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代新小说的基本状况
就世界文学而言，“新小说”是20世纪具有强烈反传统意味的先锋写作，尤以60年代达到顶峰的法国新小说为标志，中国则主要指梁启超借助《新小说》杂志发起的“新小说”运动。中国新小说虽然无法与《狂人日记》开创的中国现代小说相提并论，更不可能越过历史与文化现代性体验的障碍与法国新小说相遇，但这场运动在沉睡国民的视野里影响巨大，其革命性在中国当时的文学场中近似于乾坤大挪移。为了有效分析这场特殊的文学革命，我将在下面的介绍和论述中引入对比视角，并将之置于文学场视域，从读者意识切入文学生产，思考近代新小说转型的内在机制和外在呈现。
陈平原指出，中国叙事模式的转变基本上是由两代人完成的：第一代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为代表，以《新小说》的创刊为标志，响亮提出并实践“小说界革命”主张，他们创作出大批带有明显过渡色彩的作品，既不同于中国古代小说亦有别于现代小说，时人称之为“新小说”；第二代以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以1918年《狂人日记》的发表为标志，正式开创了现代小说写作。他把活动于1898年至1916年的小说家称为“新小说家”，而把主要活动于1917年至1927年的小说家称为“五四小说家”。[1]“新小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韩南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新小说出现在1895年，是傅兰雅组织抨击中国社会三弊的“时新小说”比赛后在香港出版的《熙朝快史》[2]。本书则将新小说的起点定为1902年。该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篇亮出了“新小说”的口号：“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3]文章从审美心理的角度论证了小说不仅“足以移人”，而且能“极其妙神其技”，具“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实乃“文学之最上乘”。梁启超以“熏”、“浸”、“刺”、“提”四种力概括了小说的影响力，并指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他对中国传统小说大加挞伐，认为小说乃“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其力不能避开，于是只能“用其善而避其恶”，并于文末宣称：“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联结大众的报刊媒介具有强大的力量，可以凭借其鼓动性、权威性迅速将影响力播撒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的口号借助《新小说》杂志很快传遍中国小说界和舆论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成为近代新小说的纲领性文件，《新中国未来记》则是第一篇被正式命名的新小说。该杂志强调小说“开民智”、“袪旧俗”的实用社会功效和小说形式的通俗浅白、言文合一，是1906年停刊之前新小说发表的主要阵地。该刊于1906年停刊后，《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承接相似的办报主旨，使新小说以强劲的势头继续发展。
近代新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是以19世纪民族工业，尤其是新闻报刊业的发展为基础的。文学刊物和新闻报纸副刊是近现代文学的主要刊载场所，而小说是这些文学形式中最受欢迎的形式，所谓“新闻纸报告栏中，异军突起者，小说也”[4]。据阿英调查，最早的小说专刊就是《新小说》，其可观销路刺激了传播领域创办小说专刊的热情，“继有李伯元主编之《绣像小说》（1903）半月刊，共行72期。李之《文明小史》、《活地狱》，刘鹗《老残游记》皆系发表于此。李伯元故后，吴趼人创《月月小说》（1906），行24期，自著有《两晋演义》、《劫余灰》等。《小说林》（1907）出最晚，行12期，载有曾朴之《孽海花》。这是主要的几种……”[5]调查显示，在1902年至1917年的15年时间内创办的文艺期刊有57种，而以“小说”命名的杂志、报纸就有29种。[6]当时的小说专刊是新小说主发阵地，综合性文学刊物和各类专业报刊也会刊载小说，“以助兴味而资多闻”[7]，达到招徕读者扩大阅读群体以致增加发行量的目的。譬如，李涵秋的小说《雌蝶影》载于《时报》，《广陵潮》载于《公论报》，徐枕亚的《玉梨魂》发表于《民权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连载于《世界繁华报》。
媒介是文学传播的物质载体和通道，报刊媒介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存在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称那种通过报刊媒介进入传播领域，并充分考虑到报刊阅读语境的特殊性、阅读对象的阅读趣味、阅读效果和阅读范围的有限性，从而主动调整作品内容、形式以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的文学为报刊文学，近代新小说因此可以称作报章小说。报刊文学的优势是能够迅捷走向社会各阶层，劣势则是版面容量有限，因此，当时短篇小说盛行，而中长篇必须以时断时续的连载形式面世，这将引起小说结构和叙事话语的大调整。由于报刊传媒的发展，阅读大众的需求，大量职业作家的诞生，中国近代社会形成了一个大力吁求小说生产的文学场，为小说的繁荣提供了现实条件。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小说题材比较单一，多为才子佳人、英雄盗匪之类。近代原创与译介新小说则取材极为广泛，涉及科幻、政治、历史、近事、写情、官场、底层，世间众生相被多角度多侧面描绘，跃动的生活图景被立体地展开。由于报刊传播改变了读者群体，读者接受能力被充分考虑，以浅显白话为文成为当时小说革命的一面旗帜。这种白话与明清文人案头小说的白话又有不同。明清白话小说虽然文字浅近但用笔深隐含蓄，须具有相当审美感悟力之人方能领悟其内涵和神韵。近代白话小说追求真正的通俗，简单明白，文学的意蕴之美悄然流逝。为了符合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还提倡俗语和方言小说，以便最大限度地进行文化普及。中国古代小说的文化边缘位置使其创作具有更大的自由性，虽然功利文学观的影响也使小说包含“劝善惩恶”的道德追求，但相对于诗文而言，小说“言志”和“经国”的使命居于娱乐和审美之后。近代新小说倡导者意欲借助小说的浅近易懂走向民众，实现其救世新民的宏大目的，小说原本侧重的娱乐消闲性被压抑，教化和经世功能被极力张扬，从而成为意识形态宣扬的工具，小说地位迅速攀升，成为“文学之最上乘”。总之，中国近代新小说走入了商业运作轨道，适逢政治激变语境，大批职业文人产生，创作热情高涨，作品数量激增，阅读群体和阅读趣味都趋于多样化，表现题材拓宽，文体革新和叙事方式有了重大发展，意识形态宣传效能被强化，它在多种力量争夺制衡的境遇中流露出革新的激情与转型的阵痛。身处场域激变中的新小说作家在启蒙新民和商业盈利的双重功利裹挟之中，萌生出强烈的读者意识，而读者意识恰恰能够整合文学场诸多要素，并进而对近代新小说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影响。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近代新小说读者意识。
为了理清课题所指范围，须对中国文学上的“近代”概念进行辨析。历史发展的衡量指标具有多重性，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都含纳在内，侧重点不同，历史分期亦有不同。当今学界毫无分歧地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历史分水岭，却对近代的终结即现代的开端问题持有不同意见。1949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始和中国近代史的终结，但文学及文化演进与政治经济有关却不完全同步，1919年“五四运动”作为现代文化的起点略微妥当一些，因为这场运动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砸碎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锁链，在文化领域内将国民引入了反传统的现代性境遇中。古代、近代与现代的划分是全世界通行的一套话语命名方式。在中国现代以前的本土，时代命名是以朝代划分的，清代是其最后一个封建制王朝。鸦片战争既是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也是清王朝自身的一个分界线，中国历史1840年至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间，被称为晚清。中国的近代文化则包括晚清到1919年之前的民国年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理清这些时间命名，而不直接用公历纪年法将其简单交代，是为了能够更加清晰全面地搜罗本书研究对象的前期成果。关于晚清小说、近代小说、清末民初[8]小说，乃至鸳鸯蝴蝶派[9]小说和“小说界革命”的研究，都属于我们关注的范围。
本书具体研读的原典范围包括近代1902年至1916年之间的新小说文本与相关理论。虽然第一篇新小说发表于1902年，但倡导以白话小说“使民开化”的第一篇标志性理论文章是1897年几道、别士发表在《国闻报》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之后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饮冰室自由书》等文章也是新小说革命的舆论准备和理论阐述。这一阶段是中国小说空前繁荣的第一季，也是小说叙事由传统向现代勇敢突进和艰难转型的时期。1917年，中国小说界出现了自1902年以来少有的沉寂局面，理论界却亮出了《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之类的战斗檄文，将“新文学”主张推入了一个新高潮，一场比温和改良派更加猛烈彻底的理念转换风暴即将来临。1918年发表的短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主题、文体和叙述方式上正式拉开了现代小说的帷幕，也宣告了近代新小说的结束。因此，本书研究范围包括1902年至1916年之间的新小说，理论和文化背景则可以回溯至19世纪末。
仔细阅读《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国近代文艺报刊概览》，可以看出一条比较明显的趣味与风格转换印迹，即1912年开始，新小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我认同付建舟的观点，以此为界将新小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0]之前倾心于对政治理想的乌托邦抒写、社会黑暗暴露和对庚子事变、华工禁约、立宪运动、种族革命等近事题材反映，思想立意上有强烈的政治干预意识和救世追求，话语形式浅近易懂，多采用通俗白话。之后的小说转向了娱乐目的和哀情主题，还出现了骈文小说的短暂中兴。在声势浩大的新小说运动中，林纾的文言小说创作与翻译一直占据重要席位，短篇小说也颇受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