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近代新小说研究的主要路径

自近代新小说落潮到1949年以前的三十年间，鲁迅、胡适、陈子展、阿英等学者对晚清新小说的研究和探讨，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前新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1920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对清之谴责小说、人情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等小说类型都有精到分析，在文学史方面具有开山意义；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晚清白话小说与古文对立评述，称之为“活文学”，乃“这五十年中国文学的最高作品”。30年代前后，陈子展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研究视野拓展到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苏曼殊的“古文小说”、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梁启超的新小说理论。30年代后期，阿英《晚清小说史》是第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新小说的专著，他还广泛搜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晚清小说资料，为后期新小说研究提供了资料储备。

由于近代新小说成就退之比不上明清，进之比不上现代，存在浅陋、粗糙、直白等审美不足问题，再加上20世纪40年代以来批评界意识形态话语独霸格局的存在，其地位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充分认识。1949年以后大陆的晚清小说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停滞与论战（1949—1976）、拨乱与正本（1977年至1986）、突破与创新（1987年至现在）。[11]1949—1976年，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研究主要集中在重大作家作品的研究上，阿英整理出版了《晚清文艺报刊述略》、《晚清文学丛钞》等重要资料。这一时期新小说研究大致存在如下几个问题：研究选题狭窄，主要局限于四大谴责小说；评价视角偏重思想性，忽略了艺术分析；论战火药味太浓，缺乏冷静中肯的学术商榷态度和规范的学术表述技巧；评价标准政治化倾向严重，体现了学术的政治喉舌功能。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冻，涌现出不少新成果，譬如，任访秋的《中国近代文学作家论》、《中国近代文学史》、《五四新文学的渊源》，时萌的《曾朴研究》、《中国近代文学论稿》，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卷），魏绍昌编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等。

总之，1986年之前的近代新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搜集、文学史撰写、社会学视角的作家作品分析和思潮演进梳理，侧重于强调政治局势、经济状况、文化思潮、时代精神、具体社会历史事件，以及作家遭遇与身份等文本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属于文学的传记式研究、思想史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等范畴，即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外部研究”。譬如，阿英将新小说繁荣的原因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新闻业的发达，二是西洋文化的影响，“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又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作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12]。他还直接将代表性篇目进行分类，认为《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是晚清社会的概观，《邻女语》、《恨海》、《新石头记》等是庚子事变的反映，《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是反华工禁约运动中“猪仔生活”的叙述，其他的作品分别是立宪运动、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迷信运动等社会现状的反映。其他学者的论述也很难摆脱传统反映论的思维框架，文学文本层面的关注基本被忽略。

20世纪是“批评的世纪”。语言学革命颠覆了传统的反映论思维模式，确立了语言和形式的本体论地位，文学研究在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努力下走向了关注文本形式、肌质的“内部研究”，叙事学、文体研究属于这一范围。50年代以来，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力反形式研究脱离社会的封闭性，将研究重心转向读者，关注文学的效果和意义实现。70年代以来风行的文化批评则重新将文学植入历史文化的大框架，同时又汲取内部研究关注文本形式因素的长处，动态全面地关注文学，在此影响下的新叙事学将叙事问题与读者、媒介等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并关注叙事的文化建构功能。80年代后期，新方法新理念不断涌入中国学界，文学研究自此进入了多元并存的阐释语境之中。直接以近代新小说为词条的研究并不多，但属此范围的论文和专著不胜枚举。总体看来，80年代中期以来活跃的新小说研究体现出一条大致的趋向，即由侧重修辞和叙述的文本内部分析走向文化研究，但传统视角一直存在。我从这纷繁的研究中总结出三条主要研究路径。

其一，集中在叙事学和文体学视野中的小说转型研究。海外汉学家在这块领地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米列娜主编的《从传统到现代：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1991）对晚清小说的情节结构类型、叙事模式进行了细致分析。韩南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年）一书对晚清小说“叙事者声口”、“吴趼人与叙事者”之类的研究见解独特，且符合文学实际。国内学者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体现出清晰的转型思维视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年）详细精到地分析了晚清小说的叙事革新，并论及叙事学中的读者指向。这些成果属“内部研究”范式，关注小说的叙事声音、情节结构、时间呈现、语言变革、修辞运用等等，体现了回到文本自身的革新精神，并一直延续至今。袁进于1997年发表《试论中国近代文学语言的变革》一文，之后晚清白话文研究论著不断涌现，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推高，也显示了白话文体研究不仅是语言形式问题，更是一种文化心理表达的策略。吴康《新文学的本原》（2005年）和涂德明《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流变与整合》（2008年）中涉及了“新小说”与“新文体”的文体自觉问题，为我的论题提供了某些启发。

其二，融合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双重优势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此处主要强调其研究视角的宽泛性和渗透性，强调文学是一种审美文化形态，是社会变化的表征，其生产状况和具体形态根植于社会，文学创作取决于多种文化力量的交互作用，阅读是处于特定语境中的文化行为，文学的文化性成为文学研究关注的焦点，历史境遇、性别、政治、种族问题、媒介场域等因素都被纳入了思考范围，文学的复杂性和深厚底蕴得到了挖掘。现代性视域中的近代小说研究是较早引起注意的一个视角。王一川和王德威等人率先将近代新小说的文体实验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及特征结合起来，挖掘出话语变革中的民族焦虑。杨联芬、杨晓明、朱国华、谢昭新等学者立于近代文学的领地，纷纷著书撰文探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问题，使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思考走出理论象牙塔，植入中国近代社会现实，挖掘出文学转型深刻的思想渊源。王一川提出的“后发型现代性”概念为新小说研究提供了思考的新维度，张荣翼不仅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学理阐发，还用趣味的移植、视野的跟从、根基的缺失和问题的隐退来概括后发现代性语境中新小说的具体表征，强调了中国在“跟进性”的现代化进程中无法避免的“他者化”倾向和抵抗“他者化”的焦虑。[13]

其三，接受美学影响下的读者研究。武润婷、袁进等人的专著和论文都涉及读者群体、读者心理和审美需求对近代小说的影响。朱秀梅的博士论文《“新小说”研究》（2006年）思考了新小说的读者意识与读者策略、拟想读者与真实读者的错位，以及新小说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但没有对读者意识的具体理论内涵展开论述，未能在更广的视野中深入分析读者意识的复杂性，也未阐发其在新小说场中的整合性功能。另外，媒介诗学视野下的近现代小说研究也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周海波和杨庆东所著《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一书深入思考了文学媒介的本体性意义，也就报刊对小说接受群、创作群、小说观念、文本建构和读者意识的影响进行了探索。还有一些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直接对报刊小说和白话文运动做专题性研究，给我的论证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我意欲继续深入，寻找一个合适的理论支点，将传播媒介、市场化运作、意识形态诉求、读者意识与新小说转型整合起来。

这些成果打破了近代新小说研究的沉寂局面，逐渐将近代新小说研究推向现代学术的主流阵地。陈平原等人的小说转型分析，王一川、王德威等人的现代性探讨，将晚清小说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使学界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更贴近民族生存的根部。读者研究的展开不仅使小说交流性质受到重视，也推进了叙事研究的深度，关注“隐含读者”结构文本、引导叙事的功能，以及读者群体、作家读者意识、读者阅读情境的特殊性对小说叙述风貌和小说风潮转变的影响。引入媒介诗学，思考传播方式与小说的关联无疑更加开阔了学术视野，对媒介本体地位的强调让我们认识到，报刊性质会引导一个民族的群体性想象，带动整个阅读效果和作家自我身份确立、作家对读者阅读揣测的变更，也自然将小说带入了商业运作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境遇中。文学消费中的读者状况和作家心中的读者意识变得更加关键也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