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之源

近代中国史是在读书人对于西潮冲击的忧患中拉开帷幕的，尽管西学中源说和中体西用论在一个时期内表达了中国人对于祖宗之法的自信甚至自负，但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这种自信力逐步消退。时至清季民初，面对转型时代的意义危机与秩序危机，读书人在中—西、新—旧的纠葛中，援引何种资源因应救亡与启蒙的时代命题，在随后由士逐步转变而为知识分子的几十年中，面对西潮东渐，他们是如何接续晚清以来的传统并制造着以现代性为标识的新传统，这样的应对又是如何影响着他们在被视为历史转折关头的1949年做出或去或留的抉择，甚至对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改造与自我改造发生影响，都是值得探讨的题目。

近代中国的新思潮常常是伴随着新名词[1]的出现而形成的，考察新名词的来龙去脉，进而以历史的方法对新名词作“同情之了解”，或不失为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变迁、探讨上述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在近代新名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域外，包括和制汉语如“民权”等。新名词的选择意味着观念的更替，它们反映了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和传统是如何进行选择的，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近代思想的承续性与断裂性等重大问题。

既往对于民权思想的研究，存在着强调断裂性或承续性以及调和论三种倾向。一种观点立足于近代思想的断裂性，强调西方冲击对于近代民权思想产生的决定性意义。王尔敏分析中国近代人权观念之创生，有四个启念来源：贩卖黑奴问题、女权问题、天赋人权观念、西方民权理论之输入，凡此四者均由西方输入，而儒家先贤所论人格价值与尊严，虽有助于西方人权思想的输入，但与人权意义有相当不同。[2]就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权思想的关系论，许多论者认为民本不等于民权，也不可能自动转化为民权，“民本从未意味着民权或民主。但解释经典以满足新的需要，它本身即是中国思想的一个悠久传统”[3]，“中国历史上的民本论并没有产生民权思想和权利思想。似乎要到19世纪后期，民权思想和权利思想，才在西方的刺激之下出现”[4]。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冲击—反应”等研究模式的反省，越来越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思想的承续性来考察民权思想的起源问题。最为直接的方式，是从前近代的思想尤其是明清儒学中寻找近代思想的萌芽。沟口雄三认为清末中国思想界出现的民权思想虽然源自西方，但明清新儒学孕育出的公平、平等、民权等思想，是近代知识分子引进西方民权思想的母胎，来自西方的思想资源不过是为了更急速飞跃的一个发条而已。[5]余英时认为明清儒学发生了基调转换，表现为对民间社会的重视、富民论的发展、新的公私观的出现，这种新基调对清末民初知识分子选择性地接受西方思想具有暗示作用。黄克武等梳理了185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对公私、民主、自主之权与群己关系的思索，提出了以“民主的儒家”探索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思路。[6]此外，更有论者将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源头，并从中发掘中国本土的民权学说，以先秦儒、墨、道等思想中的民本论为中国本有的民权论。其中，强调墨家学说的学者认为，墨子的天法学说和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为来自民众的权利诉求提供了论据，[7]在先秦的诸子百家中，墨家人权思想最能代表当时下层百姓的利益，墨家对于平民百姓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平等权等都有较多的关注，其人权思想的人民性和民主性在先秦也独树一帜。[8]新儒家则将中国人权思想的起源追溯到儒家。徐复观从孔子那里找到了自由社会的起源，“孔子奠定了儒学基础，同时也就是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他所谓的“自由社会”，“指的是一个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而可改进自己的地位而言”。[9]成中英更将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归功于儒家，他认为“现代西方人权论是在东方哲学，特别是在儒家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即西方人权思想的根源是中国的儒家哲学思想。西方17—18世纪的人权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基础上的，论述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离不开儒家人性论、德性论这个起点”[10]。论者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他们都试图从中国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中寻找近代思想的源头，企图对中国的“民权思想”作“中国中心主义”的分析。

当众多学者批评以“冲击—反应”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过于简单化进而转向“中国中心主义”的时候，汪荣祖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认为此种批评“诚然不误，但切忌因而低估西方向中国挑战以及中国对此一挑战所作反应的众多事实。就晚清思想解放而论，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则根本缺乏求变的深刻‘意愿’，以及导致解放的‘新经验’”[11]。与此同时，开始有论者对“冲击—反应”模式和“中国中心主义”模式分别偏于断裂性和承续性的思路提出质疑，认为二者都不是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确当方法和路径，在研究民权问题时尤其如此，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物境（circumstances）、联想、记忆”这三个元素作为分析民权问题的工具或路径。[12]

近代中国风云际会，各种思潮涌动，不同思想流派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有相当差异，而“民权”不管是舶来品也好，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也好，在近代无疑受到了西方人权思想的浸润。因此，研究民权思想不妨区分不同思想流派，通过具体研究来分疏民权思想中的各种思想资源。在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对人权思想与人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对照，考察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权思想，既方便将近代中国放在世界与全球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也有利于在具体的场景中思考近代思想的承续性与断裂性问题。

这一思路的难度在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民权思想。中国有无自由主义传统，即便是自由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认识。胡适有中国的“自由主义之父”之称，他认为中国有自己的自由主义传统，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中一直绵延不绝的人文主义（humanism）兴趣与理性和唯智识主义（rationalism）方法论相结合，赋予了古代中国思想以自由精神（spirit of freedom），让国人习惯于自由问答、讨论、独立思考，保持怀疑精神，热切而冷静地追求知识，他称之为“中国的苏格拉底传统”。在制度层面，两千年的历史也发展出一个有利于自由传统成长的体制环境，包括：彻底民主化的社会结构；客观的、竞争性的官吏考试甄选制度；政府创立其自身“反对面”的制度和监察制度。这些因素，使中国比日本更适合诞生现代化民主制度，进一步保障自由。[13]

殷海光自诩为“五四之子”，他从承续五四的角度肯定了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与胡适的自由主义本土说不同，殷海光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何以先天不足？中国近代及现代所谓的自由主义，并非土生土长的思想，而是美雨欧风吹进来的。”他认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辉等早期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趋向是，拒绝本民族的资源，以为真能全面排旧，全面取新。[14]

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胡适在谈论中国传统包括自由主义传统时，用中文在国内发表的有关文字与用英文在海外发表的有关文字的区别，[15]注意到了殷海光思想前后期对于中国传统的态度转变，[16]临终前关于孔子和老庄思想的评价[17]，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图景就更加扑朔迷离了。

与民权思想的研究一样，学者们对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也存在着三种倾向：

从分析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自由、权利思想的形成入手，往往容易看到近代自由主义传统的断裂性。夏勇认为，“权利概念的引入为先进的知识分子反省和转化传统不仅提供了概念工具，而且提供了自由主义的伦理原则”[18]。班玮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权利”用语，发现它们在古代是分别存在、分别使用的，而且除了禅宗的教义以外，基本上都被视为应当否认的价值观念。19世纪中叶以后，西洋的近代思想开始传入中国，上述的这些词汇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然后逐步演变成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主题和口号。[19]

从肯认儒家精神的角度容易看到传统的承续性。1982年，狄百瑞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钱穆讲座中，曾把新儒学作为传统中国自由传统的代表，提出新儒家“为己之学”与西方的自由传统有相似之处。随后他又在《中国的自由传统》、《儒学的困境》（1991）、《亚洲价值与人权》（1998）等书中谈到这一问题，将明末以来儒学抗议强权的精神视为自由主义传统。[20]安乐哲和亨利·罗思文（Henry Rosemont）从先秦儒家入手，认为先秦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资源比自由主义的人权要丰富多了，他们不能接受简单的人权观念。[21]

从考察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交融与冲突入手，有学者开始调和两种论调，一方面研究明清以来儒家思想的变迁，另一方面研究清季民初西方思想的冲击。金观涛从1997年开始就以计量研究和观念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实施了一系列研究计划。[22]2000年8月至2002年8月，金观涛、刘青峰、周昌龙、王靖宇、张寿安等人共同主持了“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起源与发展之观念史研究——从乾嘉到五四研究计划”，以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中心，集台、港、大陆、美的综合力量，在长时段中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的源流。其目标有二，一是分析清末民初知识界如何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了解外来冲击的影响；一是梳理传统思想资源本身的发展变化，观察传统资源如何影响对外来新观念的吸收。[23]2004年7月，金观涛与刘青峰又开始了由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19世纪中、日、韩儒家传统与政治文化变迁之比较研究”。

这些课题着眼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的共构关系，上至明中叶甚至更早，下迄五四时期，通过不同学术领域的合作，研究近代中国政治观念的源流及演变，相关研究成果表明，近代中国许多政治观念都是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对话的产物，既不能简单地说是传统固有观念的现代转换，也不能化约为西方思想的中国版本。

仔细研读关于近代中国民权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大多数论者都承认近代思想是中、西思想共谋的结果，近代思想史是承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不同的研究倾向主要来自不同的视角和出发点。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角度看到的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尽管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图景是复杂的，而自由主义传统也扑朔迷离，但当二者叠加在一起时，由于二者互相规限反倒使历史轨迹变得清晰起来。

基于此，本书尝试将目光聚焦于近代中国那群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读书人身上，并以人权问题为切入点，观察这部分人如何依托报刊等现代传媒，以边缘的姿态向中心建言，又是如何塑造历史和被历史塑造的。近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民权（人权）思想究竟融合了哪些资源，为什么自由知识分子会选择这些思想资源，经由各种思想融通而形成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民权（人权）思想的历史面貌如何，正是本书所要着力厘清的问题，而历史的重重迷雾也将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逐步拨开。