barpque Tradition）[43]为著。斋藤茂以孟郊最具特色的组诗和韩孟联句为重点，探讨孟郊诗歌的新变特质；而麦克劳德则从孟郊诗歌类似巴洛克的古典风格入手，研究孟郊诗歌的复古质素。虽说侧重点不同，但在注重文本细读这一点上，东西方的汉学家们却保持了高度一致。
三
前哲时贤对孟郊及其诗歌的已有研究成果，为今天的孟郊诗歌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起点。笔者不揣谫陋，不以面面俱到为能事，但以有所发明为旨归，选择了从孟郊诗集的编订、孟郊诗歌的创作取向、孟郊诗歌的苦吟艺术、孟郊的人格与诗风、韩孟联句以及孟郊诗歌的接受史等七个方面来对孟郊及其诗歌展开论述。其章节的具体安排和研究结论大致如下：
第一章：孟郊生平新考。孟郊一生奔波劳碌，旅食四方，湖州、长安、汴州、溧阳、洛阳均留下了他的身影。通过对孟郊与上述各地有关的诸多问题的考辨，孟郊的生平逐渐清晰起来。若以这些地名为线索将它们依次串接，则恰好构成了一幅涵盖一生的孟郊行吟图。
第二章：孟诗复古通变的创作取向。孟郊所处的贞元、元和之世，伴随大唐王朝“中兴”之象的出现，大历以还清虚淡远的诗风已无法适应变革时代的需要，与散文领域的复古革新相一致，诗坛也表现出了复古通变的趋势，并最终酿成了元和诗变的格局。在这一诗运转捩点上，孟诗可谓得风气之先者。思想认识上的崇奉儒道，立身行事上的以古自鞭，使得孟郊的诗歌在内容上表现出宣扬儒家道义和恢复汉魏兴寄的复古取向。而捕捉到中唐诗坛新变风信的孟郊，在复古的同时亦表现出强烈的通变意识，其追求主观化的表达，崇尚瘦硬奇险之美的举措，远非一味拟古者可比。其为韩愈等人所深嘉屡叹者亦在于此。
第三章：孟诗“苦吟”的艺术特质。“苦吟”是孟郊诗歌艺术的核心所在，也是本书的研究重点之一。孟郊可以说是唐诗史上第一位以苦吟著称的诗人。他的苦吟不仅仅表现为作诗时的呕心沥血、苦思冥想以及立意构思、炼字造句上的苦心经营，还表现为其在内容题材上的吟苦之选以及诸如为缓解内心压力、寻求理解同情等深层的心理动因。孟郊以后，中晚唐诗坛形成了一种普遍苦吟的风气，孟诗的影响，不容忽视。张为《诗人主客图》列孟郊为“清奇僻苦主”，其着眼点正在于此。
第四章：孟郊的“寒士”人格与“清”“峭”诗风。对于具体作家作品风格的鉴赏，其核心显然在于独创性的把握，但独创性的背后，却是作家独特的精神风貌和人格特征。尽管“文人其人”这一命题，屡遭质疑，但对于孟郊而言，其人格与诗风恰恰表现为高度的一致。作为中唐“寒士”的典型，孟郊在人格上除了具有阴郁、孤独的一面外，更多的却是表现为好古抗俗、任性率真和耿介方拙。在求真去伪的创作态度下，孟郊人格中尚“真”的一面，使得其诗歌表现为好作穷人本色语、多抒骚怨激切情、呈露狂放出俗态的“矫激”一面；而其人格中求“善”的一面，在其诗歌中则表现为以古雅之词、孤高之志、清泠之境为内涵的“清”美特质。苏东坡“郊寒”之评，历来颇多争议，然究其实质，正是对郊诗酸呻苦语与“清”美特质的直观把握。
第五章：韩孟联句发微。研究孟郊的诗歌，韩孟联句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大历年两浙诗酒文会所掀起的联句热潮的影响，韩、孟在元和初年掀起了一个联句创作的高潮。韩、孟二人以其杰出而又相当的才力和运用得当的诗学谋略，将联句这种酒席宴会间的小玩意儿，做成了一种宏壮博辩、灵活自由，而又辞意均敌、如出一手的极富艺术个性的诗歌体裁，让人瞠目结舌而又赞不绝口。韩、孟在联句中形成的诸多艺术特点不仅影响了韩、孟后来的诗歌创作，而且对后世的联句创作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宋编本《孟东野诗集》探究。历来关于孟郊诗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孟集版本的研究上。而对于宋敏求所整理编定的《孟东野诗集》这一祖本本身却少有关注。而它恰恰又是我们今天进行孟郊诗歌研究的基础。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宋敏求乃是受宋初大型类书编写所带来的分类意识和《文选》类诗文总集已有编排体例的影响，并考虑到孟郊诗歌多为五言古体的创作实际来分编孟诗的。此后历代东野诗集的刊刻，虽有书棚本、国材本、蜀刻本、宋刻小字本的不同，但均是以宋编本为祖本。宋敏求在“总括遗逸”的同时，虽已作了一番“擿去重复、若体制不类者”的工作，但还是存在他人诗作孱入的情况，其去取仍未至尽善。
第七章：孟郊诗歌接受史。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诗人的艺术特点，只有在其诗歌被解读、被接受的过程中才具有意义，诗歌的意义是诗人和读者共同赋予的。因而研究孟郊的诗歌，其诗歌的接受史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孟郊的诗歌在当世的影响很大，为韩愈等人所极力推许。然而后世诗论中对孟诗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聚颂不休。从后世诗歌选本来看，受选家们青睐的孟诗，并不是诗论家们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穷蹇僻涩、酸呻苦吟之作，而是以高古闲澹类作品居多。而后世诗人对孟郊诗歌的模仿——“效孟郊体”，关注最多的又是孟诗“结体古奥”的形式特征。作为一个在当时与后世均产生深远影响的诗人，孟郊诗歌的接受史可谓丰富多彩。
书中采用文艺学与文献学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立足对诗歌本文的分析和感悟，力求将理性思辨与审美体验融为一体，从不同的方向对孟郊及其诗歌进行一次多角度的透视。在具体内容的安排和处理上，书中采用了“互见法”，尽量避免研究内容和所引诗例的重复。
[1]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云：“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适）、常（建）、崔（颢）、李（颀），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籍）、孟（郊）、贾（岛）、卢（仝），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5页。）
[2]林庚：《中国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3]尤信雄：《孟郊研究》，文津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4]丁舜年记：《陈柱尊先生讲“孟郊诗”》，《国专季刊》1933年第1期。
[5]陈柱：《孟东野诗杂说》，《学术世界》1935年第一卷第九期。
[6]钱大成：《孟郊诗论略》，《国专月刊》1936年第二卷第五期。
[7]夏敬观：《说孟》，《同声月刊》1942年第二卷第三号。
[8]郑临川记录，徐希平整理：《茄吹弦诵传薪录——闻一多、罗庸论古典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页。
[9]《国专月刊》1936年第三卷第五期。
[10]上海三山斋1936年铅印本。
[11]夏敬观选注：《孟郊诗》附《孟东野先生年谱》，（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12]北京大学图书馆1940年铅印本。
[13]（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4]《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5]《文学遗产增刊》第6辑，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6]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论丛》第1期，1982年版，第104—118页。
[17]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论丛》总第3辑，1983年版，第318—332页。
[18]《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19]《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21页。
[20]《唐都学刊》1989年第1期。
[21]《江汉论坛》1989年第11期。
[22]《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23]《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24]《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
[25]《三峡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26]《三峡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27]《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
[28]《南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9]《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
[30]唐代文学学会等主编：《唐代文学研究》第九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1]《浙江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32]《复旦学报》1989年第4期。
[33]《中国古典文学论丛》总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34]《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35]《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6]《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7]《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6期。
[38]《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39]《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40]文津出版社1987年版。
[41]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再版时书名改为《孟郊论稿》。
[42]汲古书院2008年版。
[43]Department of Asian Languages，Stanford University，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