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基本思路与框架
在经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在中国的涌入与传播，西方现代身体观也进入中国，加入了现代中国人的身体建构，成为现代中国人身体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身体建构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而这一铺设在国家民族培养、创造新国民需求之上的现代身体工程，随着国家民族政治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现代身体文化建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中国当代社会对身体的认知流变过程以及身体叙述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作用下的变迁，本著作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被规训的身体”（第1—4章），分析在革命伦理统辖之下的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的身体叙事，分析20世纪50—7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借助各种社会实践对标准化革命身体的形塑，探析男性知识分子在对这一召唤的臣服中建构男性自我主体的潜在努力，批判革命话语中潜存的不平等的性别意识形态。20世纪50—70年代是国家意识形态借助各种社会实践对身体加以监督和管理的时期，国家政治试图锻造革命所需要的标准化身体，呈现了福柯所说的“话语对身体控制”。在革命的现代性时期，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具有统摄性的力量与权威，个人话语的形成与表达受到严重的压抑，同时强大的意识形态又拥有巨大主体召唤力量，此期中国人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应答之中，个人对自我身体的规划与设计呈现出与国家话语的一致性，或者说个人几乎完全被剥夺对自我主体建构的权力与欲望，国家话语对个人身体从时间到空间，从体貌、着装到性心理需求，都按照阶级、阶层做出了明晰的规划。这种规划一步一步趋向单一、集中、明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走向了反现代性的路途。
第一章“无性的身体”，论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爱欲叙事。
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社会秩序稳定，也为了聚拢、集结人们全部身体力量为革命建设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加强了对爱欲的管束与治理，革命伦理建立了压抑个人爱欲快感、崇尚奉献牺牲的革命爱欲观。20世纪50—70年代革命文学的爱欲叙述，一方面压抑革命者的个人爱欲，另一方面又遵从世俗幸福原则，按照阶级身份、政治立场对爱欲资源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召唤人们加入革命行列。
第二章“缺失痛感的身体”，论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死亡与受虐叙事。
革命历史小说通过死亡道德化、阶级化与受虐仪式化、施虐狂欢化的文学叙述，一方面化解了暴力革命的残酷性和恐怖性，使充斥着流血死亡的革命获得广泛的情感和心理认同；另一方面突显死亡、受虐的社会意义，将个体召唤为符合意识形态规范的历史主体，建立无我或者超我的革命美感和幸福感。革命伦理建立了一种架构在为革命献身之上，具有悲壮力量、崇高美感的死亡、享虐美学。但是，这种没有痛感的身体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个体生命的轻视，对人的尊严与权力的剥夺，因而也影响革命历史小说对战争中所存在的非理性、反人性内容的反思。
第三章“脸谱化的身体”，论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形态叙事。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叙事出现了严重的脸谱化现象，而文学叙事中的脸谱化与政治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出现与发展，决不仅仅是影响与规塑当代中国人身体外观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政治和文化等复杂意识形态内涵的“大”问题。英雄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而反面人物的身体形态具有惩戒功能。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迎合了受传统俗文化熏陶的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在一定阶段帮助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快速整合与确立，同时，对革命英雄强健有力身体形态的强调，建构了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身体美学，也激发了人们对崇高、伟大等人类永恒意义的追寻。然而，身体形态的脸谱化叙述违背人的真实性、自然性，当脸谱化与政治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必然走向扼杀民主、自由、个性的专制文化。
第四章“疾病的管理与治疗”，论述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疾病叙事。在这个阶段独具个性的个人化身体被规范化、模式化的阶级、集体身体所取代，知识分子张扬自我意识、改造社会的意愿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压抑，知识分子成为被社会所改造的对象。在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之中，知识分子不仅丧失了为国家民族、为普通民众“疗伤治病”的资格，而且也失去了把疾病作为凸现自我身份、救赎受难灵魂的可能性。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当代现实生活的疾病叙事中，疾病治疗取代了疾病表现，政治意识形态成为疾病隐喻的唯一指向。
中编“解放的身体”（第5—9章），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期新启蒙与先锋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查在新的文化启蒙年代人们对身体所具有的颠覆中心话语乃至宏观政治的反向功能的开掘与利用，研究男女两性知识分子在借助身体的自在性来建立现代性身体观的过程中所呈现的汇合与冲突，批评新时期现代性重建过程中所潜藏的男性中心立场和女性本质主义论调。20世纪80年代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非人的、反现代的政治文化专制，中国社会开始了新的文化启蒙时代。在新文化启蒙时期，身体所具有的颠覆中心话语乃至宏观政治的反向功能被人们所看重，人们开始通过一系列的身体话语建构来解构“文化大革命”以及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专制，颠覆统一整齐的政治话语的权威性；通过对自我身体内在需求的尊重与表述来建构自我主体性，进而构想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与现代性的个人。在这一解构与建构相交融的时期，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人文哲学思想成为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身体建构的主要思想资源。
第五章“饥饿的身体”，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饥饿叙事的政治文化诗学。
从伤痕反思到寻根、写实、先锋，在20世纪80年代浪潮般迭起的文学创作潮流中，中国当代社会的饥饿现实一再被书写，它的出场方式走过了一个由依附在政治道德背后到堂而皇之、独立自主的过程，它所呈现的文学功能也经历了一个由政治化、道德化到生物化、身体化的过程。这些变动，与饥饿叙事的写作主体——作家的身份、阶层、经历、体验有关，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有关，显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建构与探索现代自我主体意识的历程。
第六章“情欲的身体”，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性爱话语变迁。
从在“角落”里发现爱情，到在“岗上”建构性爱神话，再到在历史中逃亡，20世纪80年代性爱话语参与并见证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体、感性主体、欲望主体的建构历程，走过了一条从理性建构到非理性解构的路程。它的变迁与发展也透露这一时代国家与阶层、个人在历史与现实秩序重建之中的复杂关系，透露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性爱叙述的复杂性。
第七章“去势男性的身体”，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去势男性的文化隐喻意义。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和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场域，它对去势男性——男性性无能者的叙述与关注，不仅仅是生理学或者病理学上的研究，更是对其所包含的文化隐喻意义和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探求。在新时期文学叙述视野中，这种最具个人隐秘性的身体叙事蕴含着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现代性路径的构想和思考，承载着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定与建构。
第八章“疯癫的身体”，论述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
疯癫不是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也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在，而是一种历史话语建构。作为一种文化隐喻和意义符号，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又一次经历巨大转换的80年代，它再次获得了出场的机会和言说的权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书写自我和社会的文化符码。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整合疯癫非理性，欢呼自我主体的归来；中期审视疯癫合理性，为主体重建注入传统文化活力；到中后期张扬疯癫的非理性，主体再度遭遇流放。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疯癫话语史，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第九章“着装的身体”，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服装叙事。着装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个体的着装隶属于社会身体管理学的范畴。服装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其变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联系在一起。朝代的更迭、政体的改变、思想的变迁，往往最直接地表现在服装之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中，世俗身体以及身体欲望尚没有得到全面肯定，只有借助现代性话语，服装——着衣的身体，才得以进入新时期文学叙述领域，并且担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语义功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启动，身体叙述已经合法化，世俗身体不需要再戴着政治文化的神圣光环就能出场，因而，服装所承载的政治文化色彩也逐渐褪去。借助现代性意识形态话语，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服装叙述担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文化语义功能。
下编“狂欢的身体”（第10—11章），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语境中的中国文学身体叙事。审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民族文化或者现代主义旗帜之下涌动着肉身欲望的身体叙事，剖析一些经典之作复杂的文化与权力诉求。
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欲望化和消费主义开始介入并逐渐主宰身体建构。消费主义和现代技术也给中国当代的身体形成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现代自我主体意识被摧毁，新的自我更加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和断裂性。在市场化、技术化的时代，作为个体的人所能支配的就剩下自己的身体，因为现代医学、化妆的确可以重新塑造、建构人的身体，人们的身份属性、性别属性都可以变化，但是，事实上这一体现自我意志的身体形构同样是被控制、被规划的，只不过由原来的政治权力置换为文化、资本权力，并且以更加隐蔽的姿态出现，召唤着个体以虚假的自我形式、自由方式去臣服。在这个时期，后现代主义理论成为中国人建构与反省现代性身体的思想资源。另外，不论当代中国人的身体建构如何变化，不论人们的思想资源如何转换，在由男性作为话语主要掌握者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建构都存在将女性他者化、欲望化的倾向，传统的性别话语一直潜在地支配着当代身体叙述的性别建构。
第十章“泛性化的身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身体叙事中的“泛性化”现象，探查性叙述所涉及的多个文化场域以及所纠缠的多种意识形态，辨析消费主义文化对性叙述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社会进入消费主义时代，消费主义文化很快取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成为新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性叙述尽管涉及多个文化场域，既有对已逝历史的重构与再解释，更有对当下现实的摹写与想象；既有对专制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知识权力、传统文化的解构与反思，更有对女性隐秘生命体验、性本能欲望的揭示与宣泄，但是，在消费文化一步步成为社会主导性潮流的时代，消费意识形态成为每个文本都不可能躲避的甚至最大的意识形态，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性叙述在多元之中呈现着单一化的特征，不论是对性体验的诗性、象喻性表达，还是性本能的自然化、粗鄙化叙述，大多数文本在性叙述上都带有狂欢化倾向。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之中，性的反抗力度日渐衰弱，性的象征内蕴也日渐淡化，性的消费性却日益凸显，性在回归性本身路途上被消费主义所操控，在现实世界以及想象世界里，性都成为重要消费资源。
第十一章“时尚化的身体”，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时尚身体的文学叙述形态，辨析时尚身体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相互关联，探寻消费主义时代时尚化身体叙述存在的问题。时尚是一种有关身体的文化，表达的是文化中的身体。时尚参与了现代人的身体建设，也参与了现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建设。文本形态的时尚身体话语，承载着时尚制造与传播、身体规训与建构、身份确立与表达等功用，具有多重文化意蕴和重要社会文化作用。时尚身体在文学中出场的时空与体量，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紧密相连。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主义文化思潮鼓荡之下，在现实世界和虚构的文学世界里，时尚消费都成为一种潮流。然而，作为担负人类精神文化引导作用的文学，在叙述消费时尚、构建时尚时应当保持理性的反省与批判的立场，而不能仅仅以记录者姿态出现。
[1]［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2]［古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古希腊］柏拉图：《斐多》，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4]同上书，第13页。
[5]［美］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6]［法］笛卡尔：《笛卡尔思辨哲学》，尚新建等译，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7]［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8]［德］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7—28页。
[9]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10]同上。
[11]汪民安、陈永国：《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12]［法］德勒兹：《反俄狄浦斯》，载汪民安等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13]同上书，第50页。
[1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7页。
[15]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1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56页。
[17]张法：《身体美学的四个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18]［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黄晓红译，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7页。
[19]参见瞿明安主编《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