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莎评的政治化
你的本质是什么?由什么材料构成，
为何有千万个他者之影侍奉在你身边?
既然每一个人只可能有一个形影，
为什么你一个却能够出借影子万千?
……
大千世界的妩媚无不与你相同，
说起忠诚守节，却无人与你相同。
——引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五十三首
这首诗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至美至善的佳丽形象，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对爱人浓郁而真挚的爱，诗人认为只有当美同善统一在一身的时候，才是美的极致。这首诗反映了莎士比亚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渴望，正是秉承着这一信念，莎士比亚才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奇迹，他的作品是一座神奇的艺术宝库并被后人不断地阐释。其作品自问世迄今近四百年里，获得了历代学者、作家、评论家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评介。其中既有众多热情的赞赏，公允理性的认知，又有片面的指责和否定，甚至恶意的诋毁。这就构成了一部形形色色、洋洋大观的莎士比亚批评史，一部浓缩着历代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理想、欣赏趣味的莎士比亚接受史。19世纪前的英、德、法、俄等国的新古典主义莎评、浪漫主义莎评、现实主义莎评纷然杂陈，众多评论者都对莎士比亚做出了很高的评价。1632年大诗人密尔顿(Milton)在其写的《论莎士比亚》诗中就表达了他对莎士比亚的敬意：
记忆的爱子，声誉的伟大继承人，
您的大名难道需要这小小的见证?
您在我们的惊奇与诧异中，
已建起了永世的丰碑[1]。
即使像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e)这样的剧作家，在他临死时也警告同行要警惕那只“暴发户式的乌鸦，用我们美丽的羽毛装扮自己，在演员的外表下暗藏着虎狼之心”[2]，这从反面说明了莎士比亚的成就。到了20世纪，新的批评流派不断兴起，象征主义、心理分析、意象研究、新批评、历史批评、神话批评、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各种流派都把莎士比亚作为试金石，莎士比亚研究业已成为一门显学，各种批评流派的丰富阐释使莎士比亚研究的意蕴得到了无限的扩张和延伸，莎士比亚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就指出：“莎士比亚已经深深融入西方人的心理结构、表达方式和阅读习惯……没有莎士比亚，根本无法理解现代文学，‘在上帝之后，莎士比亚决定了一切’。”[3]莎士比亚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作品拥有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的可能性，莎士比亚批评也就成了一门很有趣的学问。而要理解像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艺术家，我们必须得到批评家的帮助，对莎士比亚进行再评论也就显得十分必要。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受时代思潮影响的莎学家从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了阐释，到了七八十年代，当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焦虑的人们呼唤人文精神回归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就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它以知性和文化的政治批判，[4]在众多后现代莎评流派中发出了自己强有力的声音。
第一节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出现
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高奏创新这个主旋律，呈现出“江山年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没几年”的局面。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文学的“内部研究”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主潮。俄国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流派都以强调文学文本的自律性为己任，这些流派蔚为壮观，对文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20世纪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批评、历史批评等所谓的“外部研究”则被迫退缩到边缘的地位。到了七八十年代，一些评论家逐渐认识到以“新批评”为代表的“内部研究”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端，这种注重科学分析方法，脱离社会状况和文化背景，仅仅限于作品范围内，就艺术谈艺术，只能把文学研究引向缺乏人文关怀的批评。因为“一部作品，无论它如何拒绝或忽视社会，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的作品，它有其大量的文化意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5]
于是，当新批评极盛而衰之后，西方许多批评家都把目光瞄向了历史文化批评。曾以“解构理论”著称的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曾不无感慨地写道：“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经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的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通过一种兴趣的转移(也许令人费解、但无疑是‘过分确定的’)，大大增强了像拉康式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福柯主义等心理学和社会学文学理论的号召力。”[6]米勒在无奈之中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十几年里，在文学批评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日益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在英国出现了文化唯物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其本身的观点和方法与二者都非常相似。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马克思主义莎评和新历史主义莎评统称为唯物主义莎评，在1981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就指出唯物主义批评关注的是“永远的历史表述”(al-ways historicize)[7]，文学文本不能孤立地去理解，其意蕴应该结合历史背景才能达到深度把握，从历史维度进行批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应该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最终代码。这三个流派在解读莎士比亚作品时采取的路径虽不一样，但基本的方法是一致的，而且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本质上说就是从马克思主义莎评中发展出来的，并吸收和借鉴了新历史主义莎评的一些观点和方法，莎士比亚成了这三种批评方法最好的试验场，正如詹姆逊所说：“当莎士比亚同激进批评理论遭遇时同时产生了两种结果：莎士比亚得到了很好的阐释，理论得到了很好的检验。”[8]基于三者密切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莎评和新历史主义莎评进行梳理，以便清楚地看到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特征。
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则来源于马克思的政治和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观点用到文学批评上那就是一定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会产生与之相一致的文学，即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文学为意识形态的批评提供了话语，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核心观点。马克思在分析希腊神话的产生时曾有这样的论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此，神话所表现的乃是征服、支配、改造周围的自然环境，以争取生存和发展这一人类的最基本的本质，或者说天性。”[9]这些论述说明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现实生活的反映，光辉的时代也必将孕育出伟大的文学作品。正如恩格斯评述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10]
莎剧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同时也实现了恩格斯所说的戏剧三原则，即深刻的思想、历史内容、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结合。[11]正是因为莎剧融合了这三种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十分关注莎剧，而他们的莎评主要强调莎士比亚和时代的关系并注重阶级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对经济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艺术的能动作用，即意识形态功能。卢卡奇通常被认为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审美反映论，认为文艺必须客观地再现现实和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戏剧和创作艺术中有关历史主义发展概述》一文中，他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目光敏锐的戏剧家，正是由于他对这种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道德的特点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他才能创造出具有极大历史真实性和忠实性的历史戏剧;他还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里清楚地显示了导致封建制度瓦解的内在矛盾。苏联文艺学家、批评家阿尼克斯特在他的《莎士比亚的创作》、《莎士比亚传》、《英国文学史纲》等著作中，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莎士比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他在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中考察莎剧，称莎士比亚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莎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莎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世界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戏剧观有所不同，他的创新性戏剧理论曾在欧美剧坛引起注意和争论。从他对《科利奥兰纳斯》第一场研究的对话就可以看到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极为辩证，例如：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外敌与内乱的、分裂与团结的辩证关系。布莱希特还提出间离化(alienation effect)的戏剧理论，[12]强调人们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以获得对社会更深刻的认识;在《驯悍记》的序幕中，斯赖身份(阶级和性别)的变化就引发人们去思考身份是社会强加给人的，它颠覆了贵族天生就是贵族的说法。[13]强调文学的颠覆作用，巴赫金对此曾有极精辟的论述。巴赫金提出的怪诞现实主义(grotesque)、复调(polyphony)、狂欢化(carnival)理论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很早就注意到，在以形而上的认识论为基础的古代正统的世界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以狂欢化的世界感受为基础的、古代非正统的世界观也顽强地存在着。虽然它多半是处于被压抑、被排挤的地位，但它屡屡利用其在节庆期间的合法性，利用其下层的民众性，不断对中心的、权威的正统世界观发起挑战，产生威慑力量和颠覆作用。这是一种狂欢化的宇宙观，一种狂欢思维，它潜在地同一切独白性的认知定势、认知图式、概念框架、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习惯心理针锋相对，颠覆着认识论中的等级制。[14]他把这一理论用于文学批评，他认为拉伯雷、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等人的创作都是狂欢化文学的典范。对于莎士比亚作品，他写道：“在莎士比亚的戏剧结构里能揭示出重要的狂欢化的因素……它决定了莎士比亚那种无畏的、极其清醒(但并没有沦为虚无主义)的现实主义和彻底的非教条主义。急剧更替与更新这种狂欢化激情是莎士比亚处世态度的基础……莎士比亚作品不乏狂欢化因素的外部表现：物质——肉体下部形象、双重性的猥亵、民间——饮宴形象等等。”[15]莎士比亚戏剧中男女角色性别的颠倒、下层人对上层人的嘲讽等都具有文化的或政治的颠覆意义。
布莱希特和巴赫金的文学批评对马克思的文学反映论和经济决定论起到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形成了更大的挑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与传统马克思的文学反映论有很大的不同。他提出了“多重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观点，即经济基础是通过诸多因素来决定上层建筑的，而且这些因素是具体可见的，散布在社会进程的各个方面。文学在其形成过程中被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具有更多的自主性。[16]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意识形态包括意识形态表象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所谓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它包括教会、学校、家庭、政治组织、通信交往及文化设施。所谓意识形态的表象体系，指的是人们体验自己与自己的生存条件的关系。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众多阐释中，最著名的一个定义是，他把意识形态表述为“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17]他认为任何意识形态的特点都是受到阶级利益支配的，因而不是对世界整体的真实反映。“在意识形态中，真实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包括到想象性关系中。”[18]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要努力去发现那种真实的关系。阿尔都塞发展和完善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hegemony)理论，[19]其意识形态批判对新历史主义，特别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莎评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美国的一批学者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方法，他们称之为新历史主义，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以区别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20]以莎士比亚批评著名的美国历史主义学者蒂尔亚德(E.M.W.Tillyard)在1943年发表了影响极大的《伊丽莎白世界图景》(The ElizabethanWorld Picture)，他认为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化是一个严密完整的意义体系，容不得非正统的或者不同的声音出现。他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到新历史主义学者的批判。
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应学术刊物《风格》(Gener)之邀，组了一些研究文艺复兴文学的稿件，在为此撰写“前言”时，就用“新历史主义”来概括该组文章的特点。尽管格林布拉特说他的工作是进行实实在在的研究，并不试图去发明什么理论词汇。[21]不过他还是被冠以新历史主义的开拓者，并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批评流派。这一流派的批评家包括乔纳森·哥德伯格(Jonathan Goldberg)、路易斯·蒙特洛斯(Louis Montrose)、列奥纳德·泰能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等莎评者。
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新历史主义者对文学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凸显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新历史主义也深受20世纪6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影响，特别是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思想。福柯在他的作品(主要是《权力/知识》、《性史》和《规训与惩罚》)里，对其权力思想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权力是一种力量的关系，实体和本质意义上的权力并不存在，“权力首先是多重的强迫关系，这些强迫关系在他们运作的领域中无所不在，并构成自己的组织”。[22]权力关系意味着由个体实施并影响个体的关系整体，这些关系指导个体行为并为建构其可能的结局。权力关系产生于经济、知识和性等其他各种关系中发生的异化、不平等和不平衡。权力不是统治者获得或保存“特权”，不是人们获得、占有或分享和让渡的商品或财富，而是通过网状的组织运作和实施的，权力存在于行动之中。权力的实施并不来自上面，而是自下而上的。权力构造个体，个体同时又是权力的工具，通过规范化的过程，权力关系创造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人们。权力是有意图的，其意图体现为政治行为的设计。这种设计也可以成为权力的策略，并常常在暗中起作用，人们生存于或者进入某种权力关系之中，并被它特有的策略所拨弄。福柯的权力观与马克思的权力观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从经济决定论出发认为权力是对财富的占有，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福柯关注的是权力如何在文化语境中运作。针对权力的运作，格林布拉特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颠覆”(subversion)与“抑制”(containment)。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而抑制则是把这种颠覆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使之无法取得实质性效果。对于权力策略的运用，格林布拉特的莎评实践具有突出的特点。他主要是先叙述一件历史事实，分析其中隐含的权力策略，然后把它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某些情节相比较，从而找出相同的权力策略。在他的著作《莎士比亚的协合》(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里，他谈到这样的一件历史事实：英国清教传道士休·拉蒂默(Hugh Latimer)曾去剑桥的监狱向囚徒们传道，要他们悔过并忍耐遭受的惩罚。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怀孕的妇女，她被指控谋杀了她的孩子。她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权力当局不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她是无辜的，听了这位妇女的陈述，拉蒂默相信她是冤枉的，后来他趁去温莎给亨利八世讲道的机会向亨利请求赦免这个女子，亨利应允。而拉蒂默直到她最终接受了他的教义之后，才拿出赦令还那位女子自由。格林布拉特认为拉蒂默利用了这位女子对死刑的恐惧，来达到向她灌输教义的目的。用他的话说，“拉蒂默在运用引起和利用焦虑的技术使她皈依他宣传的教义”。[23]这是当时的宗教和政治势力为使被统治者就范而普遍采用的一种策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恐惧常常被用作使人向善的方法。《量罪记》里的一个情节，和上述拉蒂默的逸事很相似。文森修公爵假扮成一个牧师，去访问有身孕被关在监狱里的朱丽叶。在公爵盘问朱丽叶时，他最关心的是她是否悔悟：“美貌的人儿，你自己知道悔罪吗?”“我可以教你怎样忏罪的方法。”(2幕3场)实际上，在这出戏里公爵使几个主要人物都相信自己面临的惩罚，而在他们忏悔后，又赦免了他们。这种权力技术的操作，在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的英国是经常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
对于权力分析，格林布拉特还用“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这个概念，他认为：“自我塑造发生在权威与异端相遇时所产生的彼此的较量，每一方的身份确立都包含着颠覆和失落的成分。”[24]也就是说文学形象和意义的形成是对人物与其环境之间反复对比和较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产生当然是阐释的结果，但这种阐释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自我通常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这种合力中不乏怀有敌意的力量。这和格林布拉特的“协合”(negotiation)观有相似之处，协合的意义包括“协商、传达、调解、融合”。用之于人物的自我塑造，也就体现出自我身份形成中涉及的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自我在此过程中采用的策略。格林布拉特在分析奥瑟罗与苔丝狄蒙娜时，阐释了自我塑造所蕴含的颠覆功能。[25]
新历史主义借用福柯的权力分析法，是对马克思阶级分析的颠覆，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的权力批评观，从这一意义上说，它又补充了马克思关于权力的思想。新历史主义强调不再压抑现实社会的不同声音，而是借着组织和引导这些反对的力量和声音进行权力运作。权力之所以能够最终控制其对立面的力量，不在于它否定了对立面，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制造出反对的声音，并将反对的声音重新纳入现行的体制，而导致对立面丧失其激进的锐气，失去其破坏力和攻击力。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这一点上与新历史主义莎评有极为相似的地方。
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但把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看成一种互文的关系。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不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不再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的对象”，历史也不能被当作文学的稳定阐释的基础，历史和文学两者之间应具有“文本性”的因素，二者都是由特定文本构成的。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互相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是互动关系。文学是对人类历史生活经验的描述，其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传统的文学范围之外还有其他技巧和文本，它们也拥有堪与文学文本相媲美的强大力量”。[26]历史和文学同属于一个符号系统，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具有相似性。两者之间是互相证明、互相印证的互文关系。对于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加州大学教授蒙特洛斯(Louis A.Montrose)曾提出“文本的历史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的概念。前者指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后者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这样的文本就成为我们了解过去的一个窗口;二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媒介，而人的主观性就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本中了。[27]新历史主义的这些观点，显然受到了福柯系谱学方法的影响。[28]新历史主义莎评家把莎剧放到更广阔的语境中研究，使历史的真实更加澄明地呈现出来，丰富了莎学的研究。像蒙特洛斯在研究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不是按传统的莎学研究者那样分析文本，而是把重点放在分析诸如游记、逸事和自传等非文本的背景材料上，从而揭示出了伊丽莎白一世的形象的再现对树立“童贞女王”偶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莎士比亚的协合》中，格林布拉特更是将这种方法付诸批评实践。作者从外交事件、探险笔记、医学文献、法庭记录、游记等非文学文本中旁征博引，使这些奇闻逸事与文学文本一起烘托当时社会历史文化，从一个新的角度重现历史的纬度。
新历史主义莎评家触及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冲突，他们不仅重新阅读了马克思，而且更加欣喜地拥抱了福柯。这种接受的结果在新历史主义莎评那里可以在使用“权力”这个充满含义的术语的所有地方看到踪迹。权力扩散到所有的地方，并吸收了一切社会关系以至社会集团之间“所有的‘争端’(jostling)和冲突都成为仅仅是政治纷争的表现，成为一种建立在一种单一力量基础上的事先设计好的冲突剧，这种力量制造出‘对立’(opposition)来作为其虚假的政治效果之一”。[29]弗兰克·兰特里齐亚(Frank Lentricchia)的这句话简要地概述了新历史主义莎评的“颠覆”与“抑制”特点，它显示了新历史主义莎评的政治功能，而这种政治功能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那里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和新历史主义莎评在20世纪80年代同时出现的，二者犹如一对双胞胎，在20世纪80年代领骚莎士比亚批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其肇始阶段，许多学者把它们看成同一个流派，主要是二者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以及批评策略相似所致。对文化研究的重视在英国有悠久的传统，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降，出现了托马斯·卡莱尔、马修·阿诺德、T.S.艾略特、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一批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30]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在英国兴起，这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英国的出现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在分析方法上受马克思、阿尔都塞和福柯思想的影响，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者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和运用权力策略对文本进行批评研究，和大洋彼岸的新历史主义莎评共同开创了莎士比亚研究的历史新维度。
“文学文本”在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那里和新历史主义者的理解基本一样，意义变得更宽泛，社会本身也成为一个可以分析的文本，譬如社会结构中的剧场、图书贸易等都可以作为社会文本现象进行分析，该批评传统在20世纪初叶的几十年里就可以看出，并且较早的分析是对现代戏剧的分析，对文艺复兴戏剧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L.C.奈特(L.C.Knight)的《琼森时代戏剧和社会》(Drama and Society inthe Age of Jonson，1936年)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奈特对早期现代英语戏剧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分析了戏剧的文体、语言等特色。文化批评学者雷蒙德·威廉斯首先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年)中用“文化唯物主义”这一术语，[31]不过，在他早期的著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1958年)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1964年)中就涉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所有的文化形式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文化不再是仅仅与经济、政治相区分的范畴，文化成了主导文化力量与从属文化力量之间协商、冲突、求新和抵制的场所。在批评方面，威廉斯更多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所蕴含的政治学意义，特别提倡从更广大的文化空间去研究经典作品、文学作品的生产以及其生产的系统结构，这一传统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32]威廉斯认为语言是最能反映文化的，它汇集了历史上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这种倾向在他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本书《文化与社会的关键词》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威廉斯1988年逝世之前，这本书和他的其他著作对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流派的影响是巨大的。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就受到了威廉斯的影响，他在《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一书中对一些具体问题采取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33]
从上面谈到的有关文化唯物主义的起源可以看到其关心的主题是文化的政治意义。清晰地表达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目标和方法的里程碑式的书是乔纳森·多利默(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在1985年合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该书明确反对传统的批评方法，编者开篇即明确表示了他们的观点：“我们致力于从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倾向、文本分析等结合的方法从事批评研究。传统的历史语境分析削弱了文学文本的丰富意义，这促使我们去发现小写的历史(histories);精于理论的分析方法往往倾向于空洞的理论使文本与主观的批评不能很好地契合在一起;社会批评和女权主义批评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其过于保守;文本分析作为一种传统的分析方法亦不能忽视;各种方法的结合才能达到批评的力度。我们称这种综合的批评为‘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34]编者较明了地表述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观点，而且带有一定的激进意味。一些保守的批评家对这种危及传统的批评方法颇多微词，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批评方法的捍卫。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方法过于大而泛，显得空洞，激进的态度过于意识形态化，但是很多青年批评者则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策略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力作面世，乔纳森·多利默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RadicalTragedy： Religion，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1984年)、约翰·德雷克基斯(John Drakakis)编的论文集《可以选择的莎士比亚》(Alternative Shakespeares，1985年)、1986年在柏林举办的第四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所出版的由琼·伊·霍华德(Jean E.Howard)和马里恩·奥康纳(Marion O’Connor)主编的论文集《重塑莎士比亚：历史和意识形态中的文本》(Shakespeare Reproduced： The Text in History and Ideology，1987 年)、格雷姆·霍德尼斯(Graham Holderness)编的《莎士比亚神话》(TheShakespeareMyth，1988年)等，这些书都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了深入地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多利默和辛菲尔德对“文化唯物主义”术语的介绍对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有指导性意义。在研究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戏剧里，该批评方法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比较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各种“机构”(institutions)，例如社会机构中的宫廷、城市、监督者、英国教堂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原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校、各种各样的资助以及其他的社会权威性机构，他们同样关注剧场的事物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从中窥见他们之间的权力关系。简单地说，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者继承发展了威廉斯和福柯的观点，注重分析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剧场演出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
对权力的关注使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特别注意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英国的阶级差异以及早期阶级结构较美国都有其独特的一面，文化唯物主义者在英国找到了更适合批评的土壤，而且这种明显具有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批评活动在莎士比亚批评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批评人物是前东德的罗伯特·韦曼(Robert Weimann)，韦曼对早期英国戏剧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分析，他的分析方法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有极相像之处。他关注无产阶级和普通民众，其代表作为《莎士比亚和戏剧大众传统：戏剧形式和功能的社会维度研究》(Shakespeare and the Popular Tradition in the Theater： Studies in theDimension of Dramatic Form and Function)。波兰学者杨·柯特(Jan Kott)的《莎士比亚，我们同时代的人》(Shakespeare，Our Contemporary)结合波兰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历史，对莎士比亚剧作进行了政治解读，揭示了权力对人产生的作用以及人存在的虚无与荒诞。韦曼、柯特和其他传统的唯物主义批评家对英国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的“文化研究”从早期对工人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关注扩展开来，把注意力集中到性别、阶级、种族等文化领域复杂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等问题之上，关注大众文化，以及媒体在个人、国家、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意识中的文化生产和建构作用，运用社会学、文学理论、美学、影像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来研究社会中的文化现象。在这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波德里亚(Baudrillard)的“文化仿真”理论，以及拉康的“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等，都对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由于受文化研究的影响，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者特别注重文化身份的批评，通过对种族、性、性别、阶级等的意识形态批判彰显其颠覆性的政治批判功能。[35]有些学者还从宗教和主体性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政治批评，多利默在这方面做得较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末，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英国达到了高潮，一批对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对文化历史钟情的莎评者活跃在批评领域，像多利默、辛菲尔德、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格雷姆·霍德尼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些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不仅关注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文化，同样也关注当前的文化批评。也就是说，批评家通过分析文本透视当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影射当代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正如乔纳森·吉尔·哈里斯(Jonathan Gil Harris)所说：“文化唯物主义通过历史地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看当前民族传统、军事竞争、戏剧生产……文化唯物主义把历史看成一个纵向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同样包含当今的历史文化。”[36]这一观点在辛菲尔德的文章《谈谈莎士比亚与教育》(“Give an Accountof Shakespeare，ShowingWhy You Think They Are Effective and What You Appreciated About Them.Support Your Comment with Precise References”)里得到体现，他不仅嘲讽传统的教育问题，同时也呼吁批评家们关注英国当代教育机构对莎士比亚的运用。
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几乎同时产生，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有相同的起源，譬如马克思、威廉斯、福柯等，二者批评的策略也极为相似，一个在美国以格林布拉特为首形成了一批颇具影响的新历史主义批评学者，另一个在英国从文化入手与大洋彼岸遥相呼应，以致早期二者被认为同一个批评流派，他们的区别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文化唯物主义者批评新历史主义者对政治不够重视，新历史主义者对文化唯物主义者的激进立场亦作了回击。1985年后两种批评流派逐渐凸显出来，并拥有了各自的支持者。文化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更加激进，方法更加综合，涉及面更加广泛，在权力标榜下对社会机构各方面进行了分析，其深度和广度以及其激进的姿态都是新历史主义无法比拟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不仅与历史上的莎士比亚文本对话，它还跨越历史的空间与当下文化展开对话，这种历史的纬度使其显示出马克思辩证法的特色。当下，莎士比亚批评流派和方法众多，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为我们了解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第二节 代表人物及其作品
经过历史的沉淀，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正如约翰逊(S.Johnson)所说的那样：“一场洪水所堆积的泥沙被另一场洪水冲走了，但岩石始终坚守阵地。时间的洪流经常冲刷其他诗人们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亚像花岗石一样不受时间洪流的任何损伤。”[37]研究莎士比亚在英国成为了一个文学批评的传统。受马克思、后结构主义及文化研究影响的文化唯物主义莎士比亚研究者承继了这一传统，从不同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文本进行了新的研究。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奠基者是多利默和辛菲尔德，特别是多利默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多利默是苏塞克斯(Sussex)大学学者，1984年他的《激进的悲剧：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戏剧中的宗教、意识形态和权力》一书，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来说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多利默主要研究1603年到1625年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悲剧，他分析到马洛(Marlowe)的《浮士德博士》、马斯顿(Marston)的《安东尼奥的复仇》、格雷维尔(Greville)的《穆斯塔法》、琼森(Jonson)《赛扬努斯》、图尔纳(Tourneur)的《复仇者悲剧》、查普曼(Chapman)的《布西·丹波瓦》、莎士比亚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李尔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以及韦伯斯特(Webster)的《白魔》等，这些剧中都充斥着宗教怀疑主义和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思想，[38]以及原始存在主义的焦虑和恐惧(protoesxistentialist angst)。“激进的”(radical)这个词是一些批评家常用的词，它是布莱希特提倡的戏剧批评方法，以及由阿尔都塞和雷蒙德·威廉斯提倡的意识形态批评用语。从这个词的意思中就可以看出其批评的意识形态特点。多利默认为，詹姆斯一世时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戏剧作品反映了信仰的冲突以及权力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分析将使人们看得更清晰。[39]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进行描述，运用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并结合理想主义、本质主义和人文主义对莎士比亚及其同代人的悲剧进行了分析。他把文艺复兴看成一个怀疑的时代，是介于中世纪与现代之间的过渡性的中介状态，正是“这种处于静止状态的非历史观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和新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人本主义的进步以及人的主体存在这样一些全新的观点，才会对中世纪的封闭僵化造成冲击”。[40]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由于各种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各种观念的冲突，它自然就成为社会政治文本的复杂体现和意识形态冲突的旋涡中心。多利默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质疑宗教正统，对专制国家的统治以及当时代表统治阶级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相对于以往一些评论家把文艺复兴的剧作家看作基督徒、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意巩固、强化国家统治的看法，这部著作具有修正传统观点的作用。该书把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放进社会形成过程，观察这些剧作家如何与教会、国家形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多利默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政治、宗教、机构的论述并置，考察这些作品如何和社会对话，产生变化人心、社会结构的作用。他认为“主体性问题在西方历史文化、文学中扮演重要角色”，[41]它是一个重要的身份问题，同时也是个哲学问题，所以多利默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问题，从而说明权力运作与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的焦虑、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等问题。他关注人是如何在各种权力关系中确立自我，如何颠覆中心话语。这与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有相似之处。[42]不过，格林布拉特谈的是社会各种权力对自我的影响，强调权力对自我的抑制功能;多利默强调更多的是自我对社会的反抗，即自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和颠覆。在重视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批评的同时，多利默还注意吸收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批评的方法，他认为“欲望就是死亡”。[43]在《西方文化中的死亡、欲望与失落》中，他对莎士比亚的一些十四行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欲望问题进行了分析。而对同样是文化身份标志的“性”问题，他在《性差异》(Sexual Dissidence)一书中对《奥瑟罗》这部剧进行了分析。其实，对性、性别的关注，在他的几部重要著作里都有所体现。
1985年，多利默和与他同在苏塞克斯大学工作的学者辛菲尔德合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一书，标志着作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流派的形成，注重历史语境、理论方法、政治批判、文本分析的宗旨成为这一流派的指航标。这是一本多人合作的论文集，可以说从政治的视角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在前言里，他们就指出：文化唯物主义将充分利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方法，致力于描述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关系;文化唯物主义把文化当作一种物质的东西，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同等地重视;文化唯物主义不伪装政治的中立，而致力于改变建立在种族、性别和阶级基础上对人民实行剥削的社会秩序。[44]在该论文集里，多利默的《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一文表明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政治功能是“巩固、颠覆和抑制”。[45]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纯历史的戏剧研究，而是通过莎剧发现一种历史视角和理论介入的方法，一种政治话语的参与意识。借此，批评者对莎士比亚文本中权力、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等进行了综合研究。多利默的几篇文章承继其在《激进的悲剧》一书的风格，主要从性的视角对莎士比亚的《量罪记》等进行了分析。保罗·布朗(Paul Brown)对《暴风雨》中的殖民主义特征作了解读;凯思琳·麦克露丝(Kathleen McLuskie)结合女性主义批评，对《李尔王》和《量罪记》中的性别关系问题作了分析;列奥纳德·泰能豪斯(Leonard Tennenhouse)对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权力及混乱秩序从国家策略的视角作了探讨;格雷姆·霍德尼斯对莎士比亚电影和电视的分析，说明了莎士比亚在当代大众文化中所起的意识形态功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这部论文集中还收入了格林布拉特的《看不见的子弹：文艺复兴的权威及其颠覆》一文，可见新历史主义莎评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本来就在很多方面融合在一起，以至于难以区分。另外，收入的几篇辛菲尔德的文章特点鲜明，显示出了他对莎士比亚在当代文化行业(cultural industry)中运作的关注，其中两篇分别论及莎士比亚与教育、莎士比亚与皇家剧团。通过分析，他认为莎士比亚已变成高等文化意识的唯一工具，同时也是既定的文学批评的对象。由于教育不断把意识形态变得模糊不清，使之中立化，而且大众对文学教育的兴趣逐渐降低，如何强化莎士比亚剧作的政治意识，强调作家介入文化、改变社会的心理，加强影像中的人文关怀意识，而不是只强调一种视觉和感觉的享受，乃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从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将莎剧转变成既定的文化象征，一方面批评该剧团机会主义及其机构化、腐化、缺乏批判意识的倾向，另一方面则提倡用其他方式重新编演莎士比亚剧作，彰显其剧作固有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特征。辛菲尔德和多利默一样，一向主张看待伊丽莎白的社会为多元、变化的社会，是各种关系冲突的旋涡中心。他认为在各种权力的交锋中，文学作品以巧妙的方式，运用虚构意象(包括帝王、皇家的意象)，在文化设置(舞台)之内，并通过这种机构达成支持、质疑或纠正意识形态的作用。所以，在进行批评时，要注意到“意识形态的斗争遍布各处，我们应该从阶级权力关系和各种机构里考查意识形态是如何发挥作用的”[46]。辛菲尔德在《政治的莎士比亚》中的论文，更多的是反映了他对当代文化行业与莎士比亚关系的研究。1992年，他的《界限：文化唯物主义与分歧阅读的政治学》一书同样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行业的角度，对一些作品中的性别、种族、宗教、写作问题等进行了探讨。他分析了苔丝狄蒙娜、奥丽维娅、麦克白夫人的自我主体建构问题，还分析了《麦克白》中的历史与意识形态和《亨利五世》中的种族、性等问题。另外，对于莎士比亚在美国和英国文化行业中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政治的批评，例如为军队提供武器装备的皇家军械署在1989年就利用莎士比亚做广告：“我们在1588年就帮助保护环球”，“你也许会惊讶于我们表演的戏剧”。[47]辛菲尔德指出，在这里莎士比亚成了皇家军械署悠久历史的代名词，成了英国对外战争的军事符号。
1988年，格雷姆·霍德尼斯主编的《莎士比亚神话》，把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讨论了莎士比亚行业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等问题，对消费文化中的莎士比亚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其中霍德尼斯对莎士比亚影视的意识形态分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特伦斯·霍克斯的《莎士比亚片语》(ThatShakespearian Rag，1986年)，通过一些点滴的批评，强调莎士比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对《哈姆莱特》校勘的影响，沃尔特·亚历山大·罗利(Walter Alexander Raleigh)编的莎士比亚读本对缩小阶级间的文化差异，加强英帝国文化认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约翰·德雷克基斯编的《可以选择的莎士比亚》(2002年第2版，1985年第1版)和特伦斯·霍克斯编的《可以选择的莎士比亚》(Alternative Shakespeares，1996 年)，这两本书收入了一些从文化唯物主义观点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在《可以选择的莎士比亚》(1996年)中收入了辛菲尔德的《抛弃异性恋解读〈威尼斯商人〉》一文，在该文中辛菲尔德在“性”的问题上触及了作为亚文化的同性恋问题，用同性恋理论分析莎剧可以揭示异性乃至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涉及了文化研究领域的许多方面，并深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观点的影响，[48]“性”作为一种长久被压抑或湮没在文本中的历史真相，辛菲尔德把它呈现出来，并解读了其中的政治意味。当然，这两本书中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严格意义上说，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应该特指以多利默和辛菲尔德为代表的英国莎士比亚研究，所以本书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指英国的莎学研究者。但由于文化研究的影响和伦理批评的回归，英国以外的一些莎士比亚研究者以文化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莎士比亚文本的政治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也显示出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世界莎士比亚研究的渗透。为了加深某些论题的研究，本书涉及个别其他国家从文化唯物主义视角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1999年斯蒂芬·厄格尔(Stephen Orgel)和肖恩·基伦(Sean Keilen)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主要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研究的成果，研究者来自不同的国家。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以其强烈的政治意识，不但在英国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而且也影响了其他国家的莎士比亚研究。
第三节 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历史和现状
国外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就已经开始。起初，绝大多数学者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和美国的新历史主义莎评看作同一流派，其实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不仅和新历史主义莎评纠葛不清，它和女性主义莎评、后殖民主义莎评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西方有关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也就夹杂在对这些流派的研究之中。尽管对其他莎评流派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关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文章多数都是介绍性的。[49]国外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体现：首先是在对文化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系统研究中论析到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其次是通过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理论与其他批评理论比较，进而说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特色;再次是结合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和意识形态批评观点分析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特点;最后是一些简单性的书评，尽管在一些书评中触及了具体文本，但没有新的观点。
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较早的是司各特·威尔逊(ScottWilson)，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与实践》(1995年)一书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著作。在该书中，他认为多利默、辛菲尔德和霍德尼斯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代表人物。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深受英国左翼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批评上重视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批判功能，具有激进的政治倾向。[50]相对于种族、性别、性、亚文化等，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比较强调阶级分析;作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代表人物，多利默和辛菲尔德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51]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研究莎士比亚作品时，相对于新历史主义，他们对性别、性的研究比较深入的原因。虽然这不是专门研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著作，可莎士比亚的影子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这一流派，作者结合《暴风雨》，从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意图、文本分析等方面作了分析，作者认为以前的批评家对《暴风雨》的分析比较关注自然与艺术的关系，卡列班和普洛斯帕罗分别代表了自然(nature)和艺术(art)，自然是丑陋的，艺术是美好的，自然是艺术的奴隶。这种分析强调文学的唯美性。[52]而保罗·布朗(Paul Brown)的解读强调的是政治的意义。“保罗·布朗看到的不是文本的和谐、连贯，而是充斥着矛盾和社会的冲突。”[53]该书作者还认为，文化唯物主义虽然忽视形式的审美价值，但并不是说他们抛弃了审美价值，“他们宣称历史、文化决定价值”[54]。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家从分析经济和政治的视角考察文学的价值。作者还通过对《威尼斯商人》的分析，说明文化唯物主义者所说的文化价值是由经济决定的。莎士比亚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历史之中，更存在于当今的社会中。“莎士比亚作品的意义更多是由我们赋予的”，[55]这充分说明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当今社会的关注。司各特·威尔逊的这部著作是对文化唯物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系统研究，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其建构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
约翰·布兰尼根(John Brannigan)在其著作《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1998年)中认为，文化唯物主义学者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非常注意联系社会历史语境，比较和参照同时代那些不入文学正统的文献。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家手里，那些非文学文献，只不过是阐释莎士比亚戏剧的背景材料，为说明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提供佐证，而不会论及它们对当时社会舆论的构造作用。而文化唯物主义学者带有一定的政治动机，他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复原其本来面貌，而是借古讽今，达到批评当代社会的目的。他认为多利默从两个视角分析剧本，“一个是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悲剧向当时的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了挑战，另一方面多利默也看到了当前理想主义(指本质人文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的紧张关系”[56]。可见，文化唯物主义一方面揭橥经典作品中蕴含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压迫机制，另一方面也去发掘文本中抵制主导意识形态的颠覆因素。[57]乔纳森·吉尔·哈里斯(Jonathan Gil Harris)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放在唯物主义莎评的框架内分析，对马克思主义莎评、新历史主义莎评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比较。他认为三者都把历史文化背景作为分析莎剧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莎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经济因素起主导作用;新历史主义莎评多从共时的历史中看权力之间的关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把历史和当代现实紧密结合，具有激进的政治意味以及对现实的关注。[58]拉斯·麦克唐纳德(Russ McDonald)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看法与前面提到的都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他主要从影响的角度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了概述，并对其产生的过程作了分析。[59]这些批评者都是从宏观上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了说明。
大卫·艾伦·赛厄(David Aaron Siar)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主义莎士比亚批评和决定论问题》中，认为多利默的莎评具有马克思决定论的特点，即他充分吸收了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同时，多利默又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同。他把文化纳入研究的范围，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异。多利默在批评中试图展示社会权力对人的作用，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一些人被边缘化，这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相似的地方。多利默的莎评揭示了16世纪英国的社会关系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60]这种危机由经济等各种原因决定。他还认为，在《激进的悲剧》中，多利默的分析表明：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恰恰相反，是社会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意识，也就是说，莎剧中人的主体建构是受各种社会关系制约的。大卫·艾伦·赛厄用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对多利默的莎评进行的解读具有一定的深度，但对经济问题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哲学问题等，作者并没有深入下去，而这些在多利默的莎评中是比较突出的。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使多利默的莎评充满了人文精神，而大卫·艾伦·赛厄在分析中忽视了这些。
在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中，多数学者都集中在多利默和辛菲尔德的莎评，而且极具创见性的观点也不是很多，都在一个大的批评语境和文化语境中观照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约翰·德雷克基斯认为，多利默和辛菲尔德像威廉斯一样，注重文化的现实意义。在分析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他们努力把莎士比亚作品与现实结合，探讨其内含的意识形态功能;他还认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强调文学文本在历史中的意义，而历史不是静止的，是由生产关系和各种力量组成的动态历史。[61]布莱希特曾认为社会发展以及身份的确立受各种矛盾制约，多利默对莎剧中主体性的分析，显然受到了布莱希特的影响。多利默认为经济等物质因素对观念的产生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约翰·德雷克基斯的分析与大卫·艾伦·赛厄对多利默莎评的分析有相似之处，即莎剧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受制于经济因素。
詹姆斯·卡宁哈姆(James Cunningham)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更多是从文本的角度解读。卡宁哈姆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深受马克思、阿尔都塞、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的影响，[62]在批评实践中强调意识形态。他认为分析莎士比亚作品应结合其生产和接受的物质、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也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突出之处。他还认为多利默把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科利奥兰纳斯》看作17世纪政治革命的戏剧性前兆。根据马歇雷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多利默所分析的这些悲剧具有颠覆传统观念的作用，并对传统的(本质主义的)人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而辛菲尔德从左翼政治观点解读莎剧，质疑当今社会的教育和文学创作以及种族等问题。辛菲尔德从种族的视角对《奥瑟罗》进行了解读，认为主体的自我建构是通过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清醒认识而确立的;辛菲尔德从宗教视角对《哈姆莱特》分析，认为该剧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加尔文主义(Calvinism)和斯多葛派思想(Stoicism)的紧张关系中。[63]卡宁哈姆的分析并没有深入下去，只是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有些分析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书评性的文章中和一些总结性的著作中，[64]这些书评或著作仅仅是对个别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著作做了简单介绍，研究的价值不大，不过对了解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一些批评者也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方法和观点表示了担忧。安德鲁·哈德菲尔德(Andrew Hadfield)就认为，辛菲尔德在《界限：文化唯物主义与分歧阅读的政治学》一书中虽然实践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理论，不过由于过多地倾向女性主义批评，致使激进的政治色彩大打折扣。另外，仅仅用颠覆和抑制的模式解读作品，进而突出政治立场，这种分析方法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问题，有过于简单化、模式化的倾向。[65]其实，这种批评的声音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就已出现。格雷姆·布拉德肖(Graham Bradshaw)就认为，多利默和辛菲尔德对文学的解读是失败的，一味强调政治的批评会使文学失去审美的趣味，意识形态的分析导致了批评价值“好”与“坏”两极的价值判断，这样的分析并不能反映莎剧的全部内容，往往是片面的。[66]在90年代前后，英国莎学界的论争很多是由所谓“文化唯物主义”引起的。在多利默和辛菲尔德合编的《政治的莎士比亚》出版后，不断遭到“简单化”的激烈批评。因为传统莎学一向把“剧”和“诗”作为研究的重点，而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只关注历史意识形态倾向，被认为偏离了“审美”目的，违反了历史研究中不成文的规矩。在《政治的莎士比亚》第二版(1994年)中，辛菲尔德著文批评关于莎士比亚论战渗透到各种文学学刊中的现象，他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进行了批评，因为该刊当时曾刊发对于布里安·维克(Brian Vicker)《莎士比亚为我们所用》(Appropriating Shakespeare)一书肯定性的书评。该书作者把当时一些时髦的理论家批得人仰马翻，把文化唯物主义戳得破绽百出。[67]可见，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从其诞生之初，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正当学界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争论不休时，1995年伊沃·坎普斯(Ivo Kamps)编的《唯物主义的莎士比亚》(Materialist Shakespeare： AHistory)一书出版，收录的文章记述了唯物主义莎评的轨迹，对于莎学界的争论，编者采取了对左右两派都同样尊重的态度。
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看出，国外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多是概括性的，系统性和深入文本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目前，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所引起的轰动已过，但文化研究在西方学界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会在此大环境下不断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得到补充和拓宽，如何解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二 国内研究历史与现状
在我国，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十分丰富，但对莎评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数量很少，专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研究的文章就更是凤毛麟角。[68]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较早的是杨正润先生在1990年12月22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篇题为《文学和莎学研究的政治化——文化唯物主义述评》的文章。在该文中，杨先生认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70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的保守政府执政后，英国公众的社会观点发生急剧变化，在莎士比亚研究领域出现的一种政治批评倾向。[69]文化唯物主义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充分利用文学理论、女权主义、性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及文化学的各种成果进行文学批评，强调政治性成为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要旨。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打破了新批评只重形式的文本内部研究，同时也是对蒂尔亚德和坎拜尔(Campbell)等旧历史主义批评的超越。杨先生还特别指出，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是从政治出发，把政治分解为种族、阶级、性别、性四个方面，而政治的核心则是权力，这四个方面都与权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对于具体作家作品来说，主要是从这些关系中论析作品的政治意图、政治内容和政治功能。对于莎剧的政治功能，杨先生认为文化唯物主义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矛盾分析方法，文学作品既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再现，为权力服务，同时，它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也起到了颠覆质询和削弱的作用。最后，杨先生指出文化唯物主义受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影响极深，同时，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者在解释历史和具体作品时，还非常强调性竞争和两性冲突，说明他们同时也深受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可以说杨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作了总体性的概述。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杨先生连续发表了七篇研究新历史主义和莎士比亚有关的文章，大部分都涉及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在一些文章中，杨先生更多关注的是文化唯物主义学者对莎剧的解读，他认为多利默对《一报还一报》中的违背和监督的分析就很有代表性。杨先生指出，多利默“认为此剧同历史的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本文虽然没有直接讲述，但在无意识中提供了历史真实”，这部剧“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英国统治阶级采用的一种策略：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对群众采用各种秘密监督的方法，其中包括披上宗教的伪装”，另外，该剧的“本文中还隐藏着另一个故事，这就是当时伦敦妓女的命运……在《一报还一报》中，妓女不出场而又无所不在的存在，象征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70]。针对多利默提出的莎剧的主要功能是对权力的颠覆，杨先生认为，“莎士比亚的几乎每一个剧本，包括他早期的《一报还一报》，都含有社会批评的内容，但是他基本上是从道德而非政治的角度进行批判的。他希望对莎士比亚时代的政治权力结构作某些变革和改造，但说不上进行‘颠覆’或制造一场革命，道德和政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71]当然，杨先生在这里主要是从传统的政治理念理解政治的，忽视了政治微观层面上的意义;杨先生的分析抓住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主要问题，并强调了心理分析的作用，但也忽视了莎士比亚与当代文化行业的关系的研究。尽管如此，杨先生在90年代初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既有理论性的概括，又有作品的具体分析，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的分析方法。
1993年，张京媛在其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收入台湾大学廖炳慧的《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一篇文章，在该文中，廖炳慧认为多利默质疑了“世界观”的概念，他的作品较侧重蕴含、支持、推翻支配性意识形态，体现更多的是对宗教、政治的具体形式的分析;辛菲尔德的作品则强调戏剧排场如何复制支配性意识形态，并加以巩固，体现较多的是对教育、剧场等机构，或阶级、权力结构的分析。[72]廖炳慧还认为，在多利默看来，强调社会秩序的国家政令与臣民的不服从之间存在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使统治者对社会力量感到不安，因此力图压抑这种力量。廖炳慧在该文中还提及伊格尔顿，从伊格尔顿的分析中廖炳慧发现，在莎士比亚笔下，女性经常乔扮男人，和男性斗智而且胜过他们，这种斗争是男性和女性对问题的不同看法所引发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当然，这里面也有颠覆历史上男性中心地位的功能。廖炳惠的分析触及了具体问题，但没有深入论述。
纵观国内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都是概述性的研究，个别虽然触及具体作品，但并没有展开论述。尽管在1998年以后出现的几篇有关新历史主义的文章里涉及文化唯物主义莎评，[73]不过都是些简单的论述，并且没有超出前面两位学者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基本看法。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目前国内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多集中在莎剧主题研究和莎剧的改编及影像的研究，而对莎评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随着对20世纪批评理论的总结，相信莎评的研究会得到大家的关注，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研究也会随之而凸显出来。
通过对国内外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的梳理，笔者发现这方面的研究都是概述性或者是局部介绍性的研究，并没有对作品进行深度挖掘;更多的评论是在一个大的理论框架、文化背景下以及批评理论的转型过程中远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有的只是把它看作新历史主义流派而附带提及，真正深入文本内部和对此流派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尚不多见。从以上的综述中，可以发现，国内外的研究指出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论析的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的问题，并说明了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注重政治分析的批评策略、强调社会历史的决定作用和莎剧中蕴含的颠覆因素，这些分析都非常值得借鉴，但这些研究都注重从认识论、批评策略上看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精神特质以及其内蕴的人文精神关注不够(即忽视价值论)。本书将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在借助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与文本展开对话，以期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创造性的解读。相对于前人研究的成果，本书作了以下新的尝试：
本书试图系统、全面、深刻地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进行研究，在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文本细读的同时，也与批评理论、莎剧原典、历史和政治现实展开互动;在分析中注重比较方法的运用，以便使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特点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本书关注种族、阶级、性别和性的分析，指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重视被遮蔽的历史，强调斗争性，提出“症候分析”是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并对贯穿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中的“分歧”阅读方法进行了解读;本书还指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强调在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主体，在意识形态的结构中主体成了非中心的主体，认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反本质主义批评的特色十分明显，进而指出反本质人文主义批评、历史意识形态批评是其主要特点;本书还以微观政治学的理念分析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中涉及的有关文化行业和莎士比亚的关系问题;本书通过解读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中关于主体、历史、文化身份及文化物质形态的分析，认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政治批评，并指出这是其批评的精神特质;对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马克思主义莎评的继承和发展，本书也作了系统的分析。本书还指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不足，即只注重解构，而不注重建构;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对宗教一味的否定，也提出了质疑。
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是在20世纪人文精神失落和文化研究兴起这一历史气候中脱颖而出的，它从文化的视角，凸显意识形态的政治批评意义，特别是在阶级、种族、意识形态、权力、性、性别、人的精神特质等问题上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了文化政治学的解读，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归为人学的批评;其视角的时代性，方法的综合化，批评域的空间化和批评的透视力度，以及其内蕴的人文精神都是该批评流派卓尔不群之处。对其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体会文化身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建构过程，并从一个新的视角理解莎士比亚剧作蕴含的意义，激发我们思考存在的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同时也使我们从历史的纬度思考莎评转向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杨正润先生所说：“文化唯物主义还在发展中，西方学术正围绕着这一学派进行激烈的争论。目前还很难对它做出全面的、深入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尽管它在理论上还有许多欠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也不时显得牵强和缺乏说服力，它毕竟标志着英国文学批评在长期的形式主义统治之后，出现了一个旗帜鲜明而又声势浩大的唯物主义流派，这有着重要意义。”[74]
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批评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化唯物主义莎评虽然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内涵和激进的批评意识，但它与其他莎评流派纠缠不清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莎评、新历史主义莎评、后殖民主义莎评、女性主义莎评等，使它显示出多音部的复调特征和各种声音的狂欢，试图对它作精确描述和流派的科学界定只能是本体论的僭越。所以本书旨在与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文本展开知性的对话，不寻求任何的终极意义，只求在对话中倾听批评者的声音，激活文本的知性空间，并展开自我的诗意思考和现实的关注。
[1]参见［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See Stephen Greenblatt，Will in the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New York：W.W.Norton＆Company，2004，p.213.
[3]参见杨慧林《移动的边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4]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深受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理查德·约翰生在对文化研究时使用了“意识”和“主体性”这两个关键术语。他说：“对我来说。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或者是我们借以生存的主体形态，甚或用一句危险的压缩或还原的话说，是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参见罗纲、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在约翰逊那里，“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意义上被使用，也同样在反思的意义上使用，包括自我意识，一种能动的精神和道德的自我生产。“主体性”被用来指经由文化的个体建构。文化研究建构或重构着我们的意识和主体性，在这一建构过程中，文化研究不断地产生着新的知识，“生产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参见［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从而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存的状况以及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由于福柯、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思想影响，文化研究更加自觉地关注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意识形态霸权等的关系，并把它运用到各个经验研究领域。这就是说，文化研究不是把现存的社会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群体之间的等级秩序看成必然的或天经地义的。在它看来，正是文化使得社会分化与等级秩序变得合理化与自然化。因而也可以说，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通常是指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阶级、性别、种族以及其他的不平等被合法化与自然化了，其方式则是模糊了这些不平等与经济、政治的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然，反过来说，文化也是弱势群体用以抵制其受支配地位的场所。总之，文化是争夺、确立与反霸权的领域。
[5]［英］理查德·霍加特：《当代文化研究：文学与社会研究的一种途径》，载周宪、罗务恒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6]［美］J.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载［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7]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Socially Symbolic，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9.
[8]Fredric Jameson，“Radicalizing Radical Shakespeare：The Permanent Revolution in Shakespeare Studies”，in Ivo Kamps，ed，Materialist Shakespeare：AHistory，London：Verso，1995，p.320.
[9]参见唐正序、冯宪光、李益荪《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3页。
[12]所谓间离化就是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跳出单纯的情景幻觉、情景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
[13]在《驯悍记》的序幕中，一个贵族带着随从打猎回来，发现一个名叫斯赖的补锅匠醉卧在地。为了取乐，就叫人把斯赖抬去他家，给他换上了华贵的衣服。斯赖醒来时，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他是一位高贵的绅士，睡了15年。起初斯赖坚持他现在就是一个补锅匠，但不久他终被人说服，相信他的确是一位老爷，并且娶了一位美貌可爱的太太，实际是绅士的一个小厮装扮的贵夫人。这种间离化(或陌生化)的喜剧效果说明了身份是社会强加给人的，它颠覆了贵族天生就是贵族的说法。
[14]参见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
[15]［苏］巴赫金：《拉伯雷小说中民间节日的形式与形象》，载《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320页。
[16]阿尔都塞把艺术置于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他认为艺术活动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并且艺术可以让人以某种觉察到的方式窥破意识形态。他强调，艺术不等于意识形态但又离不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孕育艺术之母，艺术与之打交道的并不是它本身所特有的现实，而是意识形态的现实。艺术的特殊职能是通过意识形态生产来同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实在保持距离，以便使人看破这种实在。例如，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体现了这种特点：“巴尔扎克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政治立场。我们甚至还知道：他的独特的、反动的政治立场在他的作品内容的产生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巴尔扎克“只是因为他保持了自己的政治概念，他才能产生出自己的作品”。引文参见阿尔都塞《一封艺术的信》，载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4页。
[17]Louis Althusser，Lenin and Philosophy，and Other Essays，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 Btewster，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62.
[18]［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载复旦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268页。
[19]“文化霸权”又称“文化领导权”。葛兰西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后来在《狱中札记》中，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20]新历史主义是相对于历史主义之“旧”和形式主义忽视历史文化而出现的。历史主义是研究历史(包括文化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哲学方法。近代以来，其代表人物由意大利的维克、法国的卢梭、德国的赫尔德、英国的伯克、德国的黑格尔，以及现代历史哲学家柯亨、克罗齐、狄尔泰、斯宾格勒、奥铿等。尽管各人的理论基础不同、命题不同、视域不同，但在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上，大致都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观，坚持任何对社会生活的深刻理解必须建立在关于人类历史的深思熟虑上;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进程并容许作长期的社会预测和预见;注重思辨的历史哲学为被看作一个整体的人类历史总方向提供一种解释的模式;注重批判的历史哲学将历史最终看作一种独立自主的思维形式。这种历史观反映在文学上就意味着历史只能作为文学的背景;社会现实是文学作品表达的集体思维;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变的人性。参见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3页。
[21]Stephen Greenblatt，“Towards a Poe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1.
[22]Michel Foucault，History of Sexuality，Vol.1，translated by.Robert Hurley，London：Penguin，1978，p.92.
[23]Stephen Greenblat，t“Martial Law in the Land of Cockaigne”，in Michael Payne，ed，TheGreenblatt Reader，Malden：Blackmail Publishing Ltd，2005，p.233.
[24]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9.
[25]在《奥瑟罗》一剧中，苔丝狄蒙娜是受制于人的弱者(压制来自夫权和父权)。她表示要做孝顺的女儿和顺从的妻子。她的自我塑造所用策略是对先在的政治、宗教、甚至心理结构加以蓄意的把握，使之对己有利。对父亲，她抬出自己的母亲，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为由，为自己的“不孝”(或在她父亲的眼里无异于“私奔”或“丑闻”)找到了理由。同时，在对待夫君的态度上，也在表面“顺从”正统模式下，实施了“吞并”的伎俩：把男性权威“情欲化”。奥瑟罗的自我塑造也是在“怀有敌意”的外部力量的磨合中产生的。他表面上顺从基督教正统，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一种“极为古老的意识”，使人隐约感到基督教正统的“权力界限”，蕴含了基督教霸权“被激情瓦解的潜在可能性”。参见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自编教材2005年版，第329页。
[26]Stephen Greenblatt，Catherine Gallagher，Practicing New Historici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31.
[27]Louis Montros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3.
[28]福柯的系谱学方法刻意与传统的看重连续性和总体性的研究方法相对，致力于对断裂、局部经验的研究，最终达到颠覆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心和主流话语的目的。
[29]Frank Lentricchia，“Foucault’s Legacy：A New Historicism?”in H 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235.
[30]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意识，出现在20世纪50代中期。1964年，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等人在伯明翰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此举标志着“文化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的出现。
[31]文化唯物主义在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著作中得到阐发。它以开阔的社会视角和自觉的政治意识使文学批评的空间得到拓展。对于文化观念，从浪漫主义以来，英国人习惯将文化看作一种精神、意识的、思想的东西，文化成了一套高悬的价值指数，而且它离形而下的物质现实越远，价值越大。文化唯物主义的文化要义，简单地说，指的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的东西或过程。在威廉斯看来，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这种将文化物质化的做法与传统将文化精神化的做法有根本差异。他还认为文化分析应从“整体”出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和研究一个具体的对象，而“整体”更多的是“关系”。也就是说，将对象视为一个关系复合体，研究对象内和对象外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多重关系。
[32]David Macey，ed.，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Penguin Books，2000，p.76.
[33]198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他的莎评著作《威廉·莎士比亚》，当时在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莎评正如日中天，相对而言，伊格尔顿的这部著作显得有所保守。他借用政治符号学的方法，对莎剧中的语言、欲望、法律、自然、价值等进行了分析。他说在进行研究时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的影响。这是混杂着多种思想资源的散评，有些与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相去甚远，不过有些分析采取的是文化唯物主义的策略，譬如从身体和语言的冲突得出阶级的冲突，对欲望的分析，透露出他对性政治的关注;他认为价值观的对立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他对“无”(Nothing，在伊丽莎白时代常用来指女性生殖器，这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莎剧中人物的“身份丢失”、男性对女性权力的张扬和自我的焦虑。在伊格尔顿的这部著作里，身体政治的批评时隐时现地散落在各处。伊格尔顿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莎士比亚与社会》(Shakespeare and Society)虽受到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958年)一书的影响，但基本上仍没有超出传统马克思主义莎评范畴。
[34]Jonathan Dollimore，Alan Sinfield，eds，Political Shakespeare：Essays in CulturalMateriali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1994，p.vii.
[35]参见杨正润《文学和莎学研究的政治化：文化唯物主义述评》，载《文艺报》1990年12月22日。
[36]Jonathan Gil Harris，“Materialist Criticisms”，in Stantley Wells and Lena Cowen Orlin，eds，Shakespeare：An Oxford Guid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81.
[37]［美］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载《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38]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an，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主张君主专制和意大利的统一，主张为达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强权政治或实用政治(即马基雅弗利主义)。
[39]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Religion，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lii.(后文中该书名简写为Radical Tragedy)
[40]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41]Jonathan Dollimore，Radical Traged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lxii.
[42]在格林布拉特看来，自我是有关个人存在的感受，是个人借此向世界言说的特殊方式，是个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结构，是对个性形成与发挥塑造作用的因素。文艺复兴时代的确立产生了一种日益强大的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在格氏看来，自我塑造是在自我与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形成的。主要表征为：自我约束，即个人意志权力;他人力量，即社会规约、精英思想、矫正心理、家庭国家权力。See 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1—9.
[43]Jonathan Dollimore，Death，Desire and Loss in Western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2001，p.102.
[44]Jonathan Dollimore，Alan Sinfield，eds，Political Shakespeare：Essays in CulturalMaterialism，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1994，p.viii.
[45]Ibid.，p.10.
[46]Alan Sinfield，Faultlines：Cultural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of Dissident Reading，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92.
[47]Alan Sinfield，Faultlines：Cultural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of Dissident Reading，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3.说明：皇家军械署成立于1589年，环球剧院建于1588年。这则广告旨在说明皇家军械署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在英国历史上进行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它为英国军队提供了武器装备。另外还暗示它将对一触即发的以英美为主要同盟打击伊拉克的海湾战争提供坚实的后盾。在这里莎士比亚成为军事宣传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
[48]“政治无意识”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的一个核心概念。针对北美新批评和形式主义对待文化文本的那种非政治和非历史的倾向，詹姆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化和历史化的方法可以在哲学上和方法论上提出一种相反的阐释学，对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文化文本作“最后的分析”，以揭示文本隐在的意义，即揭示被压抑或湮没在文本之中的历史或历史真相。由此他提出政治无意识的概念来为这一文化政治阐释学提供基本的框架。
[49]莎士比亚研究的资料浩如烟海，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搜索很难发现专对文化唯物主义莎评研究的论著。多数文章是对这一流派的简单介绍或书评。文献来源主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西文数据库(JSTOR，EBSCO，ProQust，PQDD，Blackwell)，Shakespeare Quarterly，Shakespeare Studies，Shakespearean Criticism.
[50]ScottWilson，Cultural Materialism：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Blackwell，1995，p.viii.
[51]“酷儿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由美国著名女权主义者罗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发明。这一新的概念是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它不是指某种特定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的理论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和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的非常态(nonstraight)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的立场。参见［美］葛尔·罗宾等《酷儿理论》，李银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52]ScottWilson，Cultural Materialism：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Blackwell，1995，p.8.(说明：该书作者把新历史主义同样称作文化唯物主义)。
[53]Ibid.，p.9.
[54]Ibid.，p.85.
[55]Ibid.，p.86.
[56]John Brannigan，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8，p.102.
[57]在约翰·布兰尼根看来，多利默用文化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如神定论(一种本质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58]Jonathan Gil Harris，“Materialist Criticisms”，in Stanley Wells and Lena Cowen Orlin，eds，Shakespeare：An Oxford Guid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82.
[59]Russ McDonald，ed，Shakespeare：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and Theory1945—2000，Oxford：Blackwell，2004，pp.511—513.
[60]David Aaron Siar，Marxist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and the Problem of Determination，A 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1996，p.105.
[61]John Drakakis，“Cultural Materialism”，in Christa Knellwolf and Christopher Norris，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Vol.I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47—48.
[62]马歇雷是当代法国文艺理论家，被伊格尔顿称为阿尔都塞派的批评家，著有《文学生产理论》。他继承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一切实践笼罩在意识形态之中，文学作为一种生产实践也不例外。
[63]James Cunningham，“Marxist Criticism：CulturalMaterialism，and the History of the Subject”，in Michelle Lee，ed，Shakespearean Criticism，Vol.42，Detroit：Gale Research，1999，p.243.
[64]这些书评性的文章和著作如下：
Jean E.Howard，“Recent Studies in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27，No.2，1987，p.534.Gerald Rabkin，“Shakespeare Our Ideologist”，in Modern Language Studies，Vol.18，No.2，1988，pp.3—22.Peter Erickson，“Political Shakespeare”，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37，No.2，1986，pp.251—255.Lori Schroeder Haslem，“Political Shakespeare”，in RenaissanceQuarterly，Vol.49，No.2，1996，pp.426—427.Philip C.McGuire，“Political Shakespeare”，in Theatre Journal，Vol.38，No.4，1986，pp.501—502.Steven Mullaney，“Radical Tragedy：Religion，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in Renaissance Quarterly，Vol.38，No.1，1985，pp.167—170.Jonathan Grewe，“Radical Tragedy：Religion，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in MLN，Vol.5，1985，pp.1161—1165.Jonathan Goldberg，“Radical Tragedy：Religion，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in Modern Philology，Vol.84，No.1，1986，pp.71—75.Paul Werstine，“Radical Tragedy：Religion，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38，No.4，1987，pp.522—524.Bruce R.Smith，“Faultlines：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in Shakespeare Quarterly，Vol.45，No.1，1994，pp.115—117.Robin Headlam Wells，“Faultlines：Cultural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in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Vol.24，1994，pp.357—359.Timothy J.Reiss，“Faultlines：Cultural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Dissident Reading”，in Renaissance Quarterly，Vol.47，No.4，1994，pp.967—971.Charles Frey，“Recent Studies in Eliza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in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26，No.2，1986，pp.345—349.Tamsin Spargo，“Alternative Shakespeares”，in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Vol.1，No.3，1997，pp.388—404.R.S.White，“Shakespeare Crit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Margreta de Grazia and StanleyWell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p.290.N..D.R.Chandra，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Vol.II，Delhi：Authorspress，2005，p.561.Michael Taylor，Shakespeare Crit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06.
[65]Andrew Hadfield，“Shakespeare and Republicanism：History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in Textual Practice17(3)，2003，p.462.
[66]See J.G.Saunders，“Misrepresentations：Shakespeare and the Materialists”，in The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Vol.47，No.158，1996，p.582.
[67]See Cedric Watts，“Appropriating Shakespeare：Contemporary Quarrels”，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Vol.46，No.184，1995，pp.563—565.
[68]关于国内莎评研究的情况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期刊库(CNKI)、中国优秀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统计而得出。
[69]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新左派运动、青年反主流文化运动、女权运动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很多知识分子、学者、学生和工人都纷纷卷入“叛乱”的狂飙中，积极参与、促成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七八十年代，尽管各种运动都已沉入历史无声的河流，但60年代激起的涟漪依然在很多人的血液中泛着余波。影响之一，便是知识界人士对社会现实更倾向于秉持批判的态度和立场，对现实的关注和介入参与使文学研究形态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历史意识在文学批评中被空前凸显出来。
[70]杨正润：《文本的政治学：形式主义的没落和新历史主义的兴起》，见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71]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载《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72]参见廖炳慧《新历史观与莎士比亚研究》，载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1页。
[73]这些文章有，王岳川：《新历史主义：话语与权力之维》1999年版;赵国新：《契合与分歧：〈新历史主义与文化唯物论〉》2003年版;李英：《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论在文化批判上的分歧与整合》2006年版;张昕：《关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意识形态功能论》2005年版;郭玉琼：《文化唯物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戏剧理论》2007年版。在这些文章中，王岳川的论述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多利默是新历史主义批评学者代表之一(可见他的论述也仅仅局限于新历史主义的范畴内，忽视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独特性)，他指出多利默的理论具有一种宏观的文化政治视野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其言说往往更能切中时弊，更能把握文学发展和文学存在状况的真正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利默的研究就是对文学的文化历史制约和主体的形成过程的整体性研究;他进一步指出，多利默的新历史主义思想表明了一种新的文化思想，就是说，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要看到意识形态遏制的复杂性，还要看到反抗的复杂性。
[74]杨正润：《文学和莎学研究的政治化：文化唯物主义述评》，载《文艺报》1990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